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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都會區新生命中心(New Life Centers of Chicagoland)的首席執行官馬特·德馬泰奧(Matt DeMateo)用一句話概括了“中途閃擊行動”(Operation Midway Blitz)對他所服務移民群體的沖擊:“我做這項工作已經二十五年,從未見過如此恐懼。”
當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大規模出現在芝加哥時,移民社群立刻陷入恐慌。孩子不敢去上學,父母不敢去上班,許多家庭甚至害怕去教堂做禮拜。對新生命中心來說,這場危機成了行動的號角。正如德馬泰奧在電話中對我所說,在新生命中心,他們彼此追問的那個問題是:“不論發生什么,我們要怎樣團結起來,把鄰舍照顧好?”
新生命中心成立于二十年前,源自新生命社區教會。這是一家在芝加哥地區擁有二十多個聚會點的非宗派教會。最初,新生命中心以非營利機構的形式創立,旨在回應教會所在街區居民最迫切的需要。以此為起點,它不斷發展壯大,而且只要街坊鄰居提出新的需求,新生命中心就會設立新的項目來回應。
正如德馬泰奧告訴我的那樣,他們的導師輔導項目目前服務大約600名兒童。另外還有一項體育項目,覆蓋了大約2500名青少年,他們參加籃球、壘球、棒球等各類運動。這些孩子中,有相當一部分生活在全市最危險的一些社區里。
新生命中心也致力于社區和平建設工作。志愿者們走上街頭巡邏,努力建立人際關系,為失業者提供支持,并盡力預防暴力發生。德馬泰奧在接受芝加哥當地電視媒體 WGN 新聞頻道采訪時表示,截至今年目前為止,芝加哥“小村莊”(Little Village)社區的槍擊案和兇殺案數量已經下降了 80%。
新生命中心還為成千上萬的人提供食物。德馬泰奧估算,每個月大約有一萬人在這里得到吃的。其中很多人會來到新生命中心的“Pan de Vida 生鮮市集”。在這里,家庭每個月可以來兩次,免費領取新鮮食物和農產品。市集的布置刻意做成普通雜貨店的樣子,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食物賑濟站,讓有需要的家庭在一個溫暖、有尊嚴的環境里挑選食品。
當大批移民在 2022 年開始乘坐巴士抵達芝加哥時,新生命中心再次出手相助。德馬泰奧告訴我,一車車移民從得克薩斯州被運來,在芝加哥市內被隨意丟在不同地點。新生命中心騰出一座倉庫作為應急物資庫,又設立了一個“落腳區”來接待新抵達的人,并幫助大約六千名移民住進配備家具的公寓。
在《利未記》中,上帝對他的子民說:“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并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照顧外來寄居者,是圣經中最明確的誡命之一。而當下時代一大令人悲哀的事實,是有數以百萬計的基督徒在歡呼喝彩,支持政府對移民實施殘酷的鎮壓。
但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如此。在天主教與新教群體中,有許多信徒主動站出來,努力以尊嚴、憐憫和尊重來對待移民。新生命中心的部分工作確實獲得政府資助,但德馬泰奧告訴我,在“中途閃擊行動”期間剛開始援助移民家庭時,他們完全是憑借自己的力量行動,并未動用任何政府資金。
新生命中心本身也有工作人員被 ICE 帶走。用德馬泰奧的話說,那些人本來是移民社群的“心跳與命脈”,如今卻被強行帶走。有些家庭與親人被拆散,苦苦打聽親人被關在何處。
于是,新生命中心的同工親自走進移民的家門。他們送去食物,送去尿布,也盡己所能幫助這些家庭尋找失散的親人。
美國的故事遠談不上完美,但如果說在我們的歷史中有一個始終不變的特質,那就是每當這個國家滑入黑暗,總會有來自美國自身的光亮站出來回應。
戴著面罩的 ICE 執法人員以其強硬的行動登上新聞頭條。然而,與這些頭條對照著,同樣重要的是另一個故事:那些志愿者用自己的時間、財力和友誼實踐“愛鄰舍”的上帝誡命。
我的家人如今住在芝加哥,我們搬來這里,是為了離兒孫更近。我們親眼看見這座城市正經歷艱難時刻。但芝加哥的居民給了我們希望,新生命中心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給了我們這樣的希望。他們理應得到我們毫不吝惜的支持。
大衛·弗倫奇(David French)是《紐約時報》觀點版的專欄作者,主要撰寫法律、文化、宗教和武裝沖突相關議題。他曾參加“伊拉克自由行動”(,也曾是一名從事憲法訴訟的律師。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是《分裂,我們必然墜落:美國分裂威脅及如何修復我們的國家》(“Divided We Fall: America’s Secession Threat and How to Restore Our Nation”)。
從執法擴張到司法反制:ICE 拘押新政與聯邦法院的制度博弈
如果你這幾個月只是掃一眼新聞標題,大概會以為移民議題只剩下邊境鐵絲網的航拍照片、北方城市為安置新到移民而爭執不休的預算聽證,還有誰在競選集會上把“驅逐”喊得更響一點,再加上一串關于 ICE 突擊行動的快訊。
美聯社報道,原本例行、甚至被視作“配合當局”的移民報到,如今越來越多地演變成高風險的計算題,有人在辦公室走廊等號時被當場帶走,有人是在被告知“符合更寬松項目條件”后遭到拘押;在紐約、邁阿密到菲尼克斯的移民法庭門口,聯邦探員成批在聽證結束后把人押上車,背后是一輪顯然經過協調的全國性抓捕;而在加州,即便州法明文禁止在州法院實施移民執法,媒體仍反復記錄到 ICE 人員在法院周邊埋伏逮人;芝加哥的“中途閃擊行動”則在短短幾個月里帶走了數千人,整片拉美裔社區的街道與店鋪陷入低迷與恐慌。
然而,在這些高對比度的新聞畫面之外,還有一條幾乎完全在視野邊緣運行的故事線正在展開。故事的主角不是總統、部長或者市長,而是一支很少上頭條的組合:一邊是負責執行這一整套拘押新口徑的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另一邊是分布在全美各州的至少二百二十五名聯邦地區法官。
前者借著對一條舊法新解,悄悄把可以被拘押的非公民范圍推到幾乎無上限;后者則在一件又一件并不起眼的個案中,用長篇細密的意見書一遍遍寫下同一個結論,這樣的擴張在法律上站不住腳。把這兩條線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只是一場關于移民拘押政策如何被重新武裝的行政故事,更是一場關于聯邦法院如何用手里的案卷,把行政權拉回法律軌道的制度故事。
在執法層面,ICE 正在執行的是特朗普政府對一部已有近 30 年歷史移民拘押條款的“激進再解釋”。行政部門把“哪些非公民可以在遞解程序進行期間被無保釋拘押”的范圍,幾乎推到了最大化的邊界。結果是,原本已經在美國境內長期生活的數十萬、甚或上百萬人,被重新暴露在隨時可能被移民逮捕和長期拘押的風險之下,這種風險在今年夏天之前,從現實角度看并不切近。
大量逮捕發生在 ICE 辦公設施或法院:當事人本是按要求來做例行報到,或參加庇護、身份申請的下一步程序,卻在現場被帶走。一旦被關進拘押設施,他們不再有機會向移民法庭申請解除拘押或獲準保釋。行政當局把這一切包裝成“強制拘押”的擴大版本,并以相對低調的方式在七月開始推行,但在效果上,這一“靜悄悄”的變更與美國各城市正在上演的 ICE 突擊行動中的大規模逮捕高度同構,相當于通過行政詮釋,把原本針對有限人群的拘押條款,變成覆蓋范圍極廣的制度性“拖網”。
與此相對,在司法層面,聯邦地區法院幾乎形成了一個跨地域、跨意識形態的“反制合唱”。自七月以來,至少有 225 名聯邦法官在 700 多起個案中裁定,這一新拘押政策很可能違反移民法本身以及憲法所保障的正當程序權利,且非法剝奪了當事人向移民法庭申請解除拘押、獲準保釋的機會。這些法官由近代歷任總統任命,其中包括數十名特朗普自己提名的法官,分布在逾三十個州;與之相比,全國范圍內支持政府新政策的法官只有個位數。更重要的是,這些判決并非簡單“蓋章式”結論,而是在許多個案中形成了內容扎實、論證完整的長篇意見書,系統拆解行政部門的法律解釋何以偏離條文與先例。
紐約南區的劉易斯·卡普蘭法官不僅在一份 33 頁的裁決中嚴詞否定該政策,還在附錄中列出本院同僚作出的三百五十余份類似裁決,把這種“基層司法共識”集中呈現出來。此前十個月,作者已經多次記錄聯邦地區法院通過禁令、強制令等“強制性救濟”約束特朗普政府其他政策的情形;此次不同在于,當前大量案件形式上是個人尋求從拘押中獲釋的程序性申請,而非直接起訴政策本身,但即便如此,在極短時間內爆發出的密集訴訟,以及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意識形態光譜的法官以壓倒性比例否定行政解釋的格局,仍極為罕見。
最近,加州中區的桑夏因·賽克斯法官更是就這項拘押政策,在至少“確認性救濟”這一層面認證了全國范圍的集體訴訟,把原本零散的“個案救濟”整合成有望在上訴法院、乃至最終在最高法院形成統一法律定性的全國性程序平臺。
整體來看,ICE 在新口徑下的執法,體現出行政部門在移民議題上的高度擴張與強硬,而來自聯邦地區法院的密集判決和程序創新,則體現出數百名聯邦法官正通過個案裁決、集體訴訟資格認證和確認性判決,聯邦法院得以持續而有力地把行政權力拴在既有法律與正當程序的軌道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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