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幕？交易？張藝謀主導下的金雞獎爭議

大幕落下之時，就是爭議浮上臺面之際。

11月15日晚上，第3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閉幕儀式舉辦，獎項一一頒發。

導演邵藝輝的《好東西》成為最大贏家，斬獲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宋佳）和最佳女配角（鐘楚曦）三項大獎 。這雖然表明金雞獎對女性議題比較關注，但也有女性影迷認為獎項“錯位”——應該給最佳編劇以及最佳導演！

爆冷的是，陳思誠與戴墨憑借《唐探1900》摘得最佳導演 ；宏大敘事的《志愿軍：存亡之戰》獲得評委會特別獎和多個技術獎項 ；而在第四次提名后，年僅24歲的易烊千璽憑借《小小的我》終于加冕，成為金雞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最佳男主角。

藝術、商業、國家、新銳、女性……所有方框都被打上了勾。似乎，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官方敘事，每一個關鍵“派系”都分到了屬于自己的那塊蛋糕。

然而，對于不少網友來說，并非“皆大歡喜”的，他們認為其中暗藏“黑幕”。一個顯著的指控是——今年評委會主任張藝謀新片《驚蟄無聲》主演正是本屆影帝影后（易烊千璽、宋佳）。

另一個讓人質疑的點是，《哪吒之魔童鬧海》僅僅獲得最佳美術片獎，而投資方和導演餃子都沒到場，被認為是“無聲的抗議”。

一夜之間，質疑聲浪泛起：這究竟是一次公正的藝術評判，還是一場“人情”“資本”抑或“黑幕”的勾兌？

-尷尬的選美-

曾經兩獲奧斯卡獎項的李安，在回憶錄《十年一覺電影夢》中，以一種頗為坦誠的姿態，撕開了外界對“小金人”的幻想。他所描述的那個影迷仰望的奧斯卡圣殿，充滿了造勢、拉票、明爭暗斗，本質與藝術無關。

“奧斯卡就像一面鏡子，”李安在回憶錄中寫道，“反映出人生百態。”

被中國觀眾視為“黑幕”或“人情”的東西，在好萊塢的語境下，有著更成熟、也更職業化的名字：公關游說（Lobbying）和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

李安曾痛苦地自問：“一年來都干這種事（指游說），做多了，有時會想，自己到底是拍電影的還是在賣片，我還是喜歡拍片。”

這套奧斯卡游戲規則，使得后來臭名昭著的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之流 ，可以鉆空子將這種公關游戲玩到極致。

溫斯坦慣用奢華的派對、大把的票子，去“游說”每一個自己能找得到的奧斯卡評委。當年，他是怎么幫《莎翁情史》干掉《拯救大兵瑞恩》拿到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或許影迷們還歷歷在目。

而2025年的奧斯卡，《阿諾拉》的大勝（囊括了最佳導演、最佳電影、最佳女主等核心獎項），也被視為“游說”的結果。

《阿諾拉》的女主演米奇·麥迪森擊敗老牌女星黛米·摩爾奪得影后，同樣引發爭議，前者在該片的表演其實除了大尺度奉獻之外，很難說服觀眾，但其背后的資方，可能會下大力氣“游說”，因為她年輕，未來可期。

事實上，針對于類似于奧斯卡，李安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比喻：電影競賽本質上是一場“尷尬的選美活動”。

所以，要如何評判“這個女人（這部影片）比其他女人（其他影片）美好”？是通過“容貌姣好”（藝術風格）、“機智得體”（敘事技巧）、“看來很有愛心”（社會議題），還是“文化（國情）”？

這個比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藝術評判的根本性荒謬。既然評判標準本身就是主觀和荒謬的，那么李安得出的結論便順理成章：“（獎項）真的無法在我的智力范圍內相信它的結果是一個公允的產物。”

如果連奧斯卡都不是“公平的產物”，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金雞獎？

李安的終極答案是：派系。

他指出，奧斯卡投票者中“大概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演員”。這個單一“派系”的壓倒性優勢，被廣泛認為是導致他執導的《斷背山》在2006年輸掉最佳影片（敗給《撞車》）的直接原因 。這不是藝術的失敗，而是“派系”的偏見——學院里那些年長的、保守的演員們，無法接受一個同性戀故事登頂最高殿堂。

現在，讓我們拿著李安的案例，重新審視今年的金雞獎。如果說奧斯卡的隱形“派系”是抱有偏見的演員們，那么2025年金雞獎的顯性“派系”，就是“張藝謀圈子”。

-老謀子的人情局-

在每一個獎項背后，都可能藏著一張無形的人際關系網。當評委會主席是張藝謀時，這張網的中心節點便格外清晰——不少評委會成員，以及獲獎者，或多或少都跟張藝謀有關系。

評委會17名成員中，多名委員（如張譯、岳紅、霍廷霄、趙小丁、陶經等）與張藝謀之前有合作。像霍廷霄、趙小丁，就是張藝謀《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等片的美術執導、攝影指導，可以說是“御用”。

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璽，曾經合作《滿江紅》，而張藝謀下一步戲《驚蟄無聲》，還是男一號。

二封影后的宋佳，巧了，她也是《驚蟄無聲》的女主角。如果說易烊千璽尚能服眾，那么，宋佳的爭議則較多——很多人替《出走的決心》詠梅打抱不平，兩者都是女性電影，給誰不給誰，似乎全看和張藝謀的“交情”？

有網友戲言，未來，在《驚蟄無聲》的宣傳海報上，可以名正言順地印上“新科金雞影帝易烊千璽”和“新科金雞影后宋佳”，再加上2021年影帝張譯、2022年影帝朱一龍、2024年影帝雷佳音加盟，老謀子的這部電影就此匯聚了“四帝一后”——背后所撬動的商業價值、宣發資源和排片優勢，是不可估量的。

除此之外，最佳攝影獎頒給了《志愿軍：存亡之戰》的趙非。趙非是誰？他是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最親密的戰友之一，是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掌鏡人。巧的是，趙非又和本屆評委、張藝謀“御用班底”霍廷霄共同參與過陳凱歌《荊軻刺秦王》。

趙非的專業能力毋庸置疑，但在這樣一個年份，由張藝謀主導的金雞獎，將該獎項頒給“自己人”，無論如何都難以避開“人情”的嫌疑。

當然，我們不是說獲得者名不副實，而是在某種層面上，張藝謀通過這幾個獎項，完成了一次跨越三十年的“握手”——

他既致敬了自己輝煌的“藝術”過去（趙非），也表彰了自己當下的“商業”班底（易烊千璽、宋佳）。

事實上，說這是張藝謀的“人情局”，未免過度了。正如李安描述《臥虎藏龍》當年在奧斯卡如何艱難地平衡多方勢力，金雞獎其實也是一場登峰造極的“平衡術”。它并非一個人獨斷專行就可以的，而是要有一份“平衡協議”，旨在安撫中國電影界所有關鍵的“派系”。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支撐起本屆金雞獎的三個“合法性”——

第一， 藝術的合法性（面子）。 將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三項大獎，打包送給《好東西》。這部由33歲女導演邵藝輝自編自導的電影 ，在豆瓣獲得了8.9的高分 ，是年度藝術標桿。表彰它，就是想要說明金雞獎是推崇藝術的、鼓勵新人的，更重要的是，關注女性群體的。

第二，市場的合法性（票子）。 將最佳導演獎，頒給《唐探1900》的陳思誠和戴墨 。陳思誠的“唐探”宇宙是中國電影工業化和IP化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表彰他，就是向市場和資本宣告——金雞獎是務實的、認可商業成就的。這是對以“票房”為導向的主流商業派系的安撫。

第三，權力的合法性（圈子）。 在“面子”和“票子”都得到滿足，大局已定的情況下，最核心的派系開始“分蛋糕”。

但問題就在于，合法性上出現了“不合法”的雜音。

-局外人-

如果要看“市場”，那么，《哪吒2》首當其沖，片子質量也高，豆瓣評分8.4。只不過，金雞獎獎動畫片禁錮在非真人電影的結界之外，而壓根都沒有提名最佳導演、最佳故事片等獎項。

奧斯卡歷史上，有3部動畫片獲得過最佳電影的提名——1991《美女與野獸》、2009《飛屋環游記》、2010《玩具總動員3》，雖然都沒有獲獎，但至少是給予了提名認可。

而金雞獎仍然執著于真人和動畫的分野，雖然是規則所限，但從推動電影藝術發展和產業進步的角度來看，其實并不適宜。

所以，當晚“最佳美術片”獎項頒給《哪吒2》時，尷尬的一幕發生了：無人上臺領獎 。

主持人蘇有朋尷尬圓場，稱“團隊正全力投入后續作品創作，無法前來領獎” 。

這個“官方理由”，沒有人相信。在我們這個人情社會，一個高級別頒獎禮，無論多忙，派代表領獎都是基本“人情”。

因而，很多人說，這是一種無聲的抗議。雖然存在過度解讀，但也有其道理。

理由是，導演餃子，是“局外人”。他非科班出身，棄醫從畫，曾靠母親退休金生活三年半 。他不是“圈子”里出來的，是從觀眾中殺出來的。

憑借《哪吒》系列總票房破200億的成績，他已是中國首位“200億票房導演” 。他不需要金雞獎的“賦能”，因為他的權力來自于市場，來自于那數以億計的購票觀眾。

餃子的缺席，回應了困擾李安的困境：“我是拍電影的，還是賣片的？”

餃子用行動給出了答案：“我是拍電影的。”

他似乎有意拒絕參與這場“尷尬的選美”。因為在他的世界里，評判他作品的唯一標準，是市場和觀眾。當一個獎項被質疑“重真人電影輕動畫”“圈子化”時 ，他可以選擇不參與。

正如李安所描述的那樣，參加影展是一種“折磨”，那種“欲拒還迎的心情，真假難辨，很不自在”。而餃子用200億的票房底氣，選擇讓自己處于“自在”的位置上。

那個沒人拿走的“最佳美術片”獎杯，成為了第38屆金雞獎上一件“行為藝術作品”。它戳穿了“平衡術”的假象，卻也代表著一種新興勢力對傳統“圈子”的拒絕。

-潛規則-

當然，金雞獎所被質疑的一切，比如資本的介入、圈子的平衡、人情的糾葛——并非中國獨有，而是所有試圖用獎杯去量化藝術的系統，都必然滋生的“人生百態”。

李安在好萊塢，尚且要為《臥虎藏龍》的座位和《斷背山》的派系而痛苦。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更成熟、更擅長用“政治正確”和“專業游說”來包裝“人情”的系統。

而張藝謀領銜的2025年金雞獎，則更像這個系統的“青春版”。它粗糙直白，更加不加掩飾——將“人情”和“圈子”擺上臺面，將其作為“平衡術”的一部分，公之于眾。

李安的“奧斯卡之鏡”，照出的是“人生百態”。2025年的“金雞之鏡”，照出的也是“人生百態”。只不過，這“百態”里，少了點李安的“痛苦”和“糾結”，多了點張藝謀的“圓融”和“通達”。

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第38屆金雞獎有“黑幕”嗎？

或許沒有。

因為當一切都擺在明面上時，它就不再是“黑幕”，而成了“規矩”，或者說“潛規則”。

接近40年前的1988年，柏林電影節上，38歲的張藝謀，穿著一件借來的軍大衣，用一部《紅高粱》，像“野蠻人”一樣，撬開了歐洲“文明世界”的大門。

那時的他，是“規則”的破壞者，也是“局外人”，更是“挑戰者”，而鏡頭對準的是土地、欲望和原始的生命力。

如今75歲的張藝謀，端坐在評委會主任的位置上，成為了“規則”的制定者和“秩序”的維護者。

這四十年，是張藝謀從“反叛者”蛻變為“掌權者”的四十年，也是中國電影從“藝術荒原”走向“光影盛宴”的四十年。

在這個過程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正在迅速向好萊塢“成熟”模式靠攏的中國電影工業。它也在學會有技巧地“分蛋糕”，學會在藝術、商業和權力之間找到那個微妙的平衡點。

這種平衡，盡管在局部有可能是公正的，但如果想讓整體結果都符合藝術性標準，那么正像李安所說：

“無法在智力范圍內相信它的結果是一個公允的產物。”

撰稿|Jana
策劃 | 文娛春秋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