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暗中阻礙統一？以"美日安保"為幌子，日本如何在臺灣生事?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據臺灣媒體披露，臺灣“國防部”的一名官員曾在1991年透露說：與日本“在軍事上也有突破性的合作關系”；日本“將提供多處寒訓場地”給臺灣軍隊“做移地訓練之用”，并同意售與臺灣高科技軍品及傳統美式武器。

1、日本深入介入臺灣

中韓建交前，臺灣軍隊的“移地寒訓”地點以韓國為主。隨著中韓建交，日本政府除迅速增辟北海道為寒訓場地外，還提供軍用碼頭供臺灣艦隊?？渴褂谩?/strong>作為對日本提供寒訓訓場地的回報，臺灣當局將武器采購經費1500億元新臺幣的剩余部分，用于向日本購買高科技軍品及傳統美式武器。

另外，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航空自衛隊曾將退役的F-104J型戰斗機“經由某種途徑交給了臺灣空軍”。臺灣“國防部”發言人曾就此表示：“這種飛機經由何種途徑獲得，數量有多少，恕無可奉告”。

1995年7月中國海峽軍事演習后，日本防衛廳立即要求增加23倍軍費以支持戰區導彈防御計劃。翌年3月中國海峽軍演剛一開始，日本便游說華盛頓提供由美國衛星及情報機構搜集的有關“導彈威脅”的“戰略情報”，并要求美方升格彼此間的防務合作關系。

2004年7月底，在東京舉行了“2004年日美臺合作研討會”，陳水扁當局派核心智囊人物、“總統府國策顧問”、“臺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前往參加。

黃昭堂對日本記者宣稱：日本的潛艇性能極好，希望臺灣將來能夠購買；日本考慮改變武器出口“三原則”對臺灣來說是件“好事”。7月31日，日本外交評論家加瀨英明在會上積極呼應，公然提出希望臺灣繼續維持“獨立”狀態，這對日本比對美國更重要，“保衛臺灣就是保衛日本?！?/strong>

臺灣當局又反過來予以積極回應。8月7日，臺灣“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聲稱，臺灣和日本的關系目前正在不斷發展，臺灣應該把握機會，從戰略高度發展臺日關系。于是，臺灣海軍在謀求向歐美購買潛艇的同時，還把眼光投向了潛艇技術先進的日本，特別是被世人視為日本潛艇“三劍客”的“親潮”級、“春潮”級、“夕潮”級。這些潛艇的排水量均在2200噸以上，屬于大型遠洋潛艇。

其中“親潮”級是日本最新一級多功能常規攻擊型潛艇，單艇造價約5億美元，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兩家船廠承擔建造任務。就在臺灣當局對其垂涎三尺的時候，日本最大的經濟組織“經團聯”在同年7月底發表聲明，支持修改武器出口禁令。該團體聲稱：“有必要重新思考出口管理、技術交流以及投資政策等”。

包括時任防衛廳長官的石破茂在內的一些有影響的政治家以及學界、評論界人士，也都認為這項禁令“可能會損害國家利益”，主張予以修改。一個積極“愿給”，一個欣然“愿取”，日本政府與陳水扁當局的默契由此可見一斑。然而，這兩者間的一拍即合，給亞太地區帶來的恐怕不會是安寧。

世紀之交，隨著日本新保守主義抬頭和日本對華政策強硬，日本對臺政策大幅調整。日本越來越從整個東亞戰略尤其對華戰略角度處理臺灣問題，對介入臺海事務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而民進黨當政時期，對密切臺日軍事合作特別是構筑日美臺“準軍事同盟”更是興奮異常，甚至不亞于當年的李登輝當局。

除了繼續情報共享外，陳水扁當局希望與日本建立類似臺美之間的“安全戰略對話機制”，推動“臺軍”與日本自衛隊之間更具實質性的軍事交流。這樣，在日美針對臺灣的“安全合作”不斷強化和日臺關系不斷提升的背景下，臺灣問題中的日本因素越來越突出。

2、日美臺的勾連

1996年3月，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梶山靜六與應邀訪日的臺灣“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丁懋時、“總統府戰略顧問”莊銘耀，就中國大陸軍演和海峽形勢秘密交換意見，這在日臺“斷交”后還是首次。進入新世紀后，針對中國大陸的日臺“準軍事同盟”初步形成，特別是日臺軍事互動進一步頻繁，其阻礙兩岸統一的意圖更加明顯。同年9月15日，“臺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副主席黃爾璇和前主席張燦鍙，應邀參加了日本陸上自衛隊年度軍事演習，這是“臺獨聯盟”第四次參觀日本大規模軍事演習（第一次和第二次在1994年，第三次在1995年)。

“臺獨聯盟”不是執政黨，也不是在野黨，只是一個未向臺灣當局登記的非法“臺獨”組織。日本自衛隊居然邀請“臺獨”組織頭目四度參觀演習和閱兵，用心何在，恐昭然若揭。

2000年5月19日，陳水扁的《臺灣之子》一書在日本出籠，明確提出為了三方共同利益，建立臺日美“安全網”。此前1996年簽署《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1997年推出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1999年通過《周邊事態法》等，都是日美同盟對付中國的重要戰略步驟，大受臺灣當局歡迎，也增強了陳水扁當局與日美結盟的決心。臺灣前“海軍總司令”、前駐日“代表”莊銘耀曾在大阪留學，在日本有廣泛的人脈關系。他在擔任駐日“代表”期間，曾與日本自衛隊干部密切往來。在莊銘耀的安排下，陳水扁在1999年訪日期間曾與防衛廳審議官美根慶樹會晤，交換對安全保障問題的看法。

由于莊銘耀與日本自衛隊有這樣一層關系，這也是被陳水扁調回臺灣出任“國安會秘書長”的重要原因。2000年7月28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的2000年版《防衛白皮書》，公然宣稱日本在中國的中程導彈射程之內。這固然是為日美聯合開發導彈防御系統尋找借口，但同時反映出日本對中國的戒心增大。

同年12月27日，陳水扁在會見日本“日華關系研究會”代表團時聲稱：“面對中國擴充軍備、增加國防預算，并在大陸沿海布置飛彈，中日兩國應針對此一威脅，共同體認，只有進一步分工合作，才能維持臺海和平及亞太安全與穩定”；“‘中華民國'新政府會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進一步增強與提升對日關系?！北砻髁恕奥撊站芙y”的戰略意圖。

2001年1月，陳水扁在接受日本《世界》月刊專訪時露骨地表示：臺灣的存在對日本只有好處，“萬一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日本的安定立刻會受到威脅；對日本來說，臺灣海峽是生命線，如果臺海發生危機或戰爭，不只是臺灣，日本和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地位都會受到威脅”，因此臺日之間要進行“國防軍事交流”，尋求在臺灣海峽“有事”時的軍事情報協調，甚至協同作戰。2002年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和主張“公投立法”，也表示希望獲得日本的支持。

隨后即8月17日，“臺獨”勢力與日本右翼勢力在臺北召開“西太平洋安全保障——臺美日國際研討會”。會議由“臺獨”報紙《自由時報》和日本“日美安保會議事務局”共同主辦，“臺獨”分子黃昭堂主持。

日本“日美安保會議事務局”局長藤進嚴喜叫囂：

“從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來考慮，想要維持日本繁榮，獨立自由的臺灣對日本相當重要?！绻袊{臺灣的現狀，將影響到日本；臺日是生命共同體?！?br/>

顯然是要建立“臺日統一戰線”，對抗中國。其實，“臺日結盟”對抗中國，一直是“臺獨”勢力和日本右翼勢力努力的目標。

李登輝在會見這位日本右翼分子時曾表示：

“臺日是命運共同體，臺灣海峽每天有300艘船只通航，如果臺灣受到中國威脅，日本也會受到嚴重影響，臺日美三方的防衛應堅固結合，發揮防衛中共攻擊的功能?！?br/>

陳水扁則多次指示臺“外交部”，要將構筑“臺日美安全網”作為對日政策的重中之重。在“臺獨”分子看來，一旦“臺日美安全網”構建成功，就等于構筑起比《與臺灣關系法》更為安全可靠的保護網，也就等于獲得了實現“臺獨”的國際靠山。日本右翼政客龜井久興也公開叫囂：“臺灣的安全保障對日本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日臺“實在可以稱為命運共同體”。

為了因應日美安保體制的新變化，在日本右翼政客和陳水扁當局的推動下，美國的傳統基金會、日本的岡崎研究所、“臺灣智庫”從2001年起，就開始了美日臺所謂“三邊戰略對話”。繼在東京召開首輪“美日臺三邊戰略對話會議”之后，2002年8月19日又在臺北召開第二輪會議。

美方參加者是美國前國防部日本科科長薩科特等4人，日方參加者是日本前海上自衛隊護衛艦隊司令金田秀昭等8人，臺方參加者是臺灣前“國防部副部長”陳必照等8人，還有個別“外交官”置身其中。這次會議表明，日美臺“準軍事同盟”正在形成。

3、美日安保條約背后的日本野心

1960年1月19日，日美兩國經過22次談判終于在華盛頓簽署了《日本國與美利堅合眾國之間相互合作及安全條約》（即《日美安全條約》），是為“1960年安?！?。與“1951年安?！毕啾?，“1960年安保”突出了“遠東條款”，即有三處涉及“遠東”概念一前言第5款(“兩國的和平與安全共同關心的地區”)、第4條(“隨時協議”)和第6條(“美軍的駐扎”)。

其中，第4條規定，在雙方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時，遠東地區是兩國的“協議對策范圍”；第6條規定，“為確保遠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允許美利堅合眾國的陸軍、空軍和海軍使用日本的設施和國土”。這就強化了日美戰略同盟關系。當時關于“遠東地區”范圍的“公式解釋”是：“遠東地區”不是地理概念。

然而，當時日本政要和日本政府卻按捺不住將其地理范圍明晰化。

1960年2月26日，岸信介首相在眾議院安全條約特別委員會會議上詮釋說：“這一區域大體包括菲律賓以北及日本周邊地區，也包括韓國及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地區。上面是新條約的基本想法，但是對這些地區進行武力進攻，或者這個地區的安全受到周邊所發生事態威脅時，美國為此所采取的行動范圍，…并不局限于上述區域”。

在5月3日國會答辯時又稱：臺灣問題“不能完全看做是單純的內政問題”；“一旦形成武力斗爭，關于在日美軍是否馬上出動問題，這應該作為事前商議的問題而加以充分的考慮。但是，我不認為…對此都可以漠不關心?！?/p>

藤山愛一郎外相也跟進確認道：“以日本為中心，包括菲律賓以北、中國一部分的沿海州”。

而日本政府則在2月27日發表“統一見解”稱：“遠東大體包括菲律賓以北和日本周圍地區，韓國和臺灣管轄下的地區?！?/strong>

岸信介政府甚至把“日美安全條約的適用范圍”擴大到“從菲律賓以北，金門馬祖，中國沿海地區甚至內地，一直到蘇聯的濱海區地方。”正如日本社會黨議員田中稔男在日美安全條約特別委員會會議上指出的那樣，“這個新安全條約是以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假想敵的”。

1969年11月21日，佐藤首相與尼克松總統在華盛頓發表了《佐藤·尼克松聯合公報》（以下簡稱“公報”），其中插入的“臺灣條款”，將《日美安全條約》中的“遠東條款”進一步具體化和明晰化?！肮珗蟆甭暦Q：“維持臺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安全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佐藤在國會發表演說或回答質詢時，也不斷將“臺灣條款”清晰化。他在12月1日的國會演說中宣稱：“如果發生韓國和中華民國受到侵犯的事態，就要適當適用日美新安全條約事前協商的條款?！?/strong>

翌年2月17日，佐藤在國會回答在野黨議員質詢時強調：“對韓國、臺灣的武裝攻擊，對我國的安全來說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顯而易見，“臺灣條款”的插入是在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理所當然遭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譴責。《人民日報》社論指出：日本反動派“不僅要把日本更牢固地拴在美帝國主義的戰車上，而且明目張膽地把侵略矛頭指向中國?！@是美日反動派共同策劃的一個極其陰險的大陰謀。”

亦如中日復交后社會黨議員石橋政嗣在國會質詢田中首相時指出的那樣：

“日美安全條約的遠東條款或臺灣條款，…把中國領土劃在內，從而干涉了中國內政”；而“在關于遠東條款的政府統一見解中，有‘中華民國政府支配下的地域'的措辭，目前這樣繼續沿用是不能允許的，這同日中聯合聲明相矛盾。否則聯合聲明就會‘死亡’?！?br/>

無論“1951年安?！?、“1960年安保”，還是《佐藤-尼克松聯合公報》，主要應視為美蘇冷戰的產物，即都是以前蘇聯為主要“假想敵”、以遏制前蘇聯為主要目的的日美軍事同盟。隨著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終結，該主要“假想敵”已不復存在，日美同盟也隨之失去存在的根據，日美同盟理應從軍事領域轉向經濟文化領域，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1996年4月17日，日美首腦在東京舉行會談。為了繞開國會，兩國采取以發表首腦宣言的形式強行推出了內容已有實質性變化的《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是為“1996年安保”。

該“安保宣言”勉強以亞太地區存在“不穩定性”作為簽署理由或依據，具體包括五個方面：

(1)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2)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軍事力量的大量集中；(3)懸而未決的領土問題；(4)潛在的地區爭端；(5)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

從上述五個因素中有四個與中國有關，且第四個因素——“潛在的地區爭端”就是指臺灣海峽來看，本應解除的日美軍事同盟不但沒有松動，反而進一步強化，并事實上轉而以中國為“假想敵”，以遏制中國為目的，尤其將矛頭重點指向了臺海地區。

日美兩國的動作遠未就此打住。1997年9月23日，“日美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又在紐約簽署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新指針”規定，日本自衛隊不僅在遭到侵略時，就是在周邊地區出現緊急事態時也可以從事后勤支援、提供情報等戰斗行為。眾所周知，后勤支援和情報作戰均為現代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只要履行后勤支援和提供情報這兩項重要的戰爭職能，就等于正式參戰。

可見，“新指針”的關鍵之處在于：正式用《佐藤-尼克松聯合公報》中的“臺灣條款”替代了1960年《日美安全條約》中的“遠東條款”，并將“遠東地區”概念修改為“周邊事態”概念。

盡管“1996年安?！笔菍Α?960年安?！钡男薷摹?997年“新指針”是對1978年《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改，但日美兩國共同修改通過的這兩個矛頭直指中國的文件，又是分別以日美兩國此前各自制訂的《美國對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保障戰略》（又稱“約瑟夫·奈報告”）、《新防衛計劃大綱》、《日美安保體制目前的意義》、《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與今后的安全保障》四個文件為腳本；而其中的后三個文件出自日本政府和自民黨外交調查會。

《美國對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保障戰略》由美國國防部發表于1995年2月，載明美國既打算繼續在亞太地區維持10萬人的駐軍，同時準備將日本自衛隊納入美軍控制之下。

這兩項內容的提出，均有各自深刻的背景：前者是美國鑒于中國經濟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突然走上持續快速發展軌道，為應對中國崛起而采取的遏制戰略；后者是美國從小澤一郎建立“普通國家”的政治理念中察覺到日本民族主義迅速抬頭，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而采取的防范戰略。

《新防衛計劃大綱》出籠于1995年11月，由日本政府安全保障會議和內閣會議批準。與“約瑟夫·奈報告”相較，該“大綱”在內容上更具體、更明確。

例如，“大綱”的國際形勢部分強調了以下幾種嚴重的事態：

(1)繼續存在各種領土問題；(2)淵源于宗教和民族問題根深蒂固的對立；(3)存在著復雜多變的地區爭端：（4)核武器和導彈的擴散。

這四種“事態”均與中國有關，尤其第三種“事態”直指中國臺海地區?！按缶V”據此斷言：“不能否認在我國的周邊地區有可能發生對我國安全有重大影響的事態”，并吹噓日美安保體制“有助于我國周邊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可見，稍后由日美兩國聯手炮制的《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羅列的所謂“不穩定性”因素和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闡述的核心概念一“周邊事態”，均已出現在此前日本政府擬制的這份《新防衛計劃大綱》中。由此也就不難看出，日本才是強化日美同盟即推出矛頭直指中國的《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和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真正的始作俑者。

其實，這是日本自近代以來的一貫做法。哪怕中國處于守勢時，日本也會制造或編造出“中國威脅脅論”謊言作為軍備擴張和對外侵略的借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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