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泳：用歷史理性關照女性生命

原作者：徐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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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泳（1759年2月25日—1844年10月11日），字立群，號臺仙，清代江蘇金匱人，晚年卜居蘇州常熟翁家莊。作為乾嘉考據學派晚期的代表人物，他以史學的銳利眼光審視世間萬象，秉持理性思維作出精辟研判，其傳世之作《履園叢話》不僅凝聚了乾嘉考據學的精髓，更藏著對女性命運的深切關照，從改嫁自由到裹足之弊，再到穿衣權利，至今仍有借鑒價值。這背后是錢泳在蘇州求學、坐館與交游的經歷中，拓寬了知識面，養成了以史學理性探究社會問題的習慣。

錢泳像 圖源：《中國歷代書畫家集》蘇文 畫

一、對女性生命權的尊重：守節不是古制，改嫁從來都是自由

錢泳早年游學吳門，曾跟隨吳中光福鎮的書畫家徐堅習篆刻，又學詩文于吳縣貢生程鐘，并在虎丘邂逅學者金祖靜，拜于其門下，以詩賦作書為日課。在蘇州求學時，錢泳結識了乾嘉考據學大師王鳴盛，并多次向他請教史學考據方法。故而錢泳能以史學理性的態度，看待女性的守節與改嫁。其在《履園叢話》中寫道：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曾遇洪承疇于客舍……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為伯父……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為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尸，盡鬻衣裝，葬之虎丘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

《履園叢話》錢泳 清 中國園林博物館 中國古代園林廳

沈廷揚早年于洪承疇有恩，起兵反清被俘，洪承疇前往勸降，廷揚故作不識，被斬于淮清橋下。其妾張氏收殮遺體，變賣衣物將丈夫葬于虎丘東麓，守墓二十年直至去世。故事的主角乃是沈氏，末尾詳細記載小妾張氏賣衣葬夫，守墓二十年的義舉。此事本可不記，錢泳留于紙墨，實際上在贊揚張氏的守節。

錢泳并不反對張氏出于自身價值觀，自由選擇守節這一人生結局。但他堅決反對當時社會盛行的丈夫去世后，女子必須守節，或殉情，或終身不改嫁的畸形風氣。為此，他以乾嘉史學的考據功底，梳理漢至宋的各類史料，將女性改嫁的典型情形歸為四類，用確鑿史實打破守節乃古制的謬誤。

皇族女性改嫁的典型例子當屬公主，史書中明確記載唐朝公主改嫁者達二十六人，其他宗室貴女改嫁情形更不勝枚舉。唐宋大臣之家女性改嫁情況也頗為常見，中唐宰相權德輿之女改適獨孤郁，北宋政治家范仲淹之母改適朱氏，北宋宰相薛居正亦曾迎娶寡婦柴氏。自漢至唐的文人家庭女性改嫁者亦多，東漢大學者蔡邕之女蔡文姬改適陳留董祀，文起八代之衰的中唐文豪韓愈之女改適樊宗懿。即便主張婦女守節的北宋道學家程頤，亦曾支持族中侄媳改嫁。逐一羅列稍顯呆板，但錢泳用眾多的事實證明，殉情不是古制，改嫁乃是常態，頗有當年李斯寫《諫逐客書》時的氣勢。

《文姬歸漢圖》（局部）陳居中 (傳) 南宋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諸多史實串聯之下，錢泳在文末直言，女性是否為丈夫守節，當順乎情理、量乎德才，應是個人自主選擇，而非將特定人群的道德標準強加于全社會女性的硬性規條。

通過上述事跡，錢泳以史學理性思維，梳理了歷史上諸多女性改嫁的事例，明確表達了尊重女性掌控生命自主權的態度。

二、對女性身體權的尊重：裹足不是古制，天足合乎自然

學得一身本領的錢泳在私塾教書，坐館于潘氏、張氏、徐氏等吳地名門望族，積攢下良好聲譽。可惜，錢氏在舉業上遭遇挫折，入仕渺茫，為生計所迫，乃入畢沅幕府為僚，隨其游歷河南、湖北等地。其后，他又輾轉于江浙多個幕府，參與地方志編纂、古跡考察等事務，亦曾數度往返京師，與翁方綱、永瑆等顯貴交游，足跡遍及大江南北。

豐富的游歷經歷，拓寬了錢泳的視野，使其能從全局審視社會問題，典型當屬裹足。錢泳用如椽巨筆，從歷史、道德、哲學、政治四大角度，闡述裹足對女性乃至國家的危害，字字鏗鏘，讀來暢快，實乃古今少見之雄文。

“婦女裹足之說，不載于經史。”

錢泳首先以史料為證，遍查三代典籍，未見裹足記載。宋代以前的典籍中，雖有關于婦女服飾的記載，卻未提及裹足。晚唐詩人韓偓的詩句中提到當時女性足長六寸，甚至有人在喝醉酒的時候拿女性鞋子砸人，扔鞋而非扔杯盤等隨手可及之物，可見當時女子鞋履不小、足形自然，非后世纏裹之態。至五代時期，南唐后主之妃窈娘以帛纏足，使足呈新月之狀，此應為裹足之濫觴。由是而知，裹足并非高古之制，不過是后世衍生的陋習。

“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為第一義，容貌端莊為第二義，至足之大小，本無足重輕。”

《燕寢怡情圖冊》中的纏足婦女 佚名 清 波士頓美術館藏

中國傳統禮教對女性的核心規范為“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以及“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亦即“三從四德”。上述禮教規范均未涉及女性足之大小，據此，錢泳從倫理層面破除了裹足的必要性。從地域分布來看，清代北方各省裹足之風盛行，南方兩廣、兩湖、云貴地區卻不盛行此俗，處于中間地帶的江浙地區則裹足與不裹足并存，這更說明裹足并非普遍性的天然之禮。

“天下事貴自然，不貴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難。”

中國傳統文化秉持“天人合一”理念，崇尚自然本真。一如蘇州園林講究“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營造理念，人力雕琢終不及自然之美。故錢泳以“戕賊人以為仁義”痛斥此陋俗。滿族女性不裹足，繼承了上古時期的優良傳統，且《莊子》有“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的記載，證明先秦時期侍奉天子的宮女不穿耳孔，絕不毀傷身體，更遑論裹足，借此批判后世道學家的愚昧與蠻橫。

“考古者有丁男丁女，惟裹足則失之。”

為引起統治者重視，錢泳還從政治層面切入，直言裹足與政權興衰的關聯。南唐人裹足，被不裹足的宋人所敗；宋金裹足，被不裹足的元人所敗；元人后期沾染裹足之風，又被不裹足的朱元璋所敗；明人普遍裹足，最終被不裹足的清人所敗。以此觀之，裹足實在是大不祥的陋俗，應予以取締。

明清弓鞋 圖源：《民俗研究》2023年第3期

將政權興衰單純歸于裹足雖有偏頗，但這份以史為鑒的警示，卻精準擊中了統治者的關注點，也讓取締裹足的呼聲更具說服力。錢泳勸說人的手法，也值得學習品味。

三、對女性穿衣權的尊重：紅裙誰都能穿，從來無關貴賤

錢泳晚年遷居至常熟練塘翁家莊。因其在海內書壇聲名卓著，各地修建廟宇堂觀需立碑紀事或為名人撰寫并書寫墓志者，均以求得其書法為榮，乃至日本、朝鮮貢使，亦爭相求購其墨跡攜歸本國。在此過程中，錢泳得以結交眾多顯貴名門，對深宅大院的特定規制亦有所掌握。例如清代部分大戶人家的正妻，將紅裙視作身份尊卑的“標尺”，不許家中妾室穿，以此彰顯自身的地位優越感。

紅裙之所以成為“等級符號”，正因它是歷代女性鐘愛的服飾。此前，蘇州吳文化博物館“涼州特展”展出的一塊魏晉時期的“彩繪仕女開箱圖壁畫磚”，磚上仕女開箱所見的紅色衣物，大概就是紅裙，亦稱作石榴裙。歷代詩詞中，石榴裙是一個經典的文學意象，女皇武則天有“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中唐詩人劉禹錫有“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明代才子文徵明有“當時仙伯醉云門，酒痕翻污石榴裙”。

錢泳從禮制根源剖析禁穿紅裙的荒謬。古代社會“母以子貴，妻以夫貴”，女性的社會地位多依附于男性。此現象在皇室中體現最為典型，若丈夫登基為帝，妻子即冊封為后，為天下女性所景仰，若兒子即位為帝，即便其母非皇后，通常亦能尊為太后，享受無上榮光。

《簪花仕女圖》中著紅裙的貴族婦女 周昉 唐 遼寧省博物館藏

好笑的是，清代大戶人家正妻以紅裙作為身份等級的標識，此舉反而引發女性身著紅裙之風。據載當時就連青樓女子也效仿良家婦女身著紅裙。在此情形下，紅裙的等級標識意義隨之弱化，正妻欲以紅裙界定身份的做法淪為笑談。

顏色關乎等級乃是古制，但多數與男性有關。古代男性服飾受到嚴格規制，官服便是典型例證。唐高祖時期，朝廷明確官服等級為四等，其中三品及以上官員服色為紫，四品、五品官員服色為朱，六品、七品官員服色為綠，八品、九品官員服色為青；明代官服同樣以品級劃分顏色，一品至四品官服為緋色，五品至七品為青色，八品、九品則為綠色，顏色成為區分官員品級的重要標識。

清初在服飾規定上有“十從十不從”的說法，其中第一條便是“男從女不從”，亦即男子剃頭梳辮子穿滿服，女子仍舊梳原來的發髻穿漢服。故而《大清會典》僅對滿族女性服飾有嚴格規定，禁止胡亂穿著以免觸犯禁忌，然而諸多規定在清代執行不力，因此滿族女性可以按照自身審美理念打扮。

《雍正十二月行樂圖》（局部）佚名 清 故宮博物院藏

錢泳以扎實的歷史功底，述說了紅裙在歷朝歷代均無穿著限制，上至皇后、下至歌伎皆可穿，故正妻禁止妾室著紅裙并無合理依據，為當時女性的穿衣自由權擴大了些許空間。

結 語

乾嘉史學體系相對系統完善，研究方法接近于科學，是當時中國本土較為先進的學問，其自身的獨立性、思考性、精確性與縝密性，為中國學問的推進作出了重要貢獻。

《縮本唐碑》拓本（局部） 錢泳 清 蘇州圖書館藏

錢泳以上論述起于史學，但其目的并非標新立異、展示博學，而是志在天下蒼生，非止于考訂源流，所謂“予所以喋喋言之者，實有系于天下蒼生，非僅考訂其源流而已。”

參考文獻：

1.錢泳撰；孟裴校點：《履園叢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2.陳魯南：《織色入史箋》，中華書局，2015年版。

3.李芽：《中國歷代女子妝容》，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

4.翟晶晶：《我國漢民族纏足文化考析——基于弓鞋的研究》，江南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

5.羅微：《古代漢族女性服飾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03年博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