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社內4大幫派，如何爭權奪利？康澤為何成最后摘桃子那個人？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三民主義力行社（對外稱“中華復興社”)是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成立的一個秘密政治組織。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民族危機日趨嚴重，抗日救亡愛國運動不斷高漲，對國民黨形成了猛烈的沖擊。在湘、鄂、贛等地，中共領導的紅軍和蘇區得到很大發展，嚴重威脅著國民黨的統治。與此同時，國民黨組織渙散無力，四分五裂，內部派系紛爭不已，政權岌岌可危。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提出了“安內攘外”的口號，堅持“抗日必先剿共”，并扶植其親信成立各種秘密組織，以達到擁蔣統一的目的。

1、復興社的組織

當時蔣介石所親信的部分黃埔軍校學生紛紛要求團結起來，共同成立一個組織，擁戴蔣介石為領袖，以挽救國民黨政權的危機，消滅各種敵對勢力，統一全國。黃埔四期學生滕杰首先草擬一份計劃書，提出在極端秘密的原則下，以黃埔學生為骨干，結合全國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個意志統一、紀律森嚴、責任分明和行動敏捷的堅強組織。

滕杰的建議得到了其他一些黃埔學生的熱烈贊同，一致同意采納賀衷寒所提議的“三民主義力行社”名稱，并開始了醞釀活動。在蔣介石的大力扶植和直接領導下，“三民主義力行社”于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成員約200余人，其主要骨干均為蔣介石所親信的黃埔軍校前六期學生。

關于力行社（復興社）的核心人物，過去曾有所謂“廿八星宿”和“十三太保”的說法，分別是指該社20多位原始籌備人和最初10多位干事而言，雖然數字不一定確切。

其主要人物有：滕杰、賀衷寒、酆悌、鄧文儀、胡宗南、康澤、曾擴情、蕭贊育、桂永清、潘佑強、葛武棨、周復、杜心如、戴笠、鄭介民、袁守謙、劉健群等。這一批人大多數來自長江流域各省的鄉間和小城市，生于滿清末年，長于民國初年的混亂局面中。

他們中許多人有過留俄、留歐或留日的經歷。在其成長發展過程中，都有過與共產黨直接斗爭的經歷。所以“力行社的反共態度，不僅是執行蔣中正所定的政策，而且更根源于很多社員個人的經歷與了解”。

這個秘密組織由內而外分為三層。

第一層是“三民主義力行社”，它是整個組織的核心，為最高決策機構；
第二層是平行的“革命軍人同志會”和“革命青年同志會”，為承上啟下的決策執行機構；
第三層是中華復興社，為領導群眾、直接執行決策的機構。

從中央到基層則分為4級：中央為總社，省級為分社，縣級為支社，區級為小組。它對內對外通用的名稱就是“復興社”，所以一般用“復興社”來代指上述整個秘密組織系統。

復興社以“內求統一、外抗強權、擁護領袖、復興中華”16字為綱領。其組織規則章程是《三民主義力行社社章》，分為總則、宗旨、職掌、組織、附則五章。

復興社社員主要是國民黨的黨、政、軍、警、特及文教人員，也包括一部分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最多時達到50萬人。復興社以擁蔣統一為宗旨，具有濃厚的法西斯主義傾向，在其存在的6年中，一直是蔣介石國民黨推行“安內攘外”政策和“民族復興運動”的重要工具。

力行社（復興社）總社設干事會與檢察會，干事會由干事13~15人組成，并推3~5人為常務干事，干事會設書記（長)一人，奉領袖蔣介石之命，領導執行社務。檢察會由7~9人組成，推舉一人為常務檢察。干事會之下分設組織、宣傳（訓練)、軍事、特務、總務五處。

從1932~1938年，力行社先后八任書記長分別是：

第一任：滕杰(1932.2~1933.2)；
第二任：賀衷寒（1933.3~1934)；
第三任：劉健群（1934)；
第四任：酆悌（1934年底~1935.11)；
第五任：劉健群（1935.11~1936.7)；
第六任：鄧文儀(1936.8~1937年初)；
第七任：鄭介民(1937.2~8)；
第八任：康澤(1937.8~1938.5)。

復興社（力行社）的建立和發展，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它在人事、組織和活動方面，都保持秘密，遇到需要時，就借助各種機構、團體作為掩護，以各種面目出來活動。復興社將其他所有機關團體，都視為滲透的對象，派社員打入其中加以控制。復興社的活動范圍主要限于軍事和社會兩個方面。軍事方面，復興社控制了國民黨軍隊的政訓、黨務系統，在各部隊內部厲行防制共產黨的活動和影響，并對非中央嫡系部隊進行監視和滲透；復興社還負責國民軍事訓練，對全國青壯年和高中以上學生普遍實行軍事組織和訓練，將其置于軍事管制之下。

學校軍事教官利用軍訓所賦予的權力，對學生的思想和活動進行監視和管束，并從中發展復興社組織。在社會方面，復興社除了本身所設立的調查課、特務處、別動隊等機構，還通過其重要骨干分子掌握了憲兵部隊、警察機關及各省的保安處，對社會各階層進行監控和統制。

復興社成立后，對思想意識形態非常重視，集中人力物力，積極宣傳“安內攘外”政策、力行哲學和“民族復興運動”。

復興社在南京、上海等地創辦了《中國革命》、《前途》等大型刊物，成立了“中國文化學會”，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大肆進行宣傳鼓動；先后出版了賀衷寒的《一得集》、《學與干》、鄧文儀的《青年戰爭革命》、劉健群的《復興中國之路》等小冊子，對其主張從理論上加以論證和闡述。

在這些宣傳中，復興社提出“所謂安內，不僅僅是剿共，兼指黨內的團結和國內的統一”；“要達到民族復興，就必須恢復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固有的民族道德，倡導‘知難行易’的力行哲學”；并反復強調要統一思想信仰和“鞏固領導中心”。

2、復興社的內斗

復興社的理論宣傳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強調信仰領袖，主張領袖獨裁。

賀衷寒宣稱：統一的“力量原于信仰”。“思想是政治的原動力”，“信仰即是思想的神圣化”。

第二，在文化上，反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提倡統制主義。中國文化學會在其《緣起》中提出：“我等不信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義，生而為人就沒有自由。…我等以兩重意義反對前期文化運動中的自由主義，我等提出責任一詞以反自由。”

上海《前途》雜志公然主張對政治、文化、教育、經濟等一切領域實行統制：“文化被統制于民族精神，則國家的一切，無論政治、倫理、道德、學術思想，可上軌道，這就是我們所提倡的文化統制。”

第三，在行動上，提倡“鐵血精神”，反對“溫情主義”，主張以“刀和劍”、“鐵與血”來實行民族復興。

中國文化學會在《緣起》中稱：

“小資產者之溫和主義原是十分美麗，但時勢正轉入粗暴，溫和主義無能為力。”《中國革命》周刊在發刊詞中提出：“復興中國革命的要求，只是意識著還不夠，必須有行動，而行動的精神，又必然是鐵與血！”

這也就是蔣介石和復興社所提倡的“硬干、實干、快干”的力行哲學。復興社從事思想理論宣傳的主要目的，是企圖“建立起一個巨大文化思潮來更有力地對抗共產黨”。

蔣介石在指使賀衷寒、康澤等黃埔學生秘密組織復興社的同時，又示意陳果夫、陳立夫等人在黨內秘密成立了“青白團”，當時被稱為CC派，以控制國民黨的組織系統。

復興社與CC派這兩個秘密組織，是蔣介石所依靠的主要政治工具，也“是一九三○年代國民黨政權下，最富組織能力與群眾基礎的兩大派系”，復興社與CC派雖然在擁蔣反共方面是一致的，但相互之間卻存在尖銳的矛盾，為了爭權奪利，摩擦一直不斷。

有的前復興社員后來這樣分析雙方之間的矛盾：

“復興社對CC團的明爭暗斗，簡直成了組織活動的重心和動力來源。會社員一般對所謂‘異黨活動’的防制，倒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只有對CC團的明爭暗斗，才是真正‘勁頭十足，斗志昂揚’，而且幾乎都是自發的，組織領導還得加以適當的控制才行。…復興社對CC團的斗爭，主要也只在于爭活動場所、爭群眾和爭聲勢、爭表現，還說不上是政權的爭奪。”

自從這兩個秘密組織成立之后，復興社與CC派的明爭暗斗就成為蔣介石集團內部矛盾的一個主要來源，也成了國民黨政權一個難以治愈的政治惡疾。

復興社內部也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從1933年起，復興社內部就掀起了權力斗爭的暗潮，其核心問題是爭奪蔣氏之下的第二席地位。復興社內形成了以社員籍貫為基礎的湖南、浙江、江蘇和西南四大派別，賀衷寒、胡宗南、滕杰、康澤分別成為這四個派別的領袖。

賀衷寒“是黃埔系和復興社中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他長期控制著國民黨軍隊的政訓系統，儼然以黃埔系的政治領袖自居，受到不少湖南籍黃埔學生的推崇，在復興社中“他的發言和一切行動表示，都始終是居于權威地位的”。

但由于其性情關系，“對內建設性少而破壞性大”，故很多人向蔣介石報告社內存在“湖南人的小組織”，也引起了蔣對賀的猜忌。

胡宗南軍權在握，又得到戴笠特務系統的鼎力支持，儼然以黃埔系的軍事領袖自居，雖然他在復興社內未擔任職務，但在復興社里“都對他特別表示尊重，凡有大事，無不征求他的意見，他的然否往往是具有決定作用”。

滕杰最初推崇賀衷寒為蔣氏之下力行社的領導人，后來也獨立起來，自成一派。

復興社內部的派系矛盾，到1934年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導致組織內部的渙散無力。是年8月，復興社奉蔣介石命令召開會議自行檢討，蕭贊育因在廬山未能出席，特寫一函致劉健群陳述意見。

信中主張“將團體重心和今后發展方向，均集中于國民軍事教育，軍隊政治訓練，保安團隊訓練”等幾個方面，“再加以特務處之工作，別動隊之工作，交通研究所、星子特訓班之工作，真正能通統團體化，無絲毫私人產業之觀念雜于其間”。

可見當時復興社內各個集團都憑借自己所掌握的部門和權力自謀發展，團體的凝聚力日益減弱。此次檢討會議未能取得任何結果，故有人認為它是復興社的最后一幕，此后兩年多的復興社只是茍延殘喘而已。

3、康澤與復興社

復興社到三青團的演變過程中，康澤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

康澤(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人。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由國民黨派送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歷任蔣介石的侍從參謀，力行社（復興社）中央常務干事，軍委會別動總隊總隊長，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主任。

在復興社到三青團的演變中，康澤之所以重要，因為他是復興社最后一任書記長，又是三青團中央團部組織處首任處長，復興社組織由他負責結束，三青團組織又由他負責組建，他是從復興社到三青團這一轉變過程的實際操作者。

康澤是力行社（復興社）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他積極參加了復興社的發起和組建活動。

復興社成立后，康澤擔任總社干事和宣傳處長，負責主辦復興社機關報《中國日報》，大肆宣傳“安內攘外”、“復興民族”、“擁護領袖”等主張。

此后又擔任了革命青年同志會書記，在文職人員和教師、學生中間吸收成員，擴展組織。

在當時力行社（復興社）干部群中，康澤是一個“能吃苦耐勞頗有機動力而具有野心者”。據稱他有心模仿斯大林，非常注意觀察蔣介石的領導方法和能力。

他曾向別人分析說：蔣對國內情況與國際認識與我們相差不遠，但指導人工作的方法，非常高明；蔣氏用人，一件工作上一定用兩個，因不放心也；蔣氏的頭腦一天到晚都在想事，故時刻下條子，但缺點在下條子后，缺乏繼續跟蹤的努力。康氏的這種觀察，固然是下級為了解上級的一種表現，但亦顯示出他的用心所在。

使康澤在復興社中獨樹一幟、自成系統的，是他所成立的“西南青年社”和所主持的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和軍委會別動總隊兩個機構。

1932年，康澤以便于在西南地區（川、滇、黔等省）開展工作為由，數次提出要成立西南青年同志會，賀衷寒、滕杰因擔心康澤借機發展西南小組織而加以否決。

但經康澤多方努力，終于在1933年春成立了西南青年社，由康澤負責主持，其主要成員皆為來自西南各省的力行社社員，如葉維、任覺五、李秉中、柏梁、毛嘉謀、嚴澤元、李天民等人，最多時成員達3000人左右。

西南青年社是康澤個人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為了配合國民黨軍隊對江西蘇區的圍剿，1933年在南昌創辦了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后遷往江西星子縣，簡稱“星子特訓班”），由康澤任班主任，對軍校畢業生和招考的政工人員進行短期培訓。

在復興社所主辦的各種訓練機構中，中央軍校特訓班是持續時間最長、培訓人員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曾被蔣介石譽為“革命的正統”，因而名聲大噪。隨后，在此基礎上又建立了別動總隊，由康澤任總隊長。

別動總隊是為了圍剿蘇區而組織的特種警察部隊，負責戶口清查、保甲編練、壯丁訓練、碉堡構筑等活動，推行新生活運動，同時進行清剿和反游擊作戰。別動總隊先后成立了6個大隊，活動范圍遍及豫、鄂、皖、湘、贛、蘇、浙、閩八省，成為推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的得力工具，當時深得蔣介石的信任。

軍校特訓班和別動總隊的建立，使康澤有了自己的文武班底和政治資本，他在復興社中的地位也不斷攀升，開始與賀衷寒、胡宗南、戴笠等人并駕齊驅。

還值得一提的是康澤在四川進行的活動。1935年春，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進入四川，蔣介石組織參謀團入川，指揮川軍實行圍追堵截。康澤奉派兼任參謀團政訓處長，率領別動總隊入川，進駐重慶、成都等地，在當地大力發展復興社組織，并對川、滇、黔地方實力派進行分化、拉攏，為國民黨中央勢力迅速滲入西南鋪平了道路。

康澤在四川把別動隊、政訓處、國民軍訓會以及復興社四川支社和重慶區社的工作聯系并統一起來，成為這一系列工作的主要負責人。由于康澤所主持的各項活動“日形重要”，他在復興社內“有逐漸獨立之勢”。

康澤接任復興社書記長職務，是在1937年8月。他是復興社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任書記長。

康澤簡要地回顧過他接任該職的經歷：

“1937年8月間，我接到蔣介石的通知到陵園去見，到時，看到劉健群和桂永清等也在那里。蔣介石對他們幾個人說：‘我想復興社的書記由他（指著我）來接替怎樣？’他們幾個人異口同聲地說：‘很好！’蔣介石說：‘那就是這樣決定。’于是他就下手令了。我考慮接替復興社書記職務需要有一個比較健全的和比較可以建立威信的常務干事會。我向蔣介石提請以賀衷寒、劉健群、桂永清、鄭介民和我自己任常務干事會干事。蔣介石裁可了。
關于各處的人選，我提請以梁干喬任組織處長；滕杰任訓練處長；白瑜（復興社在上海及倫敦的活動分子)任宣傳處長；特務處仍舊；王超凡（黃埔四期）任總務處長；周復任監察會書記；任覺五、陳介生（黃埔五期，柏林大學，原復興社柏林負責人)任總社干事會助理書記。蔣介石也裁可了。蔣介石把這些重要人事核定以后，我就去接替書記的職務了。1937年9月間，我接替了復興社總社的書記職務以后，我決定的步驟是，先了解并清理總社的工作情形，然后再了解并清理各地方組織。蔣介石核準了我這個步驟。”

康澤就任后便大量布置他的親信于復興社各省市分會，并更換了許多分會書記。

康澤接任復興社領導職務之日，正是該組織內部四分五裂，趨于渙散之時，頹勢已經難以扭轉。段錫朋曾稱國民黨內有兩位具有組織天才者，一為陳立夫，一為康澤。

但由于他的胸襟不夠宏大，認為組織須由他來領導，故對以往的任何作書記的人，都表不滿，在力行社的后期，他只注重發展自己的別動隊，置社務不顧，亦不參加力行社的干事會。他出掌書記時，組織已接近尾聲，加上抗戰的急務，使他無能為力”。

可能康澤本人也不曾料到，他接任復興社書記長后的一個主要任務，竟是辦理復興社組織的結束事宜，成了名副其實的復興社終結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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