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價過億有什么用？官方出手揭岳云鵬真實處境，終是步上于謙老路

身價過億有什么用？官方出手揭岳云鵬真實處境，終是步上于謙老路

岳云鵬攤上事了。

既不是因為緋聞，也不是作品惹了爭議，而是他和妻子的公司被稅務局點名——欠稅14萬。

一個身家過億的人，怎么會栽在這么一筆小錢上？

事情源于一家名為“北京英瑞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企業。

該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由岳云鵬持股49%，擔任監事，他的妻子鄭敏持股51%，擔任法定代表人。

經營范圍包括企業策劃、設計等，與岳云鵬的相聲主業無直接關聯。

根據稅務公告，該公司新增兩條欠稅記錄，分別為增值稅13.65萬元和城市維護建設稅4777.5元，合計約14.13萬元。

這筆稅款并非因隱瞞收入產生，而是已申報但未在規定期限內繳納，屬于欠稅而非偷稅漏稅。

法律上，欠稅不構成犯罪，只需補繳本金及每日萬分之五的滯納金即可消除風險。

關鍵問題在于：岳云鵬是否有能力繳納這筆錢？答案是肯定的。他自走紅以來，身價早已過億，來源包括相聲演出、影視劇、綜藝、廣告代言等。

岳云鵬曾為老家五位姐姐購置房產和車輛，師父郭德綱生日時，他送出五件價值百萬的蟒袍。

2023年，一家更是搬入北京某高端住宅區，該區域房價每平方米超九萬元，整棟別墅總價逾三千萬元。14萬元對他而言，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既然如此，為何會出現欠稅？一種可能是公司已無實際經營。若企業長期停擺，賬戶無流水，財務人員疏于管理，就可能錯過繳稅時限。

另一種可能是內部流程混亂，責任人未及時處理。但無論哪種原因，作為公司主要股東和公眾人物，岳云鵬都難辭其咎。

稅務機關通常會提前多次催繳，不太可能因忘記而逾期。因此，此事更多反映出其商業團隊在合規管理上的缺失。

公眾的質疑并非苛責。岳云鵬長期以“草根出身”、“重情重義”的形象示人，粉絲對他有較高道德期待。

當他的公司出現欠稅記錄，即便金額不大，也容易引發對其誠信的懷疑。

人們關心的不是錢本身，而是態度，是否愿意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岳云鵬今年的爭議不止于此。

早在5月，他就宣布舉辦個人巡回演唱會，名為“非要唱”。

消息公布后，質疑聲四起。許多人認為，他并非專業歌手，沒有幾首原創歌曲，卻將票價定在最高1580元，難以接受。

同行也表達了不滿。相聲演員楊議在直播間公開批評，認為這是在消費粉絲情懷。

眼看輿論失控，師父郭德綱不得不出面力挺：“又不違法，他愿意唱就讓他唱，唱完真賠了，他不就改了嗎？”

這句話當時被視為師徒情深的體現，如今回頭看，卻顯得尷尬，不違法，不代表合理。

岳云鵬首場演唱會在北京舉行，郭德綱還登臺助陣。

但現場觀眾反饋并不理想。有人指出岳云鵬唱歌跑調，整場演出更像是“加長版相聲專場”，缺乏專業歌手應有的舞臺表現力。

盡管如此，他仍堅持完成全國巡演。最后一站在武漢，他因過度勞累明顯消瘦，被網友調侃“瘦成歐豪”。

一邊是高調開唱、門票秒光，一邊是公司欠稅、無人問津。

這種反差令人費解。如果真是資金緊張，大可放緩商業節奏。如果是管理混亂，更該及時整頓。

但岳云鵬似乎把精力全放在了“實現夢想”上，卻忽略了最基本的商業責任。

夢想值得尊重，但不能成為忽視規則的借口。

當觀眾花錢買票支持他的歌手夢時，他是否也該對得起這份信任，在其他方面同樣做到嚴謹負責？

岳云鵬這次的欠稅風波，讓人立刻聯想到德云社的元老于謙。

今年10月27日，廣州市相關法院恢復執行一起涉及于謙的債務案件。

他因其持股10%的影視公司“墨客行影業（北京）有限公司”發生債務違約，被列為被執行人，需承擔111萬元的連帶清償責任。

墨客行影業注冊資本5000萬元，但累計被執行金額已超7000萬元，并存在多條失信記錄。

于謙并非公司大股東，僅作為小股東參與投資。按照一般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則，股東以其認繳出資額為限承擔責任。

但在司法實踐中，若公司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且存在股東未實繳出資或抽逃資金等情況，法院可追加股東為被執行人。于謙此次被強制執行，很可能源于此類情形。

于謙的財富積累更為深厚。他早年便在北京購置多處房產，并于多年前簽下大興60畝土地的長期租約，將其改造成集馬場、動物園于一體的“天精地華寵樂園”。

園內飼養汗血寶馬、荷蘭種鴿、梅花鹿等名貴動物，日常養護成本極高。

此外，他還持有德云社固定薪酬，并通過影視、綜藝等渠道獲得穩定收入。

據估算，于謙的個人資產規模遠超億元。111萬元對他而言，同樣只是極小的一部分。

但他并未主動處理這筆債務。截至事件曝光，他未公開發聲，也未見有任何清償的行動。

這種沉默態度引發了公眾質疑：既然有能力償還，為何要等到法院強制執行？

這與于謙一貫塑造的“穩重”、“靠譜”形象不符。

值得一提的是，這并非于謙首次因投資公司被牽連。此前，他與吳京等人合資的公司也曾出現被執行記錄。

連續的投資失利表明，他在商業判斷上可能存在盲區，而對債務問題的消極應對，則進一步放大了負面效應。

再往前看，還有何炅的例子。2021年，他的父親何畏因餐飲公司拖欠44萬元貨款被強制執行。

當時何炅僅在芒果超媒持有的原始股浮盈就達數億元，44萬連他一期綜藝酬勞的零頭都不到。

但這筆債拖了八年，直到法院介入才解決。外界普遍認為，不是還不起，而是覺得沒必要急著還。

這三個事件驚人地相似：當事人都是公眾人物，資產雄厚，涉及的金額都不大，卻都因拖延或沉默引發信任危機。

他們或許覺得，這些“小錢”不足以影響大局，但在公眾眼里，這恰恰暴露了對契約精神的輕視。

難免讓人質疑：是不是覺得名氣可以凌駕于規則之上？

公眾的信任，從來不是靠財富維系，而是靠一件件正面積極的事，一點點攢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