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斐然、王琦：美國科技右翼的社會改革藍圖｜社會觀察

編者按· 2025.11.12

10月29日，英偉達市值突破5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5.6萬億元），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這距英偉達達到4萬億美元市值只經過了短短133天。美股“七姐妹”總市值更是逼近22萬億美元，超過美國GDP的70%。

與日趨蓬勃的AI投資浪潮相伴隨的，是社會各界對于所謂“右翼加速主義”思潮的關注。其中，不乏聲音認為硅谷科技右翼是“孤島先鋒主義”的代言人，是導致美國諸多社會問題出現的黑暗力量。

本文較為系統地梳理了科技右翼的思想主張，尤其是通過將科技右翼的崛起置于美國政治發展的背景下進行分析，試圖理解科技右翼為何如此有影響力。

對我國來說，一味批判科技右翼并不可取，應當本著務實態度來看待其探索實踐，從中吸取有利于改善我國治理的要素。正如作者所說，在審視科技右翼的思想時，應當堅持“以我為主、因地制宜”的原則，在關鍵環節引入其制度效率經驗（如快速審批機制、風險容忍型撥款機制等），但在整體國家治理邏輯上維持對公共性、法治性與政治主導權的穩定掌握。

科技右翼何以

成為有影響力的思潮？

美國民主曾長期被自我敘述為“人類自由的燈塔”，其理想深植于社會大眾對于主流民主價值觀的認同。正如羅伯特·肯尼迪所言：“美國民主理應成為世界的典范”（American democracy is supposed to be the paradigm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這一宣言濃縮了整個20世紀美國所構建的制度自信。然而，雖然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政治體制的基石和國家認同的核心，但近年來，多種因素確實表明其主流共識正面臨嚴峻挑戰：部分右翼民粹主義者批評自由民主過于“軟弱”、“低效”，被“精英”或“全球主義者”操控，無法代表“真正的人民”；而部分左翼批評者則認為現有民主制度被資本和特權階層俘獲，未能實現真正的經濟和社會平等，需要進行更為激進的民主改革。

在21世紀初的技術變革背景下，一種被稱為“科技右翼”（Techno—Right）的治理思潮逐漸在硅谷、風險投資圈與部分思想界興起。該群體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政黨聯盟，而是圍繞技術效率、市場自由與反官僚傾向形成的跨界意識形態網絡。其核心成員與代表性人物包括：風險投資人兼PayPal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特斯拉與SpaceX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區塊鏈倡導者兼21.co（現Earn.com）創始人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思想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筆名Mencius Moldbug）以及網景（Netscape）聯合創始人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等。

風險投資人兼PayPal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接受專訪現場

（圖源：Getty Images）

科技右翼思潮普遍對現有民主制度在技術治理中的響應能力表示質疑，主張以技術理性、精英主導與去中心化協議機制來替代傳統公共治理過程。部分代表性觀點主張“國家應像公司一樣運行”，通過高效決策、平臺式結構與執行優先的方式來提升治理能力。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指出，該思潮在削弱公共性、弱化平等原則的同時，試圖構建一種“去民主化的高技術治理秩序”，形成對現有制度模式的深刻挑戰。這一治理觀的興起不僅反映出技術精英對“民主失靈”的焦慮，也構成當前美國社會圍繞國家治理與科技發展路徑分歧的重要思想背景。

科技右翼的基本主張和實踐

盡管諸多分析將彼得·蒂爾、埃隆·馬斯克、馬克·安德里森等技術精英歸類為“科技右翼”或“硅谷科技右翼”，但我們必須承認，“科技右翼”并非是一個外延清晰的概念，代表人物也并未在所有議題上達成共識。我們僅就其中共識程度較高的主張進行介紹，并遵循對美國社會問題的“診斷”“病因”和“藥方”的脈絡逐一呈現。

第一，在對美國社會問題的“診斷”上，反思“創新繁榮”，科技右翼認為科技停滯是美國社會問題的根源。盡管在全球輿論中，美國仍被廣泛視為科技創新的領導者，尤其以硅谷為代表的高科技企業在人工智能、數字平臺與消費級應用等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果，但這一“創新繁榮”的表象背后，實際上正出現日益顯著的內部反思與認知分歧。近年來，包括彼得·蒂爾、埃隆·馬斯克和馬克·安德里森在內的硅谷技術與資本精英，開始對美國科技發展的實質路徑提出強烈質疑。他們認為，當下所謂的“科技進步”過度集中于輕量級的商業應用與金融工程，例如社交媒體、移動應用與算法優化工具，而在那些真正具有工程性、基礎性與結構性影響的技術領域——如先進制造、新能源、尖端交通與生物科技——卻鮮有突破，甚至出現長期滯后。

彼得·蒂爾將這一趨勢概括為“科技停滯”（Technological Stagnation），并視其為美國當代深層社會危機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銳指出，“我們本該擁有飛行汽車，卻只得到了140字（編者注：推特推文的字數限制）。”這句廣為流傳的表述，直指硅谷在過去幾十年中過于聚焦于快速變現的數字化產品，而忽視了深層次科技變革所需的長期投入與制度保障。從時間維度來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在除信息技術與金融服務以外的多個關鍵領域缺乏具有系統影響力的技術突破，科技進步的廣度與速度出現顯著放緩，逐漸演變為影響經濟結構、社會分配乃至國家治理的系統性挑戰。

第二，在“病因”上，科技右翼認為民主和既有建制阻礙創新。彼得·蒂爾指出，技術創新本質上需要集中決策、高風險資本投入與長期制度承諾，而當前的民主治理結構卻在多個層面對這些要素構成阻礙。彼得·蒂爾認為，美國當前的科技停滯并非源于資源短缺或人才匱乏，而是制度性失能的結果。一方面，決策層普遍將技術發展視為“統計概率問題”，即相信市場會自然選出贏家，忽視政府在科研方向選擇與路徑依賴中的關鍵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內部缺乏對復雜科技體系的理解，導致政策滯后與治理盲區頻發，進一步削弱對基礎科研和深層創新的扶持能力。首先，美國政府在國家層面缺乏系統性的技術戰略與產業前瞻機制，科研資源配置碎片化且嚴重政治化，聯邦撥款往往受限于短期選舉周期和行政輪替，難以支持跨代際、跨部門的重大科研工程。其次，創新型企業和研發機構普遍面臨復雜冗長的審批流程和監管限制，使得科研效率大幅下降，原本依賴政府推動的“大科學計劃”（Big Science）缺乏制度保障與政策激勵。

彼得·蒂爾指出，“科學的政治化”正系統性地削弱科研生態的活力。在他看來，美國當前的科研資助機制深受“分權—審批—民主透明”邏輯的制約，使得科學決策在落實前必須經過冗長的程序通道，易受環保團體、行業利益組織、道德審查委員會、專家小組乃至公眾輿論的多重干預，極大延緩了前沿技術的推進節奏。這種制度設計原意在于保障公共責任和多方監督，但在高度不確定與試錯密集的技術創新領域，卻轉化為阻力妨礙科技發展。在當前科研體系中，若干關鍵制度性安排——如同行評審制、審慎撥款機制、倫理風險防范程序等——往往被科技右翼視為突破性研究的重要障礙。

馬斯克對此表達了更為直接的批判。他多次公開指出，美國政府在推進關鍵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方面“效率低下、執行力崩潰”，甚至成為技術發展的“系統性阻力”。他以NASA與SpaceX的對比為例，批評聯邦太空機構在流程審批、安全冗余和合同采購中“被官僚體制徹底拖垮”，而真正實現火箭重復使用、打破成本瓶頸的卻是由私人公司主導、扁平化決策的民間體系。在其收購Twitter（現為X）后，他更直接地將民主機制批評為“效率災難”，并在產品治理與內容管理上全面排除傳統的專家委員會與用戶代表制度，轉向創始人集權式的“快速部署—用戶反饋”模式。

馬斯克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內交流，當時其擔任美國政府效率部特別政府雇員（圖源：紐約時報）

總體來看，科技右翼普遍認為，美國當前制度已無法為顛覆性技術變革提供有效途徑。在他們看來，科技發展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治理結構的問題：民主政治以過程為導向、以協商為前提，而技術進步則需要方向明確、資源集中與高執行力。這一沖突使得“自由”與“進步”在當前體制下發生沖突，也促使科技右翼思考：是否需要一種超越傳統民主框架的“技術治理新秩序”。

第三，在“藥方”上，主張廣泛的體制改革，從“去官僚化、去中心化、去安全性優先”的治理體制到確立“科技主權”。面對現有科研體系中程序繁雜、效率低下、資源錯配等結構性問題，以彼得·蒂爾、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Stripe聯合創始人）等人為代表的“科技右翼”開始在制度邊界之外推進一系列實驗性改革，試圖構建更貼合高風險技術創新邏輯的科研資助模式。這些實踐體現了他們對“去官僚化、去中心化、去安全性優先”的科研治理理想的追求。在他們看來，真正支持科技進步的體制應當重構決策機制，使之能容忍失敗、縮短反應周期、優先支持青年實驗者，并最大限度削弱政治干預與程序成本。否則，即便資本充足、人才充沛，科技本身的潛能也將被制度性摩擦持續消耗殆盡。相應的實踐包括：

發起Fast Grants：

縮短資助反應周期

由帕特里克·科里森與生物學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等人聯合發起的Fast Grants 項目，最初誕生于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其核心理念是：在關鍵時刻，科學資金的反應速度本身就是科研效率的決定性變量。該項目摒棄傳統科研撥款需歷經數月評審的流程，采用“申請表+專家快審”機制，在48小時內就能決定是否資助某項研究計劃，單項資助金額通常在1萬至50萬美元之間，支持范圍涵蓋病毒檢測、疫苗開發、基礎實驗設計等高不確定性項目。Fast Grants背后體現的是科技右翼對“理性”的反思：即傳統科研制度為確保公正與責任，引入多重審查與共識機制，但這也往往使制度在面對新問題時動作遲緩，錯失窗口。而在科里森看來，快速、小額、分散但廣覆蓋的科研資助形式，反而更貼近科學真實運行過程中的“試錯—反饋—再設計”路徑。

創立蒂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

繞開學歷制度的人才培養

另一項標志性實驗是由彼得·蒂爾于2011年創立的蒂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其宗旨是鼓勵年輕人跳出學術軌道，在現實中直接從事創業或技術研發。該項目每年資助20名以下的18至22歲青年，每人可獲得10萬美元資金、導師資源與網絡支持，而不要求其擁有大學學歷或學術成果。該計劃的核心前提是：當前高等教育體系對真正的創新者形成抑制，其課程、評審與認證機制過于線性與保守，不適合激發真正具有顛覆潛質的想法。蒂爾獎學金不僅是一種資助模式，也是一種治理理念的表達：即技術發展的制度基礎不應是體制內的學歷認證與同行共識，而應是少數具有洞察力與意志力的個體推動系統性突破。這種“個體主權和去制度”的設計正體現了科技右翼“反學院化、反資歷主義”的思潮。

彼得·蒂爾2012年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論壇上發表講話，五名哈佛學生獲得了蒂爾獎學金的資助，用于支持他們的創業項目（圖源：www.thecrimson.com）

隨著對現有科研體系與技術發展結構性阻礙的批判不斷深化，部分科技右翼思想家和實踐者將改革的關注點進一步推向國家治理層級，提出一系列替代性主權與治理架構的構想，即構建科技主權。他們普遍認為，當前的民族國家與代議民主體制在根本上已無法承載高度復雜、技術驅動的未來社會形態，需通過制度重構尋找適應性更強的治理框架。從長期來看，彼得·蒂爾和馬斯克一樣，對于美國的政府結構感到失望。彼得·蒂爾作為自由主義者的擁護人曾直言：“我不再相信民主和自由能夠共存。”于是他將現在的內政的混亂和民主低效看作一個契機，試圖通過某種全新的，在未曾嘗試的科技領域內擺脫政治干擾。這些構想以“協議即制度”為核心理念，試圖超越傳統民主政體所面臨的合法性與效率困境。這些主張包括：

網絡國家（Network State）：

去領土化的主權構想

由硅谷技術哲學家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提出的“網絡國家”（The Network State）構想，是當前科技右翼在國家層級制度替代方面最具系統性的嘗試。該模型設想通過去中心化平臺、鏈上身份認證、數字社區共識與經濟協作機制，建立一種先有網絡共識、后有物理領地的主權新模式。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主張，未來的治理共同體將不再依賴領土、民族或憲法契約，而是由一群全球分布、價值趨同的數字公民基于區塊鏈協議共同治理的“協議型國家”。在網絡國家的設想中，治理的基本單位不再依賴傳統政府機構，而是通過數字身份系統與智能合約來實現社會共識的認證與執行，確保治理過程的透明性與自動化。同時，公共服務的供給不再由官僚體系主導，而是由技術平臺直接提供，強調效率優先與用戶體驗導向。更為關鍵的是，這一體系賦予公民“退出權”，即個體可以在不依賴選舉或集體決策的前提下，自主選擇離開不滿意的治理單元，并自由遷移至其他更符合自身價值觀的網絡國家，以制度競爭取代傳統的制度鎖定。

協議治理：

將制度轉化為可執行的軟件邏輯

“協議治理”（Protocol Governance）是科技右翼在國家治理和系統重構層面提出的一種創新理念，其核心在于把制度規則編碼為智能合約與治理協議，通過算法自動執行來替代傳統的立法與行政流程，從而實現制度透明、響應敏捷、權限可追溯這一新范式。它主張治理結構的演變應由協議本身進行更新，而非依賴復雜的政治協商與程序冗余。

在這一模式下，民主機制中的“議會—法規—執行”鏈條被替代為“共識機制—協議條款—節點自動執行”的邏輯。公共政策、新規制定乃至預算分配，都可以在鏈上由代幣持有者投票決定，由智能合約執行決議，以幾乎零信任的方式保證制度落地。治理結構不再依賴代表制協商，而依賴代碼更新和用戶投票機制。在具體項目層面，如以太坊的治理提案（EIP）和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中的“on-chain voting”（鏈上投票）意義重大，用戶通過代幣投票參與協議升級。彼得·蒂爾、馬克·安德里森等人則從資本視角出發認為：協議治理提供了一種高效率、低信任成本的“制度即服務”模型（Governance-as-a-Service），可為未來技術城市、企業聯盟甚至主權單位提供新一代治理基礎設施。

科技右翼在美國的影響

科技右翼，尤其以彼得·蒂爾為代表的思想陣營，始終對美國當前所奉行的“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表達強烈質疑。他們認為，現代民主制度過度依賴協商、監督與合法性程序，導致政府治理能力被稀釋，決策周期被拉長，技術戰略性遭受根本性削弱。這一制度邏輯尤其與技術創新對快速響應和高風險容忍的需求相悖。彼得·蒂爾曾公開宣稱“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能夠共存”，從根本上質疑代議制政府能否有效推動人類社會進入深度技術時代。在科技右翼的制度觀中，廣泛參與和程序正義并不等于有效治理，真正的制度設計應當賦予“能行動的人”更多授權，而非將決策過程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

推進其制度批判的同時，科技右翼陣營也正在通過多元路徑構建起一套具備實際運作能力的“治理替代網絡”，涵蓋政治、傳播與資本三個關鍵層面。在政治維度，彼得·蒂爾等人長期資助具有技術民族主義色彩的保守派候選人，例如J.D.萬斯（J.D. Vance）和布雷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不僅幫助這些人物在選舉中贏得影響力，也推動共和黨右翼意識形態從傳統的“自由市場與社會保守”的模式，逐步轉向一種結合技術精英主義與國家競爭邏輯的新型政治立場。在傳播維度，科技右翼積極利用Substack、X（原Twitter）、The Free Press等去主流化媒體平臺，塑造“失敗的民主體制vs去中心化協議文明”的敘事框架，試圖在公共輿論場上打破既有學術與媒體共識，對體制、學術機構、大學與政府監管進行解構。在資本維度，該陣營通過風險資本與創始網絡，投資并孵化了一系列涉及軍事技術、數字身份、治理協議與空間主權的新型項目，例如Palantir（國家安全數據）、Anduril（自動化防御）、Seasteading（海上自治）與Blue Frontiers（浮動城市）等，構建起一套繞過傳統主權國家的“平行制度基礎設施”。這三重路徑共同指向一個戰略意圖：不再等待體制改革自上而下發生，而是以資本與協議為工具，主動創造可以承載新制度想象的空間與機制。

2025年1月20日，JD·萬斯在妻子陪同下于華盛頓美國國會大廈宣誓就職（圖源：美聯社）

這一趨勢表明，科技右翼的影響力已不止于批判層面，而是在試圖構建一套繞過傳統制度系統的、可運行的平行治理生態。盡管這種秩序尚處邊緣，但其思想滲透與實驗規模正在加速，并與當前美國部分社會群體對“民主制度失效”的不滿情緒形成力量。

對我國的啟示：

制度創新與本土治理的平衡

科技右翼圍繞“科技停滯”問題提出的一系列治理思路，確實為當前全球范圍內探索技術發展與制度創新的聯動機制提供了重要啟發。從科研撥款機制改革（如Fast Grants）、人才培養制度突破（如Thiel Fellowship），到去中心化治理架構的構想，這些方案共同強調的“反官僚、重執行、快試錯、高容錯”思維，對于優化我國科研體制、釋放創新活力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特別是在支持高風險前沿研究、激發青年科技人才潛能、提升科研投入效率等方面，部分思路值得結合中國國情試點引入。

然而，也需警惕將科技右翼的制度理想直接移植至中國社會治理框架中的風險與誤區：首先，科技右翼強調“制度退出權”和對公共治理的市場替代傾向，與我國強調集體主義、公平共享和整體制度穩定性的治理目標存在本質差異。例如“網絡國家”所倡導的“算法治理即主權”理念，若在未經制度監管的前提下引入，可能引發平臺主導的“治理割據”局面，削弱國家在技術主權、價值導向和公共服務方面的整體協調能力。其次，其精英主義與“去福利”導向亦與中國注重民生普惠與共同富裕的社會政策目標存在分歧。科技右翼傾向主張將資源集中用于“有突破潛力的個體”而非普遍資助，這一邏輯在特定領域可激發人才，但若在更廣泛科研撥款機制中推行，可能加劇科研資源分化與群體不滿情緒。第三，從國家治理角度看，協議治理所追求的低信任、自動執行邏輯尚難替代中國當前治理體系中的法治與政治領導結構。制度自動化并不能解決公共治理中的價值沖突與多元訴求，反而可能削弱政治系統中必要的統籌與彈性空間。

因此，在審視科技右翼的思想主張時，應當堅持“以我為主、因地制宜”的原則，在關鍵環節引入其制度效率經驗（如快速審批機制、風險容忍型撥款機制等），但在整體國家治理邏輯上維持對公共性、法治性與政治主導權的穩定掌握。

*本文內容選自IIA旗艦產品《社會問題與改革參考》。

本文作者

劉斐然：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王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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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周宇笛

排版 | 詹蘊第

初審 | 王希圣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