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5年第6期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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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5年第6期要目

【專題研討：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信息的民行刑一體化保護】

1.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信息保護的民行刑一體化推進研究

劉艷紅

2.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個人信息的刑法規制困境與歸責出路

李川

3.數字智治場域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適用異化與匡正

楊楠

4.數智時代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個人信息的保護范圍

楊柳

【數字法治】

5.個人信息主體權利行使的民行救濟協同論

沈佳燕

6.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產者過失犯罪的結果歸責

張維堯

7.論網絡單向意思聯絡下共同犯罪認定體系的構建

梁選點

【法學論壇】

8.中國專門法院何處去：反思與展望

左衛民、何嬌嬌

9.生態環境法典中稅收條款的創制論析與體系構想

葉金育

10.論紀檢監察機制的平臺化轉型

薛小涵

11.中國語境下的代位繼承制度：功能闡明與理念重塑

李貝

12.“直”德之變與為漢制法

——董仲舒判斷“舍匿養子”案發微

李誠予

【域外法苑】

13.國際知識產權訴訟管轄權沖突及其解決

阮開欣

【評案論法】

14.股東權利濫用一般條款的動態判斷體系

潘子怡

【專題研討：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信息的民行刑一體化保護】

1.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信息保護的民行刑一體化推進研究

作者：劉艷紅（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內容提要：我國當前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具有前數字經濟時代與數字經濟時代并存的特征。前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信息保護體現為散在分布的碎片化立法，新舊規范重疊交錯導致民事、行政與刑事保護標準不協調，立法存在銜接斷層，而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這既為個人信息保護提供了立法依據，也進一步加劇了立法碎片化。推動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從刑事向行政及民事拓展，必須跳出“一法一部門”的部門法分立格局，進行法秩序統一原理下民行刑一體化的規范整合與領域性立法，以民事立法與行政立法補齊刑事立法預防功能的制度短板。基于民行刑一體化的領域性立法來構建數字經濟時代個人信息保護制度，要清理與個人信息保護法存在重疊沖突的“過渡性”立法規范，修改對個人信息保護不周延的刑事立法。在數字經濟時代釋放個人信息的生產潛能，根據個人信息敏感程度與使用場景確立個人信息保護的審查標準，化解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的法治風險。

關鍵詞：數字經濟；個人信息保護；民行刑一體化；預防功能；刑事立法

2.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個人信息的刑法規制困境與歸責出路

作者：李川（東南大學法學院、東南大學人權研究院）

內容提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規模處理個人信息所引發的侵害個人信息的新型風險，有待刑法有效規制。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質在認定個人信息犯罪時存在行為區分定性、主體歸責分配、前置法違反認定、對象范圍邊界、因果關系判斷等多方面難題，這些難題引發了刑法規制困境。追溯困境原因可以發現，刑法個人信息犯罪設立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產生之前，基于刑法先行的特點，形成了個人信息有限賦權的規制模式，該模式難以適應生成式人工智能場景化處理個人信息的定制式、一體式、關聯式特征，從而造成規制難題。因此個人信息刑法規制應根據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質轉型為場景治理模式，相應確立危險現實化、信息類型化、結合識別目標、規范因果與義務違反結合的歸責路徑與認定基準。

關鍵詞：生成式人工智能；個人信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場景治理

3.數字智治場域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適用異化與匡正

作者：楊楠（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在數字智治背景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司法適用問題依然突出。敏感個人信息呈現泛化趨勢；因果關系無限回溯、過度依賴結果歸責、對罪過模糊推定，造成處罰范圍異化擴張；因應新型犯罪手段，形式解釋模糊入罪邊界，與規范目的脫節。要擺脫這些困境，須動態調整保護范圍，恪守主客觀相統一，深化協同治理。具體地，對敏感個人信息應分類規制，對于一般敏感個人信息，應以前置法為基礎，并輔以實質判斷；對衍生敏感個人信息應分階段考察，并通過檢驗信息的法律屬性、多維閾值的匹配度、場景化校驗三個階層進行篩查。在歸責方面，以個人信息類型與內容、獲取和處理手段、流轉方式與范圍、危害后果等客觀事實為基礎，審慎判斷行為人主觀心態；再以該主觀心態為尺度，合理限縮客觀歸責范圍，通過客觀與主觀的關聯和互證精準劃定入罪邊界。對新業態下“不純正的新型犯罪”，宜充分借助刑法教義學方法，將具有實質可罰性的行為納入規制范圍；而對于“純正的新型犯罪”則本質上屬于立法與刑事政策有待解決的范疇，當前階段只能審視不法鏈條中是否存在能夠適用現有罪名的環節，否則只能通過前置法予以規制。

關鍵詞：數字智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新型犯罪；多元治理

4.數智時代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中個人信息的保護范圍

作者：楊柳（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數智時代個人信息范圍的界定仍應以識別性為標準，從形式和實質兩個層面進行判斷。從識別性的形式判斷而言，不具有識別性的信息不屬于個人信息，刑法與前置法對個人信息范圍的界定應當保持一致。識別性的實質判斷包含積極判斷與消極判斷兩個方面。積極判斷是對個人信息識別性程度的判斷，從而確定個人信息的保護范圍；消極判斷則是將不具有個人信息自決權實質損害的行為排除出罪。因此，單純侵害隱私權行為以及單純財產損害行為不能成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對于已公開的個人信息而言，處理絕對公開的個人信息不構成犯罪；處理內容限制與時間限制的相對公開的個人信息則可以構成犯罪。

關鍵詞：數智時代；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識別性；個人信息自決權

【數字法治】

5.個人信息主體權利行使的民行救濟協同論

作者：沈佳燕（上海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個人信息主體權利行使的救濟理論上可通過民事司法與行政監管兩種方式實現。主體權利屬于民事權利，公法權利的主體不能由國家權力者類推至社會權力者，對具體法律人格進行傾斜性賦權也未逸脫民法范疇。工具性權利的特征不影響其可訴性，主體權利行使之訴遵循私權救濟的邏輯而非公法上的執法機制，也與是否存在損害或實質損害風險無關。處理者拒絕的要求獨立于使潛在請求權現實化的需求，也非訴之利益的考量因素，不宜解釋為特別起訴條件或訴訟前置程序，費用承擔機制與敗訴風險威懾可在不犧牲救濟及時性的同時規制個人的直接起訴。主體權利對應的義務兼具民事與行政法律義務的雙重屬性，處理者違反時應承擔行政責任。行政機關介入保護的具體形式是作出責令改正的行政命令，處理過程亦帶有行政裁決的特征。在應然性層面，兩種救濟方式應實現良好的協同效應，個人不得同時適用。強制行政先行并不會破壞訴權本質且符合訴權限制的比例原則，但存在個人就行使查閱權、復制權、解釋說明權、可攜帶權直接起訴以及一并提出損害賠償請求的例外情況。對行政處理決定不服可選擇民事訴訟、行政訴訟或行政復議的救濟，行政訴訟中應賦予法院可以變更行政決定的權力。

關鍵詞：個人信息主體權利；工具性權利；權利救濟；行政先行；訴權

6.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產者過失犯罪的結果歸責

作者：張維堯（上海政法學院人工智能法學院）

內容提要：作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發與部署主體，生產者通過設計算法對人工智能實施管控，理應對人工智能造成法益侵害的后果負責。生成式人工智能產生的刑事風險，沖擊了傳統過失犯理論與刑事立法體系。新過失論為解決生產者過失犯罪歸責問題提供了理論方案。在預見可能性認定上，應以行業內一般人為視角，判斷生產者是否具體預見到違反結果回避義務的行為可能導致法益侵害的危險；在因果關系認定上，應根據犯罪是否存在算法黑箱的作用，選擇適用相當因果關系說和智能因果關系說。鑒于此類犯罪的保護法益為算法安全，建議刑法增設算法設計、管理責任事故罪，以生產者對訓練數據、算法的注意義務為依據，確定算法設計、管理責任。

關鍵詞：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產者；過失犯罪；新過失論；算法安全

7.論網絡單向意思聯絡下共同犯罪認定體系的構建

作者：梁選點（國家毒品問題治理研究創新團隊、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意思聯絡作為認定共同犯罪的必要條件，是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紐帶。但在網絡共同犯罪中，單向意思聯絡的普遍存在，沖擊了傳統共同犯罪理論“雙向合意”的認定范式，給共同犯罪認定及共犯類型區分、共犯罪責判斷等帶來諸多困難。為此，應借鑒既有片面共犯理論關聯性思考方法，弱化傳統共同犯罪理論意思聯絡的認定屬性，吸收多元理論的合理成分，構建系統的單向意思聯絡認定體系。該體系在認定理念上注重綜合考量行為要素并關注其動態發展，在認定思路上提出按主體和行為進行分層分類的體系化分析，在認定標準上提倡主客觀相統一，在認定方法上強調宏觀與微觀相結合。認定體系以問題為導向的實踐展開，檢驗了其在網絡單向意思聯絡語境下認定共同犯罪的實效性。

關鍵詞：網絡共同犯罪；單向意思聯絡；共同故意；共同行為；片面共犯

【法學論壇】

8.中國專門法院何處去：反思與展望

作者：左衛民、何嬌嬌（四川大學法學院，四川大學糾紛解決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司法專業化是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發展趨勢，“規范專門法院設置”已成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一項改革舉措。縱觀我國專門法院設置的演變歷程，總體呈現出從“行業”到“專業”的變化趨勢，新時期專門法院設置以法院內部專門化為主，外部專門化作為一種例外設置正在積極擴張。然而，目前我國專門法院設置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均面臨挑戰：專門法院概念不明晰、頂層設計不充分、運行效果參差不齊、審級建制差異化等。有鑒于此，未來我國專門法院設置應繼續堅持普通法院內部專門化道路，同時允許少量專門法院存在。但是，必須對新設專門法院設立嚴格的準入門檻，即堅持“技術不可替代性”原則，具備“成本—效果”的正外部性，承擔國家戰略需求責任。

關鍵詞：專門法院；司法專業化；司法體制改革；法院組織；內部專門化

9.生態環境法典中稅收條款的創制論析與體系構想

作者：葉金育（西南大學法學院、重慶市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稅收是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工具，但稅收條款嵌入的差別對待、法定化程度低和立法技術陳舊等問題在根本上制約了稅收支持生態環境保護的實效發揮。在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得到國家機關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積極回應的當下，有必要正視稅收規范進入生態環境法典的獨特價值。生態環境法典中嵌入稅收規范，既可回應生態環境法律中稅收條款訴求，又可強化稅收支持生態環境保護之共識，還可實現生態環境稅收規范的法際融通。只要恪守生態環境優先于稅收的立法先導，堅持多維協同立法，立足推動生態環境稅收規范體系構造，依循生態環境稅收“一般條款→優惠條款→征管條款”的設計理路，形式合法、實質公平、技術正當、體系完備的階層性稅收條款便有望出現在生態環境法典之中。果真如此，稅收支持生態環境保護的“良法善治”定可期待。

關鍵詞：生態環境法典；稅收條款；稅收優惠；稅收法定；法律體系

10.論紀檢監察機制的平臺化轉型

作者：薛小涵（華東政法大學紀檢監察學院）

內容提要：紀檢監察機制的平臺化轉型演繹了數字紀檢監察的時代邏輯，承載著重塑紀檢監察機關組織結構和監督時點、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強化全域數字法治監督效能的主要功能。在轉型進程中，應妥善處理好平臺治理與政治安全、紀檢監察權與數字權利、數據利用與平臺協助、頂層設計與地方實施這四對主要關系。對此，要明確紀檢監察平臺治理的基本原則、厘定多元主體的責任配置、強化平臺數據要素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動頂層設計與地方施治的良性互動，實現紀檢監察機制數字化與法治化的有機統一。

關鍵詞：數字紀檢監察；紀檢監察平臺；平臺化轉型；紀檢監察權

11.中國語境下的代位繼承制度：功能闡明與理念重塑

作者：李貝（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內容提要：代位繼承作為繼承法上的一項古老制度，學界對其研究卻嚴重不足，導致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混亂的局面。我國代位繼承制度所遇到的理論和現實困境，究其根源在于將代位繼承制度的雙重功能嚴格綁定，同時對其制度正當性理解不當。為解決實務中的困境，必須首先厘清代位繼承制度的雙重功能：順位躍遷功能為所有國家所共有，繼承資格賦予功能則頗具本土特色。其次必須明確代位繼承制度的正當性基礎。無論是按支分配，還是避免偶發事件的干擾，均不能為代位繼承提供充分的解釋力，其正當性基礎仍在于被繼承人的推定意愿。一旦澄清這兩點，以被繼承人的默示意思作為指導性原則，依照代位繼承制度的不同功能設置不同的適用標準，則代位繼承制度的適用領域，以及對代位繼承人是否具有法定繼承人資格等問題，都將得到較為完滿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代位繼承；法定繼承人；默示意思；按支分配

12.“直”德之變與為漢制法

——董仲舒判斷“舍匿養子”案發微

作者：李誠予（內蒙古科技大學文法學院）

內容提要：西漢強化舍匿入罪，雖未絕除親親容隱之空間，但恩養關系可否類推出罪并無定讞。該問題關乎社會結構、家庭倫理乃至治理風格的轉捩，應予深究。董仲舒在“舍匿養子”案中，不用《論語》“吾黨之直”，輾轉至《春秋》為容隱尋求義理支撐，是因為“直”在歷史情境的嬗變中失去了原本的道德內涵。公羊說“隱”，不但是用以折中親尊矛盾的辭法，其所蘊含的權變觀念也賦予了擺脫日常倫理困境的可能。以道義為歸宿，以“志；/；質”為標準，揭示出董氏“春秋決獄”之射程遠超法律軫域，意在重整教化與刑獄的本末關系，最終達到救文以質、辟秦宣漢之鵠的。在此意義上，《春秋》為漢制法，既是目的，也是方法。

關鍵詞：舍匿；親親；直；隱；文質

【域外法苑】

13.國際知識產權訴訟管轄權沖突及其解決

作者：阮開欣（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

內容提要：隨著嚴格地域性管轄逐漸淡化，知識產權的平行訴訟將愈加頻繁，知識產權管轄權沖突問題的研究應受到重視。只有當兩個國際知識產權訴訟的重合部分針對同一權利時，才可能產生真正的管轄權沖突。假性訴訟沖突的情況下不存在訴訟標的重合，不會導致不同國家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知識產權案件的相關性訴訟包括共同主體型、客體牽連型和主輔程序型。對于中心輻射模式，適用主觀合并管轄原則的正確理解應當是：只有中心主體所在國的法院有權管轄多主體實施“多國利用”的整個侵權糾紛。若權利人將輻射主體作為“錨定被告”提起訴訟，則其他輻射主體不能基于主觀合并管轄原則而被列入共同被告。國際知識產權訴訟的管轄權協調宜以主觀模式為主要方法。客觀模式所導致的“魚雷”之訴和“沖向法院”現象，在國際知識產權訴訟中尤為凸顯。為了避免知識產權保護存在實質缺陷，知識產權訴訟的協調價值在必要時需讓位于權利保護價值。

關鍵詞：知識產權；平行訴訟；管轄權沖突；合并管轄；訴訟協調

【評案論法】

14.股東權利濫用一般條款的動態判斷體系

作者：潘子怡（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德國慕尼黑大學）

內容提要：《公司法》第21條具有股東權利濫用一般條款的性質，但適用中存在主體范圍狹窄、判斷標準混亂等問題，其根源在于采用了固定構成要件模式，與一般條款的開放結構并不契合。該條款并非民法原則的具體化，而是公司法體系內在生成的一般條款，用以調節公司內部的特別結合關系，其內涵包括狹義權利濫用與誠信義務違反。類型化可區分出以公司整體利益為導向的共益權濫用與以股東個人利益為核心的自益權濫用，為動態判斷提供原則性示例；動態體系則以要素聯動與基礎評價生成新類型，填補既有類型間的縫隙。經由本土與域外資料的比較，可提取出四項核心要素：權利行使內容或程序不公平、目的或手段不合理、獲益與侵害他人利益不合比例以及以違反誠信義務為主要基準之主觀惡意。《公司法》第21條的動態判斷體系具有開放性與可擴張性：橫向上，可依信任關系與制度功能的相似性，類推適用于實際控制人等行權主體；縱向上，可經由整體類推出公司法自生的禁止權利濫用原則，從而實現由條文到體系的動態生成，體現公司法一般條款體系的自生邏輯與開放生長。

關鍵詞：股東權利濫用；一般條款；動態體系論；類型化；誠信義務

《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由華東政法大學主辦，現為“中國法學核心科研評價來源期刊（CL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文法律類核心期刊”和“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法學專業核心期刊”，先后獲評“全國高校社科精品期刊”“全國優秀社科學報”“華東地區優秀期刊”和“上海市最佳學報”。

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范阿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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