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印怎樣才能超越中美，編織“第三種”印太秩序？

本文共14091字

閱讀預計約30分鐘

作者 |塔爾哈?拉蒂夫?坦特雷

編譯 | 張咪咪

編譯審核|張謙和 胡可怡

本期編輯|曹寅聰

本期審核|單敏敏 范家菀

編者按

本文運用底層地緣政治框架和批判性國際關系理論，分析印度在印太方向的外交政策行動。文章指出，如果依照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視角看待印度的外交政策，就會認為其充滿前后矛盾和彼此沖突。但基于底層地緣政治框架和批判性國關理論視角就會發現，印度看似矛盾的外交選擇和邊緣化的影響力背后，是一條一以貫之的邏輯主線，即拒絕按照由實力和聯盟策略定義的中等國家預期模式行事，而是在保證戰略自主性情況下，推動構建“更包容”、“更可持續”的區域秩序，力圖呈現有別于美國安全化敘事與中國基礎設施主導模式的“第三種秩序”。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觀察家基金會

一、引言

學術界常以均勢政治、民主聯盟及軟制衡范式解讀印度在印太地區的參與。但這類解讀往往忽略了深刻影響印度外交政策傳統的后殖民意識。本文借助底層地緣政治視角，審視這些研究空白。底層地緣政治源于葛蘭西馬克思主義與后殖民傳統，有助于分析在美國重組印太地區戰略的背景下，印度如何應對自身戰略處境。美國正試圖通過“四方安全對話”（Quad）、“澳英美聯盟”（AUKUS）等小多邊安排重申主導地位，印度的反應反映出一種復雜的調整，這種調整受到歷史背景、戰略上的搖擺，以及地區多樣性的共同影響。

外界常把印度參與“四方安全對話”解讀為是在配合美國主導的印太愿景，但實際情況遠更復雜。印度雖然參與海上對話、軍事協同演習及供應鏈韌性提升等活動，卻始終避免公開采取任何反華立場。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并非猶豫不決，而是如佳亞特里?斯皮瓦克所提出的“戰略性本質主義”—— 即出于實際需求，有意識地參與主流話語體系。

當前全球格局下，美國呈現戰略收縮態勢，自由國際主義的裂痕亦日益凸顯。印度正致力于在該地區確立規范性與發展性核心地位，同時避免淪為西方安全框架的附庸，而上述新變化對印度這一目標的實現產生了影響。

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戰略撤退的典型例證。這一事件不僅標志著“永久戰爭”的結束，也讓外界更加懷疑美國是否仍有能力或意愿維持地區的長期穩定。從底層地緣政治的視角看，這場倉促而混亂的撤軍不僅屬于戰略失誤，也暴露了西方在推動地區秩序建設時所面臨的固有局限。印度此前在阿富汗基礎設施建設和民主進程推進方面投入巨大，卻在外交層面被中國、巴基斯坦和塔利班聯盟牽制，陷入被動處境。喀布爾陷落后，印度政府保持克制與沉默，這一態度表明印度正深刻反思美國承諾的可靠性。此外，美國的戰略優先事項已從大規模軍事行動轉向針對中國的技術經濟戰略，這使得印度的對沖策略更加復雜。美國雖將印度視為其印太戰略的關鍵一環，但其參與存在選擇性——尤其側重西太平洋——導致其對印度洋關注不足。

對此，印度采取分層制度化策略，具體包括擴大“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重振“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IORA），以及與海灣地區、非洲的合作伙伴開展合作。這些行動不僅是區域外聯機制，更可視為弱勢主體為提升韌性與冗余而采取的“底層策略”，旨在讓地區穩定不再受制于超級大國的戰略波動。印度還積極構建敘事，例如推出“區域全面安全與繁榮倡議”（SAGAR）和“印太海洋倡議”（IPOI），試圖挑戰以安全為核心、以西方為中心的印太視角，并希望以基于合作發展、文明遺產與包容性增長的視角取而代之。

“區域全面安全與繁榮倡議”（SAGAR）與“印太海洋倡議”（IPOI）并非單純的政策框架，而是空間干預手段，它們將印度洋從安全化的邊境地帶，重新定位為合作性的文明共享空間。印度將發展安全、海洋生態及區域能力建設納入這些倡議，以此挑戰西方“安全優先”框架與中國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的區域主義。其中，“區域全面安全與繁榮倡議”（SAGAR）通過強調集體韌性而非威懾，踐行底層地緣政治；“印太海洋倡議”（IPOI）則通過推動部門模塊化，允許各國在不開展戰略結盟的前提下參與，進而抵制基于集團的區域主義。

美國從傳統勢力范圍內收縮并非僅局限于阿富汗。盡管美國與海灣君主國存在長期聯盟關系，但其在中東調解沖突的參與度持續下降，對于給予烏克蘭長期支持的態度也日漸曖昧。這使得包括印度在內的諸多國家認為，美國的戰略承諾愈發傾向于交易性質，且難以長期維系。對印度而言，這種不確定性進一步堅定了其維護戰略自主性的立場，尤其傾向于通過議題導向的聯盟而非僵化的集團聯盟實現這一目標。

印度在新興技術與海洋領域態勢感知層面加強了同美國的合作，但拒絕認可《集體安全條約》等基礎性軍事協議，同時持續與俄羅斯、伊朗及中亞共和國保持交往。俄烏沖突爆發后，美國試圖孤立俄羅斯，印度卻采取克制立場。這一立場的形成，不僅源于能源安全考量與對俄羅斯軍事裝備的依賴，更源于印度更廣泛的地緣政治愿景——拒絕簡單的二元對立。該立場與底層地緣政治的本能相符，即避免成為大國競爭的代理人。此外，印度既積極參與金磚國家（BRICS）、上海合作組織（SCO）等平臺，又推動“四方安全對話”（Quad）倡議，這既體現印度奉行的非線性、多維度外交，也反映出后殖民國家面臨的復雜局面。通過這種做法，印度打破了冷戰時期的聯盟政治模式，轉而展現出一種更加靈活務實的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源自其對西方“普世主義”長期以來的懷疑態度。

美國安全保護傘在全球南方的可信度持續下降，為印度帶來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局面。美國影響力減弱，導致海上安全、航行自由等議題難以形成統一立場，但同時也為構建新興替代領導架構創造空間。2023 年，印度在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展現的領導力值得關注，其推動非洲聯盟加入G20、聚焦全球南方發展議程，體現了全球治理領域底層領導力。印度并未一味支持美國戰略目標，而是借此機會倡導多極化發展框架，強調數字公共基礎設施、可持續增長與公平融資。此舉并非反西方，而是后西方——它試圖拓展全球秩序的規范架構，以接納歷史上被排斥或邊緣化的聲音。

在印太語境下，這意味著印度會強調東南亞的核心作用，加大在印度洋的外交投入，并反對構建排他性安全聯盟。印度所倡導的“開放包容”框架，與“澳英美聯盟”（AUKUS）、“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正在形成的技術集團形成鮮明對比。此外，印度在東非的經濟外交、在中東推進的互聯互通項目（如“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以及從莫桑比克延伸至印尼的海軍存在，都體現出一種后殖民語境下的空間戰略。該戰略超越傳統區域主義，拒絕被納入大國等級體系。因此，核心問題并非印度是否會與美國結盟，而是印度將如何構建契合其底層意識的地緣政治體系——這一體系需務實、多元，且以戰略尊嚴為根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底層地緣政治和批判性國際關系理論為基礎，采用定性解釋性方法，考察印度在印太地區持續深化的參與情況。研究重點關注作為后殖民行為體的印度，其戰略行為在話語、空間及敘事層面呈現的特征。

一手資料涵蓋官方聲明、政策文件如“區域全面安全與繁榮倡議”（SAGAR）、“印太海洋倡議”（IPOI）、二十國集團（G20）宣言、印度與美國政策制定者的演講，以及“四方安全對話”（Quad）、“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IORA）等組織的機構白皮書。

研究采用多尺度話語分析法，剖析印度如何構建其印太身份，并將該身份與西方安全化敘事、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視角展開對比。同時，通過過程追蹤法分析印度對重大地緣政治事件的反應，具體包括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澳英美聯盟”（AUKUS）成立及“印太經濟框架”（IPEF）建立。這些事件被視作話語轉折點，印度的戰略沉默、矛盾態度或選擇性結盟，均從中體現出其底層能動性。

研究主題并非預先設定，而是通過反復的文本分析與語境解讀歸納形成。研究通過考察印度參與議題導向聯盟的實踐，分析其印太戰略轉向，發現印度的對沖策略既蘊含雄心，亦兼具謹慎。在全球日益多極化的背景下，研究還探討了美國戰略重組對印度選擇性合作及規范自主性維護產生的影響。

印度構建的海洋框架，體現其戰略敘事和后殖民空間特征，強調文明精神、包容性互聯互通和南南合作。底層地緣政治和批判性國際關系理論框架，可為分析印度抵制等級制集團政治，以及其基于歷史認知、堅持規范自主性的外交立場提供支撐。

研究的最終分析層面，以后西方價值觀、發展主權和空間多元主義為基礎，重新解讀印度的印太戰略，而非將其簡單歸為被動的制衡行為。透過這一研究方法可見，印度的行為獨立于大國競爭，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制衡舉動，而是一種復雜的、由話語構建的地緣政治能動性。這種能動性對主導框架形成挑戰，豐富了區域秩序，并在競爭激烈的印太地區確立了戰略主導權。

三、理論框架：底層地緣政治

與批判性國際關系理論

底層地緣政治隸屬于更為廣泛的后殖民與批判性國際關系傳統。它為解讀國際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不再以主流的戰略理性或物質能力為核心，而是聚焦邊緣性、反抗及認知斗爭等議題。這一概念對傳統地緣政治中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權力地理構成挑戰。

吉羅德?奧圖爾的批判性轉向，以及桑賈伊?查圖維迪對南亞問題的研究，重新構建了地緣政治分析框架，使其聚焦于空間不公與地緣政治沉默現象。這些學者推動我們重新審視行為體，尤其是全球南方行為體，在國際知識、外交及權力體系中的定位。在此背景下，“底層群體”不僅指代物質層面的弱勢者或地理位置處于邊緣的群體，還包括那些在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其推理方式與空間想象長期被忽視的群體。

對印度而言，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行為，既源于其大國抱負，也受殖民統治遺產影響。上述理論框架有助于更深入解讀印度的外交行為。底層地緣政治則凸顯了印度所處的矛盾地位：作為具備全球抱負的地區大國，卻高度警惕霸權秩序。

盡管印度與美國在防務領域開展了大量合作，且在部分海上安全問題上立場一致，但印度仍不愿完全融入西方主導的聯盟體系，這一現象需從上述視角加以理解。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有助于我們認識到，“印太地區”并非單純描述地理空間的中性概念，而是通過戰略話語構建并重塑的空間敘事，服務于特定的地緣政治愿景。

對美國而言，構建“印太地區”這一地緣政治概念，旨在連接亞洲海洋地區，以遏制中國崛起、鞏固自身霸權地位。但對印度來說，“印太地區”具有多重含義：它既是戰略前沿，也是文明空間、發展走廊與文化連接地帶。這種差異，體現了后殖民行為體對地緣政治話語的質疑與重新詮釋。印度拒絕從純軍事視角解讀該地區，進而避免陷入兩極對立的結構性邏輯。相反，印度所構建的空間想象，借鑒了歷史上的海上聯系、文化交流及包容性規范話語，并堅持自身的區域秩序愿景，而非完全沿用西方安全理論術語。

此外，將新古典現實主義納入這一框架，并不會削弱后殖民批判的力度，反而能通過納入影響印度戰略行為的國內觀念因素，讓分析更趨豐富。印度視自身為文明國家的自我認知、對不結盟政策的歷史記憶，以及對議題導向聯盟而非約束性承諾的偏好，均屬重要的觀念因素。這些因素使印度的外交政策選擇更顯復雜，尤其在面臨外部結構性壓力時，例如美國期望印度強化軍事合作，或中國采取強硬立場的情況下，印度需重新調整自身立場。

國內規范性偏好與外部戰略壓力相互作用，催生了獨特的對沖策略，該策略無法簡單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加以解釋。從這一角度而言，印度拒絕遵循“追隨”或“制衡”的線性路徑，這一選擇反映出其與主流地緣政治理性之間存在深刻的認知差異。印度參與國際體系、加入多邊安全論壇、提升與關鍵伙伴的協同能力，同時堅持主權決策與立場模糊性。這些舉動并非矛盾之舉，而是其底層處境的戰略體現——拒絕按照美國主導聯盟體系中對中等國家的預期模式行事。

這種混合理論框架還推動國際關系學者反思自身立場與學科邊界。底層地緣政治和批判性國際關系理論強調敘事多樣性、空間正義及認知謙遜的重要性，而這些價值觀在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理論中往往處于邊緣地位。將這些視角應用于印度印太政策分析，研究關注點便從權力的物質指標或聯盟構建，轉向身份、自主性與話語能動性等更深層次的問題。

印度積極構建“區域全面安全與繁榮倡議”（SAGAR）等概念，強調“基于規則”而非“基于權力”的海洋治理，同時加強與非洲沿岸國家、太平洋島國及西亞地區的戰略接觸，這些舉措表明印度正有意識地豐富印太地區的想象空間。此類行動并非單純的政策選擇，而是后殖民行為體試圖構建替代性世界愿景的地緣政治主張。

底層地緣政治為解讀印度的印太戰略提供了更有效的分析框架，能夠解釋傳統理論（如現實主義和民主聯盟理論）無法充分說明的行為。傳統理論強調物質能力和意識形態一致性，卻無法解釋為何印度即便與戰略伙伴合作，也始終避免作出具有約束力的軍事承諾。印度對發展主權的重視體現在數字公共基礎設施（DPI）和“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等倡議中，這反映出一套無法簡化為權力制衡的規范性議程。印度同時參與“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金磚國家（BRICS）等西方和非西方平臺，體現了一種基于空間多元主義而非集團政治的外交邏輯。這些行為并非立場模糊，而是印度圍繞包容性與自主性原則，致力于重塑區域秩序的明確實踐。

通過聚焦后殖民能動性、規范性主導權和對等級秩序的抵制，底層地緣政治比傳統戰略范式，能更精準地捕捉這種混合性特征。因此，將底層地緣政治、批判性地緣政治與新古典現實主義進行理論結合，可形成一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能夠突破對國家行為的決定論解讀，進而揭示驅動印度在印太地區戰略行為的復雜、矛盾且有時相互沖突的動態因素。

四、印度的印太轉向：

介于戰略對沖與底層主張之間

印度在印太地區的實踐，為后殖民國家如何在大國博弈中保持戰略自主性、避免陷入歷史上曾使全球南方國家邊緣化的聯盟體系，提供了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案例。印度以“區域全面安全與繁榮倡議”（SAGAR）為核心的印太愿景，著重強調發展合作、文明間交流與多邊制度主義。該國并非單純基于遏制或威脅評估的視角來審視該地區，而是致力于構建一種將硬實力與軟實力敘事有機融合的戰略文化。這包括借助與東南亞的歷史聯系，將印度洋視為共享的文明空間，并突出包容性治理框架的重要意義。

這一框架與美國“自由開放的印太”（FOIP）戰略形成鮮明對比。后者的構建日益圍繞海洋治理安全化、供應鏈監管及技術軍事聯盟展開，而印度明確拒絕采納這一立場，凸顯出其底層地緣政治邏輯的連貫性——既避免陷入二元結盟格局，又維護自身的規范性主張與空間主權。印度對 FOIP 戰略的態度并非完全排斥，而是選擇性接納：在其判斷可獲取實際利益的領域，積極參與合作；在可能削弱自身自主性或陷入潛在風險的領域，則主動選擇退出。

印度在“四方安全對話”（Quad）中的參與呈現顯著雙重性。一方面，印度積極參與“四方機制”峰會及工作組，重點圍繞海洋態勢感知、疫苗分配、網絡安全與供應鏈韌性建設等領域推進合作，這些領域與印度作為地區穩定及發展負責任利益攸關方的自我定位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即便面臨其他成員國（尤其美國）的顯性與隱性壓力，印度始終明確拒絕推動“四方機制”向北約（NATO）式軍事聯盟發展。

印度的這種不情愿并非缺乏戰略規劃，而是源于對歷史背景的深刻認知。印度警惕在新權力體系中淪為“附庸”，因為這可能與其長期秉持的戰略自主原則相抵觸。2020 年加勒萬河谷沖突導致中印關系明顯緊張，但此后印度在“四方機制”論壇的討論中，仍避免使用明確的反華表述。相反，印度既繼續與中國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SCO）保持互動，同時也與中國維持復雜的外交溝通。

這種微妙的平衡行為，體現了國際關系中底層聲音的主張——不通過公開宣稱獨立，而是在復雜的多極框架中保持能動性和影響力。這是對地緣政治敘事的一種微妙反抗，拒絕按照外部設定的框架來定義國家角色。

印度對“澳英美聯盟”（AUKUS，澳大利亞、英國、美國三邊協議）的猶豫態度，進一步表明其不愿卷入以遏制為目的的戰略框架?！鞍挠⒚缆撁恕贝砦鞣皆谟√貐^軍事存在的顯著強化，核心內容是核潛艇合作及針對所謂中國“qinlue”的協同能力建設。印度雖認可“澳英美聯盟”可能具備的戰略制衡意義，但始終拒絕公開支持或批評該聯盟。

印度這種刻意的中立立場，反映出其對“澳英美聯盟”可能加劇地緣政治分裂的擔憂——這不僅會威脅東盟（ASEAN）的核心地位，還會疏遠奉行不結盟政策的地區行為體。對印度而言，戰略伙伴關系需保持一定模糊性，以確保政策靈活性。這一點在印度多樣化的戰略舉措中尤為突出：從與美國、日本開展“馬拉巴爾”演習，到與法國、澳大利亞、阿聯酋達成雙邊軍事后勤協議，印度構建起功能性伙伴關系網絡，卻未融入單一聯盟框架。這種做法體現的是強調靈活性、韌性與多元性的秩序愿景，而非僵化的等級制度與集團政治。

印度實施印太愿景，還受到美國在部分地區戰略影響力明顯退縮的影響，這進一步強化了印度政府的謹慎立場。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不僅是美國地區外交政策的一次挫折，更向包括印度在內的多國傳遞出明確信號：美國的承諾存在不確定性。此前，印度已在阿富汗的基礎設施建設、教育支持及能力建設領域投入超30億美元，卻被排除在多哈最終外交談判之外。這一經歷讓印度更加堅定決心，避免在地區安全問題上過度依賴任何單一外部行為體。

同樣，美國相對脫離中東沖突管理，以及對太平洋地區關注度的提升，均表明戰略過度擴張往往會催生交易性關系，導致支持具有不可預測性?；谶@一認知，印度選擇加強與中東、東非及東南亞各類實體的雙邊與多邊互動，構建起可被稱為“自主性水平軸”（horizontal axis of autonomy）的合作網絡。無論是推進“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與阿曼和沙特阿拉伯達成戰略協議，還是為非洲海軍開展能力建設項目，都是印度為應對大國動態的不確定性、鞏固自身戰略立場所采取的具體舉措。

印度的印太轉向，還體現出其構建后西方區域秩序的更大抱負。這一抱負具體表現為印度對東盟中心地位及“環印度洋聯盟”（IORA）的堅定支持，而這兩大平臺的核心導向正是合作安全、文化外交與可持續發展。同時，印度積極參與連接南亞與東南亞的“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這一行動既進一步提升了其推動區域公共產品供給的能力，又規避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所附帶的政治包袱。

這些區域主義形態并非單純的制度便利安排，而是底層地緣政治邏輯的具象體現。它們依托強調共同發展與分散式領導力的橫向框架，以此對沖中美競爭形成的縱向權力格局。印度的立場并非對抗性反霸權，相反，它試圖通過多元化、冗余機制構建及替代性規范塑造，弱化霸權效應。在海洋領域，印度對“印太海洋倡議”（IPOI）的重視，體現出其在海洋生態保護、災害風險應對、藍色經濟推進及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開展合作的決心。這些平臺獨立于美國戰略利益，不依附其存在，為印度提供了發揮領導作用、提升中小沿海國家話語權的自主政策空間。

印度這一微妙的印太戰略，無疑已引發廣泛關注。越來越多尋求替代美中主導框架的行為體，開始將目光投向印度。法國將印度視作印太地區的核心伙伴，兩國在戰略自主與包容性區域主義愿景上形成共識。日本則調整其“自由開放的印太”（FOIP）戰略，以契合印度的敏感訴求與外交節奏。即便對外部干預歷來持謹慎態度的東盟成員國，也開始在網絡治理、疫情應對等領域，更開放地與印度開展合作。

然而，印度仍拒絕迫于壓力以對抗性措辭定義其在印太地區的角色，其不將自身定位為未來沖突中的前線國家，而是平衡的促進者。這一角色既是更廣泛后殖民認識論的產物，也是對該認識論的貢獻。這種認識論認為，權力并非單純基于脅迫或聯盟，而是一種分散性能力，能夠設定議程、構建團結并應對不確定性。

因此，印度印太立場的混合性——兼具戰略自主傾向與議題導向型協作特征——揭示出潛在矛盾，這些矛盾在地緣政治緊張加劇時或將顯現。盡管印度通過拒絕正式結盟彰顯戰略自主，但其與美國在防務協同領域的合作持續深化，包括聯合軍事平臺建設、情報共享協議推進及新興技術合作開展等舉措，正使其日益融入西方安全架構。這種融入狀態可能削弱印度在危機時刻（如2025年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維持話語中立的能力，因為戰略伙伴會對印方的立場提出更高要求。

這種緊張態勢不僅源于外部，還受國內政治需求影響。文明主權與不結盟原則是印度作為后殖民國家自我認同的核心。要平衡這些矛盾，需要一種精心設計的模糊策略，這并非優柔寡斷，而是一種底層的立場多元性戰略：參與而不依附，結伴而不融合（engaging without enlisting, aligning without absorbing）。

印度通過以下方式維系這種平衡：對各類伙伴關系實施分類管理、推進多軌并行的制度路徑，同時拒絕安全化二元對立的規范性話語。這些策略使印度能夠在多極化秩序中保持自主能動性，也能適應基于具體議題的務實合作需求。本質上，這種在精準結盟與戰略自主之間的動態平衡并非固定教條，而是一種持續調整的智慧，其連貫性并不在于消除矛盾，而是在不同空間、制度及敘事層面管理駕馭這些矛盾。

五、美國戰略重組：機遇還是制約？

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尤其是“自由開放的印太”（FOIP）框架下的布局，標志著其為應對全球格局變化所做的審慎調整。當前全球格局的顯著特征，中國的自信態勢以及地區分裂趨勢。近年來，通過一系列經濟和安全舉措，這種調整變得更加明確，包括推進“印太經濟框架”（IPEF）、達成AUKUS，以及對菲律賓、日本和關島防御態勢的更多關注。

美國政府希望通過構建新的技術軍事聯盟，保護全球供應鏈、關鍵技術與航行自由，進而實現地緣政治轉向。但對印度而言，美國構建的這一新興架構雖提供了部分協同機會，卻也因雙方在實力地位、戰略視野及歷史經驗上的不對稱性而構成困境。在持續演變的印太格局中，印度身處核心位置，卻始終秉持審慎立場：在利益交匯處與美國接軌，卻避免在安全態勢或規范理念上全面趨同——尤其是那些基于自由主義普世觀或戰略遏制思維的理念。

2022年以來的事態發展，凸顯出美印戰略協作固有的局限性。俄烏沖突爆發后，美國希望印度能在對俄問題上與其統一步調，但這一期望未得到印度政府的積極回應。即便面臨美國巨大的外交壓力，印度仍堅持中立立場，這折射出兩國在全球秩序構想上的深刻分歧。

對印度而言，其拒絕孤立俄羅斯，不僅源于印俄歷史防務聯系或能源需求考量，更基于對融入西方價值觀聯盟的深層警惕——這類聯盟可能危及其戰略自主性。2024 年，印度主辦“全球南方之聲”峰會（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并在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強調全球南方的發展需求，進一步凸顯兩國在規范層面的分歧。

這些行動體現出印度底層的地緣政治身份：拒絕等級制聯盟模式，轉而支持以主權、不干涉和發展公平為核心的多元主義、議題導向聯盟。盡管美國已進行一系列戰略調整，但其印太戰略仍常以安全化的二元對立為框架，這一框架難以被印度完全接納。

“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啟動與初期實施，凸顯了美印之間的另一重分歧。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后，將IPEF視作制衡中國地區主導地位的經濟工具。該框架側重技術監管，且缺乏市場準入相關條款，這使得多個東南亞國家反應冷淡，印度也始終持謹慎態度。印度曾參與貿易支柱談判，但因擔憂具有約束力的承諾會影響本土利益，最終于2022年12月退出。

印度對“印太經濟框架”的保留態度，反映出其對外部驅動型經濟治理模式的抵觸——這類模式無法滿足發展中經濟體對政策空間的需求。盡管印度參與了該框架的其他支柱，尤其是清潔經濟與供應鏈韌性領域，但始終堅持決策層面的靈活性。由此可見，美國的戰略重組雖可能為雙方提供新的合作渠道，卻也可能對印度的發展目標或地區愿景形成制約。

對此，印度采取的應對措施是推動更契合自身地緣政治理念的替代性區域互聯互通與安全框架。2023 年在新德里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宣布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便是典型案例。作為中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BRI）的替代方案，IMEC計劃通過多式聯運與數字基礎設施，將印度經中東與歐洲連接起來。值得關注的是，該倡議獲得美國、歐盟、阿聯酋及沙特阿拉伯的支持，這一情況表明，印度當前正積極主動塑造新興區域地理格局，而非被動應對。

IMEC強調透明度、經濟可持續性與尊重主權原則，這實際上呼應了印度長期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所謂“zhai務外交”與“戰略過度擴張”的批評。該走廊體現了一種邊緣突破的空間策略，致力于提供一種基于多邊透明機制與主權尊重的互聯互通模式，這些原則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代表的主流走廊建設中常被忽視。相較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主要依賴雙邊貸款的發展模式，IMEC更強調共同所有權與制度性多邊主義，從而重新構建了跨區域基礎設施合作的政治規范。它并非簡單對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而是提出了一套以后殖民發展倫理為核心的新型走廊建設范式。

此外，印度與法國、澳大利亞及東南亞國家簽署的防務后勤協議持續增多，這一趨勢表明印度更傾向于靈活的非約束性伙伴關系，而非加入正式的同盟體系。這些發展態勢顯示，在應對美國戰略重組的過程中，印度并非以從屬者身份參與，而是作為區域替代方案的共同制定者，彰顯其在后殖民時代的自主能動性。

從底層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印度的戰略選擇不應被簡單理解為傳統現實主義語境下的“對沖”，而更應被視為其通過自身合法性與領導力話語，試圖對區域秩序進行重新建構的積極努力。印度的印太外交，深植于在物質與話語兩個層面確立規范性主權的根本訴求。無論是其奉行的多向結盟戰略、在全球南方敘事中爭奪話語主導權，還是積極推動合作伙伴多元化，都體現出對冷戰式二元對立與等級化同盟體系的有意識超越。

美國戰略重組為合作創造了空間，但談判若失當，可能再度強化舊有的依賴格局。對印度而言，核心挑戰是在選擇性契合美國框架以獲取利益的同時，維護地緣政治愿景的自主性與多元性；關鍵機遇則在于推動構建多中心的印太地區，兼容多元領導力，規避兩極對抗的風險。在此動態演變進程中，印度的后殖民意識與底層地緣政治立場，不僅可作為防御性工具，更有望成為重塑更公平、更具包容性區域秩序的建設性資源。

六、戰略敘事與后殖民空間性

理解印度對地區及全球秩序的認知，最有效的路徑是結合戰略敘事構建與后殖民空間動態這兩個關聯性視角。這兩個概念可清晰揭示：作為曾擺脫殖民統治、且長期秉持不結盟傳統的國家，印度如何借助話語塑造與空間策略制定外交政策，以此抵制霸權壓制，維護自身在國際事務中的能動性。

相較于傳統大國通過直接軍事或經濟主導施加影響的方式，印度的策略更強調規范引領與制度多元主義的價值。這一特征在印度的印太戰略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印度既不支持美國主導的對華遏制政策，也不認同中國以自身為核心的“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敘事，而是另辟第三條路徑——一個基于多極合作、包容性互聯互通與主權平等的發展空間。

因此，印度的戰略敘事并非單純的修辭手段，而是具備實踐意義的工具，有助于構建后殖民理論家所言的“反空間”，即一種挑戰主導行為體地緣政治壟斷的空間想象與實踐。這種“反空間”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對抗性空間，而是通過對話而非教條、合作安全而非強制結盟的方式，豐富印太地區的規則與規范體系。

印度不愿屈從于戰略二元對立，根源在于其對帝國強權歷史的深刻認知。殖民時期，地理空間曾被用作政治統治與經濟剝削的合理化依據。包括印度在內的后殖民國家，通過構建自身的影響力空間、團結協作空間，抵制這種“地圖決定論”。印度提出的“區域全面安全與繁榮倡議”（SAGAR，“薩迦”倡議）便是典型例證。該倡議為海洋治理提供了非霸權框架，將安全與發展相融合，其核心源于印度將印度洋視為文明連接帶而非分裂線的認知。這一立場與AUKUS的軍事化傾向、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主導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SAGAR提出了明確的海洋空間理念：海洋不應被視作領土爭奪的對象，而應成為通過集體責任治理的共享資源。印度海軍開展的人道主義援助與救災（HADR）行動，正是這一理念的具體實踐，例如 2018 年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地震期間實施的“薩穆德拉?邁特里行動”，以及印度向馬達加斯加、毛里求斯提供的快速援助。這些行動既展現了印度的海上能力與戰略意圖，又規避了其他海軍強國在力量投送中常見的帝國色彩。

印度對國際制度的參與選擇，通過精心構建的戰略敘事，體現出其對后殖民空間性的影響。與美國不同。美國將AUKUS、“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小多邊機制視作遏制中國擴張的工具。印度則將政治資本投向彰顯區域包容性與南南合作的平臺。無論是“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IORA），還是”印度洋海軍研討會”（IONS）、“印太海洋倡議”（IPOI），均體現出印度作為推動者而非主導者的獨特參與框架。

這些平臺為全球南方中小國家提供了參與議程制定的機會，而這在大國主導的權力機制中往往難以實現。例如，印度在擔任“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IORA）主席期間，始終聚焦藍色經濟、氣候韌性與海上安全等領域，推動相關對話擺脫西方框架強加的安全化視角。同樣，盡管印度在經濟一體化進程速度、《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參與等問題上與東盟存在分歧，但仍持續參與東盟事務，這一做法體現了印度對區域中心地位及多邊規范構建的尊重。這些論壇對鞏固印度的后殖民行為體身份至關重要——印度雖有全球發展抱負，卻始終立足于平等伙伴關系。

敘事不僅包含包容性，更蘊含反抗維度，尤其體現在對認知霸權的抵制上。印度對中國“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話語的反對，構成了一種敘事層面的顛覆，進而揭示出中國地區主義的認知根基。這一表述雖表面倡導區域自主，實則掩蓋了亞洲內部的等級結構，暗含將中國置于頂端的邏輯。印度從反對英國殖民時期文明等級制度的歷史經驗出發，敏銳察覺這種不對稱性，并以“多極亞洲”愿景作為應對。在這一愿景下，沒有任何單一行為體能夠主導區域領導權。

印度在各類力量集團間的平衡行為，正是這一邏輯的鮮明體現：它與中國、俄羅斯共同參與金磚國家（BRICS）合作，與美國、日本開展防務及情報協作，同時與海灣地區、非洲、拉丁美洲保持穩定外交互動。這種多向量外交，是對戰略自主的審慎宣示，旨在主動抵制外部力量定義印度地緣政治屬性、或強加其地區義務的企圖。

不同于常因透明度不足、債務依賴問題受到批評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BRI），印度在印度洋地區推進的發展合作項目如伊朗恰巴哈爾港、緬甸實兌港項目——均以透明度、地方能力建設及政治自主為基礎。印度的“鄰國優先”政策，通過提供贈款援助與優惠信貸額度，彰顯出對集體繁榮而非戰略孤立的承諾。印度在斯里蘭卡北部重建帕拉利機場、賈夫納文化中心的實踐便是典型例證：斯里蘭卡歷經多年內戰后，這些項目不僅提供了經濟支持，更推動了當地文化恢復。

這些舉措本質上是一種空間層面的戰略干預——其目標在于重新配置區域基礎設施格局，以服務于后殖民時代的恢復性發展與互聯互通，而非軍事化擴張。IMEC的提出，正標志著一種符合非西方地緣經濟邏輯的空間重組實踐。該走廊旨在以非強制性的基礎設施聯通方式，將亞洲、中東和歐洲連接起來，同時在理念和實踐層面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BRI）以及長期以來以歐洲為中心的物流體系構成有力挑戰。

在印度后殖民空間性的諸多維度中，最易被忽視的是其借助數字外交重新定義地緣政治空間的實踐。數字公共基礎設施（DPI）這一概念，涵蓋Aadhaar（印度唯一身份識別項目）、“統一支付接口”（UPI）及其他可擴展數字解決方案，已成為全球南方數字主權建設的可輸出框架。印度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提議將數字公共基礎設施（DPI）確立為全球公共產品，這一舉措不僅具備技術層面的價值，更蘊含深遠的戰略意義。

這一倡議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地理層面的替代方案，助力其擺脫硅谷的壟斷與中國的監控資本主義，進而維護發展中國家構建包容性、開放性且具備主權屬性的數字生態系統的權利。這種以可及性、透明度和數據主權為核心原則的數字地理，不僅定義了超越傳統領土范圍的新型戰略影響力空間，還同步強化了印度的規范身份。數字公共基礎設施理念已在非洲、東南亞及拉丁美洲獲得認可，推動印度成為“后威斯特伐利亞發展外交”領域的引領者。由此可見，數字公共基礎設施清晰展現出印度如何將底層能動性延伸至數字領域，并將其轉化為戰略工具，該工具不僅用于技術推廣，更致力于在全球數字架構中確立由南方主導的治理模式的合法性。

從戰略敘事與后殖民空間性的視角審視印度在印太地區的參與，有助于深入理解該國對區域乃至全球秩序所持有的獨特認知。印度的世界觀既不簡單追隨西方傳統的強權政治邏輯，也不盲目接受中國式的wei權發展路徑，而是選擇了一條融合自身文明遺產與制度發展、兼顧戰略克制與規范愿景的平衡路徑。這一立場并非處于邊緣或被動回應，而是一種體現底層主體性的積極實踐。它既挑戰了長期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排他性地理空間觀念，也成功將印度的聲音與角色嵌入全球治理的整體敘事之中。

在當前愈發走向脫鉤、分裂且安全化相互依賴的世界中，印度對多邊主義、發展主義以及不結盟理念（為適配多極時代已進行重新詮釋）的重視，或將為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印太秩序，提供切實可行的認知框架與制度框架。

七、結論：通過底層地緣政治

重新定位印度的印太角色

要理解印度在印太地區持續深化的參與實踐，需超越傳統聯盟政治、權力制衡或大國效仿的框架，對其戰略行為進行重新解讀。本結論認為，從底層地緣政治視角切入，能最全面地分析印度的發展軌跡。這一框架既認可印度在反抗過程中展現的能動性，也承認其在矛盾處境中堅守的自主性，同時正視其在多元互動中體現的權力價值。

隨著印太地區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焦點，印度巧妙避開了簡單的二元對立格局，轉而基于其后殖民遺產、歷史意識與發展愿景，提出了獨具特色的區域視角。印度既不拒絕與美國開展合作，也不被動順應中國的地區主義主張，而是以規范塑造者與話語行為體的身份，在印太地區積極開展行動。通過構建SAGAR、“印太海洋倡議”等框架，印度持續推動以公平、可持續性和主權為基礎，兼具包容性與規則導向的區域主義發展。

在美國戰略承諾不確定性上升、全球權力過渡呈現結構性動蕩的背景下，印度的這一策略顯得尤為關鍵。無論是在Quad、IORA、BIMSTEC及金磚等論壇的行動，對IPEF等安全化經濟框架的抵制，還是對IMEC等替代性基礎設施的推動，均表明印度意在豐富國際秩序，而非強化現有等級體系。印度的印太政策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平衡行為，而是對地區空間與概念的重新構建，其核心在于接納新興大國、提升全球南方地位，同時拒絕以主導或依賴的范式定義自身。

然而，這種底層能動性在重塑全球規范方面的潛力并非毫無制約。印度能否持續發揮規范引領作用，關鍵取決于三點：一是能否平衡外部戰略協作與內部發展優先事項，二是能否在動態變化的地緣政治環境中保持敘事一致性，三是能否構建超越象征性南南團結的實質聯盟。當前，既有的等級制多邊結構、不對稱的經濟依賴關系，以及地區層面對“秩序”的差異化解讀，都可能對印度落實其后西方愿景形成挑戰。

但倘若印度能將其規范性主張轉化為可持續的治理模式，深化南南領域的制度合作，并在愈發分裂的世界中守住自身自主性，那么其底層立場不僅能重新界定印度的全球地位，還能為豐富國際體系的認知基礎與制度基礎，作出具有實質意義的貢獻。

作者簡介：塔爾哈?拉蒂夫?坦特雷（Talha Latief Tantray），國際關系學者，專攻海洋安全與印太地區地緣政治領域，目前擔任印太研究中心（Indo-Pacific Study Centre）非駐會研究員，曾在多家知名期刊上發表多篇研究論文。

本文編譯自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Subaltern Geopolitics: Rethinking India’s Indo-Pacific Role Amid US Strategic Reconfigurations

本期編輯：曹寅聰

本期審核：單敏敏 范家菀

*前往公眾號后臺發送“編譯”，即可查看往期編譯合集

▲政報·102期 | 為保2024大選，印人黨打算收割這個群體的選票了.....

▲經報·96期 | 印落后中國16.5年，但正在快速縮小差距！

▲ 非洲兩國停止光輝戰機采購談判，原因居然是……

更多內容請見↓

歡迎您在評論區留下寶貴的意見或建議，但請務必保持友善和尊重，任何帶有攻擊性和侮辱性語言的留言（例如“阿三”）都不會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