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本書，死殺數千人

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明朝大臣 朱國楨）

明朝有個叫做朱國楨的大臣，做過內閣首輔，當然他在政治方面沒有太多建樹，主要是文學成就比較高。

這個朱國楨吶，喜歡寫文章，他寫過一本記錄明朝歷史的史料，名字叫做《史概》。

等到朱國楨死了之后，朱家家道中落，連出版這本《史概》也做不到了，干脆將這本書的一部分書稿賣給了同鄉的鄉紳莊廷鑨。

莊廷鑨，浙江湖州人，據說此人是個盲人，眼睛看不到的，但他很有志氣。

古人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他左丘能寫書，我莊廷鑨為什么不能？于是莊廷鑨就想要寫一本屬于自己的歷史書，這也是他花重金買來朱國楨《史概》的目的。

書稿買到之后，莊廷鑨找來了很多文人幫他繼續創作，增刪修改，因為朱國楨去世的比較早，所以原稿中沒有記載明光宗之后的事情，當時已經是清朝，那為了讓這本史書的跨度是完整的，莊廷鑨就頗費心思的請了一眾文人增加了天啟崇禎二朝，以及南明的歷史，書成之后，定名為《明書》。

想一下，這本書大部分的內容，四分之三吧，都是朱國楨創作的，那么朱國楨在明朝時進行明朝歷史的創作，和清朝人進行明朝歷史的創作視角就是不同的。

所以這本《明書》，不管清朝的奠基人努爾哈赤叫皇帝，而稱呼他明時的官職建州都督，對于那些明末時在遼東英勇抗擊女真人的將領，《明書》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對于那些投降清朝的人嗤之以鼻，大加批評，不僅是朱國楨的原稿，就是莊廷鑨后來找來文人增刪續寫的時候，也保持了這種風格，因為畢竟當時江南文人思念明朝的心思很重，比如寫南明歷史的時候，不用清朝的順治年號，而用南明的隆武，永歷等年號。

時間到順治十二年，莊廷鑨病死，莊廷鑨的父親莊允誠為了了卻兒子生前的這一樁心愿，繼續做這本書的編撰工作，一直到順治十七年終于書成，改名為《明史輯略》，并且刊刻發行。

為了給這本書增加一些權威性，莊允誠還找來了李令皙給此書做序。

李令皙也是湖州人，而且他還是前明官員，崇禎十三年的進士，做過江陰知縣，明朝滅亡之后他還跟著史可法參加過抗清活動，也是一位愛國志士了。

余下，莊允誠還在書中附上了編撰該書的一眾作者的名字，有査繼佐，陸之銘等十八人。

可以說，以文學視角來看，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史書，但是在當時其實并沒有引起多大的轟動，沒有賣的很好，僅限于江南部分地區流傳。

（原書已被毀，僅存 明史鈔略）

此書的事情可以暫時告一段落，我們把時間撥快，來到一年之后，即順治十八年。

湖州有個縣，叫做歸安縣，歸安縣的知縣，叫做吳之榮。

吳之榮心術不正，做知縣很不到位，因為涉及一場數額不大的貪腐案件落馬，被褫奪了知縣的身份，淪為平民。

清朝治理貪腐的力度還是很嚴格的，沒被殺死，吳之榮就應該暗自僥幸，但偏偏他官癮太大，已經落到了這種地步他還想要做官。

但是，這是不容易的，主要是因為他本身已經有了劣跡，很難再被朝廷重用。

除非，吳之榮可以立功。

可他是一介文人，手不能縛雞，你讓他上陣殺敵，建立軍功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吳之榮整日悶悶不樂，每天只好在酒館買醉。

后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許是偶然，叫吳之榮讀到了莊家刊刻的這本《明史輯略》。

最開始吳之榮只是閑來無事，隨便翻翻，可是他越看越覺得不對勁，明明是本朝的成書，卻不用本朝年號，而用前朝年號，對本朝的皇帝也不加尊稱，要么稱呼其舊職，要么直呼其名，對于歸順清朝的文官武將也是大肆批評，甚至還找來前朝的官員做序，吳之榮認定，這本書存心不良，有頂撞朝廷，誹謗皇帝，甚至有謀反作亂的嫌疑。

他決定上告，要把這件事情檢舉揭發出來，這樣自己就立下大功，保不齊就能綻放事業第二春。

吳之榮拿上這本《明史輯略》，很快就報告到了將軍松魁的衙門。

松魁是杭州將軍，他是管軍隊的，這種事情本不應他負責，但這畢竟是大案，涉及到的問題太多，松魁應該重視起來，但奇怪的是，他對這個案子異常冷漠，只是稍作了解，就轉呈給了浙江巡撫朱昌祚，按說巡撫應該管這個事情了吧？巡撫也不管，又把該案送到了督學胡尚衡的手里。

督學，就是學政，這是主管教育，科舉，以及文化風紀的官員，書籍刊刻發行，正該他管，案子落到他手里也算專案專辦，但讓人納悶的一幕再次出現，胡尚衡對這個案子也很冷漠，完全按下不表。

原因為何？很簡單，莊家是有錢人，當地富豪鄉紳，交際面極廣，他們早就聽說了吳之榮挾書狀告的事情，因此反應極快，吳之榮告到哪里，莊家就賄賂到哪里，杭州將軍，浙江巡撫，浙江學政，莊家每一位都以千金相贈，他們收了錢，自然要替莊家辦事，因此吳之榮一連跑了好幾個衙門，卻無一人肯受理他的案件。

對于浙江地區的官員來說，誰都看得出來吳之榮完全是想要做一樁損人利己的事情，何況這種文字類的案件，實際上可大可小，如果不上稱，二兩都不到，可一旦上了稱，千斤的重量也難擋，所以操作空間很大，罪名和后果完全在模棱兩可之間。

實事求是的說，莊家有罪嗎？

（順治帝）

這要從兩個方面來看待，在順治，康熙交替之際，清朝的統治其實尚未完全穩固，尤其是江南地區，反清復明之風彌散，那莊家的《明史輯略》在清朝廷看來，就不會是一本簡單的歷史書，而是一本有號召力，并且挑戰了其合法性的政治書籍，甚至認為此書系統性的，公開的宣揚了一套和清朝官方對立的歷史敘述和價值觀。

所以，代入清朝統治者的視角，莊家不僅有罪，而且是動搖國本的心腹之患，必須用最殘酷的手段加以鏟除，以儆效尤。

可是，從歷史，文化和人性的角度來看，莊家的罪完全是莫須有的，這是一場文化恐怖和政治迫害。

本書的原作者朱國楨是明朝人，那他寫書自然是以明朝的視角來記錄歷史，你不可能強迫一個明朝的首輔稱呼努爾哈赤為清太祖，莊廷鑨組織文人續寫，延續這種體例和風格也是正常的，修史者，錄當時所見所聞所信，此乃史家之本職，書中褒獎忠義，貶斥亂臣，亦是華夏千年之春秋大義，跳出當時的歷史時代，乾隆年間，乾隆皇帝把曾經投靠清朝的洪承疇定為貳臣，卻盛贊曾經堅決抵抗清軍的袁崇煥，難道乾隆也是心懷不軌？

最關鍵的是，莊家編書的行為其實是學術文化活動，它根本就不具備謀反的實質條件。

謀反，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罪名，必須有組織，有計劃，有具體的暴力顛覆行動，而莊家做了什么？他們只是出資召集文人編撰圖書，然后公開出版，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曾經組織武裝，策劃叛亂或者進行任何秘密顛覆活動。

再說點最直白的，如果他們真的有心造反，為什么還會把所有參與者的名字都印在書上呢？

不過，閻王好對付，小鬼（人）最難纏，為了防止事態升級，莊家做出了更加周密的對策，那就是將市面上已經刊印的《明史輯略》全數收回，進行修改，將其中值得吳之榮指摘和誣陷之處全都刪去，重新刊刻，二次出版發行，真可謂是算無遺策，但可惜棋差一招，吳之榮最初發現的《明史輯略》雖然已經上繳官府，可他不知道通過什么途徑，又花重金買來了一本未及修改的原書，然后拿著這本原書繼續在各衙門奔走提告，可以說吳之榮是無所不用其極，盡可能的靠個人的力量，終于把事態鬧大，《明史輯略》一案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不僅鬧得整個浙江盡人皆知，甚至還流傳到了御前。

當時，康熙年幼，不能親政，本案由輔政大臣鰲拜派刑部官員羅多等人親赴湖州徹查，由此揭開了本朝文字獄第一案——明史案。

案件的結果，自然是莊家遭難，吳之榮則升官發財。

如果只是一個莊家遭難，似乎難以稱之為第一案，之所以本案在清代文字獄中極為典型和重要，是因為本案牽連人數達到了千余人。

莊允誠一家老小，尚存于世者大多被處死，小部分被流放，已故去者也難以幸免，多被開棺戮尸，從松魁，朱昌祚以下的官員全部革職查辦，浙江官場可謂死走逃亡傷，有個叫做譚希閔的知府，不過才到任半月，本案跟他可以說是毫無關聯，也被絞死，而如譚希閔者更加不計其數。

為此書作序的李令皙李家，幾乎全部處死，在此書中署名的諸多文人以及其家庭也多被抄家處死，非但如此，就連刊刻書籍，買賣書籍的普通百姓也被大量殺害...

此案可以說是開創了清代文字獄的先例，其中最為讓人唏噓的是，諸多死難的江南文人中，其實有很多都沒有參與過《明史輯略》的創作，甚至到案發前，他們對本書都毫不知情，他們的名字，是莊允誠自作主張寫上去的....

參考資料：

《北游錄》

《清史稿》

《亭林文集》

簡究岸.清康熙初年湖州莊廷鑨私修明史案.觀察與思考,2000

張毓洲.論清初莊廷鑨《明史》案涉案江浙文士.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