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四十年，彭老總回憶江口會議感慨：當時我要支持毛主席就好了

1932年3月，還在瑞金城郊東華山休養的毛主席接到了中華蘇維埃政府轉中革軍委的指示，要求毛主席立即結束休養，返回贛州前線參與軍事決策。

盡管接到命令倉促，但掛念紅軍生死存亡的毛主席，還是積極趕到了前線。

話又說回來，中革軍委之所以要緊急調毛主席出山，主要是因為攻打贛州戰事不利。

圖|1932年贛州戰役城東門北紅軍爆破后的情形

中央蘇區在經過三次反“圍剿”戰役勝利后，根據地得到了應有的鞏固，隨即按照之前準備，宣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并將首都定在瑞金（當時已經改叫瑞京）。

不過，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由于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認為紅軍應當加快發展，并要求紅軍奪取贛州、吉安、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并考慮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所在地定在贛州。

蘇區中央局在1931年11月1日在江西瑞金葉萍謝氏宗祠開會，當時是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的毛主席在會上做了報告。

可遺憾的是，當時參與會議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批評毛澤東關于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的正確主張，斥責為“非無產階級觀點”“單純防御和游擊主義”“狹隘經驗主義”等

也是在這次會議中，毛主席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被通過了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總前委，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盡管幾天之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布成立，毛主席成功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受到排擠的毛主席再一次的“靠邊站”。

1

1932年1月上旬，蘇區中央局開會討論臨時中央提出的攻打南昌的計劃，時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在會前找毛主席討論，毛主席給出的意見是：

“國民黨軍重兵固守堅城，紅軍又缺乏攻堅重武器，因此不能去打南昌。”

周恩來認為毛主席說的很有道理，立即給上海的臨時中央寫信，申明進攻南昌的困難，然而臨時中央回信表示：

“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

隨后蘇區中央局開會，就撫州、吉安、贛州幾個城市的情況進行分析，會上眾人普遍認為，贛州守敵較少，紅軍奪取還是有很大把握。

不料毛主席仍然給出否定意見：

“贛州是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是敵之必守，且三面環水，易守難攻，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很可能久攻不克，還是不打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圍城打援的戰術。”

也是這次會議以后，毛主席就“生病”，搬到了瑞金城郊的東華山休養。

為什么毛主席的正確觀點這一次又沒有人支持？這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當時紅軍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幾個月前寧都起義后，多了紅五軍團一萬七千多人，那時紅軍總兵力已經達到了七萬多人。

1932年1月10日，中革軍委發出下達《關于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并決定此戰以紅三軍團加紅四軍、紅七軍為主力，時任紅三軍團軍團長的彭德懷被任命為前敵總指揮。

彭老總那時對于奪取贛州，還是有著充足的自信的，后來他在回憶錄里說：

“在進攻贛州以前，中央局的領導同志也曾經征詢過我的意見。我說，如果有時間，蔣介石不來增援，贛州城是可以打開的，而且奪取該城后，對于贛江以西和贛江以東蘇區聯成一片，鞏固后方和向贛東北發展就是有利的。”

客觀上看，彭老總的想法其實沒錯。

贛州雖然易守難攻，但當時贛州守敵僅有3000人，即便是加上周邊十七個縣的地方武裝，戰斗力也不會強到哪里去，而紅三軍團是紅一方面軍三個主力軍團之一，且不說人數，單論戰斗力，也不是贛州守敵所能比擬的。

可真正打起來以后，彭老總才意識到自己錯了。

一個最大的疏忽就是情報上的疏忽。

當時贛州守敵為國民黨軍第12師34旅，旅長馬昆，該部并不是國民黨軍嫡系，而是滇軍出身，一旦打起來，蔣介石根本不可能援助，從這一點上來看，中央判斷沒有問題。

可問題就是，馬昆旅雖然是雜牌旅，但不代表他戰斗力弱，更為關鍵的是，馬昆旅并不是只有3000人的老弱病殘，而是一支有著8000多人的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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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斗一打響，紅三軍團就吃了大虧。

當時紅軍的武器裝備很差，特別是沒有攻堅的重武器，進攻起來頗為吃力，而敵將馬昆也不是庸才，雖然面臨紅軍猛烈進攻，但他并不甘心失敗，而是據城堅守。

也因為馬昆的堅守，仗打到2月底的時候，蔣介石派出了援兵，這其中國民黨軍第十八軍第11師、第14師約2萬人從由泰和地區趕赴贛州西北郊，并且還派了一部分兵力進城。

要知道11師、14師都是陳誠“土木系”的部隊，是國民黨中央軍的嫡系部隊。

當時任11師32旅旅長的黃維是十八軍率先進入贛州的部隊，多年之后他回憶起此戰，還無不得意的表示：

“紅軍圍攻贛州時，十八軍兼程馳援贛州。我是十八軍十一師三十二旅旅長，在沙地驅逐紅軍的游擊隊后，直抵贛州北門，架成浮橋，在黃昏后率部三個團入城，立即接替北門、西門、南門的城防守備。當夜，紅軍在東門爆破城墻，部分突入城內，經馬昆旅反擊，被打出去。又經四五天，工兵營坑道挖成后，師長羅卓英命令總攻，三十二旅于夜半后，由坑道潛出城外，六十五團圍困紅軍一個師，從師長侯忠英以下全部俘獲。彭德懷只知馬昆……嗯，都過去五十多年了。”

由于贛州守敵有了增援，紅三軍團此戰打成了膠著狀態，而且想撤也撤不了，情況危急萬分。

不得已的情況下，中革軍委想到了毛主席。

就在贛州戰役緊張進行的時候，周恩來派出項英連夜到了東華山，請毛主席到前線來主持軍事。

毛主席也不是個矯情的人，一聽說前線戰事緊急，立馬就下來了。冒著大雨趕回瑞金，一路上毛主席就在思索前線對策，后來想到了要調紅五軍團去解贛州之圍。

1932年3月8日上午，毛主席抵達贛縣的江口附近的中革軍委前線指揮部。

一見毛主席過來，朱老總就迎了上去，激動的表示：

“按照你在瑞金給我們的電報，我把預備隊紅5軍團第13軍拉上去了，又命令紅4軍趕來支援，3軍團已經撤下來了，安全脫險了。”

盡管紅三軍團已經脫離危險，但紅軍整體并沒有脫離困難。

在毛主席的請求下，周恩來決定在江口重新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重新商討紅軍接下來的發展。

1930年3月中旬，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在江口召開，史稱江口會議。

毛主席建議召開江口會議，本來是指望與會的各級領導干部以及將領總結經驗，然而萬萬沒想到的是，當時蘇區中央局絕大多數成員仍然主張還是要聽從中央的主張，努力創造條件，進攻沿贛江的中心城市。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蔣介石已經在積極籌備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顯然毛主席從贛州戰役的經過中，看出了蔣介石的打算，因而主張紅軍撤回根據地，積極休整，準備糧食，以應對國民黨軍對蘇區的進攻。

不出意外的是，毛主席的正確建議再次遭到了排斥。

更重要的是，當時一些前線將領，也都投了毛主席反對票。

彭老總時隔四十年后，回憶起當年江口會議時自己投反對票的經歷，仍然十分感慨：

“當時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見，中央局可能會重新考慮。”但是，“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決定，帶有被動的盲目性。”

江口會議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紅軍“夾贛江而下”：

“紅軍主力沿贛江東、西兩岸，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較大城市。”

這其中具體的部署是：

“以紅1、紅5軍團組成中路軍，在贛江東岸活動，先北上赤化宜黃、樂安等地，再攻打撫州；以紅3軍團組成西路軍，開赴上猶、崇義一帶，赤化湘贛邊境各縣，并沿贛江西岸向北發展，進逼吉安”

1932年3月13日，中革軍委重新整編了紅軍部隊，除了其他各方面調整外，毛主席、朱老總也不再在紅一軍團兼任領導職務。

不過，也很幸運的是，毛主席雖然被剝奪了軍事上的指揮權，但蘇區中央局還是同意，毛主席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的身份隨中路軍行動。

客觀上來看，蘇區中央局的這一安排，對于紅軍接下來的走向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3

在隨軍北上的階段里，毛主席同紅一軍團各級將領反復討論了北上可能遭遇的困境，建議紅軍向敵人薄弱的地帶發展，以便于盡可能的減少紅軍傷亡。

紅一軍團后來將這一建議提交蘇區中央局，得到了周恩來首肯。

蘇區中央局最終決定，改紅一、紅五軍團的東路軍為中路軍，不再沿贛江北上，而是向閩西發展，而閩西又是蘇區，正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1932年3月下旬，毛主席根據閩西。閩南地區敵人軍事力量薄弱的特點，考慮到漳州易攻難守的情況，建議蘇區中央局改打漳州。

周恩來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議。

漳州一戰，東路軍殲滅國民黨軍49師大部，俘副旅長以下1674人，繳獲各種槍2140支（挺）、各種炮6門、飛機2架，同時籌款百萬銀元，擴軍上千。

這一勝利不僅鞏固了閩西蘇區，還發展了閩南的游擊區。

1932年6月，中革軍委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毛主席出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不過，即便是毛主席取得了像漳州戰役這樣的勝利，然而當時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卻認為，毛主席沒有執行中央指示，是“不尊重中央領導”。

樂安、宜黃大捷后，毛主席沒有按照中央指示去奪取吉安，反而改攻南城。

可遺憾的是，由于國民黨當局對毛主席率領的紅軍深入閩西、閩南發展感到擔憂，為此調集了重兵到南城。

1932年8月26日，南城地區國民黨軍已經聚集了十七個團四萬多人，毛主席考慮到敵眾我寡，決定將部隊轉移至南城至南豐至宜黃兩線休整。

毛主席的用兵策略，不僅引起了臨時中央不滿，也引起了當時在后方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等人不滿。

隨后毛主席、朱老總、王稼祥在前方商量后，決定據理力爭。

1932年9月28日，毛主席、朱老總、王稼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要求開會解決分歧，蘇區中央局于是決定在寧都召開會議，史稱寧都會議。

盡管在會議上，毛主席據理力爭，但在“左”傾思想占上風的情況下，毛主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評。

會議決定，免去毛主席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有周恩來擔任。

針對毛主席是否仍然留在一線，朱老總、周恩來、王稼祥主張仍然把他留在一線參與軍事指揮，但這一建議在會議上并未獲得批準。

毛主席再次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回到了后方。

可問題就是，當時蔣介石籌劃布置的第四次對蘇區的“圍剿”已經箭在弦上，失去了毛主席這樣一個富有能力的軍事指揮者，對紅軍的發展是很不利的。

隨著1933年1月，臨時中央也遷到中央蘇區以后，與蘇區中央局合并，毛主席的正確意見再一次的被壓制。

這也直接導致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