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恒、方凌智：科學資本影響公眾參與科學研究——基于態度效能雙路徑的實證分析

科學資本影響公眾參與科學研究

——基于態度效能雙路徑的實證分析

楊 恒1方凌智2

(1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浙江傳媒學院浙江省社會治理與傳播創新研究院)

DOI:10.19524/j.cnki.10-1009/g3.2025.03.103

科學技術深度融入現代社會，促進公眾科學參與對提升社會決策水平和應對關鍵問題至關重要，已成國際共識。然而，現實中存在顯著的“參與溝”，公眾科學參與普遍不足。現有研究大多從個體態度與能力視角解釋這一現象，但實踐表明，僅降低經濟與制度性門檻并不足以顯著提升公眾科學參與的廣泛性。由此，本研究引入“科學資本”（science capital）這一科學教育領域的新興概念，旨在從社會不平等與科學接近性的角度揭示科學參與不足的深層原因，并在實證層面檢驗其作用機制。本研究的核心問題包括：科學資本是否能顯著預測公眾科學參與？科學態度與科學自我效能在其中如何發揮作用？科學資本在態度—效能—參與路徑中是否具有調節效應？

研究采用多階段概率抽樣，于2023年4月在北京與上海進行線下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成年公眾，最終獲得1457份有效樣本。問卷涵蓋科學態度、科學自我效能、科學資本與科學參與等核心變量，測量指標均參考已有文獻并結合研究情境修訂。統計分析方面，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EM，見圖1、圖2）檢驗各路徑關系及調節作用，并控制人口學變量的影響。研究共提出七個假設：包括科學資本對科學參與的直接效應（H1），科學態度與科學自我效能的正向預測效應（H2、H3），科學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應（H4），以及科學資本的調節效應（H5–H7）。

圖 1 研究模型

圖 2 結構方程模型標準化路徑系數

描述性分析顯示，公眾的科學態度（M=3.59）與科學自我效能（M=3.41）整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但科學資本平均值很低（M=1.77），科學參與整體亦不理想（M=2.61）。

結構方程模型的結果表明：

1.直接效應：科學資本對科學參與的直接作用顯著（β=0.303，p＜0.05），驗證了H1。科學態度（β=0.684，p＜0.001）和科學自我效能（β=0.552，p＜0.001）均正向預測科學參與，驗證了H2和H3。

2.中介效應：科學態度通過科學自我效能對科學參與產生部分中介作用（間接效應β=0.1422，p＜0.001），H4得到支持。

3.調節效應：科學資本未顯著調節科學態度對科學自我效能的影響（H6被拒絕），但顯著調節了科學態度對科學參與（β=0.0441，p＜0.05）及科學自我效能對科學參與（β=0.0487，p＜0.01）的影響路徑，驗證了H5和H7。

綜上，本研究發現積極的科學態度和較強的自我效能雖能促進公眾科學參與，但其效應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科學資本水平。科學資本較低者即便具備正向態度與較高效能，也難以有效轉化為實際參與行為。

本研究的主要理論貢獻在于：首先，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科學資本這一概念工具在成年公眾群體中的解釋力，突破了其在青少年科學教育領域的局限，從而拓展科學資本概念的應用外延。其次，在傳統“知識—態度—參與”邏輯中引入科學資本這一結構性變量，揭示其在態度與效能向行為轉化過程中的調節作用，推動了科學傳播理論由線性思維向“資源—結構”視角的擴展，重構了KAP模型的解釋框架。第三，研究表明科學資本的不均衡分布導致公眾科學參與呈現“富者愈富、貧者更貧”的格局，解釋了科學態度與參與行為之間的斷裂現象。這為理解科學公共參與背后的系統性社會排斥與不平等提供了新視角。最后，研究提示政策制定者在推動科學傳播時，應更加重視科學參與的“機會結構”建設，為低科學資本群體提供可及性更高的參與渠道，避免科學公共參與中的邊緣化趨勢。

作者簡介

楊恒，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智能媒體與科學傳播;

方凌智，浙江傳媒學院浙江省社會治理與傳播創新研究院研究員、文化創意與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智能傳播。

通信作者

方凌智，郵箱地址：lzfang@cuz.edu.cn。

項目資助

上海市白玉蘭人才計劃浦江項目“生成式人工智能驅動上海老年人健康素養提升的機制與路徑研究”（24PJC037）；上海市委宣傳部部校共建項目“STS視域下人工智能素養評估體系構建研究”（BX2025JL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