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皮貿易視角下，乾隆與海寧的不解之緣！

海寧，既是乾隆故里，又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皮毛加工貿易中心。

這到底是巧合，還是有什么必然聯系？

為什么說，“乾隆故里”海寧，就是加強版的“孝莊故里”科爾沁？

接上文

在十七世紀毛皮貿易狂潮席卷全球，歐洲殖民者在亞洲北部以及北美地區展開殖民擴張與征服。特別是北美地區殖民商團之間的博弈，也深刻影響了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略博弈。

在毛皮貿易的視角下，亞洲毛皮重要產地——東北地區后金政權的崛起，一切如同撥云見日。

明清更替，超越簡單的“蠻族入侵”或“農民起義”范式，而是一個由全球白銀和毛皮貿易驅動，由晉商提供陸路融資與物流、閩商提供海上通道與全球聯系、江南提供資本與消費品市場、滿洲提供軍事武力與政治框架的，一個超級“武裝貿易公司”的崛起與上市過程。

一、毛皮貿易視角下的科爾沁

毛皮原料需要加工，皮草制品自古屬于奢侈品，對匠人的技藝要求很高，因此毛皮加工中心不會是無緣無故形成的，往往依托于民間已有的毛皮加工技藝。

現代毛皮加工中心，往往位于古代的毛皮貿易線路上，這里才有深厚的民間手工藝積淀。

從明朝后期開始，因毛皮貿易的繁盛，在東北對外的陸海兩條通道的關鍵節點，分別興起了皮草加工中心，分別是張家口的宣化和陽原，以及浙江的海寧和余姚。

在入關之前，東北后金集團雖然同時存在陸路和海路兩條貿易通道，但是陸權貿易體系顯然更加穩定可控，是后金更為依賴的生存命脈。

宣化舊稱宣府，位于從張家口到北京的必經之路，扼守北京西北方向永定走廊的咽喉，被稱為九邊重鎮之首。改變明朝國運的“土木堡之變”，就位于宣府到居庸關之間的這條必經之路上。陽原則位于張家口到大同的必經之路上。

根據史料記載，宣化皮毛業在明代嘉靖年間興起，在乾隆年間達到高峰，城內作坊鱗次櫛比，皮毛工人數以萬計。其產品因工藝精湛而馳名天下，被稱為 “口皮” ，通過天津港遠銷歐洲。

明代嘉靖年間，宣府周邊出現皮毛加工中心，這就意味著女真與晉商的貿易交割，應該就在宣化。明朝邊軍在干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收取保護費？

在晉商的滲透和收買之下，明朝邊防體系早已千瘡百孔。

大玉兒的娘家——科爾沁蒙古所在的科爾沁草原，作為“皮毛之路”黃金通道的戰略價值，就凸顯出來。

寧靜扮演的大玉兒

位于通遼和赤峰北部的科爾沁草原，雖然相對于錫林郭勒和呼倫貝爾的面積并不大，卻是連接東北與蒙古高原，并通向晉商大本營山西的關鍵走廊。

晉商將從中原獲得的糧食、鐵器、布匹運往關外，并將來自黑龍江流域、西伯利亞的珍貴皮毛（通過后金征收的“雅薩克”體系獲得）運回關內，科爾沁是這條生命線的守護者。

皇太極對科爾沁蒙古采取“政治血盟”策略，頻繁聯姻（孝莊便是核心產物），其本質是為了保障其核心經濟命脈——皮毛貿易的絕對安全與暢通。

此時，科爾沁對于后金的價值，是生存性和戰略性的。

科爾沁酋長之女大玉兒，從小就是看著族人搞毛皮貿易長大的。她熟讀史書、熱愛學習，一方面深刻理解毛皮貿易對科爾沁和滿洲的重大價值，另一方面也能清醒地認識到，科爾沁的價值具有強烈的路徑依賴和時空局限性。

科爾沁的貿易通道價值，僅在后金盤踞關外的情況下適用。

一旦清軍突破山海關，入主中原，政治中心南移，整個帝國的資源來源和貿易路線，將發生根本性轉變。屆時，來自江南的絲綢、瓷器、茶葉，以及通過海上而來的白銀、香料、蔗糖、煙草，將成為更重要的財政支柱。

科爾沁的皮毛通道，將從生命線降級為一條普通的區域性貿易路線，博爾濟吉特家族的作用將被邊緣化，政治地位必然隨之暴跌，面臨“飛鳥盡，良弓藏”的結局。

在皇太極死后錯綜復雜的權力斗爭中，孝莊意識到，要繼續保住自己和兒子福臨的地位，并為科爾沁集團尋找一條長治久安的新路，就必須與舊體系（滿洲勛貴+晉商）之外的新興力量結盟。

當時中華大地上，除了日薄西山的明廷之外，最重要的戰略新興力量只有兩個，分別閩商集團和江浙財閥。

就在這個關鍵時間窗口，天上掉下來一個林妹妹（洪督師）！

這是大玉兒面前必須要抓住的，打開新世界的鑰匙！

二、“洪孝同盟”的歷史必然性

洪承疇背后所代表的，正是科爾沁所缺乏的、面向未來的戰略新興勢力。他出身福建泉州，與掌控東亞和東南亞海上貿易網絡的閩海商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洪承疇本人作為明朝最頂尖的統帥之一，深諳中原地理、政治與軍事。他不僅是入關的“向導”，更是未來帝國連接海上絲綢之路、獲取全球白銀資本的關鍵向導。他不僅完成了清軍入關后一系列重大戰略的運籌帷幄，降服江南的同時與江浙財閥結成戰略同盟，而且對西南和東南方向的平定和長治久安，也做了恰當的戰略布局。

可以說，從康熙到乾隆年間百年盛世基業，就是洪承疇奠定的。

與其說皇太極讓大玉兒獻出玉體逼降洪承疇，倒不如說大玉兒審時度勢，主動抓住戰略機遇，成為洪承疇背后的大女主，驅使他為他們的共同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愿得此身長報國，精兵已入玉門關！

大玉兒的戰略賭博，獲得了巨大收益。

誰當皇帝無所謂，只要我能做太后就行。

對她個人來說，獲得了足以對抗多爾袞等實權派的政治外援和智力支持；對科爾沁蒙古來說，完成了一次華麗的戰略轉型。她從一條即將貶值的“陸路皮毛通道”的代言人，轉型為連接新興“海權帝國”的戰略股東。通過綁定洪承疇，科爾沁的利益，就被整合進了更具潛力的全球海洋貿易網絡之中。

大玉兒與洪承疇秘密結盟，生下孩子洪玄燁，意味著新的“政治血盟”的形成，這是毛皮與海洋貿易的世紀大整合，使得洪清權力結構與利益網絡，發生了根本性重構：

晉商重要性大幅下降：從壟斷性的戰略伙伴，轉變為眾多金融服務商之一。他們依然重要，但不再不可替代，隨著閩商逐步掌握經濟命脈，為乾隆時期徹底消滅晉商集團埋下伏筆。

閩商的地位躍升：從外圍的走私合作者，正式進入清帝國權力核心，為日后建立一口通商，廣州十三行等制度，實現泉州海商獨家壟斷對外貿易權，掌控清朝經濟命脈埋下伏筆。

緊密團結江浙財閥：中國江南地區作為全球首富之地，江浙財閥的力量舉足輕重，以洪承疇為紐帶，建立與江浙財閥的緊密聯系，有利于穩固統治。

科爾沁的完美軟著陸：通過與洪承疇（海權代表）的綁定，孝莊成功地將科爾沁的利益從單一的皮毛陸權體系，嫁接并分散投資到了全球性的海貿體系中，避免了在入關后被邊緣化的命運。

女真僅剩打手價值：經歷洪承疇一番運籌帷幄，愛新覺羅嫡系建州女真被消耗殆盡，野人女真和海西女真則稱為戰場炮灰，同時以滿漢之別，維持對漢族的武力威懾。

綜上所述，從皮毛貿易的視角看：“洪孝聯盟”是孝莊以其深遠的政治眼光，在歷史轉折點上，主導的一次極其成功的“資產重組”和“戰略對沖”。

孝莊為科爾沁蒙古找到了未來世界的“長期飯票”和“保險單”，洪孝聯盟徹底改變了清朝的權力結構，使其從一個區域性的陸權軍事集團，真正轉變為一個有能力整合海陸、貫通南北的世界性帝國。

洪孝聯盟，又如何與江浙財閥的代表海寧陳氏，建立利益同盟的呢？我們還是要從浙江海寧在皮毛貿易產業鏈中的地位說起。

三、海寧皮毛因何甲天下？

海寧，就是加強版的“科爾沁”！

其地位在滿洲入關后，不僅沒有下降反而變得更加重要。

海寧和余姚分別位于錢塘江口兩側，隔江相望，來自東北的皮毛在這里加工，之后就可以就近分銷到江南富戶手中，成為他們過冬御寒的佳品。或者繼續裝上福建海商的船只，經過多輪轉運，輸送到遙遠的歐洲。

海寧因為更靠近長三角核心區，并且是京杭大運河與錢塘江相連的樞紐，相對于余姚更加繁榮。海寧鹽官拱辰門始于元代，是連接京杭大運河的樞紐。乾隆皇帝下江南時曾由此入城。

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的《海寧縣志》記載，邑里官府管轄的手工業中，熟皮匠與雙線匠的數目可觀，且每年需貢獻大量皮毛。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海寧毛皮加工產業在那時已初具規模，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深厚歷史。

直到今天，海寧依然以皮草加工中心聞名于世，分店開滿全中國，全國各主要城市都有 “海寧皮革城”。

今日的海寧已經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皮毛加工和銷售中心。海寧本地雖然不產一張毛皮，但海寧人可以到全球最大的皮草拍賣行（如哥本哈根、赫爾辛基）采購最優質的原皮，然后，利用本地精湛的加工技術制成成衣，再通過強大的銷售網絡賣到全中國乃至全世界。

泉州人負責販運，海寧人負責加工和銷售，大家都是同鄉故舊，生意伙伴，一筆寫不出兩個陳字！（洪皮陳骨，洪陳本為一體）

這跟猶太各大家族相互聯姻過繼，彼此抱團做生意的套路是一樣一樣的。

只有血脈相容，才能彼此信任！

正是有上述合作和信任基礎，泉州人洪承疇才會把自己跟蘇麻喇姑生的兒子起名為陳元龍，放在海寧陳家寄養，雍正抱走陳世倌（陳元龍之子）的兒子，作為他自己的兒子弘歷，海寧由此成為乾隆故里，這些故事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陳氏乾隆上位，站在微觀的角度，是洪玄燁三代還宗，歸于同屬于洪承疇血脈的海寧陳氏后代，站在宏觀的角度，則意味著閩商集團積極尋求與江浙財團（包含徽商）的合流，這也意味著清朝統治秩序最終確立：

將非法的走私對外貿易，從摧毀國家的破壞性力量，轉換為國家控制的經濟支柱，同時對占人口多數的農業人口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康熙在位期間大規模減免天下錢糧多達545次，折合白銀約1.5億兩；乾隆朝的減免總額更是高達約2.5億兩，成為“康乾盛世”的重要標志。

但是，更高的正稅基準、合法化的高額火耗、暴漲的鹽稅等間接稅、以及各種臨時攤派，普通百姓，尤其是自耕農和佃農的實際生存壓力非常巨大。再加上人口暴增，人均占有的社會財富并未同步增長，甚至可能下降。加上吏治在乾隆后期逐漸腐敗，普通農民的實際負擔越發沉重，所以在乾隆后期引發了白蓮教大起義。

四、對晉商的卸磨殺驢

洪玄燁篡清，也可以看做晉商和閩商兩支“中國猶太人”，不惜冒著殺頭的風險，背著明朝發展與后金的走私貿易，進而爭奪對后金的間接控制權，最終還是閩商一系獲得天下。

本以為雙方競爭呂不韋的位置，沒想到洪氏不講武德，代表閩商下場，直接坐莊！乾隆上臺，代表閩商與江浙合流，形成更加龐大的東南資本利益集團。此時晉商這些工具人，也可以卸磨殺驢了。

你說你忠君報國，對皇上別無二心？

別tm逗了，咱們一筆寫不出兩個“商”，誰還不知道誰的心思。

你實力強了，難道不會有更大的野心？就算不復制洪玄燁的故事，最起碼也想當呂不韋啊，我能留你？

清軍入關后，立即給晉商集團授予“八大皇商”的高帽，實際上就是一個陽謀，把晉商架在叛國者的位置上烘烤，百姓恨透了叛國的晉商，使其只能像歐洲的宮廷猶太人那樣，死心塌地為洪清皇室效力。晉商為清廷做牛做馬，康熙乾隆攻打噶爾丹，都是晉商集團拼盡全力為清廷籌集軍費，組織后勤運輸。

乾隆年間，閩商集團徹底完成對洪清內部經濟命脈的整合，一口通商制度的完全確立并掌握在閩商手中，陸地邊疆也隨著乾隆“十大武功”完成平定，終于可以對以介休范氏為代表的晉商集團下黑手了。

介休范氏的退場，本質上是一場樸實無華的高端商戰。

閩商集團利用自己最熟悉的對日貿易，給晉商量身定制了一個甜蜜的陷阱：

清廷允許范氏承辦對日銅貿易，但范氏的官銅與民辦銅不同。民間販銅十分之六按官價上交官府，余者可自銷。但官辦銅完全按官價上交。官價比民間價要低20%-24%( 約3.5-4兩銀子)。而且，范氏還要自己籌款辦銅。

雖然有折價，但是量大穩定，依然十分暴利。因此范氏上鉤了。

最初范氏是掙了不少錢，于是加大投入，簽了更大的訂單。但是隨著銅價一路走低，范氏不僅無法從中賺錢，甚至還要向里面賠錢，但是又無法自主選擇放棄。

銅貿易就像一道絞索，在范氏的脖子上越勒越緊。

范式商業帝國的流動性因為銅貿易被抽空，最后導致整個大廈轟然倒塌。

乾隆四十六年時，范氏累計欠戶部330 萬兩白銀無力償還。

乾隆四十八年，皇帝隨便找了借口，將范氏滿門抄斬，家產充公，顯赫一時的范氏就此衰敗。

僅從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產前的財產清單看，范氏當時仍然有大量不動產。當時在直隸、河南二十州縣遍設鹽店，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張家口有商店六座，在歸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鎮有當鋪一座，在張家口置地106頃，分布各地的房產近1000間。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財產。

乾隆咋這么懂商業，玩得這么高端？

但如果是東南資本集團，利用手中的政治資源，對晉商集團進行巧取豪奪，這不就很容易理解了？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宋元時期，洪承疇的老家泉州，曾經是世界第一貿易海港，各國富商云集，宗教和民族多元，又經歷了宋元明兩次朝代更替一系列變亂，給這個地區打上了深深烙印。

何為華？何為夷？

何為家？何為國？

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宗教民族階級三重矛盾雜糅的多元化泉州，成為掀起攪亂明末清初局勢風暴之源。

明朝開國，出于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感情，對曾經背叛南宋皇室的泉州蒲氏為首的海商集團進行了嚴厲懲罰，并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徹底斷絕了幾百年來，泉州港的命脈——私營海上貿易。

于是，以漳泉一代為核心，發展出東南海上走私集團，或稱“東南海商集團”，為便于貿易和生存，常吸納日本的武士、浪人以及葡萄牙等國的商人、冒險家加入，使得其人員構成復雜，被明朝官方輕蔑地統稱為“倭寇”。但究其核心，“倭寇之患，實由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相結，十有八九皆中土之人”。

皇太極時期建立的“八旗制度”，將女真、蒙古和漢人編入八旗，實際就是模仿借鑒了泉州倭寇的權力結構，打造了以女真為名號，聯合蒙古眾多部落，以遼西漢人武裝為主體的分贓利益集團。

滿洲集團與倭寇集團同氣連枝，本質上就是打著外國名義，以漢人為主體的叛國武裝利益集團！

再加上掌握政治文化釋經權的江南士商集團，里通外國的晉商集團，所謂明清更替，本質上是“四大惡人”內外勾結，共同顛覆明朝統治。

洪承疇與孝莊生下私生子洪玄燁，則是把原本看似彼此不相關的三大集團（晉商除外），串聯起來的關鍵人物！

以這一視角分析，如同日心說取代地心說一般，整個明清更替乃至清朝歷史，都會變得極為通透簡單，一切歷史疑團都可以迎刃而解！

自從有了洪清宇宙觀，才恍然大悟：

原來清朝兩百年來，就是一個超大型的電詐園區啊！

四大惡人聯手，福建的老板，東北的打手，江南的程序員，外加山西的人口販子，合伙搞的電詐園區，詐騙對象就是明朝皇帝和百姓。

本來只是想搞一個可持續的涸澤而漁割韭菜模式，沒想到居然成功主板上市，而且成為最大且唯一的藍籌股！

洪清宇宙系列（連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