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球員與戰犯合影，看對納粹法西斯態度的差異與反思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以色列和猶太世界?

● ●●反猶主義

作者：撒冷之眸

近日，一名效力于英國足球俱樂部的日本國家隊球員，手持供奉有軍國主義戰犯照片一事，再度引發了人們對日本歷史態度的擔憂。盡管涉事俱樂部迅速發布了“公關式”的道歉聲明，但事件所折射出的深層問題，即世界對日本軍國主義歷史態度的“輕描淡寫”，與對納粹罪行“零容忍”的鮮明對比，值得我們進行一次嚴肅而深刻的對比性分析與反思。

日本國腳三笘薰與一名少年球員手里舉著日本二戰軍官頭像

布萊頓俱樂部發布的那張爭議照片中，那個頭像是二戰日本陸軍軍官小野田寬郎的頭像——這名二戰日本軍官戰后仍在菲律賓島上長期從事游擊行動，曾殺害數十名當地平民，直到 1974 年才正式投降，被菲律賓政府赦免后回國，隨后在日本社會一度被包裝為“忠誠士兵”“不屈英雄”而受到追捧。

布萊頓球隊為此在輿論壓力下迅速向“中國球迷”道歉，強調“無意冒犯”；但沒有提及菲律賓、韓國等其他受害國，也沒有對背后的軍國主義符號進行任何實質反省，甚至可能該球隊將這個戰犯作為球隊的精神象征。如果這里換作任何一位臭名昭著的納粹戰犯，可以想見：這不僅會是俱樂部的公關災難，更可能是球員職業生涯的災難性轉折——贊美或輕佻“消費”納粹符號，在歐洲很多國家不僅要付出輿論代價，更可能觸犯刑法。

比較世界對待納粹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巨大差異，亞洲人應該反思：為什么猶太人大屠殺成為全人類共同記憶，而日本在亞洲的屠殺與殖民暴行，卻往往只能依靠受害國一再發聲？

一、如果是納粹戰犯頭像，會發生什么？

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其種族滅絕的罪行被全球主流社會一致譴責與唾棄，并形成了不可觸碰的道德與法律共識。在當代歐洲，尤其是德國、奧地利等國：

公開展示納粹標志、為納粹作宣傳，在相當多國家屬于違法行為。德國刑法明確禁止為納粹或與之關聯的組織做宣傳，也禁止公開展示納粹標志，違規者可能面臨罰金甚至監禁。

“美化納粹”“為納粹辯護”在輿論上幾乎是“職業自殺”：政客、藝人、運動員若被發現與納粹符號合影、發表同情言論，往往會遭到媒體圍攻、贊助撤資、職業生涯受重創。

這種“徹底劃清界限”的態度，追責任何否認或美化大屠殺的行文，在德國等一些國家甚至構成刑事犯罪，至今仍在追訴納粹分子。體現的是國家層面“對納粹零容忍”的基本立場。使“納粹”和法西斯成為一個在文明社會中必須嚴厲譴責和制裁的禁忌。

也正因此，如果某位足球明星今天舉著希姆萊、戈培爾、艾希曼之類的頭像與小球迷合影，恐怕不可能“只發一則俱樂部道歉聲明就了事”，球員本人也極可能被聯賽、俱樂部、贊助商多方追責。

而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在當下的一些中文社交媒體上，卻充斥著美化、同情或戲謔納粹的內容；一些無良博主以流量為導向，使用納粹形象、淡化其罪行、利用符號擦邊引發討論，他們或出于偽善的同情巴勒斯坦為目的，或出于反猶反以的目的，或出于宗教仇恨，卻幾乎沒有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或平臺懲戒。這種現象削弱了社會對法西斯罪行的道德免疫力，重新讓極端主義符號在公共空間中“再正常化”，這無論在倫理上還是在歷史認知上都十分危險。

在三笘薰事件中，布萊頓的道歉沒有提到日本軍官屠殺平民的歷史，更無視菲律賓、韓國等國的同樣傷痛。這種態度實際上透露出一種危險假設：仿佛亞洲人民的歷史感受不值得重視。而這些亞洲國家確實也沒有足夠重視對戰犯的追責和對這些歷史的紀念。

二、戰后德國：從“戰敗國”到“反納粹記憶的模范”

德國戰后的路徑，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維度：

1. 司法清算：紐倫堡審判的標志意義

紐倫堡審判不僅在法律上確認了納粹高層的戰爭罪與反人類罪，也在象征層面向世界傳遞：納粹主義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此后，德國內部雖經歷漫長曲折，但總體方向是：納粹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被系統非法化。

2. 制度與記憶：把“反省”寫進國家身份

德國建立了大量紀念館、教育項目、賠償機制，把大屠殺與納粹罪行作為公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0年，德國總理布蘭登在華沙猶太紀念碑前下跪道歉，他的下跪讓德國贏得了真正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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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猶太人遇難者紀念碑，就坐落在聯邦議會附近，被認為象征著“國家權力必須在記憶的陰影之下運作”。

德國法律禁止納粹宣傳和大屠殺否認，許多公共爭論都會以“是否有納粹陰影”作為底線標準。

3. 與猶太社群及以色列的長期互動

德國在外交、教育、賠償層面長期與猶太組織、以色列政府保持溝通，哪怕爭議不斷，基本姿態仍是：“我們曾是加害者，我們有持續的責任。”其核心是：“納粹是一種絕對不可再被正常化的罪惡意識形態。”

因此，任何對納粹符號的不當使用，都可能觸碰法律與政治的紅線。

三、日本：在“和平憲法”與歷史修正主義之間的搖擺

與之對照，日本戰后確實也經歷了戰爭審判，但在“如何記憶自身的侵略與暴行”這一點上，長期存在明顯搖擺：

1. 東京審判的局限與冷戰結構

東京審判對部分戰犯進行了懲罰，但整體規模和深度與紐倫堡相比，更為有限。

冷戰很快到來，美國出于遏制蘇聯與中國的戰略需要，需要一個穩定、親美的日本盟友。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日本社會全面清算軍國主義、重塑歷史敘事的力度，遠弱于歐洲對德國的要求。

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都曾專程祭拜靖國戰犯牌位

2. 靖國神社與“戰犯神格化”

靖國神社供奉了包括 14 名甲級戰犯在內的200多萬沾滿受害者鮮血的“戰歿者”，其中不少被判定為嚴重戰爭罪犯，這一事實本身就是爭議的核心。

每當日本政要在敏感日期“參拜靖國”，中國、韓國乃至其他受害國都會強烈抗議，認為這是對過去侵略歷史的美化與正當化。但抗議歸抗議，沒有實質性效果。

今年（2025 年）紀念戰敗 80 周年之際，日本農相小泉進次郎（小泉純一郎之子）等高官再次在8月15日前后造訪靖國神社，引發韓國政府公開表達“深切失望與遺憾”，要求日本展現“謙抑反省與真誠悔意”。

3. 教科書美化戰犯與“英雄敘事”

部分日本教材淡化侵略性質，弱化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議題；右翼團體甚至公開為戰犯“翻案”，宣稱他們是“為了祖國獻身的英雄”。

小野田寬郎這樣本應在加害者一側被審視的人物，常常被包裝為“堅守信念的戰士”，而對其在菲律賓殺害平民的指控，則被大量輕描淡寫甚至忽略。

日本并非完全沒有反省力量。日本學界、媒體和公民社會中，有不少人以極大勇氣揭露侵略史，反對靖國美化戰犯，也為慰安婦、被強征勞工等受害者爭取承認與道歉。然而，在國家層面的整體姿態上，日本始終沒有形成類似德國那樣、在憲政架構中“制度化的深度反省”。

四、為何“猶太大屠殺”成為全球共識，而“亞洲大屠殺”沒有？

猶太大屠殺和亞洲大屠殺在性質及目的上有許多差異，我們在這里不做過多剖析，但亞洲各受害國應該借鑒猶太人對納粹分子的追責態度和法理手段。

1. 歐洲文明與“自我反省”的動力

猶太人大屠殺發生在歐洲，是西方世界內部的屠殺，這迫使歐洲主流社會不得不正視自己的文明崩塌。

對于西歐來說，反納粹與大屠殺反省，不僅是“為猶太人負責”，也是為自己的民主正當性與道德基礎“重新開戶”。

2. 以色列與全球猶太社群的持續推動

以色列作為猶太民族國家，而猶太民族一半的人口在二戰中慘遭殺戮，在外交層面長期將“記憶大屠殺”置于國家敘事核心位置，建造紀念館、推進相關立法、在國際組織中發聲。

猶太人普遍在思想和文化上比較領先，因此在學術、傳媒、法律、文化產業等領域具有較強影響力，推動大屠殺議題進入全球主流敘事。

3. 亞洲受害國的歷史處境更復雜

二戰后，中國經歷內戰、新中國成立、冷戰對立等歷史階段，較長時間內，中國在西方話語體系中處于邊緣位置。

中國、韓國、東南亞國家在戰后多面臨貧困、政治動蕩等內部問題，對日本的追責與記憶工作，常常被現實政治、經濟依賴、同盟關系所掣肘。

冷戰格局下，美國總體上傾向扶持日本作為“反共堡壘”，相對壓低了對其戰爭責任的追問力度。

雖然這里面有巨大的文化理念的差異，但無論如何，美化甚至神化殘忍的法西斯劊子手在任何社會都應該予以嚴厲譴責和懲罰。

4. 敘事與傳播方式的差異

猶太大屠殺通過大量文學、電影、檔案公開、國際紀念日等方式，成為全球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在許多知名大學，猶太大屠殺成為一門值得世界各國學生研究的課題。

亞洲的二戰記憶在國際傳播上則碎片化嚴重，往往以“中日歷史爭端”“韓日慰安婦爭議”等雙邊沖突形式呈現，很多時候淪為國際政治紛爭的議題，而不是“人類對反人類罪行的共同記憶”。

五、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文明社會的最低共識

需要強調的是：問題在于日本軍國主義及當下的歷史修正主義、右翼政治力量，而不是日本人民整體。

現代日本社會在許多方面高度文明、守法，對和平有真誠認同的日本人也為數眾多。日本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巨大成就及其較高的國民素質贏得了其他國家的好感，從而一定程度上讓他們的過去免受譴責。

但這并不能掩蓋以下事實：

1.將甲級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并在國家層面為“參拜”辯護，是對受害國記憶的公開挑釁，也是對戰后國際法精神的消解。

2.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強征勞工等系統性罪行淡化、否認，意味著對受害者二次傷害。

3.將像小野田寬郎這樣實際參與殺戮平民的軍官包裝成“英雄”，并在大眾文化中加以娛樂化和浪漫化，本質上就是在美化軍國主義價值觀。

在任何文明體系中，無論是基督教、人文主義還是儒家倫理，那些對平民進行大規模屠殺、為侵略戰爭服務的人，都不應成為被膜拜的“英雄”，更不應被體育、教育、文化機構輕率調用。

六、受害國反思：從“民族主義控訴”走向“普世價值的正義”

中國和其他遭受過日本法西斯殘酷迫害的亞洲國家，也都應該要反思，為何猶太大屠殺能得到全球廣泛的共鳴，而日本在亞洲的暴行卻只能受害國不斷抗議和譴責？”

這里至少有三點值得受害國深思：

1. 如何把自身災難，講成“人類共同的故事”？

如果戰爭記憶只被包裝為“民族屈辱”“愛國教育”的工具，國際社會往往會把它視作“國家民族之間的歷史恩怨”，而不是“對人類共同底線的呼吁”。

歷史的紀念和追責不應僅僅訴諸于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應升華為對普世人道主義和反法西斯原則的維護。亞洲各國應加強合作，以“反人類罪”的普遍性視角，共同向國際社會揭示日本軍國主義的危害，促使其正視歷史。

猶太社群在講述大屠殺時，既強調猶太人的特殊遭遇，也是對種族主義、極權主義的普遍反思，這是值得學習的一點。

2. 在紀念方式與學術研究上的長期投入

受害國需要更多高質量的檔案、研究、口述史、影視作品，用多語言講述歷史。

這些工作不應只在國內循環，而應有意識地進入國際學術界、外交場合和全球傳媒。

3.普世價值”與“道義話語權”

當一個國家在國內言論自由、國民待遇等方面存在明顯問題及否認或與“普世價值”存在特色差異時，它在國際舞臺上講“人道主義”“反法西斯”的聲音，很容易被對手指為“政治工具”。

猶太社群和以色列在爭取記憶正義時，也長期通過法律途徑、國際訴訟、言論自由框架來推進，使其訴求與“現代法治與人權話語”緊緊綁定。

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洲受害國如果希望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真正成為“人類共同記憶”，不僅要譴責迫害者，也要不斷提升自身的說服力。

這并不公正，但卻是亞洲受害國家需要正視和反思的現實。

七、回到這張合影：它不是“小題大做”，而是一面鏡子

布萊頓俱樂部的道歉之所以顯得如此單薄，是因為他們只把問題理解為“傷害了中國球迷情感”，而沒有意識到：

小野田寬郎背后，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各國長期殺害平民的慘痛歷史；對戰犯形象的輕率使用，本身就是對軍國主義記憶的再一次“洗白”；在同樣的地理與時間尺度上，若換成納粹戰犯頭像，歐洲社會的反應會完全不同，這種“雙重標準”不是西方的問題，而是亞洲受害國自己的問題。

對納粹，我們理應保持與對日本軍國戰犯相同的道德標準：

對平民的大規模殺戮，是對全人類犯下的罪行，不能因為受害者不是同種人，就被淡化或被“邊緣化”。對戰犯的膜拜、洗白，不論發生在柏林、東京、臺北還是成都，都不應被寬容。

同時，對猶太人民在八十年來堅持捍衛自身記憶與權利的努力，我們應當表達真誠的敬意，他們所做的努力不只是為猶太人，也是對全人類的道義貢獻。

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受害國，也確實需要自我提醒：

如果連手持供奉戰犯照片的行為，都只是以一則不起眼的俱樂部道歉草草收場，則意味著國際社會對這一危險意識形態的警惕性嚴重不足。

紀念歷史，不應停留在情緒化的民族主義，更要在普世價值、國際法、學術與文化上，建立起更有說服力、更能與世界對話的記憶體系。

只有這樣，類似三笘薰與“戰犯頭像”合影這樣的事件，才不會一再被輕描淡寫為“操作失誤”，而會被視為真正需要警醒的——

我們到底用什么態度，在對待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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