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死是晚清重大轉折

當北伐的太平軍攻抵天津時，震恐的咸豐皇帝發現，他身邊的滿族親貴里，已幾乎無人可用。

從1851至1853年，太平軍僅僅花了兩年多時間，就從廣西金田一路打到了逼近北京的天津靜海。從東北南下增援的滿族黑龍江騎兵馬隊，竟被北伐的太平軍打得丟盔棄甲，有的甚至在被打敗后沿路要飯回到了北京，以致1853年的北京城內，到處都是沿街乞討的所謂八旗精銳。

北京全城震恐，短短幾天內全城就有十幾萬人逃命出城，以致當時北京最為繁華的前門大街一度荒涼無人，而從1644年入關僅僅不到200年時間的滿族八旗兵，此時更是銳氣全消。

但追究起來，在1644年滿清入關不到三十年后的“三藩事變”時，八旗兵其實就早已“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墜地”，只是靠著漢軍八旗才勉強平定叛亂。

就在太平軍起義前36年，嘉慶二十年（1815年），嘉慶皇帝在閱兵中就驚恐地發現，在一次200人的射箭比賽中，當時御林軍里竟然只有5人能全部射中箭靶，滿族八旗不堪重用，而太平軍，則徹底掀開了這個帝國的虛弱老底。

▲滿族八旗兵在1644年入關后就迅速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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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時刻，大清帝國最后的武士僧格林沁，站了出來。

作為與滿族世代聯姻的蒙古科爾沁部落子弟，出身蒙古名門博爾濟吉特氏的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圖哈薩爾的二十六世孫，由于家道中落、出身貧寒，僧格林沁甚至一度淪落到要給富人放牧。

然而命運的轉機出現在1825年，這一年，僧格林沁的遠房族叔、蒙古科左后旗的第九代札薩克郡王索特納木多布齋病逝，在因緣際會下，15歲的僧格林沁被選為札薩克郡王的嗣子，隨后繼承郡王爵，被送到京城與道光皇帝的皇子們一起讀書。

由于僧格林沁的嗣母、第九代札薩克郡王妃是道光皇帝的親姐姐，因此，僧格林沁就意外成了道光皇帝的外甥，以及后來的咸豐皇帝的表兄弟，他一下子從一位幫人放牧的窮小子躍升成為皇親國戚，深得道光皇帝和咸豐皇帝信任，“出入禁闈，最被恩眷”，甚至成為咸豐皇帝時期統領禁軍的侍衛內大臣。

眼看滿族八旗幾乎全數潰敗，就在這危急時刻，僧格林沁隨后率領蒙古騎兵先是在天津擊退太平軍，并趁機追擊俘獲北伐太平軍主將林鳳祥，此后兩年間，僧格林沁與曾國藩一北一南抗擊太平軍，并于1855年徹底擊敗北伐太平軍的殘余部隊、俘獲太平軍將領李開芳，全數殲滅了北伐太平軍。

對于已經腐爛透頂、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來說，僧格林沁無疑是帝國在漢人之外、滿蒙貴族中最后的帝國武士，為此，咸豐皇帝先是特賜僧格林沁“博多羅巴圖魯”稱號，滿語意為“急流一樣不可阻擋的英雄”，隨后，咸豐皇帝又敕封僧格林沁為“世襲罔替”的“博多勒噶臺親王”。

此后，僧格林沁又被稱為“博王”或“僧王”，在大清帝國內部又與曾國藩一起并稱為“南曾北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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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0年代的咸豐皇帝看來，已經腐爛透頂的滿族八旗早已不堪重用，而漢人又不可靠，所以，與滿族世代聯姻的蒙古貴族和蒙古騎兵，就成了晚清時期維系帝國統治的最后倚靠。

早在明朝滅亡以前，為了聯合蒙古部落對抗明朝，努爾哈赤就開始促進滿族與蒙古族的聯姻聯合，據統計，從明朝萬歷四十年（1612年）努爾哈赤迎娶蒙古科爾沁部落貴族女子開始，到1912年清朝滅亡共300年間，滿蒙聯姻共達586次，其中入關前聯姻84次，入關后聯姻502次。以皇太極為例，皇太極9位后妃中，有6位是蒙古后妃，而且所立五宮皇后全是蒙古女子。而皇太極先后又將10名親生女兒和2名養女嫁給了蒙古貴族。

通過聯合蒙古部落對抗明朝，滿族最終得以進入關內奪得漢人江山；而滿人更是通過與漠南蒙古的聯姻結合，最終擊敗了蒙古準噶爾部，從而將國土推進到中亞，擴張成為18、19世紀時震動世界的大清帝國。

對于僧格林沁所屬的蒙古部落，滿清統治者始終堅持恩威并施，“饑則哺之，寒則衣之，來則懷之”；“叛則討之，遁則宥之，降則舍之”；“開誠布信”，“以求服其心”，在這種長達三個世紀的聯姻中，滿蒙兩個民族也密切地結為一體，而蒙古也成為了滿人鞏固北部邊防和南下征討漢人的急先鋒。

而作為道光皇帝的外甥和臨終托孤的四位顧命大臣之一，僧格林沁作為繼位的咸豐皇帝的表兄弟和禁軍統兵大臣，更是位極人臣，在滿蒙時代聯姻的親屬關系中，再加上自己從沒落少年突然被提拔成為皇親國戚重用，僧格林沁也對滿人感激涕零，始終率領蒙古騎兵為大清帝國南征北戰。

與僧格林沁作為蒙古人，從一位草原的窮小子突然躍升為皇親國戚，并統領清朝禁軍拜王封爵相比，在南方為大清帝國力挽狂瀾的曾國藩，因為自己的漢人身份，則始終受盡猜忌。

1853年，因母喪回湖南湘鄉守制的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奉命組建湘軍，隨后就在1854年攻克被太平軍占領的武昌，當捷報傳到京城時，咸豐皇帝喜形于色，對軍機大臣們說：

“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

但首席軍機大臣祁寯藻馬上提醒咸豐皇帝說：

“曾國藩不過是一個回鄉在籍的侍郎，只是個住在農村的匹夫而已，但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人，恐非國家福也。”

聽到這句話后，再考慮到曾國藩的漢人身份，咸豐皇帝當時立馬為之色變：

“黯然變色久之。”

當時，咸豐皇帝本來已經任命曾國藩為湖北巡撫，于是又迅速收回成命，只賞給了曾國藩兵部侍郎的頭銜，此后五六年間，曾國藩就一直以兵部侍郎的虛銜領兵打仗、受盡地方官員的刁難。

▲曾國藩作為漢人，始終備受猜忌

一直到咸豐十年（1860年），鑒于曾國藩率領的湘軍在對抗太平軍中的主力作用，咸豐皇帝才在臨死前，不得不授予曾國藩以兵部尚書、署理兩江總督的實權。因為在咸豐皇帝看來，當時放眼大清帝國，滿人八旗早已腐朽不堪，除了作為蒙古人的僧格林沁之外，滿人已經不得不依靠漢人來維持統治、進剿太平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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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滿人最后的帝國武士，僧格林沁明白，他的終極使命是什么。

在滿蒙貴族幾乎集體衰落，統治階層沒有“自己人”可用的背景下，作為碩果僅存的曾經馳騁歐亞大陸的蒙古黃金家族后裔，如今又為滿人征伐天下的僧格林沁，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個悲劇角色。

就在太平軍叛亂期間，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咸豐八年（1858年），清軍在天津大沽海口戰敗，隨后清廷主和派與英國代表簽署《天津條約》，作為態度鮮明的主戰派，僧格林沁也顯示出了英雄決絕，為此他特地向咸豐皇帝奏請說，必須堅決撤回談判代表，并主張調用全國之兵員，傾全國之糧食，整頓軍隊，與西方侵略者決一死戰。

1859年，咸豐皇帝任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辦大沽口和京東防務，隨后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戰敗的教訓，積極籌建防御工事，1859年6月，英法新任駐華公使普魯士、布爾布隆率領艦隊從上海沿水路，再次北上天津大沽口。

在僧格林沁的指揮下，清軍對英法艦隊發起攻擊，并擊毀5艘英軍戰艦，打死打傷英軍460多人，重傷英軍海軍司令賀布，取得了自1840年西方列強入侵以來，中國軍隊抵抗外國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

面對清軍的英勇還擊，英法聯軍很快發起報復，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共25000人分別占領山東煙臺、遼寧大連，封鎖了渤海灣，隨后又進占天津大沽口，當年9月，在與清廷談判破裂后，英法聯軍迅速侵進北京，隨后3萬清軍在僧格林沁的統率下，與英法聯軍在北京的通州、八里橋一帶展開決戰。

▲1860年北京八里橋之戰，英勇的蒙古騎兵冒著炮火壯烈沖鋒

對于當時仍然以冷兵器為主的清軍來說，這注定是一場悲壯式的抗擊戰爭，而曾經馳騁世界700多年的蒙古騎兵，則將在此戰后，徹底走向衰落。

1860年9月21日，面對7000多先行進抵北京八里橋的英法聯軍，大清帝國最后的武士僧格林沁，親自率領7000多蒙古騎兵和1萬名步兵，在北京八里橋一帶與英法聯軍展開了激戰。

這是一場以冷兵器為主的封建軍隊，與以熱兵器為主的近代軍隊的一次經典對決，而英勇抗擊侵略者的蒙古騎兵，則幾乎全軍覆沒。

當時，英法聯軍裝備的是配備刺刀的前膛燧發槍和滑膛炮，聯軍中甚至裝備有最新的線膛火炮和線膛步槍，在戰陣方面，英法聯軍則采用空心方陣和三排陣列的戰列步兵線等最新戰術。

與之相比，以蒙古騎兵為沖鋒主力的清軍，采用的則是冷熱兵器混用的步騎混合軍隊，綠營軍裝備的是少數進口和仿制的舊式滑膛槍、自制的本國鳥槍，抬槍，抬炮、劈山炮、和大刀、長矛等冷兵器。

戰斗打響后，僧格林沁指揮蒙古騎兵不停地向英法聯軍發起沖鋒，一部分騎兵甚至沖鋒到距離敵人僅有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沖到敵人指揮部附近，但在英法聯軍現代化武器和戰術的攻擊下，僧格林沁的7000多蒙古騎兵幾乎全軍覆沒，而英法聯軍卻僅僅只有12人陣亡。

對于僧格林沁指揮的這支蒙古騎兵部隊，參與了八里橋之戰的法國遠征軍中尉保羅·德拉格朗熱回憶說：

“炮彈和子彈無法徹底消滅他們，騎兵們似乎是從灰燼中重生。他們如此頑強，以至于一時間會拼命地沖到距大炮只有30米遠的地方。我們大炮持續和反復地排射，炮彈于他們的左右飛馳，他們在炮火中倒下了。”

法軍軍官吉拉爾則在《法蘭西和中國》中，對八里橋之戰中僧格林沁指揮的蒙古騎兵印象深刻：

“光榮應該屬于這些好斗之士，確是應該屬于他們！沒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們甘愿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灑下自己的鮮血。這種犧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為偉大的、尊貴的和杰出的…… 這樣的英雄主義在中國軍隊里是經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歐洲則以誤傳誤，竟認為中國軍隊是缺乏勇氣的，此乃是一大謬誤。”

吉拉爾回憶說：

“在整整一個小時內，他們頂住了使他們慘遭傷亡的壓倒火力。這些勇敢的，然而還不夠靈活的戰士與其把戰場易手讓給敵人，還是寧愿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

當時，僧格林沁的旗手也給英法聯軍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對于這位最后的帝國騎兵，英法聯軍回憶說：

“橋口站著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韃靼人（蒙古人），他看起來像是總司令的旗手。他手執一面寫有黑字的大黃旗，并且把這面旗幟不時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長的眼睛都注視著它，因為它正向全體中國軍隊下達著命令……子彈、炮彈在他的周圍呼呼作響，飛嘯而過，而他卻依然鎮靜不動。”

▲英法侵略者描繪的北京八里橋之戰，不屈的清軍與旗手

八里橋戰敗后次日，咸豐皇帝在倉惶中逃亡承德，半個月后，英法聯軍進占圓明園，隨后縱火焚燒了這座舉世聞名的萬園之園，而在火燒圓明園的烈火中，英勇戰敗、幾乎全軍覆沒的僧格林沁，則被罷官奪爵，僅僅保留欽差大臣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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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大清王朝來說，滿蒙貴族早已無人可用。

在這種尷尬中，就在八里橋之戰后不到兩個月，隨著捻軍在北方的興起，清廷再次起用僧格林沁，并恢復其“世襲罔替”的親王官爵，命其率領清軍趕赴山東與捻軍作戰。

就在經歷北京八里橋之戰、被罷免官爵又被再次起用的這一年（1860年），僧格林沁剛好來到“知天命”的50歲（虛歲）。

對于僧格林沁來說，作為帝國最后的武士，他的宿命已定，既然他沒有死在八里橋的戰場上，那么作為戰士，他注定終將死于下一個戰場。

此后五年間，僧格林沁不斷追剿捻軍，并捕殺捻軍著名領袖張樂行，同治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又在山東魯山大敗太平軍的余部賴文光部與捻軍張宗禹部，或許是貪功心切，或許是明白自己終將走向死亡，僧格林沁又不顧一切地繼續追擊太平軍殘部與捻軍，由于連續行軍數十天，僧格林沁當時甚至累得連馬韁繩都拿不住，只能用布帶栓在肩膀上駕馭軍馬。

當時，出身貧寒、為人質樸的僧格林沁，不僅親自率兵沖鋒在前，而且與士兵同甘苦，士兵不吃飯他就堅持不吃飯，士兵們吃什么他就一樣吃什么，作為世襲罔替的親王和禁軍統兵大臣，他甚至不顧身份，經常步行巡視整個大營，與士兵拉家常勘察疾苦，由此深得軍心。

▲滿清八旗無人可用，僧格林沁是最后的武士

但另一方面，作為滿蒙貴族，僧格林沁又深深鄙視從地方團練起家的隸屬漢人的湘軍和淮軍，而作為湘軍和淮軍的統領，曾國藩和李鴻章則深刻明白，清廷始終對漢人處處提防，一方面“喜其剿賊有功”，一方面又“憂其居功不馴”，所以清廷才刻意扶持作為滿蒙貴族系統的僧格林沁出面抗衡漢人勢力。

1864年太平軍平定后，湘軍和淮軍開始被迫裁軍，與此同時，清廷又下令湘軍北上支援僧格林沁繼續圍剿捻軍，但曾國藩明白，清廷的目的是要“以湘軍打先鋒，以蒙古騎兵收功”，所以曾國藩對此一直陽奉陰違、抗命不前，繼續任由僧格林沁孤軍前進，意在消耗清廷和滿蒙貴族中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從而奠定隸屬漢人的湘軍之勢。

就在這種滿漢的矛盾爭執中，加上八里橋之戰后急于雪恥，僧格林沁最終一步步走向了死亡。

就在奉命圍剿捻軍的第五年，1865年5月，急于追擊捻軍的僧格林沁在數十天急行軍后，干脆甩掉步兵，親自率領騎兵部隊追擊捻軍，而捻軍則步步誘敵深入，最終在山東曹州菏澤縣的高樓寨將僧格林沁的部隊重重包圍，盡管奮力突圍，但僧格林沁最終被捻軍追殺于山東菏澤當地的一處麥田，而殺死他的，是一位當時年僅16歲的捻軍小兵張皮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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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清帝國賴以為支柱的最后一位滿蒙武士，僧格林沁，最終還是死了。

對于這個晴天霹靂，清廷極度震驚，僧格林沁遺體運抵北京后，同治皇帝與慈禧、慈安兩位太后親臨祭奠，并賜予僧格林沁謚號曰“忠”，并將其配饗太廟，繪像紫光閣，其子伯彥訥謨祜則襲封親王爵，隨后，僧格林沁的靈柩被送回其故鄉，安葬在科左后旗公主陵一帶（今屬遼寧法庫縣）。

▲僧格林沁王陵碑樓舊貌

作為大清帝國最后的武士和名將，僧格林沁的死，也使得清廷賴以為國家柱石的滿蒙八旗徹底坍塌，此后，清朝的國家主力軍隊，不可避免地由漢人管制的湘軍和淮軍實現了接班，而湘軍和淮軍則協助清廷先后平定了太平軍和捻軍，以及平定陜甘回亂和收復新疆，而李鴻章的淮軍更是一躍成為清朝的國防軍，在淮軍逐漸消亡之后，出自淮軍系統、由袁世凱訓練的新軍逐漸崛起，最終演變成為影響了晚清和民國數十年的北洋軍。

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后，當時清廷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召開內閣會議，決定派滿清貴族、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去湖北剿滅叛軍，對此，指揮不動北洋軍、又怕得要死的蔭昌當場抗議說：

“我一個人馬都沒有，讓我到湖北督師，我倒是用拳頭去打呀，還是用腳去踢啊？”

在袁世凱復出并向清廷逼宮后，隆裕太后則被嚇得流了眼淚，她哭著對袁世凱的馬仔，內閣大臣梁士詒、趙秉鈞、胡惟德說：

“我們母子二人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啦，你們回去好好跟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性命啊！”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最終帶著6歲的小皇帝溥儀，正式宣布退位。至此，268年歷史的大清帝國宣告滅亡。而這場滅亡，從1865年清廷失去最后一位帝國武士僧格林沁算起，不過短短47年時間。

到了1948年，僧格林沁的王陵被毀，但從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就開始為僧格林沁家族守陵的“木洛混”一家則在改漢名姓白后，世世代代堅持為僧格林沁家族守陵。盡管歷經世事滄桑，但對于這位毀譽參半，曾經參與屠殺太平軍和捻軍，又曾經英勇抗擊英法侵略者的人物，白氏后人始終保持著敬意。

到如今，白氏后人每天早起后，總還是會去僧格林沁王陵殘留的青龍碑前上一炷香，然后再去吃飯、下地干活，對此，白氏第10代守陵人、白慶榮對記者說：

“王陵雖然毀了，可碑還在，信義還在，這是老輩傳下來的規矩，不能丟。”

帝國毀譽參半的最后武士，他的陵墓，最終歸于黃土，沉寂風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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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一卜、李弘毅：《晚清悲哀的縮影：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僧格林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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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