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 | 橫渡印度洋65天，觸摸到人性的惡與恐懼

洋流推著“玫瑰號”獨木舟不停向前航行，八米長的船身，兩人手動劃槳，在印度洋海面上孤零飄蕩。這里沒有一座海島，甚至連飛機的航線也沒有，在距離任何一片大陸都超過2000公里的印度洋中心，后退和前進，一樣遙遠。

作為一名從80年代走過來的探險家，過去登最極限的山，劉勇也沒有過無路可退的感覺。他熟悉大山，永遠會給自己留一條退路。但在海上不一樣，從大西洋到印度洋，劉勇直言自己觸摸到了恐懼的邊界，感到了全然不同的敬畏。

從海上回來的幾個月后，我們在四川旅游學院山地旅游與休閑科學研究院見到劉勇。他剛跑步回來，一身休閑運動服，身材精瘦卻不單薄。你很難看出他已經56歲，一舉一動都透著輕盈和力量。

作為該校的院長級教授，他有忙不完的學術研究，從海上帶回來的30萬字日志還在梳理中。訪談開始前，他仍在零碎的時間里，與學生討論著實驗數據的分析。

我們離開他的辦公室，步入滿是探險裝備的展廳，墻上一幅巨幅照片瞬間撞入視線。照片里的場景將我們拉回到那個傍晚，他與隊友在海上劃行65天后，終于在非洲坦桑尼亞進港。

他的面容盡顯憔悴，體重比出發前輕了30多斤，頭發和胡須都已泛白，雙眼透露出人在極度疲憊后的倦怠和渙散。但他左手高高揚起的國旗，右手緊緊攥起的拳頭，又將他心底的驕傲和骨子里的韌性展露無遺。

2025年7月21日，劉勇與隊友抵達非洲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港口。

我們就在這張照片前落座，靜靜聽他娓娓道來，在快門定格的這一瞬間前，那段長達65天的煎熬歷程中，他是如何與無盡的痛苦相伴。

我們好奇，當一個人主動跳出舒適區，一次次將自己推向地理上的絕境和精神上的絕望中，這種近乎自虐的探險，究竟意義何在？

撰文｜了了

編輯｜玄天

設計｜天宇

圖片來源｜劉勇

· 本文為《戶外探險》原創內容 ·

主動失樂園

“跨洋劃船只有三條路。一條路你被救援，一條路死在海上，還有一條路就是必須到達另一邊。”劉勇說。

2025年5月17日，澳大利亞西海岸的卡拉封，一艘八米長的人力劃艇載著四個人，緩緩駛入印度洋。這不是劉勇第一次面對大海，但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那種源自生命本能的排斥和恐懼從未消失。

劉勇說，他對大海是恐懼的。他從小在成都長大，家不遠處就是山，后來成為一名登山探險者，本職工作從事文化遺產與山地旅游研究。幾十年來與山打交道，他能摸清大山的脾氣，但海洋于他而言是陌生的。

2015年，劉勇第一次接觸深海。那時他和幾個人擠在一艘60尺的小船上，從阿根廷航海前往南極大陸，第一次就見識了德雷克海峽的“魔鬼”西風帶。回來后他說，“太難了”，暈船暈得厲害，不想再接觸深海了。

2015年，劉勇在南極探險。

然而八年后的2023年，他再次踏上了跨洋劃船的征程——橫渡大西洋。五十多天的航行，他整整大半時間都嚴重暈船，“人都是崩潰的。”完成橫渡后，他再次信誓旦旦地說：“堅決不愿意再去了。”

28天。這是劉勇給自己總結出的適應海洋的時間。在這28天里，他會被搖晃的大海折磨的極度難受，無法進食，吃了就吐。每分鐘都晃蕩在崩潰邊緣。

不到兩年，他又接到一個邀請。三個歐洲人在找人合作橫渡印度洋，已經找了七八個月。“我一查，這個是沒有人干過的事。”劉勇說。

印度洋是三大洋中公認最難的，因為天氣和洋流情況非常復雜，資訊很少。航行線路在非常長的時間里，周圍2000公里之內沒有一座海島，連飛機的航線也沒有。這意味著救援難度極大。

劉勇與隊友在印度洋劃行。

過去有人嘗試從澳洲出發，但都是到達留尼旺、馬達加斯加等島嶼就結束了。從一個大陸直接到另一個大陸的完整橫渡，尚未有人完成。

他還是去了。上船后的生活條件極其艱苦。船艙狹小，除了坐著就是躺著，站不直身子。每天進艙后，脫下濕透的衣服褲子當枕頭，睡袋打開里面也是濕的。“你就一直處在這樣的狀況下，”他說，“而且每天被風浪推著搖來晃去。”

食物是脫水食品，用海水淡化機制造的冷水泡開。“每天你只能吃一袋，因為多了吃不下。”但如果不吃，就無法維持劃船需要的基本體能。

最折磨人的是濕疹。潮濕環境下，全身長滿濕疹。“其他三位隊友都是一顆一顆的，我是一片。”劉勇描述著濕疹帶來的痛苦，每天十二小時劃船，長滿濕疹的皮膚磨爛后被海水浸泡。“那是非常疼痛的。你要解決這個疼痛問題，幾乎是不可能。”

后來大家因為無法忍受衣物摩擦，已經不穿褲子劃船了。他形容坐著劃船的時候，“像一塊烙鐵烙在屁股上塑形一樣。”到后來，唯一的辦法是吃止疼藥，“八個小時一片。沒有止疼藥，你坐都坐不下去。”

這不是劉勇第一次在探險中忍受劇烈的身體痛苦。在大西洋航行時，他在船艙里做飯，一個浪打過來，一壺開水澆在腿上。“整條腿全部都是燙傷，”他描述著，“燙傷以后，還要出去劃船。大概有十幾天，（瘡面）摩擦爛掉流血，很容易感染”。

身體的痛苦雖然劇烈，但尚能忍受。真正難熬的是精神上的絕望。

印度洋被劉勇形容為“死氣沉沉的海”。“我連生物見得都很少，鳥很少，魚幾乎沒有見到。”他對比了大西洋的夜晚，“每天晚上打開燈，下面都有魚。”這種缺乏生機的環境，加深了他內心孤立無援的感覺。

最絕望的時刻來自于方向的迷失。浪大時，船的尾舵被打掉，他們失去了方向控制能力。“就變成了公園里的那種搖搖船，你掌握不了方向。”他描述著那種無助，“有時候劃了一圈，看太陽的方向變化了，發現是又轉回來了，你就很絕望，覺得永遠到不了。”

洋流成了他們無法對抗的力量。有時候劃了很久的距離，因為洋流的方向變化，一夜之間就被推回原點。“你又不可能呼叫救援，如果說意志不堅強，我估計都跳海了。”

在印度洋上，他們遭遇過32節的大風。“25節以上就已經很恐怖了。從來沒見到那么大的雨，嘩打的我眼睛連個縫都睜不開。”面對八米甚至十米高的大浪，身處一葉扁舟的人，沒有任何力量對抗，只能“聽天由命”。

“只能希望浪下來的時候，船不要翻，或者舵不要被它打斷。”但當下一個浪再來的時候，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么。

如何形容那種恐懼呢。

劉勇說，當他坐在船頭，眼見著前方強風正在形成，他和隊員們安靜等待著風卷起的驚濤駭浪，毫不留情地劈頭蓋來。風與洋流緩慢將他們推向恐懼的中心，那種折磨，就像斷頭臺上的犯人，明知鍘刀懸在頭頂，卻只能把脖子往冰冷的槽里送。

動機

“我超級怕死。”劉勇說出這句話時語氣平靜。這位完成了兩次跨洋劃船、數十年從事極限探險的人，如此描述自己對待生命的態度。

交談中，“邊界”是在劉勇口中高頻出現的詞匯。他選擇兩次劃向深海，就是為了探索微觀個體能在多大程度上適應和突破自己的邊界。

這是個看似矛盾的表述：一個“怕死”的人卻不斷將自己置于生死邊緣。劉勇轉而又解釋，“我尋找邊界不是說我不怕死，也不是找死。我是尋找在生和死中間的意義。”

劉勇的探險生涯，要從上世紀80年代末的西藏說起。剛開始他只是個偶然接觸到登山的年輕人，“那個時候外國隊到西藏登雪山，我給人家做翻譯、做導游，才了解什么是登山。”

在那個年代，中國登山運動剛剛起步，他跟著外國登山隊學習，并展現出了與眾不同的特質，“我天生對高海拔沒有什么反應”，這種身體的特質讓他能夠更深入地走進山地世界。

劉勇早期登山。

一個令人意外的事實是，雖然適應，劉勇并非就享受這些極限環境。他深入海洋時感到恐懼，可即便對于讓他成名的山地，他也直言并不喜歡。“那不是特別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我以前常年在高海拔，也不是很享受。長期在高海拔胃也不好，心臟后期也有些問題。”

那么，為何還要一次次前往？答案或許要從劉勇的童年時期講起。我們要說起，一個男孩兒價值觀和世界觀的養成。

得益于家周邊的便利，劉勇從小就愛上了爬山。除了登山，他還熱衷于各類運動。劉勇的母親是老師，父親是醫生，“他們從小對我比較寬容，給我很多時間讓我到處去跑。”他喜歡冒險旅行，也像很多頑皮小孩一樣，打碎過鄰居家的玻璃，但是父母對他容錯的空間很大。這種容錯的環境，保護了他探索世界的好奇心與勇氣。

正是童年時期的自由，讓他得以看得更遠，也有機會走遠一點，奠定了他如今真正的生活。“我小時候夢想是當一個外交官，因為我覺得外交官才能全世界跑”。那個年代，小學都不教英文，而劉勇的學校有一個英文實驗班，這讓他英文相對就比同齡人好一點。

后來他到美國念書，有了很多見識世界、與人交流的機會。雖然最終沒有成為外交官，但他用另一種方式實現了這個夢想——全世界探險。

劉勇在南極滑雪登山。

劉勇早期登山。

對他來說，“走得遠”不是抵達某個城市那么簡單，更多是走進自然的懷抱。久而久之，探險與運動漸漸融入劉勇的日常生活，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是個全能型攀登者，首登并開發過30余座未登峰、雪山及大巖壁新線路，更是 “金冰鎬” 獎首位華人評委。即便早年有過短暫的被品牌贊助經歷，劉勇也從未想過單一地把登山探險運動當成職業。

畢竟，地球有著廣闊而立體的空間，正是這份廣袤，讓他慢慢愛上了各類運動與探險，始終保持著純粹的熱愛。當一個領域不再契合他的期待時，他總會自然地把興趣投向更多新領域。在海航之前，他甚至有多年的翼裝飛行經驗，并持有翼裝飛行教練證，曾經滿世界飛。

無論登山、飛行、航海，對他而言都只是探索世界的不同方式。“我做的這些所有的探險，都是基于我掌握的這些極限運動的技能，這些技能就是我的保障。”

身邊的人問他，“（印度洋之后）可能還會有下一次嗎？再極限一點的。”

確實，當一個人覺得自己已經抵達能力的頂點、觸碰到極限時，再往前多突破一點，你的邊界就會隨之拓展。但劉勇心里很清楚，有些底線絕對不能逾越。

“我觸摸到邊界，我越過邊界，我會失去生命，死掉。我沒有必要做這種愚蠢的事。”

劉勇在翼裝飛行。

劉勇在跳傘。

邊界分好幾種。一種是身體的物理邊界，比如人能承受的疼痛極限，或是體重的變化；另一種是精神層面的邊界，包括想象力、思考力的邊界，還有面對恐懼的邊界。

他很怕大海，但直到現在他才慢慢想明白這份恐懼的來源——置身大洋中央，海水是深不見底的黑色，水下五六千米的深度透著莫名的壓迫感。兩浪之外就見不到任何人，沒有外援也沒有退路。那種孤立無援的環境，真的會讓人深陷恐懼。而面對這樣的恐懼，他的邊界究竟在哪里？這是劉勇至今仍在探尋的答案。

這種對邊界的探索，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他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對我來說，更多的是去尋找，在物理的邊界以外，思想上的邊界，然后重新反思我的生活。每一次出發都是帶著問題出發，帶著答案回來的。”

在這個意義上，當他劃著小船駛向大洋深處時，實際是走向內心的最深處。走向人性的深處。

極限與人性

“最惡劣的是人性。我覺得人性最真實的體現，一定是在極限環境下。”在印度洋上，劉勇不僅是一位劃船者，更是一位在極端環境下的人類學研究者。

他帶著錄音筆上船，每一輪劃完船進入船艙休息，他就會回憶剛才一輪觀察到的事，做簡單的反思和分析。這種觀察和記錄在日常的劃行之外，增加了很多不方便。

狹窄和忙碌的小船上，必須兩兩輪流劃船和睡覺。他描述著記錄的艱難，夜晚的每一輪只能睡一個多小時，而他幾乎把一半的時間都放在了錄音工作上。“有時候我講著講著就睡著了。”

在這種極端環境下，人性的真實面毫無保留地暴露出來。劉勇特別提到了同一個船艙的“一個德國籍的烏克蘭人”。“矛盾最大的時候，我就叫他出來，我想用刀把他捅死。”他們掛了很多刀在船頭，是為了用來割繩子。

“在海上長時間生活，已經拋棄了陸地上的傳統、社會中的規則、法律。我們的基本道德都沒有了。”他提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最后漂流的時候，幾個人把隊伍最弱的人吃掉了。在海上我完全可以想象，這種事是真的有可能發生的。”

探險接近尾聲的一個深夜，他跟另一個同伴一起劃船時被大浪打翻顛覆落水了，隊友告訴他：“如果是那個烏克蘭人跟我一起劃的時候翻船了，你知道會發生什么事嗎，我會把他的繩子割掉，然后我是唯一的目擊證人，他就走了，就走了真的。”劉勇平靜地敘述著這段對話，然后補充道：“那不是嚇人，那就是你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定會有的想法。”

在這種環境下，他作為有經驗的探險者，選擇了“最大限度的忍讓”。“因為我的目的是要完成這件事，而他沒有這樣的想法。”他分析著團隊中的角色轉變，“他是探險游客，不是真正的探險者。他以游客身份參與，我的身份也跟著變了，從探險者變成了探險向導。”

通過對比兩次跨洋經歷，他在思考環境對人性暴露程度的影響。“大西洋的環境雖然極限，但是沒有印度洋這么惡劣，所以每個人的人性中最真實的惡，沒有完全顯露出來。”在印度洋上，那是真正的你，“你看不到光明的時候，人的所有的惡就出來了。”

這些觀察讓劉勇對探險有了更深的理解。“探險背后的秘密，有很多不堪。大家對探險家有無限的崇敬，實際上，在這背后有很多人性的惡。”他說，“極限環境下，讓惡變得更真實，讓善也變得更真實。”

劉勇在大西洋后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探險精神的消失》。他認為“傳統的探險精神已經消失了”，現在的探險更多是“對自我個體的一些微觀的探索”。這種探索，某種程度上就是在極端環境下對人性真相的探求。

當小船在印度洋上漂泊，當四個人被困在八米長的空間里六十五天，小船就成為了微型社會，一個觀察人性的實驗室。

劉勇在這里看到的，不僅是海浪和天空，更是人性在最原始狀態下的真實模樣。這種觀察，或許比他完成的橫渡壯舉本身，更具有深刻的意義。

青城山下

很多人問劉勇，你是不是還要把這三大洋劃完？

“我說我不想去了。”

和前兩次跨洋劃行回來時一模一樣，劉勇對深海再度表現出了排斥。他曾經跟朋友形容兩次跨洋的不同：在大西洋像開車在隧道里，前面始終有光；而在印度洋，到最后兩個小時，他都不知道能不能靠岸。就是在黑暗的隧道里一直開，而且越開越黑。

上岸后的適應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比海上更艱難。劉勇描述道：“你睡在床上，突然半夜就起來，哇，船翻了你覺得，因為從船艙的懸窗里能看到光，你趕緊爬起來，想要鉆出去，這個時候腳又著不了地。你要花很長時間才反應過來，哦，我原來上岸了。”

劉勇與其他三位隊友歸港。

上岸了一段時間后，他好似還生活在現實和夢之間。在船上只有海浪聲，人類社會卻嘈雜無比，他的感官也變得異常敏感：“剛回來的大概20多天，車輪與地面摩擦的聲音我都聽得到，哪怕發動機里噴射的聲音，我都聽得到。”

如今，劉勇早已回到青城山的家中，回歸教授的日常生活。他日常就住在山里，沒事就上山。在我們訪談結束后，他很快就要帶著學生團隊前往阿壩州進山田野調查。

工作中的劉勇教授。

登山早已融入劉勇的日常生活。

他依然保持著訓練的習慣。周末上山騎車一整天，手都騎抽筋了。“我剛才還去跑了步”，他展示著自己的運動記錄。雖然與身體條件最好的時期相比有退步，但也足以支撐他從事各種各樣的探險活動。

他隨時可以出發，但一切皆無定數。對他而言，很多探險目標本就是臨時起意，他也不喜歡重復著同一種挑戰。

他還在整理著自己的海上日記。這一場跨洋劃船，在他心中有著無可替代的價值。地球上從沒有這樣一處環境，能讓人完全脫離網絡、陷入絕望，徹底告別傳統生活，他覺得只有跨洋劃船能實現。往回退是幾千公里，往前也是幾千公里，甚至可能無法抵達，你沒有退路。

到了航行后期，身體的痛苦早已不值一提，絕望如影隨形。這種絕境，逼著他進行前所未有的深刻思考，人反而能觸及生命的本真。

而在這里，我們寫他面對深海的恐懼、在崩潰邊緣的掙扎、在極端環境里對人性的洞察，寫他身上呈現出的極為復雜、甚至充滿矛盾的內核。

我們最終要寫的，就是一個現代人，如何用最古老、最艱難的方式，回答“我是誰”這個永恒問題的故事。

若你也懷揣「探險」夢想，這里是劉勇分享的三條心得：

首先，保持對未知的探索欲與想象力，

永遠對未知滿懷好奇；

其次，積累足夠的技能與體能，

這是走出去的底氣；

最后，擁有邁出第一步的勇氣。

探險，其實就是在長期默默積累體能與技能的基礎上，展開想象力，踏出第一步。

你最向往的探險之旅是怎樣的？

又為此做了哪些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