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皇帝，是把日本當做外藩來看待，朝貢的實質是貿易

當時遠遠落后于中國的日本，由于受東亞“華夷秩序”的影響和制約，歷代統治者一再向中國遣使朝貢。而中國歷代王朝實際上是將日本(倭)作為外藩國看待的。自古以來，外藩朝貢覲見，都帶來本地土特產品，換取大國的饋贈和賞賜，這種進貢和回賜，實際上起了貿易的作用，史學家一般稱之為“朝貢貿易”。簡言之，朝貢貿易就是以朝貢為名，行貿易之實的貿易。作為朝貢國來說，表面雖然承認自己是“附庸國”，而實際上是通過朝貢的形式，獲取其經濟利益扣”。

中日之間最早發生的官方貿易是以倭人“以歲時來獻見”的形式進行的，到了東漢時中日兩國之間的來往有了迅速的發展，不再限于“歲時來獻見”，而且更進一步發展為“遣使奉獻”或“奉貢朝賀”。隋唐時期，日本雖改變了過去向中國王朝稱臣求封的做法，試圖采取對等的立場，但翻檢中國史書，如《隋書》、新舊《唐書》，《冊府元龜》等，仍有多處日本“遣使朝貢”的記載。而且唐朝對遣唐使的稱呼，與對其他國家的使節一樣，亦稱之為“朝貢使”。盡管當時日本名義上沒有接受中國的冊封，但實際上仍處于朝貢受賞的地位，因而隋唐時期的官方貿易仍屬朝貢貿易。

在前期的官方交往中，日本為了得到中國皇帝的冊封，不斷遣使朝貢。由于當時日本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貢品多為奴隸、土特產等中國皇帝不太需要的物品，而日本得到的回賜品無論其實際價值還是使用價值都比貢品貴重得多，回賜的禮品中有黃金、銅鏡、文錦、白絹等珍貴物品。這些回賜品不僅大大滿足了日本統治者對生活“奢侈品”的需要，而且使日本獲得了經濟貿易的厚利。

中國封建社會全盛時期的隋唐時代，中國王朝的回賜品更加豐富，日本每次朝貢都會得到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遠遠超過貢品的回賜禮品。明朝時期，日本統治者認識到與中國通好，獲利豐厚，努力恢復官方貿易，開始了勘合貿易時期。由于明朝想借以剿滅倭患，采取了厚往薄來的籠絡政策，因而日本商人多利用朝貢之名從事貿易活動，以獲得巨利。

對中國的統治階級而言，這種朝貢體制以及隨貢使而來的貿易行為是一種政治性活動，從不計較經濟上的利益，是想籍朝貢這一體制取得四夷的尊崇、臣服，施恩于四夷；而朝貢的各夷族、夷邦則僅需要以奉正朔、稱臣、貢方物，換得數倍乃至十倍以上的賞賜，滿足其經濟上的欲望。因此，《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一稱：“島夷朝貢，不過利于互市賜予，豈真慕義而來”。

且不論日本每次遣使的目的究竟為何，他們從回賜品里得物質利益是無可置疑的。盡管官方貿易的歷史地位、貿易方式和貿易內容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歷代的官方貿易都有一個本質的特點：它與朝廷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需要有密切聯系，它完全是為政治服務。從日本方面講，日本早期的部落國家向中國兩漢王朝遣使朝貢，是希望憑借封建大國的權威來加強自己的地位和統治，企圖得到中國王朝的庇護和支持，在兼并戰爭中獲勝。

邪馬臺國通聘曹魏，是想借助中國皇帝的支持和保護，駕御其所屬部族，鞏固在聯盟內部的統治，以對抗日本列島南部另外一個強大的部落聯盟——狗奴國。倭五王向南朝稱臣納貢，一方面是為了鞏固王權和維護統一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想借中國的權威抗衡高麗北部的高句麗，確保在半島南部的統治權。

隋唐時期，日本出于整頓國家、加強王權的目的，開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全面向中國學習，多次派遣擔負著文化和貿易使命的外交使團，力圖加速移植中國先進的文物制度，以適應社會變革的需要。明朝時期，室町幕府為了通過對明貿易充實幕府的財政，并借助稱雄東皿的明朝的聲威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與明廷保持了近一個半世紀的朝貢貿易。

從中國方面講，各封建王朝之所以與日本保持著這種厚往薄來的官方貿易關系，主要是為了顯示皇帝的威勢和圣德，擴大政治影響，把國內的封將君臣關系推及到周邊各鄰國，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當然，特殊時期還可能有特殊的目的和需要。例如，營魏冊封厚賜邪馬臺國除了對外宣示威德外，更重要的是出于聯倭抗吳的政治需要。

對魏來說，安撫倭國既可以揚威海外，牽制高麗半島諸國的力量，又可以阻擋吳國的北上，孤立孫吳，從而求得東北邊疆的安定，集中力量對付吳、蜀，以加速統一全國的步伐。再如，明朝建立后，明廷從當時的實際形勢考慮，面對倭賊對我國北方沿海的不斷侵擾，決定以允許貿易為交換條件，希望日本能主動禁止倭賊，和平解決倭賊擾邊問題。

當兩國朝廷之間建立起正常，友好的外交關系時，官方貿易便能順利發展；反之，外交關系的中斷或破裂必然會阻礙官方貿易的正常發展。在古代中官方貿易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廣泛的人才和文化交流。通過向“中國”朝貢，日本不僅達到了貿易獲利的經濟目的，而且得到了強盛大國的庇護和支持，同時還實現了人才交流和文化吸收。

早在倭五王時代，倭國遣使到中國在上表求封的同時，便致力于招聘技術人才，以便提高日本的生產技術水平。南朝的劉宋政權應日本的要求，派使者送去了中國工匠漢織、吳織和衣縫兄嬡、弟媛。這兩種技術工人的赴日，極大地提高了日本的紡織和裁縫技術，改善了日本人的衣著。隨使節入唐的留學生和學問僧，也如饑似渴地吸取唐朝先進文化，回國后為改革日本政治制度，發展日本的科技、文化、宗教、藝術等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遣唐使團中還有像藤原清河、阿倍仲麻呂、弁正、靈仙等終身仕唐，從事文化和宗教活動者，他們有力地促進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唐朝也有許多中國人隨官方使團東渡日本，他們之中，有奉命送日本遣唐使回國的送客使或因其它使命赴日的朝廷使節，也有應邀或主動赴且傳播文化的專家、僧侶。其中也不乏有長期留居日本，終身仕日者，如沈維岳、袁晉卿、皇甫東朝等，他們對傳播唐朝文化貢獻頗大。

應邀赴目的高僧也人數眾多，比較著名的有道明、道榮、道瑁等，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做出了杰出貢獻的當數鑒真和尚。鑒真六次東渡，五次未成，歷盡艱險，終于在753年乘坐歸國的遣唐使船成功到達日本。著名的入明僧有仲芳正中、天與清啟、雪舟等揚、桂庵玄樹、了庵桂梧等。在日僧入明的同時，明僧也有以使者身份進入日本者，如仲猷祖闡、無逸克勤、道彝天倫、一庵一如等。

這些入明日僧和渡日明僧促進了中日文化交流，加速了中日之間文化的移植。古代中日官方貿易范圍廣泛，貿易品種類繁多，涉及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隨著日本文明的進步，日本的輸出品數量有所增加，質量有所提高，貢品從最早的奴隸擴展為硫磺、生銅、蘇方木、刀劍、折扇、屏風、漆器、工藝品等。從中國輸入的回贈品及商品比日本的貢品更為豐富，更為貴重，主要有生絲、綢緞、藥材、陶瓷器、書籍、銅錢等。

隨著這些貿易品的廣泛交換，促進了中日之間的科技文化交流，便利了日本全面吸收中國的先進技術，促進了日本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日本通過官方貿易活動，不斷引進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日本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加速了日本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豐富了日本人民的物質生活。隨著中日官方交往和經濟貿易活動的日益頻繁，中國先進的農業、手工業技術陸續傳入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并被廣泛采用。

伴隨著中日兩國經濟貿易活動的廣泛開展，中國朝廷發行的錢幣，或作為貿易品，或作為支付手段，被大量輸入日本，刺激并促進了日本貨幣經濟的發展。日本奈良朝深受中國封建統治者農本思想的影響，十分重視吸取隋唐時期的農業生產技術。為適應農業生產的需要，中國式的犁和名為唐鏝的大型鋤，先后傳入日本，提高了日本農業的生產率。

日本鑒于“耕種之利，水田為本”，中國“堰渠不便之處，多構水車，無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而日本卻“素無此備”，便于829年仿中國水利工具制造了手推、腳踏、牛拉等不同類型的水車，根據各地不同的條件推廣使用。同時，還引進了中國的水稻插秧法，由于朝廷的推廣，迅速普及，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此外，奈良時代的遣唐使還把中國著名農書《齊民要術》帶到日本，向日本人民介紹并推廣了中國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的農業生產技術，這對日本農、技術的提高起了巨大作用。

伴隨著農業技術和農具的東傳，許多傳統的中國優良農作物品種也被移植到日本。自754年東渡扶桑弘布佛法的唐鑒真和尚把制糖法傳入日本后，日本才知道植蔗和制糖的知識。至今，日本人仍奉鑒真為榨糖業的始祖。本人知道關于茶的知識也是從唐朝開始的。遣唐使帝回去的茶葉尚屬達官顯貴的奢侈品，到805年，中國茶籽才由學問僧永忠帶到日本，后來在滋賀縣種植后，逐漸傳遍日本列島。

滋賀縣所在的京都地區，則成為日本著名的產茶區之一。茶葉有提神、養生、延壽之功效，日本人最初一般用于制藥，后來又仿唐人飲茶，從而養成飲茶習慣。這一切，不僅使日本人掌握了許多新的農業知識，而且也改善了日本人的飲食條件。隋唐時期，中國對指導農業生產的歷法也十分重視，曾先后作了多次修改，使中國歷法日趨完善，而每次修改后的歷法，都先后傳入日本。

日本根據農業生產的需要，先后采用了南朝宋文帝時期的《元嘉歷》，唐朝高宗時期的《麟德歷》，玄宗時期的《大衍歷》，代宗時期的《五紀歷》和穆宗時期的《宣明歷》。特別是《大衍歷》和《宣明歷》，代表了唐代歷法的先進水平。《宣明歷》一直沿用到江戶時代，前后使用達一千余年。中國的各種物品以回賜的形式傳入日本，不僅可以滿足日本上層社會的生活需要，而且可以作為仿效、學習的樣品，從而產生更多同類的物品。

中國的養蠶和絲織業早已傳入日本，陳壽在《魏志·倭入傳》中也提到邪馬臺國已有了養蠶和絲織業。但是，景初二年(238年)邪馬臺國女王朝獻的貢品中僅有斑布二匹二丈，說明倭人的紡織技術尚不發達，產品難以充作貢物。魏明帝賜給卑彌呼女王的物品中有紺地交龍錦、紺地旬文錦等絹錦，有絳地縐粟廚、細斑華麗等毛織品，此外還有黃金、銅鏡、真珠等各種珍貴物品。

日本學者木宮泰彥認為：“這些物品當然只是倭人中少數貴族階級玩賞的奢侈品，但也必然在女王國中形成鼓舞新技術，促進文化的動力”正如其所言，到正始四年(243年)女王的貢品之中不見了斑布，而出現了倭錦、絳青縑、錦衣、帛布等多品種和高質量的紡織品，這應該是受到中國紡織技術刺激和影響的結果。銅鏡傳入日本，起了同樣的作用。稀罕的舶來鏡在古代倭人眼中，是權威的象征，顯示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在漢代時，中國的銅鏡已傳入日本，這從本出土的文物中已得到證實。大約從160個遺址中出土了320面漢鏡，幾乎囊括了漢代流行過的所有鏡式。至彌生中期以后，仿制鏡開始大量涌現。據《魏志·倭人傳》記載，曹魏又兩次向女王贈送銅鏡。魏明帝時賜銅鏡百枚，魏帝芳繼位后又賜銅鏡若干枚，如果再考慮到民間的流通渠道，則魏時傳入日本的銅鏡數量是相當可觀的。

但在日本出世的400余枚魏鏡中，并非都是由中國傳入的，其中有一些是在日本制造的仿制品。這些仿制鏡不論從銅制、造型、工藝、文飾等方面都接近了魏鏡，說明這一時期日本的制鏡技術已有了迅速提高口。據統計，日本出土的銅鏡有3000多砸，其中1／3是中國大陸制造的舶載鏡(中國鏡)，約2／3是日本制造的倭鏡(模仿鏡)。

《魏志·倭人傳》載：“男子皆露紛，以木棉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發屈紛，作農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這里說的是很早就較多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筑紫倭人穿的衣服，其他地方倭人的穿著就可想而知了。后來日本使者身狹村主青，檜隈民使博德等帶回去的中國南朝工匠漢織、吳織和衣縫兄媛、弟媛等人，歸化日本。漢織、吳織生產出豐富多彩的中國南方式樣的美麗紡織品，兄媛、弟媛使日本的裁縫技術也有所進步。

正是由于南朝劉宋向大和國支援的這些技工，使日本人民的衣服得以改進，穿著舒適，觸及肌膚覺得溫暖。他們的紡織縫衣技藝，對振興日本產業，改善日本人民生活的作用是顯而易見。唐朝的手工業技術相當發達，唐朝的冶煉技術傳入日本后，稱為“唐鍛冶”。唐代手工業產品種類繁多，制作精巧，造型美觀，馳名天下。遣唐使把精致的工藝品和制作技術大量輸入日本，諸如屏風、唐鏡、棋盤、樂器等數以千計的藝術品至今仍藏于八世紀建成的奈良正倉院中。

其他還有采用鑄金、雕金、透雕、金銀鑲嵌、鍍金等技術制造的金工藝品，施用途漆、干漆、平脫、螺鈿、蒔繪等技術制造的漆工藝品，用蠟染、雕板印染、絞染等技術染制的染制品，錦、綾等高級紡織品，雕花玻璃品等等。這些精莢的工藝品以及高超絕妙的制作工藝至今仍為日本人所熟悉掌握，并得以創新，極大地豐富了日本人的物質文化生活。瓷器的發明和制造，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人類的偉大貢獻之一。

日本直接受到中國陶瓷影響是從隋代開始的，日本僧侶帶回一件珍貴的雙耳盤口青瓷罐，曾保存在推古天皇建造的法隆寺里。到唐代，中國陶瓷大量輸入日本，其中尤以“唐三彩”深受日本民眾的喜愛。據日本學者研究，初期傳入日本的“唐三彩”，可能是赴唐的遣唐使或學問僧接受的禮品，也可能是唐朝使者贈給日本宮廷或大寺院的。日本朝廷十分珍視“唐三彩”的優美造型和高雅風格，并研究“唐三彩”的制作技術，自己制造了在造型、釉色、花紋等各方面都酷似“唐三彩”的一種陶器，名為“奈良三彩”。

“奈良三彩”的誕生，奠定了日本陶瓷發展的基礎。長期以來，日本的陶瓷一直是單方面地接受中國陶器的影響和刺激而向前發展。唐朝廷發行的“開元通寶”，通過遣唐使被大最帶到日本。自708年起，日本模仿唐朝“開元通寶”，開始鑄造“和同開彌”。“和同開彌”鑄造以后，由于當時日本商品經濟尚不發達，除了京畿以外，流通不廣，交易仍以物物交換為主，所以很快便即行廢除。但此后亦作為禮品由遣唐使贈予中國。

“和同開彌”于1970年10月在我國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成為古代中日經濟貿易往來的見證。自“和同開彌”以來，日本一共鑄造了12種銅錢，稱之為“皇朝十二錢”。而自“皇朝十二錢”最后一枚“乾元大寶”于958年鑄造之后，直到江戶時代1636年“寬永通寶”的開鑄，在這約7個世紀期間，日本朝廷沒有再發布鑄錢令。由“皇朝十二錢”的鑄造、使用而帶動起來的，從物物交換到貨幣經濟的變化、發展已勢不可擋。

日本銅錢的停鑄，使得逐漸發展起來的本國貨幣經濟，不得不由大量的中國銅錢來支持。隨著日本國內考古發掘的進步，各地出土了大量中國銅錢。以唐朝“開元通寶”為首的中國銅錢屢見不鮮，可見輸入日本的中國銅錢數額是相當巨大的捧”。近代以來，日本考古學家在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島的全國各地先后出土的“開元通寶”竟達萬枚之多。這些唐代銅錢還有同明代古幣一起出土的，由此可以推測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曾與日本貨幣一起流通于市場。

明代勘臺貿易時期，日本的輸入品以銅錢為第一。明朝對于使臣自進物和國王附搭品的給價，大都用洪武、永樂、宣德等年間的銅錢支付。明“永樂通寶”在日本東部地區大量出土，可見當時銅錢輸入量是相當巨大的。困當時室町幕府本身不鑄錢，即使開鑄，也由于技術、銅質低劣，以至不能當作貨幣流通，所以在交易時，人們還是喜歡使用明永樂錢，稱為“良錢”。

隨著日本國內商業的發達，對銅錢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因此幕府便借進貢為名，來換取中國的銅錢，有時甚至急不可待地公然請求明朝廷賜予銅錢。例如成化四年(1468年)，義政將軍在給憲宗皇帝的國書附件中請求說：“書籍、銅錢，仰之上國，其來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達，以滿所欲。書目見于左方。永樂年間多給銅錢，近無此舉，故公庫索然，何以利民?欽待周急”；

成化十二年(1476年)義政在致明朝廷的國書中再次提出賜銅錢的請求，明朝廷賜銅錢五萬文；成化二十年(1484年)又上書說：“抑敝邑久承焚蕩之余，銅錢掃地而盡，官庫空虛，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圣恩廣大，愿一十萬貫以滿其所求，則賜奠大焉”(橫川景三：《補庵京華集·別集》)，此次勘合貿易使團正使子璞周瑋明白表示：將軍差他入朝目的，就在于要求賜給銅錢。

由此可見，當時賞賜的銅錢在日本經濟土所起的作用是比較重要的，正如日本學者藤家禮之助所言：“簡直可以說，沒有它(指銅錢)就難以指望我國經濟的順利發展”。木宮泰彥也認為：“這筆錢幣，對于日本國內錢幣的流通，當然發生了很大影響，在日本貨幣史上和經濟史上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古代中日官方之間的貿易活動產生的經濟影響，絕不僅僅表現為中國對日本的單方面影響。

在日本引進、吸收中國先進技術的同時，中國從日本的貢品中也接觸到了日本的技術成就，吸收了新鮮經驗，從而得到一定啟發和促進。中國是世界聞名的“絲綢之國”，擁有較先進的紡織技術。但在中國正史中，卻多次記載了“闊幅布”、“珍珠絹”等日本紡織品。李白在贈王屋山人魏萬的詩中云：“身披日本裘，昂藏出風塵”，并在詩下有自注：“裘者朝卿所贈，日本布為之”。

李白在詩中特地吟誦了以日本布做成的“日本裘”，足見在李白眼中，日本布也不是尋常之物。這說明，日本的紡織技術已達到了一定的水平。而且在利用植物纖維織布方面，給中國人提供了新鮮經驗。《后漢書·東夷傳》載：日本人“知織績為縑、布”。日本布可能是用木皮纖維織成的。這種利用植物纖維織布的技術，對推動中國紡織技術的發展，當有借鑒作用。

世界上最早知道造紙的，無疑是中國。但其制法傳入日本后，日本結合本國的原料，經過創造性努力，生產出了極為精良的紙張。《新唐書·日本傳》載：“建中元年(780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興能是第十七次遣唐使布勢清直的音譯，他所帶來的紙張，中國人都沒見過，足見其非同尋常。

興能在唐期間，還曾用日本紙給充當翻譯的唐人楊某寫章草二副，五代人陶谷見此后，雞林紙就是高麗紙，而高麗紙則被《紙墨筆硯箋》評價為：“色如白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只有高麗紙“似可比肩”的日本紙，可見其質她極好。另據唐人李浚所撰《摭異集》記載，唐玄宗的兄弟們要求為他作起居注。

玄宗親筆復信表示同意，“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為答辭，甚謹”。玄宗為對兄弟們的好意表示感謝和尊重，特地拿出日本國紙來作答，足見當時日本紙十分寶貴。宋代以降，隨著日本生產技術的進步，更是向中國輸入了大量精美的工藝品，如日本刀、折扇、屏風、漆器等等，說明日本的手工制作技術在許多方面已超過中國。這些物品輸入中國后，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手工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