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有人在會議上提出撤換東北的司令員，所為何事？

抗戰結束后，國共兩黨都將目光放到了東北，我黨從各大根據地抽調精銳出關，期望以此來改變局勢。

但是，正因為部隊成分復雜，最開始理順一切也很困難。像基層的后勤給養如何分配、新的軍區如何劃分、若兩支部隊合并誰來主導、怎樣進行統一指揮等等都是麻煩。

高層間也矛盾頻頻，最核心的在于，究竟是以城市為主還是農村為主？為此，首長們多次開會討論。

跟很多人所想不同的是，其實最初支持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才是少數，幾位東北的領導都認為占據城市才有發展。在一次會議的爭論上，還有人建議撤換力主扎根農村的林司令員，這是怎么回事呢？

1945年8月24日，林司令員與一批干部從延安出發，飛抵太行山東陽關機場。本來他是要去山東擔任司令員的，但行至河南濮陽接到新命令，要求轉道東北。

最初的幾個月，戰爭烈度不大，雙方都有冷靜思考的時間，但是到了1945年11月24日，中央從情報系統獲悉蔣軍正在籌備襲擊沈陽。對于守不守這座大城市，東北局內部就產生了分歧。

傅懋恭的想法是堅守大城市，他下令給每個干部都發槍，以此表達與城共存亡的決心。

但林總反對，他認為應放棄沈陽，把東北局和自治軍總部轉移到海龍，建立以延吉、臨江、通化為中心的根據地后，再圖其他發展。

此時傅懋恭是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政委（軍區司令員是程子華），林是東北民主自治軍總司令，傅懋恭的地位比林總高。

林司令員冷靜分析了幾次，傅懋恭都不點頭，最后林火了，說要把部隊撤走。傅懋恭知道，這樣做仗是沒辦法打的，大部隊才撤離沈陽。

走與留的問題雖然暫時解決，但根源還是出在路線，其中一人不被調走或改變思想，遲早還是會矛盾再現。在東北，矛盾再現的時間是4個月。

1946年3月，東北局部分委員和部分黨政軍在梅河口召開會議，對創建根據地問題、部隊作戰方針等問題展開討論。

傅懋恭和立三同志等人認為要“先攻打長春，后攻打四平”，完成建都長春的構想。林司令員和黃克誠等軍事干部則看出目前局勢對我方不利，沒有根據地就沒有良好后勤保障，打大仗會吃虧。

雙方誰都說服不了誰，立三同志覺得林總態度惡劣，提出要撤換人選。林司令員見狀，要求自治軍副總司令呂正操表態。

呂是東北本土人士，他的話語有很大分量，而且他在八路軍時期建設過冀中根據地，與傅懋恭、立三同志等白區干部不同。林司令員以為呂正操會支持自己，沒成想卻聽到對方說：

東北這地方，完全依靠農村站不住腳，糧食都給日本人搞到城里去了，農村各方面都匱乏，有些地方連碾盤也沒有。我們可以占領鐵路支線、中小城市和農村，完全不要城市不行！

呂正操的話讓傅懋恭等人感覺得到了支持，爭議就越來越激烈，會議不歡而散。隨后傅懋恭等人致電中央希望調換軍事干部，林也向軍委致電說東北局主要領導盲目樂觀。

不過此時中央也很糾結，既想要發展根據地，又不愿從大城市撤離，覺得可以憑借目前占領的地區及展現的實力，來獲取談判的籌碼，最終國共和平分治。

在1946年1月中央下達的《中央關于目前東北工作的方針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中就有多處這種復雜的情緒，比如這幾句：

“我黨目前對東北的方針，應該是力求和平解決，力求國民黨承認我黨在東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條件下與國民黨合作”、

“由于蔣介石現在還不愿承認我在東北地位，不愿和平解決并不愿實行民主改革，因此我們在東北要實行和平解決與民主合作的方針”......

原文比較長，這里就不全部貼出了，感興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總的來講，中央仍對和平抱有期望，想以武促和。所以，我們需占領一些城市作為籌碼。

最終，中央決定在四平展現出我們強大的軍事力量，以此逼蔣介石承認共治東北的現實。3月23日東北局下達作戰任務時說：此次作戰為決定我黨在東北地位之最后一戰。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

只可惜國民黨調往東北的軍隊都是精銳，武器裝備遠勝于我方，戰局以國民黨的勝利告終，我軍一路退到松花江以北。

四平戰后，和平已無可能，只剩下戰爭這一條路了。如此時刻，就不可以像當初那樣出現各種想法。毛主席思考過后，決定讓林司令員來扛起重任。

這個決定也很有魄力，林司令員只是中央委員，而當時在東北的政治局委員除了傅懋恭以外，尚有陳云、張聞天、高崗。

毛主席很快對東北進行調整，讓林司令員出任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東北軍區司令員，這看起來并不是一個符合常理的選擇，但從最終的結果來看，無疑是正確的。

用黃克誠后來評價的話來說就是：

我們1945年進入東北，當時只有10萬人，3年后我們入關時已有百萬雄師。10萬人進去，百萬人回來，還建立了那么大一片解放區，這是我們廣大指戰員和人民群眾的功勞，但林也是主要的領導人，這點不能抹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