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無人機：戰爭的形態會改變，但人性不會

在2022年2月18日首播的電視劇《人生切割術》（Severance）中，虛構的美國超級公司盧蒙工業（Lumon Industries）開發出一種被稱為“分離”的記憶分割手術，接受手術的員工會出現相互分隔的兩種記憶：他們在上班時會忘記外面的日常生活與身份；在下班后，員工會恢復日常生活的記憶，忘記和公司有關的一切工作事務。借此，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多重人格癥狀——既許諾人民以自由、又要求人民不得不去做限制自由的工作——得到了腦葉白質切除術一般的診療。究其原理，可參考夏馬尤（Grégoire Chamayou）在《反思無人機》中的解釋，“實用的美德就是將精神進行分隔的能力，將事情放到一邊的能力”，分隔可以“免除人們對自身暴力進行任何可能的反省，就像他們的身體可以免除一切敵人可能帶來的打擊”（《反思無人機》140頁，下文僅標頁碼），精神和身體同時不再受到負罪感和武裝火力的威脅。因此對無人機操作員而言，必不可少的能力就是在“和平的自我”和“戰爭的自我”（135頁）之間的順滑切換。

在無人機降臨之前，分隔一定在物質層面反復上演過。在工作中因忘記日常而高效、日常中因忘記工作而安詳的療效，對疲于奔命者而言簡直如烏托邦。尤其是他們正在經受著另一種不那么無痛也不精準的“靈肉分離”切割術：疲憊誘發的思想和身體的分離，如薇依（Simone Weil）在《工廠日記》中無奈地發言，疲憊使她“無法抗拒生活最強烈的誘惑：停止思考的誘惑，這是唯一能避免痛苦的方法”。饒是如此，等待他們的悲慘命運還有被高墻、鐵絲網和探照燈隔離在難民營、貧民窟和貧窮國家的國境之內。

于是，盡管記憶切割術的道德合法性存疑，但比起手術可能造成的精神崩潰和主體抹殺的癥狀，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壓迫更加迫在眉睫且恐怖。

撰文丨邱雨

《反思無人機》

作者：（法）夏馬尤

譯者：焦靜姝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4年12月

反恐名義下的暴力

眾所周知，除了在腦葉上做文章，監聽也是分割術的一種。在電影的歷史中，似乎能看到兩種有關竊聽的故事。香港犯罪片《竊聽風云》的駕輕就熟的套路，表現為一種角色們偷聽到發家致富的灰色機會就不能不加入的游牧式犯罪。《兩桿大煙槍》同樣講述了一個倫敦本土社會的關系網絡因為角色們偶發的、不明就里的介入，而引發的一段啼笑皆非的故事。類型片大都嚴絲合縫地按照資本流動的邏輯進行，有條不紊地推進著主人公獲得錢財、被奪走錢財然后再次報復的情節，但至少保留了甚至鼓勵“關聯性”的生成。階級壁壘當然存在于電影內外，犯罪片卻試圖破壞它們。但是另一種竊聽剛好相反。作為保護東德安全的關鍵環節，竊聽帶來的直觀后果是，制度中和制度外、竊聽和被竊聽的人仿佛變成了有生殖隔離的兩個物種。電影《竊聽風暴》的主演穆埃（Ulrich Mühe）是史塔西（Stasi，東德的國家安全部）監聽體制的受害人，悲哀的是，現實歷史中的竊聽者從不像電影里理想化表現的那樣去觸碰邊界。

不出意外，穆埃經受的應當是“分解”（Zersetzung，借自化學的術語的對敵心理騷擾技術）策略。20世紀70年代始，過于殘酷明顯的公開迫害被放棄，無痕跡的、來源分散的、不易激起反抗的心理騷擾技術粉墨登場，史塔西不再試圖逮捕所有異見人士，而是傾向于使他們癱瘓，用全民的秘密警察化建構起一道對他們的隱形隔離墻。據科勒（John O. Koehler）略顯夸張地估算，在柏林墻倒塌前，史塔西的眼線數量令人瞠目結舌：每166名東德人中就有一名秘密警察，至少每66名公民中就有一名間諜在監視，每6.5名公民中就有一名線人——“可以合理地假設，在任何十人或十二人的晚宴客人中，至少有一名史塔西線人”。其結果是書寫材料長達112公里、轉作膠片材料有47公里、圖片和幻燈片多達140萬張、影像資料16.9萬份、碎片材料1.55萬袋的史塔西資料。自動駕駛、衛星導航的無人機成本過高，但自命清高且明哲保身的犬儒主義者可以為監視系統注入了猶如永動機般源源不絕的人體能量。人人都在恐懼，故而人人都參與對別人的隔離，主體悖反性被固定在了監視屏的兩側，理性監視瘋狂，同胞監視敵人，我們監視他們，無人機監視人類。

事已至此，兩德合并后所剩無幾的選擇之一就是效法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申辯，自己成為線人乃是聽命行事或萬惡之東德的脅迫。雖然他們有無數種機會可以越過制度造就的鴻溝，去試著碰觸被監聽的人們，雖然他們可以無所事事地消極抵抗——電影反諷地揭示了這一點。然而同情心和想象力還是太孱弱了，孱弱的冷漠成為合并后德國隱性的社會壁壘。艾希曼不能被判處為對所有人類犯過的“平庸之惡”負責，也未被當作集體人格的某種表征，而是作為個體受審而后以反人類罪處以絞刑，于是在司法未能觸及之處，不具名人物去不間斷地殺死不具名人物的無人機繼續自由起飛，毒氣室的按鈕本來就無異于無人機發射彈藥的按鈕。由于遠程的、匿名的殺戮裝置應用性十分廣泛，“分解”戰術在改頭換面后仍然前景可觀，監聽者們在下一個時代就是專業主義的代言人。

《竊聽風暴》劇照。

政治的終結，治理的開始

無人機在技術上尚未周全，但是其運行機制和外貌模型早已被反復設想，其背后是保衛社會裝置的又一次躍遷和自我實現。按照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說法，在近代以前的17世紀占主導的描述國家的知識，是反抗—鎮壓的戰爭狀態二元話語，國家被表現為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無休止戰斗。然而下一個世紀中，二元話語融并成一元，國家被表現為一個集團不斷從內部把（潛在）敵人消滅掉——你死我活的“戰爭”變成了無休無止的治安斗爭。在1976年1月21日法蘭西學院課程上，他總結道，“種族斗爭話語重新中心化，并正好成為權力的話語：這場戰斗不是發生在兩個種族之間，而是從一個確定的、真實的、唯一的種族出發，它掌握權力，是規范的持有人，反對那些違反規范、走入歧途的人，反對那些對生物學的遺傳構成巨大威脅的人。……社會實體內部的各種制度，是以種族斗爭話語作為種族清洗、種族隔離和社會規范化的原則來發揮作用的”。這意味著政治的時代終結，治安/治理的時代拉開帷幕。

在《歧義》中，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將“治安”（la police）定義為，“一組達成集體的集結或共識的程序、權力的組織、地方與角色的分配，以及正當化此一分配的體系”。它“被指定扮演咨詢者、組織者及公共法律與秩序的代理人的角色”，故而治安活動既與涉及其字義本身的法律、秩序力量相關，也與醫療、福利和文化再生產的社會機制相關。其最終目的是“界定行動方式、存在方式和說話方式的身體秩序，并且監督那些身體被指派到某些位置或任務上”，將可見與不可見、可被理解的言說與噪音隔絕開來。

齊澤克（Slavoj ?i?ek）則稱之為“后政治”，也即“一種宣稱拋開陳舊意識形態斗爭，代之以致力于專家管理和策略的政治”，它與“以人類生命的安全和福利為首要目標”的“生命政治”存在顯而易見的重疊，只是保護生命的方法從追求美好未來，更迭為喚起民眾對各種潛在傷害或騷擾的恐懼。齊澤克延伸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說法，“一方面，后政治把人降低為‘裸命’（bare life）、‘牲人’（homo sacer），也就是知識專家看管的對象，即所謂的神圣存在，然而他們是被排除的，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存在；另一方面，對脆弱的他者的尊重，導致主體出現一種極端的自戀態度，自戀的主體把自我體驗為脆弱的、不斷被暴露在眾多潛在騷擾面前的主體”（見《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

《人生切割術》劇照。

在經濟政治全球化的時代中，大量使用無人機的跨國反恐戰爭尤其表現出維護治安的癥候。夏馬尤強調，傳統的反叛亂戰爭與反恐戰爭大相徑庭，“因為反叛亂主要是政治—軍事屬性的，而反恐怖主義根本上是治安—安全屬性的”。兩種范式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敵人，“反叛亂模式將叛亂者視為‘社會深層訴求的代表’，要想有效地做出反擊，就必須弄清該訴求的起因；反恐怖主義模式，則將敵人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簽，把他們視為‘反常的個體’，是單純的瘋子，純粹是邪惡的化身”，因此在反恐的視閾中社會被有意地肢解，“如果反叛亂以民眾為中心，反恐怖主義就是以個人為中心。其目的不是切斷敵人與民眾的聯系，而是將個人置于無法再制造破壞的境地里。而解決方法，就是將犯人逐個緝拿歸案，而無所謂他們進行對抗的理由是出于何種社會或地緣政治訴求。治安邏輯消解了政治分析”（80-81頁）。由此，反恐戰爭設置了標準流程：等待純粹的恐怖分子出現，然后派無人機高效消滅之。

顯然，治安不能等到恐怖分子顯形，滅于未萌是必要的再進一步。或許監控裝置與遏制犯罪的因果關聯不像“進食可以緩解饑餓”一樣簡明直白，也或許監控在變相給安全閥加壓，但至少他們統計數據所及，意識到監控永不停息的人們如坐針氈、不敢違規。他們的經驗性存在被一個橫亙在高處的、預先存在的主體所固定和確立，而關于正確的標準完全外在于他們的掌控范圍。視覺的指向和焦點無法朝著反方向、其他方向運動或者模糊化，于是普遍的監視就是普遍的隔離的實現。

這時隔離進入了更高境界——將所有人隔離為一個同質性的、被視覺統治的“不犯罪”集體，或辯證地認為，是一個全員皆為潛在犯罪的群體，“越過邊界”就變成非常模糊、難以控制而且隨時會在執法過程中發生的行為—事件。參照夏馬尤的說法，無人機“剝奪了敵人直接參與敵對行動的一切機會時，就會喪失識別敵人的最確鑿方式”，因此“事實上廢止了戰斗人員和非戰斗人員這種區分的條件”，引申而言，“敵人”置換為“犯罪分子”也無不可。所以打擊對象必須泛化到“疑似”（suspected）武裝人員上，殺戮權借此“延伸到傳統法律規定的界限之外，并賦予了合法目標這個概念無限的延展性”（164頁）。無限膨脹的治安戰開始奉行賽博格版本的懷疑論有罪推定，“在目標被證明是無辜者之前——然而是死后證明，他們都是有罪的”（166頁）。

相比于被安裝在特定位置的監控攝像頭，旋轉在云端之上的無人機靈活、令人無法預料和防備。以及，比起攝像頭的照單全收和人臉識別后的無法行動，無人機無疑可以在精確計算下，標明那些應當被打擊的目標，然后施以“外科手術”般的制裁，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士兵的生命安全、減少對非戰斗人員的“附加傷害”（155頁）。這種精準使無人機登上了績效論的峰頂，為技術至上論者們大肆追捧。略有遺憾的是，所謂精準打擊其實有意混淆了武器的“精準度、打擊范圍和對目標的充分識別”，實際情況是，在無人機龐大的殺傷半徑之下，非正當目標也不免被殃及，但所幸可以被解釋為“人道主義”的戰爭中必不可少、不可避免的犧牲者。無論如何，這遠遠勝過正義聯盟的士兵們受到傷害這種會損害政治權威來源和合法性基礎的情況。

《人生切割術》劇照。

被濫用的數字技術

藤本弘老師曾用《并平家的一天》具象化地展示了資本消費主義-民族主義聯合結構的視覺權力的運作方式：自稱為了更大利益的監視者罔顧人權問題，將并平家視作一個“統計學奇跡、時代潮流下誕生的真正典型”的“迷你日本”加以觀察，其原因僅僅是并平家的年收入剛好等于日本“勞動階級的平均收入”。漫畫中的隔離表現為，被監視者自言自語的對話框，和監視者畫外音式的對話框的區別，這是作者會作畫風格讓看不見之物顯形。正是看不見之物，把并平家以及無數相同的家庭監視、凝視為一個有家庭溫馨有人情味的、中產品質的、活生生的研究個案，并生成為享受現代生活的主體。此時，所謂的被觀看者的個體性、特殊性這種事物，是在更早的情況下，基于與具備“整體性、統一性”的“國民性”的具體聯結方式而形成的。在大數據年代回看這個故事便不難發現，監視者從人類變成算法的非人格化過程，反而使得監控本身愈發韌性。目前為止人們應該或多或少感受到，附著在身體上的智能通訊設備、行為活動衍生出來的數據流已經是使用網絡者的塞博格義肢；而每個人連同其義肢，又在無意識中成為監控自我和別人的無人機。

虛淵玄創作的《心理測量者》描述了一個建立在幾乎完全合理的隔離之上的近未來社會。當心理指數正常的人類，因各種緣故而變得色相渾濁，就會被西比拉先知系統（Sibyl System）判定為潛在犯，而后由手持名為Dominator的殺傷性武器——該武器由先知系統遠程遙控，系統會根據被瞄準者的心理指數的低或高，將武器的破壞力調整為麻痹、消除——的監視官、執行官們“捕獵”、送監。然而這種變化有時是被搜查活動所刺激；作為公務員體制的濃縮版本的監視官們也在所難免地出現心理波動，這時他們會被賦予半自由的執行官身份，作為即戰力投入到治安戰的前線。

系統的全面監視詭異地以缺席的方式達成了卡爾·施密特所謂的“庇護故臣服”公式——夏馬尤的解釋是，“保護能力是指揮權力的基礎。政治關系表現為一種交換：只要主權者的庇護向下抵達臣民，臣民就向上順服主權者。這種雙向箭頭正是合法政治權威的特征，與其他的權力關系不同，這不是一種單邊關系，只要求順從不提供保護”。依托于絕對數字理性的先知系統全知全能且永恒存在，庇護永遠不會失去，因此臣服被等同于理性。由此社會內部也完成了絕對的隔離：西比拉及其官僚體系—民眾；心理指數正常的人—潛在犯；監視官—執行官；以及最重要的，暴力—和平。

《心理測量者》劇場版劇照。

監視攝像被加載了絕對的價值審判功能，在識別其指數的瞬時就宣布了被監視對象的有害性和危險性以及必須被消除性。人們被隔離在對暴力血腥事件的觀看場所以外，心理指數可以保持平穩。而殺戮及其觀看被外包給了訓練有素的專員們、外包給了先知系統。于是，一方面，讓公民們生命受到威脅、毀滅的戰爭主權理論上也不復存在，或者說被吞并為治安權力的一部分，活著的公民們遂無從要求“對這種可能傷害他們的權力進行某種程度的控制”。另一方面，讓身為潛在犯的執行官去捕捉其他潛在犯，對社會的軍事性動員可以只保留最低限度的精英主義選拔（選出監視官），“國家機器大幅減少了對構成軍事勞動力的群體的社會依賴”。于是，最終版本的、效力最高的社會契約已被簽訂，歷史終結于“飛翔武裝的全景敞視監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組成禁閉的邊界的不再是鐵壁高墻組成，而是盤旋在頭頂的飛行瞭望塔畫出的看不見的圓圈”，是“移動武裝視頻監控設備充當的空中警察”的夜以繼日的合圍。

技術的天鵝絨監獄

由于死亡的酷烈被置換成了指數和鏡頭圖像，隔斷會因為更加難以被同情心翻越而愈加牢不可破。一邊是偽裝成文明民主，沉浸在中產階級輕松愉快生活中的電腦操作員，他們像《生活大爆炸》的謝爾頓等人一樣，把發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作證明智商和積累學術成就的錦標賽，對可能導致的科學倫理的破壞及其后果置之不理；另一邊是冥頑不靈的恐怖分子，不能被教化或者爭取，貼著意義不明的種族標簽，是純粹的邪惡化身——只要邪惡存在一天，隔離就會源源不斷地獲得豁免權。

純粹邪惡頗不易遇到，但是純粹的弱勢、不重要卻唾手可得，諸如《哪吒之魔童鬧海》中的陳塘關居民。這部于2025春節檔上映的電影中，普通民眾的景觀價值（幀數、原畫）是遠遠低于蘊含著意識形態能指的主角家屬，也遠低于至少承擔了劇情功能的反派，而成為漂浮在鏡頭邊緣的剩余符號。這一身份繼承自前作中陷哪吒于不公境地的群氓角色——其庸眾的無知的本質，部分地減緩了對敖丙屠城嘗試的質疑。群氓面對強大的他者產生的生物性應激反應在新作中被基本取消，對他們的消滅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圖像抹除，不足以構成族群滅絕的相似圖像或導出任何帶有惡意的想象。居民們被擠壓為無法附著倫理話語的影像殘留，淪落到了比被凝視更為悲慘的境地。

《哪吒之魔童鬧海》劇照。

另一方面，觀眾通過體認主角對愚眾的喜劇式玩弄和正劇式拯救，共享了電影預先指示的精英和朝堂的視角，影院遂成為斷絕觀眾基于政治經濟學立場而產生共情的隔離區。陳塘關居民全滅只能被觀眾理解為一種達成煽情功能后的退場“領便當”，回到不能被看的位置，潛藏在漠視背后的人妖仙各安其位的宿命式等級論，無縫銜接地迎合了后增長和后新自由主義年代的政治無意識。然而在集體主義政治話語中反抗總是不自洽的，是需要它反對的對象的特征來持續補給合法性，只不過這個對象從階級敵人變成了前現代遺留不文明的現象，又變成了某個全球霸權的投影而已。

2019年項飆開始提倡“附近”理論。且不論關注附近能否重建真實的人際關系、活性的公共空間以及人們對生活的歸屬感和掌控感，但他似乎沒有回答，理想的附近是否建立在對“非附近”的隔離和排除之上？重建后的附近是不是仍充斥著各種迫在眉睫的不均質和不可觸及性？關注附近能不能重新定義強勢和弱勢、重要和不重要？會不會干脆成為同情施予者們居高臨下的蒼白化的儀式：他們一面在有修養地、寬容地接觸弱勢者，一面用接觸阻擋更深層次的接觸——借用普魯姆德（Val Plumwood）的范疇，當下的等級性支配體系依靠“徹底排斥、超級隔絕”恐怕行不通，但將他者予以“關系性界定，工具主義界定，陪襯化，同質化或刻板化”的方式仍然左右逢源。正如齊澤克的犀利批評，文化多元主義之下，他者最好永遠是被施加人道主義同情關懷的他者，而斷然不可和我們混為一談——舊的、粗暴的隔離墻的廢墟之上，筑造起新的、柔軟的隔離墻。故而，將可能愈演愈烈的階級命題平庸化并溫情化為一個可以仔細把玩的審美對象這類做法，是靈魂優雅的自由派會主張的布爾喬亞人類學。至于弱勢影像中的居民，他們在主角光環的“附近”固然與有榮焉，不在似也無傷大雅。

《生化危機5：懲罰》劇照。

低幼與被浪漫化的暴力

品牌或可暫時免責，但無人機恐怕不行。由于參戰雙方都在使用無人機，主要戰術變成了發射無人機然后躲開無人機的襲擊，看上去還是對等的戰爭，你可以殺我、我也可以殺你的互惠互利結構還在生效，而不是只讓“交戰雙方中的一方享受殺人免罪的許可”（183頁）。然而，無人機大多被用在一次性的單程作戰，且不與敵人的無人機交手，而全滅敵人的指令已經預先被寫進操縱機器的算法中了，所以互派無人機這一看上去的新式互惠，暴露了其單方面宣布“剝奪對方戰斗的權利”并“將戰爭法律一并消滅”的自說自話的本性。

無人機的使用大大加速從發現目標到打擊目標的“殺傷鏈”過程。監視無人機可以實時發現整個前線的部隊動向或攻擊準備情況，然后將其坐標發送回指揮中心，由指揮中心下令展開攻擊。圣安德魯斯大學的奧布萊恩（Phillips O'Brien）表示，無人機的一大特征是“讓戰場變得更加透明”。他認為，“除非處于深層掩體中，否則所有東西都會被發現。這意味著你無法集結坦克和其他裝甲部隊而不被擊中。”這是當代狩獵戰爭的基本信條和跟蹤藝術，比起阻止敵人行動，它更熱衷于識別并確認其位置。

這種透明感和高速反饋似乎使戰爭變成了《紅色警戒》《帝國時代》之類的即時戰略游戲，連帶的是關于戰爭和治安戰的歷史的沉重感消失殆盡。憲兵、秘密警察變成了詞典中才會出現的概念，《間諜過家家》把女主角的弟弟設置為秘密警察，僅用弟弟對姐姐表現出的無窮無盡的懷舊式家庭溫情和鬧劇式俄狄浦斯情結的戲碼，就足以讓觀眾無視他及其原型（史塔西）對所謂敵人的冷酷和非人性。現實情況是，武裝暴力不僅垂直化了，而且虛擬化和扮演化，這不僅意味著“對敵人的絕對仇視”“敵人不再與自己處于同一層面”（187頁），更暗示著自己也不再與自己的經驗感受保持交流，現實的自己不與游戲虛擬的自己處于同一層面，身處現實成為道德遮羞布和責任過濾器。玩弄歷史游戲的愉快體驗是基于對歷史情景中權力關系，以及需要被感受到的他人的苦難的完全絕緣。危險只存在于無人機遠程作業的區域中，而操作員所在的位置被確保是安全的（26頁）。

無怪有人會覺得，去前線參戰等同于操作無人機大殺四方，就像游戲中一鍵打怪而后拾取裝備那樣簡單。反差感在于，士兵身上的裝備不是Gundam或者EVA那種強大堅固的、能夠滿足某種回歸母體欲求的機甲，而不過是用來被無人機識別的顆粒度。戰爭游戲中的主從關系在基層的一線士兵上被顛倒了，合同制的雇傭兵們裝備粗糙、訓練簡陋，作為誘使敵方暴露火力點或耗費無人機的耗材誘餌。倫敦國王學院的米隆（Marina Miron）表示，某些國家會震驚地發現，開戰國的電子戰系統如此輕易地就摧毀了防守方的“海馬斯”（HIMARS，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等高科技裝備。“這是不對稱戰爭，”她說，“一方軍隊可能擁有技術上更優的武器，但現實已經表明，一些相對便宜的電子設備就可以使更先進的武器失效。”顯然，相對便宜的不只是電子設備。

或許正是為了避免這種冷漠的無知，押井守執導的《機動警察劇場版2》（1993年上映）將“反派”設定為，一個致力于將看似和平其實是被自衛隊隔離于戰爭之外的東京，重新浸入戰爭的恐懼和荒涼感的反叛者。但悲哀的是，等到現代社會及其民眾最終將不得已暴露在庸俗日常中的暴力機器，用麻木與視而不見予以消化之后，反叛者就變成了階下囚，后方的毛細管權力仍然操縱著前線的機動傀儡。于是電影以“警察抓賊”的定式告結，虛假的和平俘獲了真實的戰爭，然后將其降格為日常的治安戰。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但不得不走向了結局。

《機動警察劇場版2》劇照。

政治的新生態

2007年6月，在南大訪學的齊澤克提交了一篇題名《資本主義的界限》的論文。他認為，資本主義結構內部存在四種無法排除克服的、能夠阻礙資本主義無限再生產的對抗形式：第一，“生態”；第二，“隔離，‘新柏林墻’和貧民窟的新形式”；第三，“知識產權的不正當性”；第四，“新技術科學（特別是生物遺傳學）發展的社會倫理意義”。同年11月26日，在紐約的“杰克·蒂爾頓畫廊”（Jack Tilton Gallery）舉行的“生態學：人民的新鴉片”（Ecology: New Opium for the Masses）演講中，四種對抗的排序變為：生態，私有財產，新技術科學，新形式的隔離。自此“隔離”基本穩定地在齊澤克的著作中壓軸出場。

隔離之所以難以克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標榜自由包容多元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結構性歧視、排除機制之上的。齊澤克認為，“民主所帶來的問題是，一旦它被確立為是一種積極的、正式的體制，它就要去調節大量政治主體競爭權力的方式，它就必須把一些‘非民主的’選擇排除在外，即決定誰被包括進來、又有誰被排除在民主選擇的領域之外”（見《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艾麗斯·楊（Iris M. Young）在《包容性的政治溝通》中，將這種排斥政治討論和決策過程中的表現區分為，將“各種本來應當被包括進來的人排除在討論與決策的論壇之外”的外部排斥（external exclusion），以及“參與決策過程和討論會，也缺乏有效的機會去影響他人的思想”的內部排斥（internal exclusion）。“參與”形同為了包裝內定決策的走過場，“隔離”是確實發生的潛規則，而“民主”成了朗西埃所說的“治安”的具體手段。

然而朗西埃也期待著反其道而行之的“政治”（la politique），能夠破壞這種隔絕和排除，將身體從原先被給定的場所中移動出去，去改變該場所的目的功能，從而“使原本沒有場所、不可見的變成可見；它讓原本該視為噪音的，成為能夠被理解的論述”。什么是不可見的、沒有場所的噪音呢？鮑曼（Zygmunt Bauman）在《液態之愛》中談到，“在他們搭建暫時/永久帳篷的土地上，難民依舊是礙眼的局外者，威脅到建制者（established）從迄今毫無爭議的日常例行公事中所獲取的安全感。他們挑戰當前的共享世界觀。他們無法被安放在眾人所熟悉的位置，無法習以為常的方式加以處理，因此成了眾人從未面臨過的危險的源頭。”保留這種如鯁在喉、歷歷在目的不安和危險，而不是將他們遮掩隔離出去，任由無人機拍攝成純粹客觀、毫無意義的影像資料，可能是從治理返歸政治的重要一步。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對日常生活的定義中閃爍著反隔離的洞見，“日常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剩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獨特的、高級的、專業化的結構性活動挑選出來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來的‘雞零狗碎’，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動的匯聚處，是它們的紐帶，它們的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造成人類的和每一個人的存在的社會關系總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態與方式體現出來”（見《日常生活批判》）。平等的、屬于“政治”的“附近”，一定是通過與人類一切社會關系總和進行周而復始的往復運動而形成的，故而可以關聯到無盡遠方和無數人類，進而徹底否棄由無人機主導的治安戰，探尋真正的反抗和革命的邏輯。

最后讓我們重思康德所啟示的解決之道。康德是世界公民主義的提倡者，但他也幾乎寸步不離柯尼斯堡。兩者不僅不自相矛盾，毋寧說，世界主義是與民族主義的對立面，但需要與鄉土感情兼容并存，一個人可以也應當在熱愛自己家鄉的同時，成為一位世界公民。可能類似的情況是，齊宣王用“未之見”的羊替換了在他面前“將以釁鐘”的、“觳觫”的牛，孟子認為，對親眼所見、親自感受的生命保持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的惻隱之心，并不是吝嗇和偽善，而是指明了通往仁政之路的方向——自近及遠地實施“仁術”（見《孟子·梁惠王上》）。對此，柄谷行人的概括言簡意賅，“一個世界公民絕不是那種沒有自身生活立足點的抽象的人，他應當具體地扎根于種種文化之中。或者倒不如說，只有這樣的人，才真正有機會成為一個世界公民”。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邱雨；編輯：李永博；校對：薛京寧 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周刊」設置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

2024書評周刊合訂本上市！

點擊書封可即刻下單

了解《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合訂本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