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唯一長盛不衰的城市，強到可怕

漢朝使臣陸賈第一次來到番禺（今廣州）時，南越王趙佗用個性十足的的方式接見了他。

這是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劉邦一統中原后，意欲收服割據嶺南的趙佗，于是派陸賈南下勸降。

趙佗身居嶺南多年，自稱“蠻夷大長老”，平日里身穿越人服飾，頭發梳成椎髻，見到陸賈時，他雙腿向前叉開而坐，沒有半點兒中原禮俗的樣子。

陸賈當面數落他，趙佗還不服氣，說：“假如我當時也在中原逐鹿，哪見得就比不上漢皇呢？”

清代學者屈大均說：“粵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最遠，固聲教所不能先及者也。”意思是，廣東自古遠離中原，受中原聲威教化的影響較小。

用王道正統的觀點來看，古代嶺南的發展史，似乎是一段接受中原教化的歷史。從中原進入嶺南的移民，歷來被描述為傳播文明的使者，中央朝廷的每一次變動，都有可能改變這片土地的命運。

但是，中原帝王都的聲教，并非文明的唯一標準。從廣州這座城市的歷史，可以看到不同力量之間長期的博弈與交融。

▲廣州陳家祠屋檐的傳統雕塑。圖源：攝圖網授權

1

林語堂評價廣東人，說其“好斗，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這種性格似乎從兩千多年前就被刻進了嶺南的文化基因。

南越王趙佗本是河北人，早年在秦朝當官，他之所以在嶺南割據稱雄，要追溯到秦始皇時期的一次遠征。

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將囊括四海的步伐伸向了五嶺以南的疆土，命屠睢率領50萬大軍南征百越。史書記載，此戰十分慘烈，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

秦尉屠睢一時輕敵，遭到越人夜襲，當場陣亡，百戰百勝的秦軍在南征途中狠狠地摔了個跟頭。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軍吸取教訓，先在湘江與漓江之間開鑿靈渠，確保后勤補給，并訓練精銳的水軍“樓船之士”，隨后以任囂為主將，趙佗為副將再次出兵嶺南。

四年后，任囂與趙佗率領的秦軍平定嶺南。秦朝在嶺南設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置“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其中任囂為南海尉，總領嶺南全局，趙佗為龍川縣令，共守南越。

嶺南，包括今廣東、廣西及海南等地，先秦時聚居于此的越人被稱為“南越”。

任囂對嶺南的經營一直持續到了秦末亂世，為統一大業立下汗馬功勞，史書將他與當時在北方防御匈奴的蒙恬并稱：“秦北有蒙恬，威詟漠庭，南有任囂，恩洽揚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

這一時期，來自中原的戍卒、農民、手工業者、商人與謫吏，為嶺南帶去了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并與土著的越人通婚。

任囂采取寬松政策，“撫綏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復加荒裔”，接受南越習俗，與越人和睦相處。他任職數載，越人皆誠心歸附。

公元前208年，秦朝滅亡前夕，任囂敏銳地察覺到了時代的變化，但他已經走到生命盡頭。于是，任囂召趙佗到番禺，臨終前將嶺南托付給他，說：“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

當時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即今廣州市。

秦亡之后，趙佗不負任囂所托，迅速派兵切斷通道，嚴守關口，在番禺自立為王，史稱“南越武王”。

▲廣州珠江沿岸。圖源：攝圖網授權

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北緣，為東江、北江、西江三江相匯之地。南嶺以南，三江來水分別從博羅田螺峽、清遠飛來峽、肇慶羚羊峽傾瀉而出，匯入珠江，奔涌向海。

由于古時候廣州“州治臨海，海流秋咸”，當地人習慣將穿城而過的江河稱為“海”，稱今黃埔南海神廟一帶為“大海”，而“小海”指今荔灣一帶。

在古代，廣州不僅坐擁浩蕩江水，還有三十余峰逐級而下，其中，以白云山為第一級，越秀山為第二級，番山、禺山為第三級。

屈大均在《廣州新語》中描述廣州的山勢時說：“自白云蜿蜒而來，為嶺者數十，乍開乍合，至城北聳起為粵（越）秀，落為禺，又落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長城，勢至珠江而止。”番山、禺山大約在一千年前隨著廣州城建設而被夷平，后來逐漸退出歷史。

直到南越國滅亡的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仍然覺得依山臨水的廣州城有“王氣”，下令在越秀山修建望海樓（后改稱鎮海樓，即現在的廣州博物館館址）。

這座雄偉的五層高樓取“威震海疆”之意，表面上像是一個觀景樓臺，實際上代表帝國對這片海疆的統治。按照當時統治者的迷信心理，其修建是為了鎮壓廣州的“王氣”。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絲縷玉衣。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2

史書記載，趙佗活了一百多歲。

在趙佗統治期間，南越國長期處于承平年代，他繼承任囂的政策，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南越風俗，對南越舊俗良則從之，惡則禁之，并鼓勵南遷的中原漢人與南越土著通婚，此即“和輯百越”。

當年陸賈見趙佗時，指責他“反天性，棄冠帶”，整天和越人混在一起，想要以區區南越之地與大漢天子抗衡。

這是因為，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看，趙佗割據自立，身著越服，是落后的表現。

可從另一方面來說，趙佗擺出“椎結箕踞”的姿態，更容易與越人打成一片，從而在潛移默化之中移風易俗，史書說他“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

這種“文理”正是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初次融合。在趙佗的領導下，南越國也漸漸學習了來自中原的音律、衣食、人倫、語言文字、政治制度。

趙佗去世后，南越國又存在了二十多年。漢武帝在位時，派五路大軍直搗番禺，滅南越國后，在嶺南設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合稱“交州九郡”。

南越國滅亡后，漢朝將嶺南的政治中心移往蒼梧郡廣信縣，意欲削弱番禺的政治地位，卻不經意間喚醒了此地的另一個特性——平民屬性。

當時，番禺昔日的王室禁地變成了平民區，大量民眾涌來，在王城的城墻下販賣商品，建起了廣州最早的“城中村”。

▲現在的廣州：高樓與城中村融為一體。圖源：攝圖網授權

據《史記》《漢書》記載，當時的廣州已經是一個繁華熱鬧的商品集散地，“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

北方中原的主角似乎總是赫赫有名的明君賢臣、名將大儒，而遠在南方的番禺，卻把歷史的舞臺讓給了無數默默無聞的商販。

三國時期，孫吳統治下的交州劃為交、廣二州分治，其中廣州的州治為南海郡番禺。

廣州由此得名。

孫吳大臣步騭南下到廣州為官時，登上象崗山，遙望珠江煙波萬頃的壯闊景象，才知道當初趙佗為何會選擇這里作為王都，贊嘆道：“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

只因古人常將廣州的江河稱為“海”，所以步騭說，這里真是海島上的肥沃之地，是宜于建立都城的地方。

于是，步騭筑立城郭，圍繞著曾經的南越國王宮，對番禺進行了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規模營建。

步騭擴建的廣州城在南海之濱煥然一新，直到兩晉之際，這里仍是庇護南下移民的世外桃源。

西晉永嘉之亂后，中原十室九空，遠在越秀山下的廣州城卻是一片平靜祥和的樂土。有個南下移民去世后，在墓磚上刻下：“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平且康。”

3

南朝梁武帝在位時（502年-549年），菩提達摩從印度航海來到廣州，他后來被稱為中國禪宗的始祖。

達摩祖師在廣州留下了兩處史跡：一處是今廣州上下九步行街旁邊的“西來初地”，這里相傳是達摩祖師西來登岸處；另一處是光孝寺的“洗缽泉”。

廣州光孝寺原是南越王趙建德的故宅。三國時期孫吳學者虞翻被貶廣州后，來到趙建德的故園中講學，每次前來聽課的學生多達數百人。虞翻在園中栽種樹木，人們將這個園子稱為“虞苑”。到了虞翻去世后，這個園子被捐出作為寺廟，因為其前身為王苑，故俗稱“王園寺”。

達摩祖師在廣州登岸后，見王園寺的和尚每天都要到外面挑水喝，就告訴和尚們，寺院的地底下有黃金。

因為王園寺曾是南越國王故宅，又是大學者虞翻講學之地，大家都相信其中確有寶藏，就跟著達摩，挑起鋤頭往下挖。挖了幾丈深后，黃金沒找到，卻挖出了甘甜的泉水。正當眾人失望時，達摩卻說，這不是用黃金的斤兩可以來計算的。

據《光孝寺志》記載，人們在這里打了一口井，稱為“達摩井”或“洗缽泉”，其“味甚甘冽，蓋石泉也”。

到了唐代，六祖惠能到廣州時，光孝寺（當時名為乾明法性寺）有了“風幡之論”的著名典故。

當時，印宗法師在寺中講涅槃經，講了一半，指著飄動的幡說，問大家是幡為何而動。

有人說是幡在動，有人說是幡隨風而動。

正當眾僧為此爭論不休時，惠能來到寺中，插話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乃仁者心動。”

▲廣州光孝寺菩提樹。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菩提達摩在廣州登岸，開啟中國禪宗的歷史，其實蘊含著廣州另一個古老的屬性——海洋屬性。

秦漢時期，廣州流傳的果布、珠璣、玳瑁等商品多來自于海外。廣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銀盒、紅海乳香、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文物，也是海外舶來品。甚至就連秦始皇發兵征服嶺南的原因，一說就是看上了“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史學家呂思勉認為，早在先秦時，“陸梁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至交、廣者。”這條從南海出發，通往東南亞等地的航線，即“海上絲綢之路”的雛形。

▲珠江“八門入海”示意圖。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4

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已呈現出“舟舶繼路，商使交屬”，海外商船“歲十數至”的繁榮景象。

當時坊間流傳一句話：“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這是說，廣州的刺史在城門附近轉一轉，就能收獲幾千萬錢財。

隋朝滅南陳，一統南北后，接管了廣州的海外貿易市場，也引起了當地人的恐懼，他們擔心隋朝加重對商人的盤剝。于是，番禺人王仲宣起兵反隋，以恢復南陳為名，引兵圍廣州。

隋朝不得不派兵平叛，解廣州之圍，隨后請出本地土著領袖冼夫人安撫民心，才平息了這場動亂。

為此，隋文帝楊堅規定，“外國使人欲來京邑，所有船舶沿拆江河，任其載運，有司不得搜檢”，確保海上貿易暢通，嚴令廣州官吏不得從海外客商身上侵吞牟利。隋代，廣州“商賈至者，多取富焉”。

隋煬帝時，在銳意經略海外的同時，也加強了對嶺南的統治。

自隋煬帝起，朝廷在廣州建南海神廟，祭祀南海神祝融，祈求海不揚波，風調雨順。南海神廟的意義不僅在于祭祀，它也是王朝統治的象征，南海神被朝廷推崇，南海也受帝國管轄，但這種超越人間的力量是王朝統治者賦予的，以此宣稱這片山海已被納入帝國的體系。

▲廣州南海神廟。圖源：攝圖網授權

到了唐代，從南海通往東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紅海沿岸、東北非，乃至波斯灣諸國的海上航路，有了一個官方名稱——廣州通海夷道。

此外，唐朝在廣州設置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外貿易管理機構——市舶使院。這一時期，“廣人與夷人雜處……日發十余艇……周以歲時，循環不絕”，號稱“漲海奧區，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

六祖惠能在廣州留下“風幡之論”典故的時代，除了佛教外，還有無數外來文化在廣州爭奇斗艷。

從這條偉大航道而來的外國來客，在廣州“蕃坊”定居，做生意，購田宅。唐代的蕃坊在廣州西城外，大致以今光塔路為中心，始建于唐時的懷圣寺就是這段歷史的見證。

蕃坊的居民以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為主，他們信奉伊斯蘭教、祆教、摩尼教等不同宗教。

商賈騷動之下，廣州開放包容。但即便是強盛的大唐帝國，對廣州這種重利的風氣還是看不慣的。

農為本，商為末，官府認為商人都是逐利之徒，廣州一帶“獵浮淫之利，民罕著本”，而商人表面上對官員畢恭畢敬，背地里也與官府若即若離。

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年），廣州發生了一起嚴重的官商矛盾。

當時，有些商人不堪官吏的任意盤剝，向廣州都督路元睿告狀。然而，路元睿不顧商人們的說辭，只知官官相護，判定商人有罪。這激起了商人們的憤怒。

那時有錢人家中經常用“昆侖奴”（即東南亞一帶的“黑人”）作為仆役。其中一個商人的昆侖奴闖入官署，提刀殺死了路元睿及其十多個親隨，并帶走了路元睿的尸首。昆侖奴完成刺殺之后，與商人登船入海，逃之夭夭。路元睿死后，人們從他家拉出了幾大車金銀珠寶。

安史之亂后，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廣州又發生了所謂“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的事件。

中國史籍中常引用當時地方官員的描述，認為這是大食、波斯等國趁亂出兵攻打廣州的事件。但在阿拉伯等國的史籍中都找不到相關記載。

有不少人認為，作亂的其實是居住在廣州的蕃客，這背后也是官與商、本地人與外來人之間的沖突。

蕃商攻入廣州城，“劫倉庫，焚廬舍”，其主要目標都是官衙與官倉。由于地方官上報朝廷時不敢名言，而是夸大其詞，在史書中就變成了兵眾攻城的歷史事件。

唐代廣州的繁華如夢，后來被黃巢起義軍踏碎。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私鹽販子出身的黃巢率領他的軍隊攻入廣州。黃巢看重廣州“市舶寶貨所聚”的金山銀庫，卻在掠奪之后，將對唐朝的滿腔憤恨發泄到廣州城上。

史載，廣州“初尉佗筑之，后為步騭修之，晚為黃巢所焚”。黃巢四面縱火，大肆焚燒，使廣州遭受自東漢末年以來最嚴重的災禍，同時，大批居住在蕃坊的蕃客也被黃巢屠殺。《中國印度見聞錄》說，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祆教徒等，總共有12萬人死于這場劫難。

由于黃巢手下大都是北方人，南下后水土不服，疫病大發，黃巢只好放棄廣州，再次揮軍北上，攻打唐朝都城長安。但就是黃巢在廣州短短停留一個月期間，廣州至阿拉伯的通航被切斷，聽說黃巢大肆屠殺蕃客后，直到唐朝滅亡（907年），外國船舶都不敢來廣州了。

▲廣州黃埔古港遺址。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五代十國時，割據廣州的南漢政權在國內外商人的共同努力下，重建蕃坊，再度開海，才修補了黃巢起義留下的創傷。

《南漢書》聲稱，諸國之中當屬南漢富甲一方，“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南漢君主雖然暴虐，卻支持寬松的營商環境，廣州遠離北方的軍事打擊，故而民安物阜，經濟繁榮。

在此后以海上貿易聞名世界的宋元時代，廣州城再度走向復興，但也存在一條隱秘的暗線。

5

宋朝的官家起初并不喜歡廣州崇尚經商的氛圍。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這首詩出自宋代，大致意思是讀書人只要參加科舉考試，考上了就可以光宗耀祖。在文風鼎盛的環境下，崇尚打開國門做生意的廣州顯得格格不入。

宋滅南漢后，宋太祖一度禁止廣州人采珠，規定采珠販賣的人，年輕的充軍，年老的回家耕田。這就是要勸老百姓專心務農。

廣州有名的“五羊傳說”，入宋之后在世間廣泛流傳起來。最早記載相關故事的晉代《廣州記》，也僅在宋代《太平御覽》里留下殘篇。

南宋《南越志》寫道：“昔有五仙牽五色羊至此。”傳說，有五位仙人騎著羊，手執穗禾降臨廣州，祝福廣州永無饑荒，之后五仙騰空飛去，五羊化為石像，故廣州有“羊城”之稱。

盡管這個故事的年代被設置在了廣州建城之初，但其蘊含的思想，顯然更符合宋時以耕讀為本的主流價值觀。

▲廣州越秀公園五羊石像。圖源：攝圖網授權

宋朝在廣州設立市舶司，最初目的是控制當地的對外貿易，由官方壟斷經營。其中有一項規定：“敢與蕃客貿易，計其值滿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過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島；過此數者，押送赴闕。”你看，商人生意做太大的話，還要治罪。

歷經官方與民間的長期拉扯，宋朝才逐步放開政策。

淳化二年（991年），朝廷見廣州商人不聽號令，屢禁不止，只好承認“廣州市舶每歲商人船舶，官盡增常價買之，良苦相雜，官益少利”。另外，朝廷允許“自今除禁榷貨外，他貨擇良者止市其半，如時價給之，粗惡者恣其賣勿禁”。

這是減少對商人的剝削，扶持商業發展，并放開禁令，允許私商大量進入市場。

于是，中外商船再度云集廣州。廣州作為國際城市，匯聚了來自海內外的奇珍異寶。宋人郭祥正如此評價廣州市場：“斛量珠璣若市米，擔束犀象如肩柴。”廣州的商人用斛量珠璣，像賣米一樣成批販賣，賣犀角、象牙的人像是賣柴一樣，用扁擔挑著到處走。

兩宋之后，元代亦是一個開放的朝代。

但元朝軍隊南下滅宋，入主廣州時，又一次對廣州造成毀滅性打擊。

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陷落后，宋臣擁立的小皇帝趙昰南下避難。面對咄咄逼人的元軍，廣州臣民為捍衛宋室，曾三次奪回廣州。

元軍被激怒后，對廣州一帶大肆破壞，直到南宋君臣淹沒于珠江入海口的崖門。宋末元初的陳大震在《南海志》中寫道：“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樓櫓雉堞，一切蕩除。”

元軍攻入廣州后，毀掉了宋朝市舶司辦公的市舶亭，并繞開廣州，以福建泉州為主要通商口岸，率先恢復泉州市舶司。

泉州，是宋元時期與廣州齊名的海上貿易城市。宋末，在泉州主掌市舶司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壽庚向元朝獻城歸降，使泉州免于戰火摧殘。

元朝想以泉州取代廣州，并壟斷海外貿易，曾五次禁商下海，規定非官本船不能從事海外貿易。所謂官本船，即進行海外貿易的官船，一般由官府建造海船，發給本錢，挑選經手人入海貿易，所得利潤三七分成，官府得七分，商人得三分。

可是，廣州人自古就繼承了經商的文化基因，朝廷根本抑制不了他們出海的心。《南海志》記載，當時與廣州有貿易往來的國家與地區多達141個，超過唐、宋時期，可見無論官府如何控制，這條歷史悠久的航線始終無可替代。

于是，元朝只能再次在廣州設市舶司。在歷經多次摧殘、限制之后，珠江上依然千帆競渡，廣州的海上貿易市場欣欣向榮。

▲南宋時期的嶺南。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6

明清時期，中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廣州卻成為為數不多的開放窗口。

明朝兩百多年間，市舶司幾度興廢，長時間實行海禁政策，不少沿海居民鋌而走險，靠走私謀生，卻被劃為強盜、海賊。

正統十四年（1449年），走私犯黃蕭養從廣州大牢越獄，率領一百多名囚犯起義，搶了軍械庫，后聚眾萬人，船數百艘，以“拜佛削羊”（攻打佛山、廣州）為口號，圍攻廣州八個月。

后來，明軍增援趕到，黃蕭養不敵，逃到珠江河面的白鵝潭，被流矢射中，落水而死。

▲廣州白鵝潭畔的沙面。圖源：攝圖網授權

嘉靖年間“爭貢之役”引發的海禁，讓廣州市舶司取得一家獨大的貿易地位，更是清代一口通商的預演。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名細川氏與大內氏兩大商貿集團來明進行貿易。這兩路日本人到了寧波，接受市舶司檢驗，由于雙方的“勘合”（明廷所頒發的憑證）有新舊之分，都覺得自己的靠譜，因此大吵一架。

細川氏旗下的浙江人宋素卿深知官場門道，通過賄賂明朝官員取得信任。

在之后的宴會上，細川氏商團居于首席，大內氏退居次席，受到冷落、大內氏商團不甘人后，竟然因此大打出手，團搶出之前被收繳的武器，與細川氏商團在寧波展開械斗，沿路燒殺搶掠，與倭寇無異。

這一事件平息后，明廷在震驚之余，決定廢除福建、浙江市舶司，僅留廣州市舶司一處。

此后，明朝繼續加強對廣州貿易的控制。萬歷年間，朝廷派太監李鳳為廣東稅使，掌管廣州的經濟大權，每年要求廣東向朝廷征解二十萬稅銀。同一時期形成的“三十六行”，負責壟斷外貿事務，堪稱清代十三行的雛形。

明代人稱廣州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這句看似有些自豪的評價，也表明當時的廣州貿易是為大明王朝服務。

▲明代廣州府境之圖。圖源：網絡

清朝初年，朝廷有了另一個實行海禁政策的理由。

當時，南明的國姓爺鄭成功收復臺灣，鄭氏與清廷對立多年，隨時可能發兵反攻。

清廷為了防止東南沿海民眾與鄭氏聯合，于是五次頒布禁海令，勒令片板不準下海，又三次頒布遷界命令，迫使沿海居民燒毀房屋，內遷數十里，敢越界者，將下獄處死，海岸邊一時成了“無人區”。

對于廣州這樣一個“四民之中，商賈居其半”的貿易都會，遏止商業意味著扼殺生機。

清初，廣州人歉收時買不到糧食，豐收時又賣不出商品，再加上戰爭、氣候等因素，順治年間，廣州一度陷入“人相食”的大饑荒，城邑衰敗，民間殘破，人口從明末的38.56萬人銳減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22.42萬人，近四成人死于非命。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水師攻下臺灣后，“禁海遷界”的理由不復存在，康熙帝下令停止遷界，恢復開海。朝廷正式宣布：“今海內一統，寰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次年，設立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處海關。

在當時，朝廷是否決定開海貿易，既不聽商賈之言，也不考慮洋人意見，全靠天恩浩蕩。

有官員奏報，閩、粵兩省沿海內遷的老百姓回家時，感恩戴德地說：“我等離去舊土二十余年，毫無歸故鄉之望矣，幸皇上神靈威德，削平寇盜，海不揚波，我等眾民得還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獲，樂其生業。不特此生仰戴皇仁，我等子孫亦世世沐皇上洪恩無盡矣。”

▲清代廣州十三行。圖源：網絡

7

可惜好景不長。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再次收緊對外政策，關閉其他幾處海關，只留下廣州一處通商口岸。至此，廣州進入“一口通商”時代，其英文名Canton也成為老外口中中國的代名詞。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據不完全統計，從1700年到1830年，輸入廣州的白銀多達4億兩，粵海關的關稅收人占全國關稅總額的30%。

在一口通商的時代，廣州十三行得到清廷特許經營。行商在對外通商中扮演著代理中介的角色，外商來華做生意，都需要經過他們進行交易。

十三行行商憑借壟斷性貿易而發家致富，怡和洋行的伍秉鑒，一度成為帝國首富，與潘、盧、葉三家號稱當時的“廣州四大富豪”。

▲伍秉鑒畫像。圖源：網絡

但是，壟斷性的生意表面上風光無限，背地里往往需要政治的加持。

據統計，從1800年到1843年，伍秉鑒家族為了上下打點先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萬兩白銀，這還不包括各種私底下的賄賂及送禮。

1842年，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被迫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除廣州外，清廷又新增了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作為通商口岸，十三行的貿易壟斷一去不返。

行商地位下降，失去利用價值后，清廷對伍氏家族進行最后的壓榨。《南京條約》中的巨額賠款，有100萬出自伍秉鑒家族，而此前《廣州和約》的600萬賠款，伍氏也幫清廷出了110萬。

伍秉鑒在戰爭的風雨中心力交瘁，走向人生終點。就在《南京條約》簽訂的幾個月后，年邁的伍秉鑒在寫給美國朋友的信中說：“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

過去兩千多年間，政治、經濟等不同力量在廣州的博弈，鑄就了廣州的千載繁榮，也書寫了這座城市的舉步維艱，而伍秉鑒只是其中一個犧牲品而已。

▲外銷畫：1856年廣州十三行大火。圖源：網絡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駐扎于廣州的英軍為了防止中國軍民對外國商館的襲擊，將十三行周邊的大片民房拆毀，筑起防御工事。

12月14深夜，憤怒的廣州民眾點燃被拆毀的房屋，火勢迅速蔓延，直至吞沒整個十三行地區。到第二天下午，除一棟房子幸存外，其余全部化成灰燼，廣州十三行最終在大火中成為歷史。

在風雨如晦的時代背景下，廣州走進了新的動蕩時代，也在歷經風霜后，再度迎來商貿繁榮、盛世長安。這座兩千多年的商都，如滔滔珠江，生生不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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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97

[清]阮元：《廣東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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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曙明：《廣州傳》，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

劉志偉：《廣州三重奏：認識中國“南方”的一個視角》，《知識分子論叢》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