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葉劍英南下，毛主席囑咐：到廣東后找到此人，安排他工作

“二月的北平真冷，到了廣州記得替我帶句話——一定把莫雄請回來。”1949年2月4日，毛澤東在駐地同葉劍英并肩而行時，突然停下腳步說出了這句叮嚀。葉劍英應聲答“放心”，隨即動身南下。短短一句交代，牽出一位已在香港避風的國民黨中將，也揭開一段塵封多年的地下戰線往事。

葉劍英抵達廣州前，廣州城內外人心浮動。國民黨殘余勢力一邊忙著南撤，一邊四處張榜通緝所謂“赤化嫌疑”。莫雄的名字赫然在列。彼時的莫雄身在九龍，靠舊日朋友接濟過活，身邊只有一本破舊《孫子兵法》。消息傳來，他苦笑：“我這把老骨頭，還是被記著。”對比三十年代在江西、貴州暗助紅軍、險象環生的歲月，香港的流亡生活顯得格外寂寞。

把時間撥回1934年9月。廬山牯嶺的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展示了“鐵桶”圍剿方案，聲稱要“畢其功于一役”。會議室煙霧繚繞，莫雄表面鎮定，實則心如火燎。他知道，這份計劃一旦落實，中央紅軍幾乎無路可走。當晚返回德安司令部，他連夜召來參謀項與年等人。燈芯搖晃，莫雄壓低嗓音：“只能送情報，成敗在此一舉。出了事，我頂著。”眾人默然，隨后行禮，“莫大哥，我們拼了。”

情報被寫進學生字典，用特制藥水隱匿。項與年假作教書先生，晝伏夜行，靠客家口音掩護身份。途中他自磕四牙，偽裝乞丐，終于在10月7日抵達瑞金，將秘密呈到周恩來面前。十天后，紅軍主力開始戰略轉移，“鐵桶”成了“漏桶”，這段驚險插曲后來只在極小范圍傳閱。

莫雄的“失職”卻引來蔣介石震怒，被押解貴陽候審。恰逢“兩廣事變”爆發，中央忙于內斗，無暇深追，他被軟處理，只落得一個督察專員閑職。對此，莫雄向同僚自嘲：“不打仗最好，省得拿兄弟們拼命。”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份閑職，讓他得以在1936年掩護賀龍、蕭克率紅二、六軍團路過畢節。他將主力部隊調往深山“圍剿”，城內槍聲寥寥，紅軍從容休整了半個月。

抗戰全面爆發后，莫雄被派任南雄縣長，下轄監獄關押了不少我黨干部。八路軍駐穗辦事處主任云廣英夜訪南雄，低聲道：“能不能幫忙放人？”莫雄沉吟片刻：“三天。”結果24名干部全部安全撤離。云廣英回到廣州，拍案稱奇：“莫中將是個義士！”對外界而言，這些事像深夜飄過的風聲，不留痕跡；對黨組織來說，卻是一次次續命的關鍵節點。

進入1949年，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越是末路越瘋狂。廣州軍統頭子懷疑莫雄“通共”，密令逮捕。莫雄憑多年人脈提前獲知，當夜乘漁船赴香港。舉目無親的他在出租屋里寫了句自勵：“青山未老，尚可為民。”他不知道的是，3000公里外的北平，毛澤東正要求葉劍英“務必把莫雄找回”。

10月14日，廣州城一聲槍響都沒有就宣告解放。葉劍英進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專員赴香港遞交親筆信。信中寥寥數語：“廣東需要你，請歸來，共襄建設。此乃主席之命。”莫雄壓著信紙，久久未語。翌日，他剪掉數十年未動的長髯，對好友笑道：“走吧，回家。”

飛機降落白云機場那天，廣州市政府只有幾輛老吉普。葉劍英親自迎接，握手時說：“老戰友，南粵戰場以后是建設戰場。”他沒有提往事，也沒有提功勞，兩位南粵人相視而笑，幾分豪氣，幾分釋然。

新政府任命莫雄為廣東省參事室參事。有人私下議論：“一個舊軍官能干嘛？”葉劍英回答很直接：“他懂軍，也懂民，更懂廣東人。”莫雄沒有辜負信任。他向省政府提交的第一份報告，涉及港澳物資中轉和華僑僑匯保護，條理明晰，落點務實，被采納后解決了數十萬華工的衣食問題。此后，他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專攻僑務、邊防、民生三塊。雖然職務不算顯赫，貢獻卻扎實。

1956年國慶前夕，李克農特意邀請莫雄赴京觀禮。在宴會上，李克農舉杯：“莫先生，當年那四本字典可救了我們半支軍。”莫雄放下筷子，淡淡回一句：“沒什么了不起，信得過你們，所以敢做。”這種寥寥數語，倒比溢美之詞更顯沉厚。

1980年秋，莫雄病逝廣州，享年八十九歲。省里在中山紀念堂舉行追悼會，場面并不鋪張，卻來了一些年逾古稀的老人。有人是當年被他放出的南雄囚徒，有人是長征路上幸存的老紅軍。追悼會結束，一位銀發軍人自語：“沒有莫雄，可能就沒有后來的我們。”聲音不高，但足夠鏗鏘。

回看莫雄的一生，他的名號多變——同盟會員、國民黨將領、地下交通員、南粵參事——唯一不變的是那條不是所有人都看得見的暗線：救亡。或許正因如此，毛主席在1949年那個寒意尚存的早晨，把他的名字鄭重托付給葉劍英：“到廣東后找到此人，安排他工作。”一句囑托，既是肯定，也是承諾——功勛不因身份被湮滅，付出理應得到回響。這，便是新中國待人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