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戴義肢的女性，“連滾帶爬”的28年

前段時間，歌手鄭智化乘坐輪椅登機，由于機艙高出升降樓梯25厘米，只能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挪進艙門。事后，鄭智化發微博描述這段經歷，使用了“連滾帶爬”的字眼，引發公眾的廣泛討論。

冰冰也是一名殘障人士，童年時她因病失去左腿，后常年穿戴義肢行走，大學畢業后，她進入職場，成為一名中層，她會穿著義肢去打羽毛球、做瑜伽，也會脫掉義肢去游泳。

在過往的20多年里，她下意識地隱藏自己的義肢，努力表現得“像健全人一樣”。但目睹鄭智化事件后，她被觸動，寫了一篇長文，回憶自己也會在登機過程中經歷種種不便，后來這篇長文沖上了熱搜。

對冰冰來說，登機的過程依然充滿關卡，每次跨過廊橋和機艙之間的縫隙時，她都會因為義肢無法精準發力，而下意識地提一口氣。安檢時，有的機場沒有單獨的隔間，她只能坐在安檢處旁的布簾后，先脫掉衣物，再脫掉義肢，極其沒有安全感；脫下義肢后，汗液不能及時清理，導致再穿時穿不到位是常有的事，大腿根也總是被磨得血肉模糊。這種經歷，除了對身體的磨損，更多是對尊嚴的磨損。

她想說，整個社會的無障礙設施面向的群體，其實不止是殘障人士，還有行動不便的老人，推嬰兒車的寶媽，甚至是手提重物的行人，我們生活中的每個人，一定都有需要使用無障礙設施的時刻。

以下是冰冰的講述：

文 |王瀟

Yang

運營 |歪歪

我完完全全能體會“連滾帶爬”

看了鄭智化的道歉聲明，我心里的想法很復雜，當下就決定，隔天一定要動筆寫點什么，可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著，于是凌晨兩點爬起來，寫了那篇文章。

▲ 10月27日，鄭智化發微博表示歉意。圖 / 微博截圖

整個事件中，爭議最大的四個字或許是“連滾帶爬”。作為一個失去左腿、常年穿戴義肢的殘障人士，我完完全全能體會這四個字。

高考結束后，我換了一條機械關節的義肢，這條義肢陪伴了我20多年。有了義肢的幫助，我其實已經算是殘障人士中活動能力很強的一位了。我能自如地上下樓梯、下蹲起立，幾乎能夠獨立地完成生活中的大部分事，“就像一個健全人一樣”，但不同的是，我得時刻多加小心。

對健全人而言，登機需要關注的是時間、地點這些關鍵信息，但我要注意的是地面。下車后進入航站樓，我需要經過一段凹凸不平的減速地磚，然后是帶有輕微坡度的糙面磚路面，緊接著，路面會變成大塊的光滑瓷磚路面，等過安檢時，可能有時還會碰到地毯路面。

機械義肢只有在完全伸直和呈90度直角時才能受力，此外其他任何一種角度，都沒辦法承受我身體的重量，稍一施力，就會直接摔向地面。而且在完全伸直的狀態下，受力的也不是整個腳面，而是腳后跟的一個點，就像踩高蹺一樣。也就是說，在路面發生變換之前，我必須要格外留神，確保我能在完全伸直義肢的情況下，精準地把腳后跟那一點落到一個平穩的地方，這樣我的每一步才能順利著陸。

這么多年下來，我其實已經能適應機場的各種路面了，但進入機艙，依然是一個需要格外注意的關卡。廊橋和機艙之間，其實是有一個縫隙的，雖然大多數的縫隙不會有25厘米這么高，但多少也是有一定高度的，每當經過這條縫隙時，我都會下意識地進入二級戰備狀態，如果不小心踢到或者擦到，讓義肢發生任何一點角度的變化，我整個身體就會立馬撲倒在地，別說連滾帶爬了，四腳朝天都是可能的。

▲ 冰冰擔心自己會在廊橋和機艙之間摔倒。圖 / 視覺中國

事實上，登機時受傷是常事。對于我來說，最容易出問題的環節是安檢。大多數情況下，義肢需要單獨拆卸下來過安檢，慣常的操作是，兩名女性員工陪我一同進入單間，我脫下義肢后在單間等待，檢查完畢再穿上義肢離開，聽起來，這套流程很順暢。

實際情況是，機場一般沒有專門負責陪同的工作人員，要現場協調，她們要放下手上的工作，專程來陪同我。每當這時，我心里就會下意識地生出一種類似愧疚的情感，總感覺，好像因為我一個人，耽誤了她們的工作，耽誤了其他人的時間。我希望一切能趕緊結束，盡快穿好義肢離開，讓一切都恢復正常。

傷口往往也是在這時產生的，我印象里，有好幾次坐飛機回家后，大腿根都是水泡被磨破后留下的幾條狹長的血口。義肢的接收腔是密封的，不能透空氣，這樣一來就會悶汗，尤其是夏天，汗水甚至能直接倒出來。這種情況下，把義肢脫了再重新穿上，是非常艱難的，出汗后再穿衣服都會覺得不舒服，更何況是一條腿，再加上著急，經常是穿不到位的。

正常情況下，穿上義肢后大腿根是不用受力的，可如果穿不到位，大腿根就要被迫承受身體的重量，那里的皮膚要被不斷拉扯、摩擦，很容易就會磨出水泡，出血。更難受的是，我明知道已經磨出水泡了，也沒辦法調整，只能繼續忍痛走下去。

看到新聞后，我非常能共情鄭智化，進入機艙的過程里，身體已經很難了，可是尊嚴呢？

身體產生的傷口，大多我已經忘記了，但尊嚴受到的磨損，很難忘記。有一次，工作人員沒有把我帶到單獨的隔間脫義肢，而是直接在安檢臺旁拉起了一塊布，就像是小服裝店里的簡易試衣間。義肢又是貼身的，也就是說，我必須要把褲子也連帶著脫下來，作為一名成年女性，在公共場合，下身只穿著一條內褲，坐在一塊布簾子圍起來的空間里，外邊就是來來回回的旅客，是極其沒有安全感的。

等到義肢安檢完成后，工作人員把義肢遞給了我，她可能以為自己的工作已經完成了，竟然直接走了。布簾不是封閉的，我只能一只手緊緊攥著布簾，另一只手艱難地穿義肢，那個瞬間，我現在想起來都會覺得狼狽。

不止是布簾，有的機場會把我帶進樓梯間，讓我在樓梯間脫義肢，這些過往里，雖然我的身體是完好的，但尊嚴已經碎了。

其實，在機場或者其他公共場合，如果遇到了諸如25厘米的困難，最低成本的辦法就是求助他人，這聽起來也是最簡單的辦法，但每一次開口求助，仿佛都在提醒著我和其他人的差異，而且第一步就是展示自己的脆弱和困境。

早些年，光是和安檢人員承認義肢都很艱難。我一直記得，幾乎是從一踏入航站樓開始，我就會緊張，在安檢環節，最害怕的是掃描儀挨到左腿的那一刻，尖銳的“嘀嘀”聲立刻響起。我只能承認：“是義肢。”我一般會說得很輕，仿佛害怕自己聽到一樣，偏偏很多時候，工作人員好像對義肢這個詞并不了解，我只能嘆口氣，又趕緊解釋，“義肢，就是假肢的意思，假腿”。

后來，坐飛機的次數多了，我已經能夠更自然地向工作人員說明自己的義肢了，但求助還是很難，因為求助以后，事情仿佛都不受控制了，我不知道開口后等待我的會是什么，是被單獨帶進隔間，或者是又要調集更多原本在忙其他事的工作人員，還是又拉一塊布簾？

每一次，我的首選都是盡可能自己解決，實在沒辦法了，才開始在心里排練求助的話術，然后觀察周圍的工作人員，挑一個看起來面相最善良、手頭工作相對輕松的人求助。

不光是流程無法預測，對方的反應我也無法預料。去年，我換了一條義肢，于是把舊義肢裝進一個編織袋里，打算帶回老家，托運時，我向機場的工作人員求助該如何具體操作。得知袋子里是義肢后，工作人員沉默了幾秒，緊接著脫口而出，“那你要不穿上呢”，可我當時本就穿著義肢，完完整整地站在他的面前。我當下覺得既好笑又無語，但后來想想，可能他工作時很少遇到殘疾旅客，自然也拿不出的具體應對方案。

最崩潰的經歷，發生在前年冬天，我代表公司去參加聯合國在北京舉辦的一個活動。那段時間我覺得特別開心，也非常驕傲。當天早上，我早早地起床，穿著自己最愛的西裝套裝出發，路上一直在想，會上要如何代表公司發言。眼看著就要到大廈了，地面上恰好有一塊冰，我一不留神，啪地摔倒在門口。義肢很硬，腿上穿的每一層褲子都摔破了。摔倒的那一瞬間，那些驕傲和開心，煙消云散了，仿佛老天突然給了我一記耳光，它在提醒我說：“你和別人能一樣嗎，還不多加小心。”

20多年里，

我都在證明自己是正常人

向他人求助的前提是，直面自己的殘疾，可單接受這一點，我就花了將近30年。

剛失去左腿時，我其實并沒有太多的情緒波動。12歲時，我生了一場重病，直到手術前，父母都沒敢告訴我具體的手術方案，但我好像隱約有些預感。手術前一晚，我環抱著左腿躺在床上，自言自語，“我會失去你嗎？”

隔天手術醒來后，我感覺左腿有種懸空的感覺，我問病床邊的舅舅，“我的腿被吊起來了嗎？”他回答我：“沒有，你的腿已經沒了。”當時的反應，我已經記不起來了，我猜應該很崩潰，導致身體開啟了自動保護機制，讓我忘記這件事。

▲ 圖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但我記得，大概幾個小時以后，全家人都很悲傷，我反而開始安慰家人：沒關系的，我和別人沒什么不同。看起來，我好像只花了幾個小時就接受了這件事，從那以后，我幾乎也沒有因為失去左腿而情緒崩潰過。如果單從成長軌跡來看，從小縣城考到北京讀書，再入職大公司，一步步晉升到中層，我和很多人的確沒什么不同。

甚至，我一度以為自己早就與左腿和解了，直到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二三十人的小型讀書會，其中有一個環節，每個人有一分鐘的時間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講了自己做手術的經歷，那也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聊起自己的身體，而且完全不受控制地，講著講著我就哭了出來。

也是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可能并沒有完全接受失去左腿這件事。再回頭看去，我發現自己幾乎是下意識地隱藏殘疾，而且努力地證明自己依然和別人一樣。

剛做完手術后，有一段時間要坐在輪椅上，我左腿的褲管打成一個結，家人推著輪椅向前走時，我總是故意把輪椅的腳踏板掰起來，讓右腳落到地面上，來回動，感覺就好像自己在走路一樣。我當時心里想的是：“我只有一條腿，但我這條腿是沒問題的，和健全人沒什么不一樣。”現在想想那個畫面，會覺得非常好笑，我為什么要這樣證明自己？

但事實是，往后的20多年里，我反復在證明。

穿上義肢后，我更會隱藏自己的殘障狀態了，我很少穿裙子，即便穿裙子，也是過膝長裙，里面再加一雙肉色打底襪。原本上廁所時，我會目不斜視地上普通衛生間，這對我來說并不容易，我只有一條腿能自如彎曲，在蹲下時，義肢要單獨伸直，再把全身的重量都壓在右腿上緩慢下蹲，這個造型看起來很像葉問。

為了和健全人一樣，我腦子里也總是在思考。比如工作時經常開會，有時需要上臺發言，除了思考上臺以后說什么，我得額外分出一部分腦子，思考今天穿了什么裙子、什么鞋，路面是地毯還是地板，講臺有多高，我要如何控制步速，才能確保上臺的時候抬起的恰好是右腿。因為義肢是沒有辦法抬上去的，如果到了臺下再換腳，會顯得很刻意。

現在回想起手術后的情況，我也會覺得奇怪，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怎么可能那么順利地接受這么大的一件事呢？我只是暫時地自欺欺人，把這件事壓下來，往后的這20多年，其實都沒有真正直面過這件事。

我其實也能理解鄭智化登機事件引發的輿論，很多人會覺得他登機的過程“還好”，但也許，健全人和殘障人士的感受是不同的，很多健全人覺得還好的瞬間，對殘障人士來說，可能就是痛苦。

除了肉體感受的不同，對于權利的體驗也是不同的，對健全人來說，自如地走入各種公共場合，幾乎是一件不需要費力地，只要抬腿就能做到的下意識行動，但對于殘障人士來說，它變成了需要被保障的權利。

早在2017年，中國殘聯康復部主任胡向陽就曾公開表示，我國殘障人數量約有8500萬，占總人口的6.34%，這相當于每16人中就有1位殘障人士。其中，肢體殘疾占比最高，約為2472萬人。

但日常生活中，我好像很少能看到殘障人士，不止看不到，從很多公共場所的無障礙設施里，似乎也看不到他們真正的需求。

▲ 冰冰拍攝的無障礙衛生間。

去年，我和父母自駕回老家，想順便做一個服務區無障礙衛生間的測評，但很快，我就發現根本做不出來，因為我碰見的大多數無障礙衛生間都沒法正常使用。最常見的情況是，門上鎖了，根本打不開，有的雖然能打開，但要么馬桶壞了，要么扶手缺失，甚至還有的衛生間堆滿了清潔用品，成了雜物間。

我有時候會刷到殘障人士的視頻，有個盲人博主記錄了自己出行的畫面，有一次，一段盲道上停了車子，也有路人在走。每當博主不小心撞到了人或車，就會有人幫忙挪開，博主也會說一聲謝謝。兩百米的距離里，博主可能說了幾十聲謝謝。我看了以后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被人幫助當然會真誠地感謝，但其實，原本可以不用說出那聲謝謝的。

其實，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今年是我失去左腿的第28年，而真正接受自己的殘障狀態，我是去年才開始慢慢做到的。

高考后換的義肢，是我穿得最久的義肢，一穿就是22年。其實，我之前工作的地方離一個著名的義肢品牌旗艦店只有1公里，我知道，卻從來沒去過那里，甚至這么多年來，我都沒有專門研究過義肢發展出了哪些新功能，有哪些新技術。

我好像同時承認兩個身份存在，一種是作為健全人，另一種是作為殘障人士。但殘障人士的身份被我有意地隱藏了，所以也很少關注義肢的信息。對我來說，查詢或者走入一家義肢店，相當于要再次面對自己的殘障。

如果用健全人的參考系來看，世俗意義上應該具備的東西，我已經都有了，攢夠錢以后就去買房、買車，然后升級換代。但其實，房子、車子對于我來說，遠沒有一條腿重要，每次想到要升級義肢時，我都會下意識地和健全人做比較，我已經比健全人多花一部分錢安裝義肢了，再花更多的錢把它升級換代，也依然不能達到和健全人一樣的行動能力，值得嗎？

顯然，很多年的答案都是不值得，后來，我穿上了新的頂配版義肢，但我依然很難找出到底是哪個節點，答案突然變成了“我值得”。

想法都是慢慢改變的，但也有一些情緒波動的瞬間。某次和朋友交談，她困惑：“為什么你不換更好的義肢，這關系到你每一天的生活質量。”我突然有點愣住。某次刷到一篇文章，發現買智能高端義肢的，絕大部分是老年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我突然在心里對自己生起氣來：已經40歲了，我到底還在等什么啊？難道等老了之后再去裝更好的義肢嗎？

最打動我的，也許是銷售的一句話，我問他智能義肢究竟好在哪里，要怎么用。他頓了一下，回答我：“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那個瞬間，我有點想哭，這種自由真的是我可以擁有的嗎？

而實際上，換上頂配版的智能義肢后，我馬上發現，我的活動空間更大了，朋友直接把我帶去了羽毛球場，她左右吊球，我們意外地發現，我比原本能多邁整整一步的距離，原本只能用右腿支撐，現在也能用義肢做支撐腿了。

▲ 換上頂配版義肢的冰冰發現自己的活動空間更大了。圖 / 冰冰的公眾號“飛少說”

我還曾試著小跑幾步，那是一種久違的感覺。我的臉第一次那么快速地去迎接風，空氣撲上，闖進肺里，甚至還有一點火辣辣的感覺。這么多年，這種感覺在夢里都沒有出現過。

更大的變化是從裸穿義肢開始的。剛買義肢時，我習慣性地問店員如何買配套的海綿，義肢外包上海綿，再穿上襪子，肉眼看上去很像一條真腿。店員愣住了，笑著感嘆，“買我們這款義肢就沒有包海綿的，都是裸穿的”。

裸穿是我以前從沒想過的事，可既然已經花了大價錢，要不試試呢？試過以后我驚奇地發現，原來生活里真的沒有那么多觀眾。不光沒什么人盯著看，我反而還成了有力量的代表。

有一次裸穿義肢去逛動物園，我聽見后面有個小朋友告訴他爸爸，“阿姨有一個鋼腿”。聽到以后，我連頭都不敢回，甚至兩眼連視線都不敢變，只能盯著一個虛點。緊接著，我聽見孩子爸爸自然地回答，“對啊，阿姨多堅強啊”。

我突然發現，原以為社會的接受度還有很長一段路，繞了一大圈才發現，其實是自己接納自己的路更長。

我對于這個世界的探索欲也增加了，開始嘗試練瑜伽、打拳擊，前段時間，我還學會了游泳。教練的經驗很豐富，沒有直接勸我放棄，而是嘗試調整動作和方式，我不能立刻學習蛙泳，因為缺少了一半的腿部力量，但我可以先學仰泳，一條腿拍打水面和兩條腿拍打，除了勁的大小之外，其實沒有太大區別。我的泳姿很多時候也是一半一半，自由組合的，蛙泳的手，自由泳的腿，累了，再換成蝶泳的。

▲ 學習游泳的冰冰。

也是從去年開始，我開始更關注公共空間里的無障礙設施，也看到了很多改變。前段時間我去看話劇，發現一個無障礙衛生間的扶手堅固，高度合理，還放著應急使用的衛生巾，劇場里有備用輪椅，還有專用的無障礙排隊區。登機也有變化，有一次我在浦東機場坐飛機，安檢時不用脫義肢，直接站在一個機器上，幾秒鐘的時間就檢查完畢了。

其實，人的一生中平均有11%的時間處于殘障狀態，即便不是身體殘缺，人也會面臨衰老帶來的行動障礙。無障礙設施不止是給殘障人士用的，腿腳不便的老年人，推嬰兒車的寶媽，甚至是手提重物的路人，每個人都會有需要無障礙設施的時刻。

人們的反應也在發生變化。有一次在成都坐高鐵過安檢，掃描儀靠近左腿時發出了“嘀嘀”聲，我剛要開口承認，沒想到工作人員自然而溫柔地開口，“是不是受傷嘍”。

那是一句很軟糯的四川話，那一瞬間，我有一種好像獨自戰斗了很久，突然被輕輕戳了一下的感覺。

▲ 旅途中的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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