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會戰中黨的領導地位及深遠影響——走讀中運河21 | 張可春

只因徐州會戰的兩大戰役臺兒莊大戰和禹王山阻擊戰發生在大運河邊，更與大運河沿岸的英雄土地邳州息息相關，固撰此文，以饗讀者。

一一題記

徐州會戰的歷史背景

如果把中國共產黨100年艱苦奮斗的歷程比作一部恢弘的畫卷，那么抗日戰爭就是這部恢弘畫卷中最閃亮的一節，徐州會戰便是這一節中最輝煌的一個點。如果把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比作一部豐富而生動的教科書，那么徐州會戰就是這部大書中最不該忘記的一頁。

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100多年來第一次徹底打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逼蔣抗日”的背景下，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全國各族人民和世界愛好和平力量熱情支持下取得的。

1938年春天，以臺兒莊大戰和禹王山阻擊戰為標志的徐州會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會戰初期中國軍隊與日軍正面對抗的焦點之一，是勢在必行的一場決定民族前途和命運的戰役。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以此揭開了全國抗日戰爭的序幕。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中國軍民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國各族各界人民熱烈響應，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于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宣布對日作戰。一時間，中華大地戰火紛飛，硝煙彌漫。

1938年初，日軍先后占領了北平、天津、上海后，又接連攻陷南京和濟南，為打通津浦鐵路，連接華北與華中戰場,便調集24萬大軍，爭取南北對進，夾擊徐州，徐州會戰一觸即發。

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抱著“誓死不做亡國奴”的堅定意志，冒著敵人的炮火，前仆后繼，英勇反抗,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特別是歷時一個月的臺兒莊大戰，圍殲日軍近2萬人，取得了抗戰開始后正面戰場的第一次大勝利，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洗刷了民族恥辱，維護了民族尊嚴,振奮了民族精神，堅定了抗戰勝利的信心。

半個月之后，繼臺兒莊大戰之后的禹王山阻擊戰,是徐州會戰第二階段的主戰場，面對日軍有備而來、志在必得的猖狂反撲，致使戰役規模更大、戰線更長、戰況更慘烈。參戰國軍滇60軍，抱著與禹王山共存亡的決心，用血肉之軀筑起鋼鐵防線，浴血奮戰27個晝夜，以減員過半的慘重代價殲敵1.2萬，勝利完成阻擊任務，打破了南下日軍奪取運河、控制隴海、直取徐州的企圖，為徐州60萬國軍完成戰略轉移贏得了寶貴時間。

臺兒莊大戰（1938年3月23日—4月7日；3月中旬的臨沂、滕縣兩戰役,屬于臺兒莊大戰的序幕戰）和禹王山阻擊戰（1938年4月22日—5月18日）的偉大勝利，遲滯和粉碎了日軍“速亡中國”的步伐和企圖，為武漢保衛戰贏得了時間。這一切勝利，正是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路線的結果，它凝聚了整個中華民族的信心和力量，中國共產黨在徐州會戰中的領導作用及其深遠影響將永遠載入史冊 。

周恩來為徐州會戰進獻勝略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的主要任務是代表我黨與國民黨談判，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的政治遠見和軍事謀略在徐州會戰中得到充分體現。

會戰初期，國民黨軍事黨局閉目塞聽，疑慮重重，爭論不休，難下決斷，貽誤了戰局，這是國民黨最高統帥部長期堅持單純“防御戰”方針的必然結果。1938年3月，臺兒莊戰役進入決戰階段。周恩來在武漢，抓住蔣介石辦的“珞珈軍事訓練團”學員去橫店（漢口北20公里）參觀研討德國顧問指揮構建的“模范陣地”之機，以國民黨聘任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身份，發表了對戰局的看法。在學員一片掌聲和歡呼聲中他講道：“這個模范陣地各個火力點體積小、數量多、縱深大；在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在以逸代勞和轉用兵力等方面都是比較好的。但是，古今中外還不曾有專攻防御而能獲得全勝的。我國兵法老祖宗說得好：‘備前則后寡，備左則右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就當前臺兒莊決戰來說，從兵力大小，敵我態勢來看，我們早就應該而且可能分別聚殲坂垣、磯谷兩師團于臨沂、臺兒莊地區了。該兩師團已被分割，并處于我囊形包圍之中，而我位于敵后某強大兵團（指湯恩伯部）則袖手旁觀，目前臺兒莊守軍打得夠艱苦了，岌岌可危！如果外翼兵團再不配合莊內外守軍逆襲突擊敵軍，一旦“利害轉變線”轉化，不僅臺兒莊必勝的戰機遺失可惜，且將蒙受巨大損失。”

周恩來的這番話不脛而走，被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兼軍訓部長的白崇禧獲悉。不久，白奉命赴徐州協助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作戰。臨行前，白向周恩來、葉劍英請教對敵作戰方針，在武昌熊廷弼路白公館長談三個小時。周恩來首先申明應立即迅猛出擊，全殲臺兒莊之敵。他根據我軍各方綜合情報指出：日軍攻打臺兒莊，醉翁之意還在以包圍對包圍，向心合擊徐州，殲滅我強大兵團。果然如此，則我應在合圍之前速殲臺兒莊之敵，主力迅即撤出主戰場。千萬不可四面設防，陷于防御的陣地戰，重蹈淞滬會戰和南京會戰的覆轍。為此，周恩來建議：“在津浦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兩個集團軍在新四軍第四支隊的配合下，采取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戰術，運動于遼闊的淮河流域，使津浦路南段日軍時時受到威脅，不敢貿然北上支援南下日軍。”“而在徐州以北，應以主力采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結合的方針，實行北攻南守，守點打援，已達到各個擊破敵人的目的。八路軍129師組建的津浦支隊開赴魯南，在津浦鐵路北段破襲鐵路，配合徐州作戰。”周恩來的見解高屋建瓴，精辟深刻，白崇禧聽后深為贊賞，到徐州后，立即將周恩來的意見報告李宗仁。

就在徐州會戰進行中，日軍發現中方在徐州集中幾十個師，認為是決戰的大好時機，于是制定方案，從徐州南及西南包圍徐州，切段退路，迅速形成六路合圍之勢。而國民黨高層則準備擴大戰果，徐州地區軍隊由20萬增至60萬，這正中日軍下懷。對此，中共和周恩來深深憂慮。其實臺兒莊戰役之前周恩來就對白崇禧說過：日軍攻打臺兒莊，意在合圍徐州，殲滅我強大兵團。因此建議殲滅臺兒莊之敵之后，主力應迅速撤離，不要重蹈淞滬、南京戰役覆轍。周恩來拜托美軍上校史迪威前往徐州見李宗仁說明：“現在日軍不是六路而是九路包圍徐州，不是企圖，而是行動。這是周恩來要我來敬告你的。”李宗仁感動地說：“患難知己，我一向敬佩周主任，他委托你駕臨真是金聲玉振”。蔣介石得知實情后。不得不下令撤退。

徐州駐軍成功撤退，又一次顯示了中共代表周恩來“金聲玉振，決戰千里”的戰略家智慧。

張愛萍為徐州會戰不辱使命

1938年3月9日，在武漢的周恩來和葉劍英交給中共參謀團高參張愛萍一個“特殊任務”---“去徐州會一會李宗仁，幫他打一仗。”周恩來說：“前幾天我曾同白崇禧談過此事，現在派你再去做做李宗仁的工作。”說著，他來到地圖前，向張愛萍介紹有關情況，并要求張愛萍以八路軍代表的名義，直接會見李宗仁，當面轉達如下意見：一是日軍占領濟南后南下，幾乎是長驅直入，非常囂張，驕兵必敗，而且是孤軍深入；二是濟南以南、徐州以北地形很好，臺兒莊一帶是山區，形勢對我有利；三是廣西軍是有戰斗力的，北邊有八路軍在戰略上配合，牽制日軍；南面有新四軍支隊在津浦線開展游擊戰爭，牽制日軍不能北上。因此，應集中兵力打一大仗，既可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又可以提高廣西軍在整個中華民族中特別是國民黨中的威信。

張愛萍了解到，白崇禧答應向李宗仁面陳周恩來的建議，可是，他到了徐州以后，一直不見李宗仁行動。日軍兩個師團正以臺兒莊為目標，開始合圍徐州。機不可失。張愛萍意識到自己肩上責任重大。

張愛萍趕到徐州以后，見到了李宗仁，直率而激情地勸解到：“司令長官。恕我直言。此戰非打不可，宜早不宜遲，宜聚不宜散，宜快不宜緩。”

“為什么這么說，有什么道理？”李宗仁問。張愛萍回答：“司令長官抗日愛國，有口皆碑。廣西軍隊素以雄武善戰名揚四海，現在求戰心切，只要同仇敵愾，協力奮戰，就能打勝此仗。”

張愛萍說完，李宗仁還是沒做聲。張愛萍于是加重語氣說：“日本驕傲一切，實在欺我太甚。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豈能容忍他們繼續下去！”

“鬼子不好打呀！委員長都干不過他們吶！”李宗仁說。“日軍現在孤軍直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擊的良機。”張愛萍著急地說，“此戰非打不可，再拖延下去，日軍就攻占徐州了！”

李宗仁微微點頭：“你說要打的話，如何打？”“周恩來同志主張圍點打援，我也覺得就是用這個打法。”張愛萍具體地說：“濟南、徐州一線地形復雜，乃伏兵之地。據我們所知，在此布陣，定獲大勝。”說到此，他用手指住了臺兒莊。

“好啊！臺兒莊，打！”李宗仁興奮起來。張愛萍接著說道：“這可是殲敵寇、揚國威、振民心、留青史的事，莫失良機啊！”

為了進一步說服李宗仁，張愛萍利用李蔣之間的矛盾，施激將之法，鄭重提醒李宗仁：“蔣把嫡系部隊悉數后撤，而把非嫡系部隊調往前線，想借日軍之手，消滅異己，保存實力，達一箭雙雕之目的。若將軍打好此仗，必一舉多得，望司令長官，當機立斷。”

李宗仁聽了張愛萍的話，深思良久，終于高興地說：“請轉告周主任（指周恩來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我同意他的意見，他的意見和我不謀而合，請他等待我的捷音！”

第二天下午，李宗仁又把張愛萍叫過來，一起分析敵情，開始了具體的布兵遣將。張愛萍離開徐州第三天，李宗仁把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召到徐州，命令他率部到臺兒莊布防。3月23日，臺兒莊大戰打響了。

周恩來明敏睿智、切中要害的戰略思考和細致周密、靈活機動的戰術意見，得到白崇禧、李宗仁乃至蔣介石的贊許和認同。為此，蔣介石親自到徐州前線視察督戰。

正是由于臺兒莊戰役基本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迅速扭轉戰局，使日軍陷入多面包圍，終于獲得殲敵近兩萬人、日軍瀨谷大佐旅團長被擊斃的重大勝利，成為驚駭中外大捷！

李宗仁的秘書、愛國民主人士程思遠在回憶錄中說得好：“沒有周恩來的建議，臺兒莊戰役不可能取得這樣偉大的勝利。”

共產黨高舉民族統一戰線旗幟

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由于共產黨的努力和誠意，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為了徐州會戰的勝利，周恩來及時提議第五戰區成立文化動員委員會，廣泛宣傳動員，形成全民抗日的局面。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采納了這個建議。1937年11月，第五戰區民眾總動員會成立，李宗仁任主任委員，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特委書記郭子化被聘為總動員會委員，中共黨員郭影秋受我黨委派遣任總動員會組織部總干事，實際掌握總動員會。在郭影秋努力下，各縣成立了總動員會，并以動委組織部的名義向各縣動委會派指導員。第五戰區20多個縣的動委會的指導員都是共產黨員。各行各業、各階層普遍成立群眾抗日組織，有青年抗日救國團、職工抗日聯合會、農民抗日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兒童團、姊妹團等。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第五戰區的民眾抗日團體達1500多個，成員約36萬人。

在臺兒莊戰役期間，第五戰區的抗日團體，組織了宣傳隊、擔架隊、衛生醫療隊和運輸隊開赴前線。徐州所轄與臺兒莊毗鄰的邳縣、銅山縣、沛縣民眾，直接支持中國軍隊抗擊日軍。邳縣動員會集中全縣一萬多輛牛馬車，給前線部隊運送糧食彈藥。青年抗日救國團成立戰地服務隊，組織500余副擔架，冒著槍林彈雨，輾轉運河兩岸，搶救傷員。還成立了“民眾駐軍聯合辦事處”和“兒童服務隊”，負責接待過往部隊，保障食宿，當好向導。沛縣我黨領導的抗日義勇軍兩次襲擊臨城日軍車站，給戰役以直接配合。許多群眾自發送情報、送傷員。徐州所屬8縣僅出動挖戰壕的民工就有五六萬人。修工事缺木材，有的獻出房料，有的老人獻出壽材。總之，哪里有部隊，哪里就有群眾，仗打到哪里，群眾就跟到哪里。

與此同時，在周恩來支持和指導下，全國各地的救亡團體和知名人士，如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平津流亡同學會、北平移動劇團、上海歌詠隊、上海話劇宣傳二隊、四川旅滬同鄉會戰地服務團、云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等40多個團體，以及黃炎培、許德珩、章乃器、李公樸、顧孟余、陳豹隱、梁漱溟、杜重遠、張雨還、楊易辰、張震寰、武衡、榮高棠、冼星海、張瑞芳、金山、王瑩等知名人士，紛紛來徐州進行抗日宣傳。在第五戰區總動員會安排下，他們舉辦演講報告會，演出抗日話劇、歌劇、街頭劇，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開展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

正是由于全面深入地動員和宣傳，振奮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抗戰士氣，形成了前方戰士英勇殺敵，后方民眾全力支援的全民族抗戰的局面。蔣介石在給臺兒莊戰役勝利的賀電中也認為：“此次臺兒莊之捷，幸賴我前方將士之不惜犧牲，后方同胞之共同奮斗，乃獲此初步之勝利。”

著名戰地記者范長江和新華社記者陸詒奉周恩來之命，在臺兒莊戰役勝利后赴徐州，由李宗仁秘書楊萍安排舉行記者招待會。美國武官卡爾遜，英、美、澳、瑞、新加坡、蘇聯等多國記者紛紛發言贊揚臺兒莊戰役的勝利。法國記者馬菊思說：外國人只知道中國為不統一國家，這次集會不同地區部隊與當地群眾密切結合，表現了新的軍民團結一致的關系。英國《新聞紀要報》評論說：“臺兒莊大捷是世界和平秩序之勝利。”德國《哥隆新聞》評述道：“徐州方面中國抵抗之強，殊人意外，最慎重的觀察者亦不能不承認日本必遭失敗。”

共產黨助力六十軍筑起鋼鐵防線

在徐州會戰第二階段，位于邳州北部的禹王山，因為是附近唯一的制高點而成為中國軍隊反復爭奪的焦點，成為徐州會戰第二階段的主戰場。由于日軍是有備而來、志在必得的猖狂反撲，致使禹王山阻擊戰異常慘烈，從1938年4月26日至5月17日，禹王山每天都要經受上千發炮彈的襲擊，原本126米的山峰硬被日軍炮彈轟去2米，整個山頂變成一片焦土。盧漢率領的60軍，浴血奮戰27個晝夜，共殲敵1.2萬人，全軍4萬將士減員近半，戰后由原來12個團縮編成5個團。60軍將士堅守陣地寸步不讓，用血肉之軀筑起了一道鋼鐵防線，為徐州戰區幾十萬國軍完成戰略轉移贏得了寶貴時間。

共產黨在異常慘烈的禹王山抗日阻擊戰陣地助力60軍筑起鋼鐵防線的偉績，也隨世風的清明而日益浮出水面。一是共產黨組織在60軍扎根。堅守禹王山主峰的滇60軍184師師長張沖，很早就與共產黨聯系密切，其政治部主任張致中（原名張永和）是云南第一代共產黨人。1922年初，周恩來代表中央派張致中從江蘇回故鄉云南省委工作，曾任云南臨時省委書記。在此期間，還到張沖任師長的滇軍101師任張沖秘書。1930年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后幸得張沖全力營救出獄。1937年，經黨組織同意到張沖任師長的184師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開赴山東抗日前線。1938年2月26日上午，張沖利用張致中與共產黨的關系，秘密派他去武漢通過黃洛峰與八路軍辦事處聯系，安排張沖與周恩來，葉劍英、羅炳輝見面，并要求派進步青年到184師工作。后來經周恩來、董必武同意，先后派張天虛、周時英、楊華、馬逸飛、薛子正到184師工作，建立了184師地下黨支部，周時英任黨支部書記。周恩來并當場同意張沖師長的請求，從184師派出何現龍、朱家壁、張子齋等人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用不斷輸血換血的方略提高部隊戰斗力。

就在這次會面時，張沖正式向周恩來提出：“我要參加共產黨！”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張沖說：“雖然你形式上還沒入黨，但思想上已經入了黨。那么張沖同志，你就權衡權衡吧，你現在入黨與將來入黨，哪樣更有利于中國革命？”張沖激動地站起來：“同志？！周副主席，我沒聽錯吧？”周恩來也激動地站起來：“是的，張沖同志！”兩人走近，緊緊握手。葉劍英、羅炳輝的手也加進來：“張沖同志！”張沖眼里噙滿淚花：“我聽黨的！”

地下黨支部還在184師內部積極發展新黨員，張仕明、寧堅、王立忠、楊永新等11名官兵先后加入黨組織。后來，黨又從延安派來張子齋同志擔任張沖的秘書，派方正同志接替周時英擔任地下黨支部書記。

在張沖師長默默而有力的支持下，地下黨支部積極開展工作，在部隊十分活躍。他們幾乎是按照八路軍、新四軍的政治工作模式開展活動，大大提高了部隊的士氣和戰斗力。

二是共產黨幫助參戰國軍做好保密工作。自淞滬戰役、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以來，周恩來不斷獲悉國軍電話、電報多次失密，造成不應有的損失。因此，周恩來親自編寫密碼守則，并向軍訓團將校口授，演練保密技術。在舉證因失密而招致部隊重大損失后，他強調指出：一、今后部隊戰場內外活動，包括大小部隊調遣及攻、防、追、退等措施，一律不使用“摩爾斯電碼”發報、通話。無線電報、電話及有線電報、電話，全部改用“密碼”；二、電報、電話全由各級部隊長親譯，不準由譯電員代勞；三、自使用密碼之日起，軍以上單位應開設有無線電偵察臺，凡探悉有用“摩爾斯電碼”發報通話或直接用普通語言通話者，立即追查，給予處分。周恩來編寫的密碼守則得到白崇禧的歡迎，并報蔣介石，通令全軍執行。

當周恩來編寫的密碼守則通過長官部傳達到60軍之后，他們立即決定全軍改用彝族語和白族語通話，大大加強了軍事保密工作，很快變被動為主動，部隊越戰越勇。

三是禹王山阻擊戰堅決貫徹周恩來把運動戰和陣地防御結合起來的戰略戰術。在禹王山阻擊戰前十幾天里，184師在禹王山上拼死了五六千敵人，但自己也傷亡了3000多名弟兄。如果長期拼下去，不出兩個月，滇軍將與敵人同歸于盡。神風奇襲隊摸進禹王山，就是坂垣長期疲勞戰的鋒芒初試。于是張沖師長召集薛子正、馬逸飛、周時英等共產黨員商議對策。

周時英不無憂慮地說：“人會疲勞，鋼鐵也會疲勞，當戰士們疲勞到了極限時，我軍的戰斗力也到了極限。往后，隨著我軍越來越疲勞，坂垣將會派出更多的神風奇襲隊，使我們防不勝防。”

從八路軍辦事處抽調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的薛子正分析道：“從戰術上看，我們的防御戰打得很好；從戰略上看，我們只有守的方針，沒有攻的策略，因而總是被動挨打。更何況孤零零一座山，明晃晃都在敵人眼里，完全被敵人困住手腳動彈不得。敵人利用優勢炮火，想打哪兒就打哪，想什么時候打就什么時候打，弟兄們絕大部分是犧牲在敵人的炮火下的。出發時，周恩來將軍要我轉告你，幾次作戰，要把運動戰和陣地防御戰結合起來，不要一味死守。因此，我們當前的出路是變被動挨打為主動出擊，把戰爭打活。”

“好一個把戰爭打活！”張沖眉頭舒展，微閉的雙眼突然睜大：“周恩來將軍的意思是說，單純的防御戰，只能被動死守，因而防不勝防。如果配合運動戰，主動出擊，于運動中相機消滅敵人，便能把戰爭打活？你們說說，怎樣才能把戰爭打活？”

馬逸飛說：“運動戰爭最靈活的是游擊戰，毛主席在蘇區就形成了系統的游擊戰思想，現在正指揮著八路軍、新四軍的敵后游擊戰。如果我們184師組成游擊隊，再用毛主席的游擊戰思想做指導，這仗就能打活。”

主動進攻，把戰火引向敵人，把疲勞甩給敵人，以進攻達到防守的目的，這就叫作：進攻，是最好的防守。

理論上明確，思想就清楚，行動就堅決。張沖采納了大家的建議，一個以共產黨員為骨干、以王嵐隊長帶領的魯南抗日青年救國團為主力的“滇魯蘇抗日游擊隊”迅速成立起來，并在攻打小楊村、大楊村的日軍營地見到了神奇的效果。

徐州會戰與《論持久戰》

1938年5月18日，隨著徐州60萬國軍完成戰略轉移，只給日軍留下一座空城，這標志著徐州會戰以勝利宣告結束。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在理論上的重大貢獻以及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產生的深遠影響。

抗日戰爭全面暴發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滬戰之后，日本侵略軍長驅直入，向上海、南京一帶步步進逼，國內“亡國論”一度甚囂塵上。可是不到半年，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伏擊日軍精銳板垣師團，殲敵千余人。徐州會戰，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臺兒莊殲敵1萬余人。捷報傳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一些人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一反過去的悲觀情緒，唱起“速勝論”的高調來。在我們黨內，也有受機會主義的影響，說什么頂多四年就能打敗日本侵略者。

是戰是降？莫衷一是。是勝是亡？眾說紛紜。當時的抗戰形勢充滿了未知的迷霧，而對中國抗戰的前途命運，天下熙熙，誰能做出正確而科學的分析判斷？

身居延安窯洞的毛澤東一直思考著中國之命運，抗戰之前途，可以說，一篇為抗戰指出明確方向的文章，在毛澤東的頭腦里醞釀已久。為了徹底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擺脫錯誤抗戰路線的干擾，把全國軍民思想統一到“持久抗戰、奪取抗戰最后勝利”的軌道上來，并為持久抗戰提供科學的理論根據，毛澤東決定寫一部論持久抗戰的理論專著。臺兒莊大戰的暴發，徐州會戰的勝利，為《論持久戰》的問世營造了適宜的時代背景，提供了契機。

1938年5月，徐州會戰后，毛澤東認為那篇醞釀已久的文章時機已經成熟，事實論據已經具備。于是延安城內鳳凰山麓那孔明亮的燈火徹夜通明。毛澤東再次把自己關在了窯洞里，他七天七夜沒有出門，夜以繼日地寫作著早已成竹在胸的文章。除了一天兩頓稀飯和咸菜外，就是在不停地抽著劣質的紙煙，埋頭寫作，以至于連棉鞋被火盆烤著了，他也渾然不覺。警衛員賀清華后來說：“七天七夜不睡覺，就是鐵人也熬倒了啊，主席當時真是拼了命了。”毛澤東就是在這七天七夜里寫成了5萬字的鴻篇巨著《論持久戰》。

毫無疑問，徐州會戰與《論持久戰》密切相關。毛澤東在文中提到臺兒莊戰役有13處之多，比如毛澤東在文中說：“每個月打得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臺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這樣，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斗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為持久戰。”于是毛澤東就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也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以《論持久戰》為題發表了長篇演講。演講中，毛澤東旁征博引，舉一反三，以他一貫生動而不失嚴謹的文風，邏輯縝密地層層推進、梳理，深入淺出地引經據典，擺事實，講道理，深刻分析了中日雙方的情況，指出了中國人民經過長期抗戰取得最后勝利的依據，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將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并且分析了每個階段的特點。這篇文章和這次演講像太陽撥開了籠罩在人們頭上的云霧，對人們當下最關心最憂慮的問題給出了科學合理而又有份量的回答，在延安引起轟動，迅速傳播到各個根據地，成為我黨我軍樹立信心、指導抗戰的行動綱領。

武漢會戰結束后，在陪都重慶，周恩來第一次向白崇禧介紹了《論持久戰》。素有“小諸葛”之譽的白崇禧聽完介紹，他讓周恩來一定送他一本。白崇禧得到《論持久戰》之后，懷著十分的興趣進行了認真研讀，讀完后，他拍案稱贊：“這才是克敵制勝的高韜戰略！”白崇禧在國民黨上層不斷宣揚、介紹“持久戰”理論，很快在當時中國軍事界產生重大影響，由此引起蔣介石的注意。不出所料，蔣介石對《論持久戰》深以為然，武漢會戰后的局面也印證了毛澤東的“抗日戰爭必將經歷的三個階段”的英明論斷。于是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在取得周恩來的同意后，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的戰略指導思想。

《論持久戰》在國際上引起重大反響。當時周恩來寄了一冊給香港的宋慶齡。讀完后，宋慶齡深為認同毛澤東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斷，她找到自己親近的朋友愛潑斯坦等人，把《論持久戰》翻譯成了英文，準備在海外出版。毛澤東得知后，特意為英文版寫了序言：“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

抗戰八年，國共兩黨攜手共御外侮，而指導抗日戰爭的戰略，則是由共產黨人毛澤東提供的。經過時間和實踐的檢驗，證明了抗日戰爭正是按照毛澤東《論持久戰》中所設想的那樣發展的，中國人最終戰勝了日本侵略者。這是100年來中國人民第一次在反對外國侵略的斗爭中取得了完全勝利，歷史見證了毛澤東的科學論斷。《論持久戰》不僅在國內成為指導抗日戰爭的科學的軍事理論，而且在世界軍事學術史上也有極高的學術價值，被列入世界十大軍事名著之一。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56年秋，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海軍航空兵司令官遠藤三郎，在北京見到了他畢生最崇敬的對手毛澤東。遠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縣，15歲入日本士官學校，隨后留學于法國陸軍大學，在日本統治集團中，它被稱為“有思想的軍人”。山形，以出寶刀聞名，就在那一次會見中，遠藤三郎把祖傳的寶刀獻給了毛澤東，表達對中華民族的歉意。寶刀出自14世紀日本鐮倉時代的“國匠”米國光之手，是遠藤少年時代加入軍校時，外祖父贈送給他的傳家寶。這是出乎意料的舉動，是日本軍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禮。遠藤三郎說：“敗要敗得明白，敗在毛澤東手下，日本心悅誠服。”

原來，1947年2月，遠藤三郎作為戰犯被關進了東京的巢鴨監獄，一年后，他被釋放。從此，遠藤三郎在琦王縣耕田為主，除了種地之外，他平日閉門不出，苦苦思考著日本戰敗的原因，直到他讀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的思想才從此轟毀。他說：“自己覺悟在一夜之間，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起碼從三個方面擊中了日本戰略的要害，也擊中了遠藤三郎的要害。”

遠藤三郎說：“實質上，日本在政治動員、意志較量和全球戰略三個方面，都處于劣勢，正是從政治動員、社會組織能力和全球戰略三個方面看，日本必敗，中國的抗戰必勝。”遠藤三郎強調了他對毛澤東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觀點的認同，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再次論述了他的基本觀點，中國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沒有組織，社會沒有組織能力，一旦把人民組織起來，那么中國的社會結構就可以發生根本改變，日本的武士組織，就不能與中國廣大的群眾組織相抗衡。毛澤東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只要人民組織起來，只要有一支人民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在中華民族陷入亡國滅種的時刻，毛澤東的自信的聲音，如號角一般劃破了漫漫長夜。

受到毛澤東所謂“為人類永久和平而戰”論斷的啟發，二戰結束后，遠藤三郎最早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建立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遠藤三郎差不多長毛澤東一年，但是，他卻這樣說：“在他（毛澤東）面前，我好像是一個后輩見到前輩一樣，心中充滿了惶恐與感激。”

有道是：七天七夜，毛澤東拼命寫下雄文《論持久戰》，讓日本軍官誠服來見。

邳州人民的敬畏與景仰

2014年的春天，是一個不平凡的春天。在云南60軍抗戰英烈精神鼓舞感召下，臺、邳兩地文化工作者聯手呼吁：山東、江蘇、云南三地加強溝通合作，共同發掘禹王山抗戰遺址，收集整理歷史資料，尋查陣亡將士遺骨，建立禹王山抗戰紀念碑和禹王山抗日阻擊戰遺址公園，用60軍精品文化把禹王山打造成中華鐵血軍魂英雄山，打造成中國最具人氣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打造成中華民族揚威不屈的精神高地，以此祭奠兩萬為國捐軀的革命先烈。

徐州市委、市政府對建設禹王山抗戰遺址紀念公園高度重視，不但為建設工程撥出巨資，以保證項目工程的實施，還責成邳州市委、市政府專門成立“邳州市禹王山抗日遺址工程指揮部”，并明確一名副市長靠上去抓工程建設。

工程指揮部于2014年11月5日專門下發了“關于征集邳州禹王山抗日紀念遺址文物史料的啟事”。文中指出，禹王山抗日阻擊戰遺址紀念園位于邳州戴莊鎮境內，是徐州市目前唯一的國家級抗戰紀念遺址設施，是蘇北地區遺存最好的抗日戰爭遺址。禹王山抗日阻擊戰是徐州會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革命軍第60軍為掩護主力部隊轉移而開展的艱苦卓絕的戰斗。為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緬懷抗戰英雄業績，經研究，邳州市委、市政府決定實施邳州禹王山抗日紀念遺址修建工程，規劃建設邳州禹王山抗日阻擊戰紀念館，特向社會廣泛征集邳州禹王山抗日阻擊戰各類文物史料，誠望社會各界予以支持。

邳州市委，市政府有關部門及社會各界廣大群眾，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懷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高度的民族責任感，積極響應市委市政府的號召，兵分各路迅速行動起來，克服重重困難，終于趕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之前勝利完工。

施工人員向我們介紹，紀念碑其實是碑館合一，建設方案是由清華大學設計，多個建筑體均在山頂沿著山脊線形成的軸線，布置紀念廣場、鑒池、紀念館、戰壕遺址及禹王廟等主要建筑和場所，最終恰好指向禹王山戰役初次交火地點陳瓦房村的方向。紀念館為地下、地上各8米，分為負一、二層和地面一層。地面突出部分建筑形似碉堡狀，圍繞該建設則是層次分明的三重疊落地建筑結構，寓意參加禹王山抗日阻擊戰的60軍182、183、184三個師。

遠遠望去，紀念碑氣勢恢宏，昂然屹立，堅如磐石，牢不可摧。98歲云南抗戰老兵熊文楷親自書寫的“禹王山抗戰紀念館”八個遒勁有力的大字，在藍天下熠熠生輝，象征著被塵封半個多世紀的英靈重沐陽光。這是對兩萬滇軍英靈的一個公平公正的交代，是對三千萬滇軍后人的一個莫大的撫慰，也是表達190萬邳州人民對禹王山抗戰英烈的敬畏與景仰。喜看今日之邳州，這片兩萬英烈為之獻身的紅色沃土，已建設成美麗富饒的人文邳州、生態邳州、產業邳州、文明邳州，2020年勝利跨進全國百強縣第56名，2020年被評為全國文明城市。

參考書目：

《中國共產黨簡史》

《中共江蘇地方簡史》

《李宗仁回憶錄》

《徐州會戰.親歷記》

《張沖傳》

《浴血禹王山》

《周恩來與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