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次報警換來一句“經濟糾紛”，中國式跟蹤騷擾到底要多失控？

圖片

（10月31日上午，一名紅衣女子隨鄭先生妻子下電梯時搖晃電梯被民警批評教育。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對方說“我只是要賬”，警方就傾向性認為這事兒是經濟糾紛。
當事人說“我被跟蹤騷擾”，警方認為“不夠行政立案標準”。即便有人搖電梯、摔眼鏡、掐胳膊、尾隨辱罵，只要沒有“達到標準”，那就依然是“經濟糾紛”。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戲

夜還沒亮，秩序也沒有。

一個普通成都人，從9 月到 11 月，被陌生人敲門、堵車、尾隨、罵街、摔眼鏡、嚇孩子、攔妻子、搖電梯……

連續 15 次報警，最后換來一句：

“經濟糾紛，不夠立案標準，我們會組織調解。”

看完整篇報道，我竟然生出一種奇異的懷舊：

——懷念那個“報警就有人管”的樸素時代幻想。

現實告訴你：不是沒人管，是管不了。不是管不了，是暫時不打算管。

而這一切，源于一句在現實生活中，堪比金箔貼臉的萬能擋箭牌：“這是經濟糾紛。”

經濟糾紛這個詞，一旦從某位工作人員嘴里念出，就像在案情上蓋了一個免戰牌：

被跟蹤？經濟糾紛。

被堵車？經濟糾紛。

門口蹲守辱罵？經濟糾紛。

冒充快遞員摔眼鏡？經濟糾紛。

搖電梯嚇小孩？哎，還是經濟糾紛。

如果有一天你在街上被人扛走，警察可能都能溫柔補一句：“先調解一下嘛。”

圖片

（《上游新聞》關聯報道截圖）

1、當“要賬產業鏈”合法化，只需一句“我們沒做過傷害”

報道里那位被指控派人去“私力救濟”的當事人喻某，面對記者侃侃而談：

“我們從來沒想過傷害他家人，不然早被拘留了。”

這句話值得寫進中國社會的黑色幽默經典選段，因為它有三層深意：

第一層：傷害不是由我定義，而是由結果定義。你沒受傷，就是我沒傷害。

摔眼鏡不算傷害。

搖電梯不算傷害。

堵車嚇到孩子不算傷害。

第二層：如果警方沒有拘留我，那我就一定是無辜的。

邏輯閉環，石頭打不破。

第三層：我們只是“合理要賬”，你不蓋章，我們只能堵你老婆。

多么樸素的家庭倫理式討債觀。

我想起一句老話：“我們有能力讓你害怕，但我們沒有能力讓你投訴成功。”

2、15次報警換來一頓“批評教育”，文明社會的底線就是這么薄

鄭先生一家，15 次報警，每次都出警，每次都教育，每次都結束。

這比一場循環的夫妻吵架更具悲劇性：因為每次吵完，第二天那群人還會繼續來。

報道中最荒誕的一幕，是 10 月 31 日那天，紅衣女子在電梯里搖晃電梯。

注意，是搖電梯。

這是部科幻片里才會出現的危險動作。

民警抵達，對她進行了一段非常文明的斥責：

“搖晃電梯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你要賬就走正規途徑，不要騷擾別人。”

聽起來像是對幼兒園小朋友的安全教育——

“小朋友，別玩火，會燙手哦。”

然后？民警將她驅離。

第二天，她又來。

后天，她繼續來。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她還是來。

我忽然意識到：

那些跟蹤、騷擾、堵截、辱罵的人，比警方對法律更有堅持。

他們每天準時打卡，勤勤懇懇履行職務，甚至崗位輪換、24 小時值守、演技多樣化：

今天假快遞，明天假親戚，后天假債主。

他們是“職業催收”，警方卻只能“職業勸解”。

3、“經濟糾紛”這四個字：是護身符，也是盔甲

我們必須嚴肅地說一句：

經濟糾紛并不等于可以隨意對他人施加非法行為。

但現實運作是這樣的：

對方說“我只是要賬”，警方就傾向性認為這事兒是經濟糾紛。

當事人說“我被跟蹤騷擾”，警方認為“不夠行政立案標準”。

即便有人搖電梯、摔眼鏡、掐胳膊、尾隨辱罵，只要沒有“達到標準”，那就依然是“經濟糾紛”。

這讓人不禁想問：

什么才叫達到標準？是必須打到多少分貝？摔到多少牛頓？搖電梯必須讓整棟樓停電嗎？

閱讀報道過程中最大的荒誕感在于：

警方不斷強調——

我們出警了，我們教育了，我們勸解了。但從 9 月到 11 月，兩個月時間，對方卻越演越烈。

說明什么？

說明我們對“經濟糾紛”的寬容度，已經強大到足以覆蓋各種邊緣違法行為；

說明在現實操作中，只要沒有嚴重后果，一切騷擾都可以歸入“沒達到立案標準”。

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社會信號：

你可以不犯法，但別人可以一直接近犯法地折磨你。

4、調解可以解決經濟糾紛，但能調解恐懼嗎？

11 月 18 日，派出所將組織調解。

調解，就是讓受害人和騷擾者坐在同一個房間里，面對面談談，看看能不能相互理解。

這本身是制度的一部分，沒有錯。

但問題是：

一個已經對你說“明天給你加點佐料，下點外科手術”的人，與他調解，你是會感到治愈還是感到涼意？

調解不是萬能解藥，它的前提是——

雙方平等、安全、理性。

但現在呢？

一方有數十次上門騷擾的動能，另一方靠報警才能換來一次訓誡。你讓他們坐一起，是調解，還是再次制造恐懼？

5、真正的危險不在案件本身，而在這套邏輯長期運作的后果

我們必須指出更深層的隱憂。

這個事件不是孤立的，它暴露的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當違規成本極低、維權成本極高，“私力救濟”就會在社會中蔓延。

有人欠錢？那就堵他老婆、堵他孩子。

有人不同意合同？那就搖電梯、摔眼鏡。

有人報警？那就算了，最多被教育教育。

于是，“要賬人”學會了一套成熟的應對方式：

不打人，但可以嚇你；

不拘禁，但可以堵門；

不傷害，但可以摔眼鏡；

不違法，但可以無限接近違法；

不構成犯罪，但可以讓你生活不正常。

久而久之，文明社會就會變成另外一張面孔：

沒有公開的暴力，但私下的脅迫遍地開花；

沒有真實的安全，只有表面的秩序。

6、信息透明時代，警方需要更清晰的標準與解釋

報道中警方引用了 2013 年的司法解釋，強調：“因債務糾紛產生的辱罵、恐嚇等行為，一般不認定為尋釁滋事。”

司法解釋是存在的，原則也是對的，否則大量民事糾紛都會被過度刑事化。

但關鍵是：

解釋是一回事，執行是一回事。

解釋里明明還有一句：

“但經部門制止后仍繼續實施，破壞社會秩序的除外。”

請問——

紅衣女子在連續被警察教育后，繼續蹲守、繼續辱罵、繼續攔截孩子家長車輛，算不算“繼續實施”？算不算“破壞社會秩序”？

若這些都不算，那執法的具體標準在哪里？

公眾該如何理解“立案標準”四個字？

警方的解釋看似合理，但最終呈現給公眾的效果是：騷擾能天天來，報警卻解決不了。

人民的安全感，從來不是靠法條，而是靠“案件能不能被辦”。

7、普通人不敢惹事，也不敢不惹事

鄭先生的選擇被壓縮到三個選項：

1. 蓋章簽字，把自己認為虛假的合同認定為真實。

2. 不簽，然后繼續被堵、被罵、被跟蹤。

3. 持續報警，然后繼續被教育、被勸解。

這不是選擇，這是無路可走。

普通人在社會中一直被教育：

發生糾紛走法律途徑。

但這次我們看到的現實是：

當一個人試圖走法律途徑，對方卻可以通過“無限騷擾”加速你崩潰，而你卻只能不停報警、等待調解、收集證據、申請保護、看心理醫生……

這不是文明社會鼓勵的維權路徑，而是文明社會最不希望出現的惡性循環：

違法的人更主動，守法的人更恐懼。

8、當安全變成幻覺，法律就成了擺設

這不是一個經濟糾紛的故事。

這是一個關于“底線”能被壓縮到什么程度的故事。

文明社會建立在兩個基石上：

人們不隨便施加私力救濟；人們相信遭遇不公可以通過法律解決。

而這個報道讓人看到的是：

私力救濟在現實里活動自如；

法律在面對騷擾時步履蹣跚。

這才是最該被討論的公共議題。

這也是為什么這條新聞會引發輿論關注。

不是因為鄭先生是誰，而是因為——

任何一個普通人，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在家門口被反復堵截、摔眼鏡、搖電梯的人。

而在那一天來臨之前，我們至少希望得到一個更明確的答復：在這個社會里，到底什么才叫“達到立案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