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尚書?堯典》看孔子的古史作偽

《尚書?堯典》是一篇很莫名其妙的文章。

此文篇幅不長，結構也很簡單，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昔在帝堯”至“作《堯典》”，是作為序言介紹本文的來歷原由。第二部分，從“曰若稽古”至“鳥獸鷸毛”，概括帝堯的主要功績事跡。第三部分，是帝堯與四岳、驩兜等大臣的對話，其核心是為了宣揚帝堯禪讓天下的盛德。

按照古代大儒流傳下來的說法，《尚書》是孔子根據夏商周三代之文輯錄編纂的，如果這種說法是準確的，那么《堯典》就應該是根據夏朝所遺留下來的官方資料所編纂的。

按照古人流傳下來的說法，三代時期史官記錄的文字資料主要分為言、事兩種，所謂：“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

這種說法還是可信的，到春秋戰國時期還保存著這樣的制度，左史主要記載君王講的某些重要言論，右史則主要記載君王的某些政治舉措和行為。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種記載是即時性的，即史官在一旁將君王的言、行實時記錄下來，而不會是事后的綜合性追述。

從《尚書》的內容來看，其主要的組成部分是君王的宣講或與大臣的對話，少部分內容是一些基礎事實的綜合性概述，比如《堯典》中描述堯帝“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很明顯，這種蓋棺定論性的文字，不可能是直接來自于右史記載關于“事”的一手材料。

那么，這一部分相關的內容，大概率上是來自于孔子的著述，而非孔子對于古史文獻的輯錄。

了解了以上背景，我們再回過頭來分析《堯典》的三部分，就可以得出一個很明確的結論：第一部分是孔子的個人創作；第二部分是孔子的個人創作；只有第三部分的“言”才是孔子從古代文獻中輯錄的，屬于可以相信的一手歷史資料。

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后，再回過頭來看《堯典》第三部分中的對話，會發現這些對話非常奇怪，有一點前言不搭后語的感覺。

對話主要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

帝堯問：“疇咨若時登庸？”

放齊說：“胤子朱啟明。”

帝堯說：“吁！囂訟可乎？”

為了防止翻譯的失誤對我們的分析產生錯誤的影響，我們照錄原文。上面這段對話的大致內容還是比較清晰的，帝堯讓大臣舉薦人才負責“若時登庸”，大臣放齊舉薦了帝堯之子丹朱，而被帝堯以“囂訟”為由給否認了。

我們且不論這個負責“若時登庸”的職位到底是什么，可按照正常的邏輯的來說，帝堯讓大臣們舉薦合適的人選，在放齊舉薦的丹朱被否定了之后，應該繼續讓其他大臣繼續舉薦才是，可結果是這個話題就這么沒頭沒尾的過去了。

即便是帝堯與放齊的單獨談話被史官記載下來了，可這個尚沒有解決的問題總得有個結果吧？可帝堯接下來問的第二個問題，跟上述第一部分的對話卻沒有半毛錢關系。

第二部分對話：

帝堯問：“疇咨若予采？”

驩兜說：“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堯說：“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堯說：“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大臣們都說：“於！鯀哉。”

帝堯說：“吁！咈哉，方命圮族。”

四岳說：“異哉！試可乃已。”

帝堯說：“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孔子所作的總結串聯性文字）。

第二部分的大致內容也比較好理解，帝堯讓大臣舉薦人才負責“采”，帝堯否定了驩兜所舉薦的共工。結果，這個關于“采”的議論也沒頭沒尾戛然而止，轉而又問起了誰能治理洪水。

所以，不止是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的對話充滿矛盾，就連第二部分的兩段對話彼此也是莫名其妙，好像這個帝堯就像金魚一樣七秒鐘記憶，剛提起的話題轉眼自己就忘了。

為了少打幾個字，第三部分的文字這里就不引用了，第三部分是帝堯將帝位禪讓給四岳，結果四岳舉薦了出身低賤的舜，帝堯經過試探以后認可了舜，最終同意將帝位讓給舜。

至此，《堯典》結束。

總結來看，《堯典》中的三段對話，可以說是前言不搭后語，帝堯前后三次讓大臣們舉薦人才，除了第三次禪讓以外，前兩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戛然而止，而且三段對話相互之間也沒有什么聯系，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實，當我們了解了《堯典》中對話的取材來源之后，很容易就應該產生一個疑問：作為官方左史記載的帝堯言論，難道僅僅流傳下來了這么區區三段嗎？

我們且不管帝堯作為歷史帝王到底存不存在，可至少《堯典》是把他當作帝王來看待的，那么既然帝堯的言論已經被史官記錄了下來，就不可能僅僅流傳下了這么三段，而且還都是與舉薦人才有關系的。

換句話說，孔子是從他看到的諸多史料文獻中，挑選出了上面的三段對話作為《堯典》中的核心內容。

那么，孔子為什么要挑出這么三段前言不搭后語的對話來寫《堯典》呢？換個問法，孔子挑選出這么三段莫名其妙的對話究竟是想表達什么呢？

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就會發現，上面所選的三段對話當中，所表達的核心思想只有兩個字，那就是“禪讓”，或者說是任人唯賢而不惟親。

放齊舉薦的堯子丹朱被否定了，驩兜舉薦的堯的親信功臣共工被否定了。另一方面，出身遠支庶族的鯀得到了治水的機會（雖然他失敗了），而出身低賤的舜則接受禪讓獲得了帝位。

所以，孔子所選擇的這三段對話，就是要給我們宣揚這樣一個道理，即：圣人之治，任人唯賢。

通過這樣的剖析，我們可以一窺《堯典》一文的性質，進而窺探到整部《尚書》的性質——即，孔子對三代史料的一手文獻進行了裁剪排列乃至潤色刪改，借以闡述他的政治主張和理論。

換句話說，《尚書》并不完全是一本客觀的史書，其歷史價值最高的部分是其中的人物語言部分，但即便是這一部分也不能完全相信，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來進行甄別。

至于孔子自己作的那些總結論述性的史跡文字，其可信度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堯典》中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書中有一段非常經典簡練的文字，用以形容描述帝堯一生的主要功績：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穆，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以前我讀《尚書》，每次讀到《堯典》開頭的這段話都感到很迷惑，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怎么會有如此全面且精細的評價，這種評價是否是真實的，又是怎么來的呢？

后來參透了《尚書》的性質，再來看這段話就恍然大悟了，這段至善至美的評價實則是對孔子儒學主張的一段綜合性的詮釋，我們可以將這段話與《大學》中一段著名的話找到一一的對應關系，這種對應關系如下：

“允恭克讓，光批四表，格于上下。”——“修身”；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齊家”；

“九族既穆，平章百姓。”——“治國”；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平天下”。

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是儒家對一個士人君子的全部要求。

那么問題又來了，孔子的這個理念是受堯帝一生的經歷啟發而來的嗎？亦或者，《堯典》中這段對帝堯一生功績的描述，僅僅是為了闡述孔子自己的主張呢？

當然是后者。換句話說，孔子在著述《尚書》的時候，書中的很多綜合論述性的文字，實則是為了宣揚闡述自己的理論而杜撰的，是因事設史。

這樣的行為，為我們現在研究上古史制造了很大的障礙，以至于至今連帝堯是人是神都沒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