萬里被降格任職，中央提議華國鋒同志：讓他去安徽吧

人民大會堂落成那年，北京冬天冷得邪性，腳手架上的焊花卻一夜沒落。萬里把鋪蓋卷兒塞進工地旁一間沒門的工棚，跟瓦匠擠一條通鋪，半夜被凍醒，就蹲在門口啃冷饅頭算進度。十個月“奇跡”背后，其實是他拿秒表掐出來的：缺東北紅松，他直接給林業部打電話，“不給木頭，我就把大會堂的柱子改成水泥”；玻璃運不來，他連夜把火車車皮調到秦皇島，裝船就走。那陣子他口袋里常備兩包煙，一包“大前門”打發工人，一包“熊貓”留著陪蘇聯專家——誰干活利索，就蹭根好煙，跟哄孩子似的。

后來他被扣上“黑干將”帽子，關進牛棚，別人寫檢討，他寫《農村調查筆記》，把馬克思“小農經濟”那段話劃得通紅。1977年，鄧小平一句“要選個敢打糧食的干部”，把他扔到安徽。火車進蚌埠，沿途滿是拎破碗討飯的農民，他把秘書趕下車，自己坐手扶拖拉機鉆進鳳陽，看見一家人大年三十用棉絮煮“稀飯”，當場把省委配給他的特供面粉卸下一半。回合肥開會，他拍著桌子吼：“集體再這么集下去，人都要集沒了！”肥西山南公社第一個偷偷把地分下去，他聽完匯報，只說一句“秋后算帳，增產我請酒，減產我掉頭”，轉身把電話線拔了，省得有人告狀。

1979年夏收，合肥糧庫第一次堆成山，農民把第一袋麥子寫上“萬里收”三個粉筆字，直接扛到省委大門口。那天他蹲在馬路邊，捧新麥嚼得咯吱響，笑得像個剛偷到糖的孩子。后來有人替他算過，安徽農民人均一年多吃兩百斤糧，不是魔術，就是把“大鍋”砸了，換成自家的小鍋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