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漢回憶，渡江作戰第二天，從司令部出來外面有特務打自己黑槍

　　1995年7月，和合村村西，夏日的午后，蟬鳴聒噪。

六十五歲的黃漢生坐在椅子上，手里捏著一只舊軍帽。帽檐已經磨損，顏色也褪得發白，但他仍時不時用手輕輕撫過帽頂，仿佛那里還留著一道看不見的彈痕。他的目光穿過窗欞，望向遠處綠意盎然的稻田，思緒卻飄回了四十多年前那個硝煙彌漫的春天……

　　那是1949年4月，長江北岸。

黃漢生時任蘇北軍區司令部話務班班長。他不過十九歲，個子不高，但眼神清亮，行動利落。部隊在八圩港一帶集結，江面不寬，但對岸就是國民黨重兵布防的江南。

　　“總攻就在今夜。”連長的話簡短有力。

黃漢生握緊話務機，手心微微出汗。他不是沖鋒陷陣的步兵，但他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仗打起來，通訊就是戰場的血脈，一刻也不能斷。

　　21日凌晨，炮火如雷鳴般炸響。江北的天空被映成一片橘紅。先頭部隊強渡登岸，槍聲、吶喊聲、江水拍岸聲混成一片。黃漢生和話務班的戰士們緊隨司令部，守在江邊臨時搭建的指揮所里，傳遞著一道道指令。

　　“信號清晰，三團已登陸！”“二營請求火力支援！”黃漢生的聲音在嘈雜的電流中顯得格外鎮定。

　　22日清晨七點多，天色已亮，江面霧氣未散。黃漢生隨司令部渡過長江，踏上了南岸的土地。當日，司令部駐扎在無錫北門的一所小學里，話務班則被安排在離司令部半里路的“老人堂”。那是一間舊式祠堂，陰暗潮濕，但位置隱蔽，適合架設電臺。黃漢生帶著幾個戰士連夜架線、調試設備，一直到深夜才勉強合眼。

　　第二天一早，黃漢生發現備用電池快沒電了。“我去司令部取電池。”他對副班長交代了一句，便推門而出。

　　四月的江南，清晨薄霧如紗，路旁的蒿瓜棵長得比人還高，綠得發黑。田埂小路泥濘未干，踩上去軟綿綿的。黃漢生一路走得急，心里還惦記著話務機是否正常運轉。

　　當時的他并沒注意到，有一雙眼睛，正從密密的草叢中死死地盯著他。取到電池后，他匆匆往回趕。電池用布包著，揣在懷里，沉甸甸的。他一邊走，一邊盤算著接下來的通訊調度，腳步不由得加快。

　　就在他走到一片蒿瓜地旁時——“啪！”一聲槍響，勁風陡然從他耳畔掠過。緊接著，“啪”地一聲，他頭上的軍帽猛地飛了出去！黃漢生一愣，還沒反應過來，又是一顆子彈擦著他肩膀打進了泥地里。他猛地俯身，滾進路旁的土溝，心臟怦怦直跳。他死死抱住懷里的電池，腦子里一片空白。

　　“有人打黑槍！”黃漢生腦海里閃過這個念頭。

　　幾乎在同一時間，身后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哪兒打槍？！”“在那邊！蒿瓜地里！”是警衛班的人！他們聽到槍聲，立刻沖了過來。黃漢生伏在溝里，大氣不敢出。他聽見草叢里傳來窸窸窣窣的動靜，有人正在快速移動。“砰！砰！”幾聲槍響過后，一切突然安靜下來。

　　一個年輕警衛貓著腰跑過來：“黃班長，你沒事吧？”黃漢生抬起頭，臉色發白，搖了搖頭。警衛伸手把他拉起來，低聲道：“是個特務，藏在草里。已經解決了。”

　　黃漢生這才看見，不遠處的蒿瓜棵里躺著一個穿灰衣的男人，手里還握著一把短槍。他怔怔地看著，心里一陣后怕。如果不是那一槍打偏了，如果不是他走得快了一步，如果不是警衛班反應及時……

　　他彎腰撿起地上的軍帽，帽頂上赫然一個彈孔，穿透了布面。“你命大啊，黃班長。”警衛拍了拍他的肩，“這特務盯上你們話務班了。”黃漢生沒說話，只是把帽子攥得更緊。他知道，這不是他命大，是戰友的反應快，是戰場上那根看不見的線把他們連在了一起。

　　“爺爺，你又在看這頂帽子啦？”小孫子的聲音把他從回憶中拉回。黃漢生笑了笑，把帽子輕輕放在膝上。“是啊，這帽子陪爺爺打過仗。”“打仗可怕嗎？”“可怕，”他輕聲說，“但也值得。”

　　他沒有多說那一天的細節，沒有說那顆子彈離他的頭頂只有一寸，沒有說他伏在泥溝里時渾身發抖，也沒有說那個特務被擊斃時他心里的復雜滋味。有些感受，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懂。

　　但他記得，那天他回到老人堂，話務班的戰士全都圍了上來。“班長，你沒事吧？”“電池拿到了。”他把電池穩穩地放在電臺旁，仿佛什么也沒發生。

只有他知道，從那一天起，他不再只是一個話務兵。他是從子彈下活過來的人，是從江北打到江南的千萬戰士中的一個。他的人生，從那一顆子彈開始，被賦予了不同的重量。

后來，他轉業回到家鄉，當了高級社社長，又做了村支書。他帶著鄉親們修路、種稻、建學校，就像當年在戰場上傳遞指令一樣，一步一個腳印。

　　有人問他：“你打過仗，怎么從不吹牛？”他只是笑笑：“我沒什么了不起，我只是活下來了。”活下來，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記住——記住那些沒活下來的人，記住那段用鮮血換來的和平。

　　夕陽西下，黃漢生慢慢站起身，把軍帽鄭重地放回木匣中。那頂帽子，是他青春的記憶，也是一段歷史的見證。它沉默，卻比千言萬語更有力量。

　　而那一聲穿越四十多年的槍響，至今仍在他夢里回蕩。不是驚悸，而是提醒：活著，就要對得起那些再也不能活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