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擴招——是雄心，也是重擔

近期，上海交通大學發布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簡章。預計2026年博士研究生計劃招生規模5000名左右。這一數字較十年前翻了一番有余——2015年，該校博士招生僅約1500人。

上交大的擴招非孤例。近年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雙一流”高校紛紛釋放博士擴招信號。教育部也在《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中明確提出：“適度擴大博士研究生培養規模，重點向基礎學科、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傾斜。”博士擴招，已然成為國家戰略與高校發展的交匯點。

為何擴招？國家戰略驅動下的必然選擇

當前，我國科技發展已從早期的“跟跑”階段，逐步邁入與世界先進水平“并跑”的新階段。展望未來，我們不僅有能力，更有信心在若干關鍵科技領域實現“領跑”。而要真正追趕并超越發達國家，實現從“并跑”到“領跑”的歷史性跨越，離不開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高層次創新人才隊伍——其中，博士生正是這支隊伍的中堅力量。因此，擴大博士生培養規模，不僅是現實所需，更是戰略必然。

過去十年，外國對華技術封鎖不斷加碼，從高端光刻機到EDA軟件，從航空發動機到生物試劑，處處設限。核心技術靠化緣是要不來的，必須靠自己。而“自己”的底氣，來自自主培養的戰略科技人才。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要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推進機制。在這一體系中，博士教育恰如樞紐節點。可以說，沒有高質量、大規模的博士供給，就無法構建“教育、人才、科技”的良性循環。博士擴招也正是在這些背景下，我國教育必走的關鍵一步。

規模擴張背后的隱憂

博士擴招后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確保培養質量。博士教育高度依賴導師的個性化指導，而當前高校導師資源是否足以支撐大規模擴招，令人擔憂。

一方面，許多博士生導師本身已承擔繁重的教學、行政管理以及橫向科研項目任務，時間和精力極為有限。若博士生數量大幅增加，導師難免力不從心，難以保證對每位學生給予充分、深入的學術指導，極易導致“放養式”培養現象蔓延。

另一方面，對于理工科博士而言，實驗是科研的核心環節。然而，優質實驗室空間、高端儀器設備等科研資源具有剛性約束。一旦博士生數量激增，可能出現“排隊等待設備使用”“多人共用一臺設備”甚至“無實驗場地可用”的窘境，嚴重制約研究進度與成果產出，進而影響整體培養質量。

更值得警惕的是，若博士擴招與就業市場需求脫節，將加劇“內卷”。當前，高校教師崗位增長趨于飽和，編制收緊；而企業對博士的需求雖在上升，卻高度集中于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少數前沿領域。大量人文社科或傳統工科博士畢業后，既難以進入學術界，又缺乏產業適配技能，極易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就業困境。

因此，博士擴招不能只算“招生賬”，更要算好“培養賬”和“出口賬”——唯有實現招生規模、培養能力與就業吸納的動態平衡，擴招才能真正轉化為國家創新發展的有效動能。

擴招是手段，強國才是目的

博士擴招，本質上是一場服務于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人才改革。它既不是“全民讀博”的狂歡，也不是“學歷貶值”的前兆，而是一次結構性優化的嘗試。

上海交通大學2026年5000名博士的招生目標，只是一個縮影。未來十年，中國博士教育將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躍升”，從“數量追趕”邁向“創新引領”。只有在增量中提升質量，博士教育才能真正成為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的堅實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