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買房解宿困：雙贏之下的人口隱憂

中國礦業大學南湖校區2.9億元收購490套現房作宿舍的公示，讓高校“置業”成為熱議焦點。套均60萬元的五折價格、96至145平的寬敞戶型，既讓學生直呼“住宿升級”，也為房地產去庫存提供了新樣本。

當合肥工業大學、中南大學等高校相繼跟進的身影浮現，這場教育資源與樓市庫存的跨界聯動，看似是供需契合的“神操作”，卻在人口結構的變遷中暗藏著值得深思的長遠命題。

高校“買房潮”的興起，本質是雙重壓力下的必然選擇。一邊是高校擴招帶來的住宿缺口持續擴大，另一邊是房地產市場高企的庫存亟待消化，兩者的相遇形成了奇妙的供需閉環。

中國礦業大學的公示數據顯示，其宿舍面積缺口達13.7萬平方米，且隨著招生規模擴大還將遞增，而校內無地可開發、周邊無地可出讓的現實，讓自建宿舍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種困境并非個例：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頂尖高校已明確不再為部分專業學位碩士提供宿舍，不少學生被迫承擔一線城市高昂的租房成本，甚至出現“上學難，住宿更難”的窘境。

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則為高校提供了成本優勢。當前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仍穩定在7億平方米以上，10月末待售面積達7.56億平方米，去庫存壓力可見一斑。

對開發商而言，批量出讓存量房給高校既能快速回籠資金，又能減少長期持有的成本損耗；對高校而言，五折左右的批量采購價遠低于自建成本——省去了土地出讓金、工程建設周期和配套設施投入，短期內就能形成住宿供給能力。

中南大學2.95億元、合肥工業大學1.176億元的購置案例，都印證了這種模式的成本優勢，網友口中“省地皮、省建造，坐擁長期租客”的評價，道出了其現實吸引力。這場聯動確實實現了多方共贏。

學生告別了擁擠的傳統宿舍，獲得了更舒適的居住體驗；高校破解了擴招后的住宿瓶頸，避免了因住宿不足限制招生規模；地方政府則借助高校采購消化了庫存，緩解了樓市下行壓力。

更重要的是，這種模式打破了高校住宿“自建自管”的傳統思維，通過整合社會存量資源滿足教育需求，展現了開放共享的治理智慧。在土地資源緊張的城市，這種“校地聯動”的思路為解決公共服務資源短缺問題提供了可借鑒的范本。

但歡呼之余，潛藏的挑戰也不容忽視。

最直接的是校外住宿的管理難題，490套房源分布在14棟建筑中，學生分散居住必然增加安全管理、紀律約束的難度，社區物業管理與高校管理的銜接、學生權益保障等問題，都需要系統性方案支撐。

更關鍵的是適用性問題，這種模式僅適用于房價適中、庫存充足且學校預算充裕的城市，在一線城市核心地段，即便有庫存，高校也難以承擔高昂的購置成本；而在庫存不足的三四線城市，又缺乏可對接的房源，盲目推廣必然水土不服。

比現實挑戰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口結構變遷帶來的長期風險。

當前高校住宿緊張的核心原因，是20年前人口出生高峰的“紅利”——2000至2010年間，我國年出生人口穩定在1500萬以上，2000年更是達到1771萬的高峰，這部分人群正集中進入大學階段。

正如黃宏、宋丹丹小品中展現的那樣，彼時即便有計劃生育政策，民間依然潛藏著旺盛的生育意愿，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信心讓家庭愿意生育子女。

但今時不同往日，生育意愿的斷崖式下跌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2024年我國出生人口僅954萬，較2016年的1786萬近乎腰斬，即便放開三胎、推出育兒補貼等催生政策，效果仍顯微薄。

按照高校招生周期推算，15年后的2040年，適齡大學生數量將較現在大幅減少，屆時今日重金購置的宿舍，極有可能面臨“學生銳減、房源閑置”的尷尬境地。

高校作為公立機構，其資產本質是公共資源，今日為消化樓市庫存而投入的財政資金，若未來淪為閑置資產，本質上是將房地產泡沫的風險轉移給了全民買單。

這種風險并非杞人憂天。

歷史上不乏公共資源因人口變化而閑置的案例，部分農村地區因人口外流導致學校、醫院閑置，就是前車之鑒。高校“置業”若只著眼于短期解困，而忽視人口趨勢的長期影響，很可能造成公共資金的浪費。

更理性的做法，或許是在購置過程中加入動態規劃思維：例如選擇可靈活轉換用途的房源，未來閑置時可改造為科研用房、教師公寓或對外租賃；采用“租賃+購置”結合的模式，避免一次性投入過大；建立跨區域高校資源共享機制，應對不同地區學生數量的波動。

說到底，高校買房作宿舍的創新，終究是應對短期矛盾的權宜之計，無法替代對教育資源配置和人口結構的深層思考。

它揭示的不僅是住宿供給與樓市庫存的匹配，更折射出我國人口發展與公共服務規劃之間的銜接難題。

今日的“雙贏”值得肯定，但更需要未雨綢繆的長遠布局：既要通過靈活的資源整合解決當下的住宿困境，更要通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優化教育資源布局，從根源上化解未來可能出現的供需失衡。

唯有如此，公共資源才能真正實現高效利用，而不是在短期紅利與長期風險之間搖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