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外長開炮：美國把“和平”換成了“贏”？

文︱劉瀾昌

有時候，政治話語并不是溫柔的陳述，而是一枚投向戰場的信號彈。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在16日的那番話，把這一點說得明白：他指著美國把“以實力求和平”的口號揭開，宣稱那不過是給以武力為基礎的新行動框架披上的幌子，最終的目的就是“贏”。在他的表述里，這不是外交辭藻的修辭，而是文明話語被赤裸裸剝去后露出的權力邏輯。阿拉格齊說，美國不打算按有效政治原則或國際法辦事，而是更愿意把“贏”當作唯一準則，并將和平主義轉變為基于武力的霸權主義。

這樣的表態不是孤立的情緒發泄，而是與眼下的事態緊密相連。阿拉格齊把以色列的跨境襲擊和美國在背后的角色并列起來，點名指出這些行動違反國際法，并表示以色列在美方及部分歐洲國家無條件支持下，依靠大量西方武器大舉行動，公然觸犯國際法基本原則。他還指出，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為——包括對領土的侵略、對居民樓暗殺指揮官、襲擊和平的核設施——已嚴重踐踏國際體系與核不擴散機制。這里的措辭沉重，是國家層面對當前事態的法律與道德反擊。

把話說到這個份上，外交談判的桌布就已經被撕了個口子。阿拉格齊將近期所謂的對話前景與軍事行動直接關聯：他指出，在美國與以色列的相關行動之下，伊美談判被迫讓路，原定第六輪會談也受到了影響。換句話說，外交通道在炮聲下被壓縮，外交成了首輪沖突中的第一個犧牲品。多國觀察亦注意到，只要實地行動沒有收手，談判便難以恢復正軌。

外長的話有一種直接的政治邏輯：當“贏”成為政策宣言中的唯一目標，法律與規則就成了負擔；當軍力被視作解決問題的首選，國際機制便容易被邊緣化。這在區域政治中意味著更高的風險溢價——鄰國警覺更烈，代理沖突與誤判的概率也會上升。阿拉格齊的批判里，既有對現實的指控，也有對國際秩序被侵蝕的憂慮。他的表達并不是簡單的情緒釋放，而是把一種國際政治的轉向以極具畫面的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

在這場話語交鋒里，核心問題繞著兩個關鍵詞打轉：合法性與效果。美國若以“實力求和平”之名行事，國際社會會問：在沒有明確法律與政治框架的情況下，這樣的“效果”能維持多久？伊朗方面顯然認為，短期的軍事“贏”不等于長期的穩定，反而可能激化對抗，破壞現有的監督與核不擴散機制，而這對地區乃至全球都有連鎖反應。阿拉格齊直言：在美以行動的推動下，外交被犧牲掉了。觀察者會看到，這是伊朗表達其拒絕在槍炮下談判立場的強烈信號。

從戰略層面看，阿拉格齊此時的表態還有另一層用意：他既在對外明確譴責路徑，也在向國內與區域盟友展示一種立場的堅決。將以色列的行動與美方的支持并列，是為了把國際責任與道德審判的焦點，從單一行動拉回到支持與助力鏈條上。與此同時，他也在為伊朗保留外交與安全的多種回應手段發出警告——這是國家利益在輿論戰場上的自我防御。

難點在于，國際社會并不在一條聲調線上。對一些國家而言，輿論與外交可能仍傾向通過機構與規則尋求緩和；對另一些國家，地緣、軍事與戰略利益可能優先于法律文本。在這種背景下，阿拉格齊所形容的“叢林法則”式回歸，雖是他的診斷，但也反映了現實中規則被邊緣化時的確切風險。區域不穩定性一旦上升，普通民眾受影響最深——這是任何政策論爭都無法回避的人間場景。

從另一個角度看，阿拉格齊把問題的焦點設置為“責任歸屬”：誰為目前的暴力與法律破壞負責？他要求將責任指向那些支持并提供武器的國家，同時強調國際法與聯合國憲章的基石不應被踐踏。這樣的表達有明顯的政治訴求性：要求國際機制介入、要求國際社會在道義上劃清界限。無論國際社會反應如何，這一要求本身已經把話題從戰術層面升到系統性考量。

在外交現實里，表態與行動之間往往存在較長的時間差。阿拉格齊用尖銳的言辭點燃了輿論，但接下來會看到的是更復雜的博弈：各方會基于各自利益考量進行回應、斡旋或沉默。談判桌是否能再次被清理出空間，取決于能否讓武裝行動與外交前景之間的張力被有效緩和，而這需要更多國家回到規則與政治解決的軌道上來。觀察這場博弈的外部世界，也許會更關注一個現實：當“贏”替代“合法性”成為一種可見的政策偏好時，整個國際秩序承受的考驗不僅是武器與戰術，而是信任與制度的持久力。

阿拉格齊的聲音不是劇場里的獨白，而是一種外交宣示：在他看來，美國與以色列當前的行為已經把地區推到了一個危險的拐點，讓外交空間收縮，讓規則面臨侵蝕。對聽眾而言，這樣的宣示既是警告，也是動員——對內是團結的信號，對外是把輿論戰線拉寬的嘗試。無論國際社會如何回應，這段對話已把問題擺到光天化日之下，要求所有相關方認真面對：法律與規則，或者武力與勝負，哪一種路徑能帶來持久的安全？這是擺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