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死是晚清重大轉折

當北伐的太平軍攻抵天津時，震恐的咸豐皇帝發(fā)現(xiàn)，他身邊的滿族親貴里，已幾乎無人可用。

從1851至1853年，太平軍僅僅花了兩年多時間，就從廣西金田一路打到了逼近北京的天津靜海。從東北南下增援的滿族黑龍江騎兵馬隊，竟被北伐的太平軍打得丟盔棄甲，有的甚至在被打敗后沿路要飯回到了北京，以致1853年的北京城內，到處都是沿街乞討的所謂八旗精銳。

北京全城震恐，短短幾天內全城就有十幾萬人逃命出城，以致當時北京最為繁華的前門大街一度荒涼無人，而從1644年入關僅僅不到200年時間的滿族八旗兵，此時更是銳氣全消。

但追究起來，在1644年滿清入關不到三十年后的“三藩事變”時，八旗兵其實就早已“射箭箭虛發(fā)，馳馬人墜地”，只是靠著漢軍八旗才勉強平定叛亂。

就在太平軍起義前36年，嘉慶二十年（1815年），嘉慶皇帝在閱兵中就驚恐地發(fā)現(xiàn)，在一次200人的射箭比賽中，當時御林軍里竟然只有5人能全部射中箭靶，滿族八旗不堪重用，而太平軍，則徹底掀開了這個帝國的虛弱老底。

▲滿族八旗兵在1644年入關后就迅速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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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時刻，大清帝國最后的武士僧格林沁，站了出來。

作為與滿族世代聯(lián)姻的蒙古科爾沁部落子弟，出身蒙古名門博爾濟吉特氏的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圖哈薩爾的二十六世孫，由于家道中落、出身貧寒，僧格林沁甚至一度淪落到要給富人放牧。

然而命運的轉機出現(xiàn)在1825年，這一年，僧格林沁的遠房族叔、蒙古科左后旗的第九代札薩克郡王索特納木多布齋病逝，在因緣際會下，15歲的僧格林沁被選為札薩克郡王的嗣子，隨后繼承郡王爵，被送到京城與道光皇帝的皇子們一起讀書。

由于僧格林沁的嗣母、第九代札薩克郡王妃是道光皇帝的親姐姐，因此，僧格林沁就意外成了道光皇帝的外甥，以及后來的咸豐皇帝的表兄弟，他一下子從一位幫人放牧的窮小子躍升成為皇親國戚，深得道光皇帝和咸豐皇帝信任，“出入禁闈，最被恩眷”，甚至成為咸豐皇帝時期統(tǒng)領禁軍的侍衛(wèi)內大臣。

眼看滿族八旗幾乎全數(shù)潰敗，就在這危急時刻，僧格林沁隨后率領蒙古騎兵先是在天津擊退太平軍，并趁機追擊俘獲北伐太平軍主將林鳳祥，此后兩年間，僧格林沁與曾國藩一北一南抗擊太平軍，并于1855年徹底擊敗北伐太平軍的殘余部隊、俘獲太平軍將領李開芳，全數(shù)殲滅了北伐太平軍。

對于已經(jīng)腐爛透頂、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來說，僧格林沁無疑是帝國在漢人之外、滿蒙貴族中最后的帝國武士，為此，咸豐皇帝先是特賜僧格林沁“博多羅巴圖魯”稱號，滿語意為“急流一樣不可阻擋的英雄”，隨后，咸豐皇帝又敕封僧格林沁為“世襲罔替”的“博多勒噶臺親王”。

此后，僧格林沁又被稱為“博王”或“僧王”，在大清帝國內部又與曾國藩一起并稱為“南曾北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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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0年代的咸豐皇帝看來，已經(jīng)腐爛透頂?shù)臐M族八旗早已不堪重用，而漢人又不可靠，所以，與滿族世代聯(lián)姻的蒙古貴族和蒙古騎兵，就成了晚清時期維系帝國統(tǒng)治的最后倚靠。

早在明朝滅亡以前，為了聯(lián)合蒙古部落對抗明朝，努爾哈赤就開始促進滿族與蒙古族的聯(lián)姻聯(lián)合，據(jù)統(tǒng)計，從明朝萬歷四十年（1612年）努爾哈赤迎娶蒙古科爾沁部落貴族女子開始，到1912年清朝滅亡共300年間，滿蒙聯(lián)姻共達586次，其中入關前聯(lián)姻84次，入關后聯(lián)姻502次。以皇太極為例，皇太極9位后妃中，有6位是蒙古后妃，而且所立五宮皇后全是蒙古女子。而皇太極先后又將10名親生女兒和2名養(yǎng)女嫁給了蒙古貴族。

通過聯(lián)合蒙古部落對抗明朝，滿族最終得以進入關內奪得漢人江山；而滿人更是通過與漠南蒙古的聯(lián)姻結合，最終擊敗了蒙古準噶爾部，從而將國土推進到中亞，擴張成為18、19世紀時震動世界的大清帝國。

對于僧格林沁所屬的蒙古部落，滿清統(tǒng)治者始終堅持恩威并施，“饑則哺之，寒則衣之，來則懷之”；“叛則討之，遁則宥之，降則舍之”；“開誠布信”，“以求服其心”，在這種長達三個世紀的聯(lián)姻中，滿蒙兩個民族也密切地結為一體，而蒙古也成為了滿人鞏固北部邊防和南下征討漢人的急先鋒。

而作為道光皇帝的外甥和臨終托孤的四位顧命大臣之一，僧格林沁作為繼位的咸豐皇帝的表兄弟和禁軍統(tǒng)兵大臣，更是位極人臣，在滿蒙時代聯(lián)姻的親屬關系中，再加上自己從沒落少年突然被提拔成為皇親國戚重用，僧格林沁也對滿人感激涕零，始終率領蒙古騎兵為大清帝國南征北戰(zhàn)。

與僧格林沁作為蒙古人，從一位草原的窮小子突然躍升為皇親國戚，并統(tǒng)領清朝禁軍拜王封爵相比，在南方為大清帝國力挽狂瀾的曾國藩，因為自己的漢人身份，則始終受盡猜忌。

1853年，因母喪回湖南湘鄉(xiāng)守制的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奉命組建湘軍，隨后就在1854年攻克被太平軍占領的武昌，當捷報傳到京城時，咸豐皇帝喜形于色，對軍機大臣們說：

“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

但首席軍機大臣祁寯藻馬上提醒咸豐皇帝說：

“曾國藩不過是一個回鄉(xiāng)在籍的侍郎，只是個住在農村的匹夫而已，但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人，恐非國家福也。”

聽到這句話后，再考慮到曾國藩的漢人身份，咸豐皇帝當時立馬為之色變：

“黯然變色久之。”

當時，咸豐皇帝本來已經(jīng)任命曾國藩為湖北巡撫，于是又迅速收回成命，只賞給了曾國藩兵部侍郎的頭銜，此后五六年間，曾國藩就一直以兵部侍郎的虛銜領兵打仗、受盡地方官員的刁難。

▲曾國藩作為漢人，始終備受猜忌

一直到咸豐十年（1860年），鑒于曾國藩率領的湘軍在對抗太平軍中的主力作用，咸豐皇帝才在臨死前，不得不授予曾國藩以兵部尚書、署理兩江總督的實權。因為在咸豐皇帝看來，當時放眼大清帝國，滿人八旗早已腐朽不堪，除了作為蒙古人的僧格林沁之外，滿人已經(jīng)不得不依靠漢人來維持統(tǒng)治、進剿太平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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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滿人最后的帝國武士，僧格林沁明白，他的終極使命是什么。

在滿蒙貴族幾乎集體衰落，統(tǒng)治階層沒有“自己人”可用的背景下，作為碩果僅存的曾經(jīng)馳騁歐亞大陸的蒙古黃金家族后裔，如今又為滿人征伐天下的僧格林沁，從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個悲劇角色。

就在太平軍叛亂期間，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咸豐八年（1858年），清軍在天津大沽海口戰(zhàn)敗，隨后清廷主和派與英國代表簽署《天津條約》，作為態(tài)度鮮明的主戰(zhàn)派，僧格林沁也顯示出了英雄決絕，為此他特地向咸豐皇帝奏請說，必須堅決撤回談判代表，并主張調用全國之兵員，傾全國之糧食，整頓軍隊，與西方侵略者決一死戰(zhàn)。

1859年，咸豐皇帝任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辦大沽口和京東防務，隨后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戰(zhàn)敗的教訓，積極籌建防御工事，1859年6月，英法新任駐華公使普魯士、布爾布隆率領艦隊從上海沿水路，再次北上天津大沽口。

在僧格林沁的指揮下，清軍對英法艦隊發(fā)起攻擊，并擊毀5艘英軍戰(zhàn)艦，打死打傷英軍460多人，重傷英軍海軍司令賀布，取得了自1840年西方列強入侵以來，中國軍隊抵抗外國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

面對清軍的英勇還擊，英法聯(lián)軍很快發(fā)起報復，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共25000人分別占領山東煙臺、遼寧大連，封鎖了渤海灣，隨后又進占天津大沽口，當年9月，在與清廷談判破裂后，英法聯(lián)軍迅速侵進北京，隨后3萬清軍在僧格林沁的統(tǒng)率下，與英法聯(lián)軍在北京的通州、八里橋一帶展開決戰(zhàn)。

▲1860年北京八里橋之戰(zhàn)，英勇的蒙古騎兵冒著炮火壯烈沖鋒

對于當時仍然以冷兵器為主的清軍來說，這注定是一場悲壯式的抗擊戰(zhàn)爭，而曾經(jīng)馳騁世界700多年的蒙古騎兵，則將在此戰(zhàn)后，徹底走向衰落。

1860年9月21日，面對7000多先行進抵北京八里橋的英法聯(lián)軍，大清帝國最后的武士僧格林沁，親自率領7000多蒙古騎兵和1萬名步兵，在北京八里橋一帶與英法聯(lián)軍展開了激戰(zhàn)。

這是一場以冷兵器為主的封建軍隊，與以熱兵器為主的近代軍隊的一次經(jīng)典對決，而英勇抗擊侵略者的蒙古騎兵，則幾乎全軍覆沒。

當時，英法聯(lián)軍裝備的是配備刺刀的前膛燧發(fā)槍和滑膛炮，聯(lián)軍中甚至裝備有最新的線膛火炮和線膛步槍，在戰(zhàn)陣方面，英法聯(lián)軍則采用空心方陣和三排陣列的戰(zhàn)列步兵線等最新戰(zhàn)術。

與之相比，以蒙古騎兵為沖鋒主力的清軍，采用的則是冷熱兵器混用的步騎混合軍隊，綠營軍裝備的是少數(shù)進口和仿制的舊式滑膛槍、自制的本國鳥槍，抬槍，抬炮、劈山炮、和大刀、長矛等冷兵器。

戰(zhàn)斗打響后，僧格林沁指揮蒙古騎兵不停地向英法聯(lián)軍發(fā)起沖鋒，一部分騎兵甚至沖鋒到距離敵人僅有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沖到敵人指揮部附近，但在英法聯(lián)軍現(xiàn)代化武器和戰(zhàn)術的攻擊下，僧格林沁的7000多蒙古騎兵幾乎全軍覆沒，而英法聯(lián)軍卻僅僅只有12人陣亡。

對于僧格林沁指揮的這支蒙古騎兵部隊，參與了八里橋之戰(zhàn)的法國遠征軍中尉保羅·德拉格朗熱回憶說：

“炮彈和子彈無法徹底消滅他們，騎兵們似乎是從灰燼中重生。他們如此頑強，以至于一時間會拼命地沖到距大炮只有30米遠的地方。我們大炮持續(xù)和反復地排射，炮彈于他們的左右飛馳，他們在炮火中倒下了。”

法軍軍官吉拉爾則在《法蘭西和中國》中，對八里橋之戰(zhàn)中僧格林沁指揮的蒙古騎兵印象深刻：

“光榮應該屬于這些好斗之士，確是應該屬于他們！沒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們甘愿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灑下自己的鮮血。這種犧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為偉大的、尊貴的和杰出的…… 這樣的英雄主義在中國軍隊里是經(jīng)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歐洲則以誤傳誤，竟認為中國軍隊是缺乏勇氣的，此乃是一大謬誤。”

吉拉爾回憶說：

“在整整一個小時內，他們頂住了使他們慘遭傷亡的壓倒火力。這些勇敢的，然而還不夠靈活的戰(zhàn)士與其把戰(zhàn)場易手讓給敵人，還是寧愿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

當時，僧格林沁的旗手也給英法聯(lián)軍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對于這位最后的帝國騎兵，英法聯(lián)軍回憶說：

“橋口站著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韃靼人（蒙古人），他看起來像是總司令的旗手。他手執(zhí)一面寫有黑字的大黃旗，并且把這面旗幟不時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長的眼睛都注視著它，因為它正向全體中國軍隊下達著命令……子彈、炮彈在他的周圍呼呼作響，飛嘯而過，而他卻依然鎮(zhèn)靜不動。”

▲英法侵略者描繪的北京八里橋之戰(zhàn)，不屈的清軍與旗手

八里橋戰(zhàn)敗后次日，咸豐皇帝在倉惶中逃亡承德，半個月后，英法聯(lián)軍進占圓明園，隨后縱火焚燒了這座舉世聞名的萬園之園，而在火燒圓明園的烈火中，英勇戰(zhàn)敗、幾乎全軍覆沒的僧格林沁，則被罷官奪爵，僅僅保留欽差大臣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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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大清王朝來說，滿蒙貴族早已無人可用。

在這種尷尬中，就在八里橋之戰(zhàn)后不到兩個月，隨著捻軍在北方的興起，清廷再次起用僧格林沁，并恢復其“世襲罔替”的親王官爵，命其率領清軍趕赴山東與捻軍作戰(zhàn)。

就在經(jīng)歷北京八里橋之戰(zhàn)、被罷免官爵又被再次起用的這一年（1860年），僧格林沁剛好來到“知天命”的50歲（虛歲）。

對于僧格林沁來說，作為帝國最后的武士，他的宿命已定，既然他沒有死在八里橋的戰(zhàn)場上，那么作為戰(zhàn)士，他注定終將死于下一個戰(zhàn)場。

此后五年間，僧格林沁不斷追剿捻軍，并捕殺捻軍著名領袖張樂行，同治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又在山東魯山大敗太平軍的余部賴文光部與捻軍張宗禹部，或許是貪功心切，或許是明白自己終將走向死亡，僧格林沁又不顧一切地繼續(xù)追擊太平軍殘部與捻軍，由于連續(xù)行軍數(shù)十天，僧格林沁當時甚至累得連馬韁繩都拿不住，只能用布帶栓在肩膀上駕馭軍馬。

當時，出身貧寒、為人質樸的僧格林沁，不僅親自率兵沖鋒在前，而且與士兵同甘苦，士兵不吃飯他就堅持不吃飯，士兵們吃什么他就一樣吃什么，作為世襲罔替的親王和禁軍統(tǒng)兵大臣，他甚至不顧身份，經(jīng)常步行巡視整個大營，與士兵拉家常勘察疾苦，由此深得軍心。

▲滿清八旗無人可用，僧格林沁是最后的武士

但另一方面，作為滿蒙貴族，僧格林沁又深深鄙視從地方團練起家的隸屬漢人的湘軍和淮軍，而作為湘軍和淮軍的統(tǒng)領，曾國藩和李鴻章則深刻明白，清廷始終對漢人處處提防，一方面“喜其剿賊有功”，一方面又“憂其居功不馴”，所以清廷才刻意扶持作為滿蒙貴族系統(tǒng)的僧格林沁出面抗衡漢人勢力。

1864年太平軍平定后，湘軍和淮軍開始被迫裁軍，與此同時，清廷又下令湘軍北上支援僧格林沁繼續(xù)圍剿捻軍，但曾國藩明白，清廷的目的是要“以湘軍打先鋒，以蒙古騎兵收功”，所以曾國藩對此一直陽奉陰違、抗命不前，繼續(xù)任由僧格林沁孤軍前進，意在消耗清廷和滿蒙貴族中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從而奠定隸屬漢人的湘軍之勢。

就在這種滿漢的矛盾爭執(zhí)中，加上八里橋之戰(zhàn)后急于雪恥，僧格林沁最終一步步走向了死亡。

就在奉命圍剿捻軍的第五年，1865年5月，急于追擊捻軍的僧格林沁在數(shù)十天急行軍后，干脆甩掉步兵，親自率領騎兵部隊追擊捻軍，而捻軍則步步誘敵深入，最終在山東曹州菏澤縣的高樓寨將僧格林沁的部隊重重包圍，盡管奮力突圍，但僧格林沁最終被捻軍追殺于山東菏澤當?shù)氐囊惶廂溙铮鴼⑺浪模且晃划敃r年僅16歲的捻軍小兵張皮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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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清帝國賴以為支柱的最后一位滿蒙武士，僧格林沁，最終還是死了。

對于這個晴天霹靂，清廷極度震驚，僧格林沁遺體運抵北京后，同治皇帝與慈禧、慈安兩位太后親臨祭奠，并賜予僧格林沁謚號曰“忠”，并將其配饗太廟，繪像紫光閣，其子伯彥訥謨祜則襲封親王爵，隨后，僧格林沁的靈柩被送回其故鄉(xiāng)，安葬在科左后旗公主陵一帶（今屬遼寧法庫縣）。

▲僧格林沁王陵碑樓舊貌

作為大清帝國最后的武士和名將，僧格林沁的死，也使得清廷賴以為國家柱石的滿蒙八旗徹底坍塌，此后，清朝的國家主力軍隊，不可避免地由漢人管制的湘軍和淮軍實現(xiàn)了接班，而湘軍和淮軍則協(xié)助清廷先后平定了太平軍和捻軍，以及平定陜甘回亂和收復新疆，而李鴻章的淮軍更是一躍成為清朝的國防軍，在淮軍逐漸消亡之后，出自淮軍系統(tǒng)、由袁世凱訓練的新軍逐漸崛起，最終演變成為影響了晚清和民國數(shù)十年的北洋軍。

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fā)后，當時清廷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召開內閣會議，決定派滿清貴族、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去湖北剿滅叛軍，對此，指揮不動北洋軍、又怕得要死的蔭昌當場抗議說：

“我一個人馬都沒有，讓我到湖北督師，我倒是用拳頭去打呀，還是用腳去踢啊？”

在袁世凱復出并向清廷逼宮后，隆裕太后則被嚇得流了眼淚，她哭著對袁世凱的馬仔，內閣大臣梁士詒、趙秉鈞、胡惟德說：

“我們母子二人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啦，你們回去好好跟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性命啊！”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最終帶著6歲的小皇帝溥儀，正式宣布退位。至此，268年歷史的大清帝國宣告滅亡。而這場滅亡，從1865年清廷失去最后一位帝國武士僧格林沁算起，不過短短47年時間。

到了1948年，僧格林沁的王陵被毀，但從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就開始為僧格林沁家族守陵的“木洛混”一家則在改漢名姓白后，世世代代堅持為僧格林沁家族守陵。盡管歷經(jīng)世事滄桑，但對于這位毀譽參半，曾經(jīng)參與屠殺太平軍和捻軍，又曾經(jīng)英勇抗擊英法侵略者的人物，白氏后人始終保持著敬意。

到如今，白氏后人每天早起后，總還是會去僧格林沁王陵殘留的青龍碑前上一炷香，然后再去吃飯、下地干活，對此，白氏第10代守陵人、白慶榮對記者說：

“王陵雖然毀了，可碑還在，信義還在，這是老輩傳下來的規(guī)矩，不能丟。”

帝國毀譽參半的最后武士，他的陵墓，最終歸于黃土，沉寂風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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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一卜、李弘毅：《晚清悲哀的縮影：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的僧格林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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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