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罷工”：全球“生育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 社會科學報

避孕措施普及、育兒壓力增加、青年文化與人際關系的轉變等一系列因素，導致全球人口生育率不斷下降。這會對未來產生什么影響？我們又該如何應對？近日,美國科學記者琳妮·皮普斯（Lynne Peeples）在《科學美國人》發文《全球生育率下降對未來意味著什么》（What Falling Global Birth Rates Really Mean for the Future）對此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應對措施。

原文 ：《全球生育率下降對未來意味著什么》

編譯 |鐘麗麗

圖片 |網絡

生育率下降幅度超預期

1970年，每位墨西哥女性平均生育7個孩子，到2014年，這一數字已降至約2個，到2023年，這一數字僅為1.6個。墨西哥并非個例，在過去50年里，全球人口增長率一直在下降，如今，全球平均總生育率（通常指女性在生育年齡期間平均生育的孩子數量）已降至2.2。在大約一半的國家中，這一數字已低于2.1，而2.1通常被視為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閾值。

這些數字的任何微小變化都可能產生顯著影響。例如，相較于1.9的生育率，1.7的生育率可能使人口在幾代人之內減少一半。韓國的情況更為極端，其生育率從1970年的4.5下降到2024年的0.75，人口在2020年達到約5200萬的峰值，如今這一數字正以預期會加快的速度繼續下降。

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HME）估計，到2050年，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家將面臨類似境況。“生育率的下降幅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比任何人預期的都要快得多，”經濟學家赫蘇斯·費爾南德斯-維拉韋德（Jesús Fernández Villaverde）說，“而且這種情況發生在許多人們可能從未想到過的國家。”雖然聯合國和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預測比IHME的預測更為溫和，但人口學家普遍預計，全球人口數量將在未來30至60年達到峰值，然后開始減少。如果真是這樣，那將是自14世紀黑死病以來首次出現人口下降的情況。

不確定的是，全球性生育率下降將帶來多大問題，以及各國應該如何應對。在圍繞人口穩定增長前景建立的經濟體中，人們擔心的是未來創新能力與生產力會下滑，以及勞動年齡公民過少，無法贍養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研究人員警告，這會產生連鎖反應，IHME的健康指標研究員奧斯汀·舒馬赫表示，各國現在必須著手解決人口下降帶來的問題。

導致下降的多重因素

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眾多，這些因素涵蓋了從擴大避孕措施的可及性和普及教育，到人際關系和育兒觀念的轉變等方面。關于哪些因素最為重要以及它們在不同地區有何差異，目前仍存在爭議。

必須看到，導致生育率下降的一些因素反映了積極的社會變化。在美國，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數據表明，生育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意外懷孕和青少年生育的情況減少了。家庭暴力的長期下降也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2018年，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分校的社會學家詹妮弗·巴伯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處于暴力關系中的女性生育率約為非暴力關系中女性的兩倍。

在全球范圍內，避孕措施的可及性有助于將性行為與生育行為分離開來。在伊朗，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全國計劃生育運動導致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生育率下降：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生育率從近7降至不足2。該國在2006年左右改變了政策方向，如今轉向推行提高生育率的政策。

富裕國家的年輕人也在減少戀愛關系和性行為。倫敦國王學院的社會學家愛麗絲·埃文斯認為，網絡娛樂正在取代現實世界的互動，侵蝕人們的社交自信。隨著全球女性逐步獲得更多的教育和職業機會，她們的選擇權也越來越大。女性想要獨立，許多男性則期待家里有一個“貼身傭人”。這種脫節推動了諸如韓國的“四不”女權運動（許多年輕女性拒絕約會、結婚、性行為和生育）以及美國女性中的“戒斷男色”（boysober）運動。

許多年輕人也在努力深造以獲得那些可能在早期會壓力較大和穩定性較差的工作。 因此，即使是情侶也可能因為推遲生育造成大齡后難以懷孕。那些有孩子的人則面臨著讓孩子為大學和職業競爭做好準備的壓力。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馬蒂亞斯·多普克表示：“這并不是說我們不再進行育兒工作了，只是我們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更少的孩子身上。”

此外，不斷上升的養育成本也給育齡女性帶來了進一步的壓力。聯合國對14個國家超過14000人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39%的人認為經濟限制是不生孩子的重要原因。在美國城市中，房價上漲最快的地區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多普克表示，超低生育率往往出現在這些壓力交織的地方。韓國的住房價格昂貴，育兒文化濃厚，工作文化鼓勵長時間工作，因此生育率極低。

其他因素可能還包括精子數量下降，這可能與環境毒素有關。許多未來的父母也越來越擔心政治和環境不穩定，正如聯合國調查所強調的那樣。目前還不清楚哪個因素中在個別國家最重要，但最終，低生育率“反映了破碎的制度和機構阻止人們擁有他們本想要的更多孩子，”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家斯圖爾特·吉特爾-巴斯滕說，“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可采取的應對措施

人口下降的影響在世界各地的表現各不相同。中等收入國家受到的沖擊可能更嚴重，生育率下降會加劇其向富裕國家移民的傾向。城鄉差距也將進一步擴大。隨著年輕人不斷離開小城鎮，諸如學校、超市和醫院等基礎設施不斷減少，這又促使更多人離開，留下來的往往都是老年人。

而在全球范圍內，老齡化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帶來的核心問題。在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國家，65歲或以上人口的比例預計將在未來25年內將近翻一番，從17%增加到31%。隨著預期壽命的提高，對物質和財政支持的需求不斷增加，但供給仍然滯后。

對于大多數希望打破生育率下降趨勢的國家來說，目前已有相應的應對手段，其中包括財政激勵措施。但數據表明，嬰兒津貼對生育率的影響較為有限。2004年，澳大利亞推出了3000美元的獎勵政策，隨后又提高到5000美元。盡管該政策在短期內使生育率增加了7%，但尚不清楚家庭總體上是否生育了更多的孩子，還是只是更早地生育了孩子。而且科學家警告稱，此類激勵措施可能會破壞性別平等和生育權利保護，因為它們優先考慮人口增長而非個人選擇。

研究人員認為，更有效的措施應包括慷慨的育兒假及兒童保育和住房補貼。北歐國家率先進行了此類投資，包括為父親提供育兒假。盡管下降趨勢仍在持續，但這些國家的生育率下降速度比歐洲其他地區要慢。此外，還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比如更重視育兒工作。那些父親承擔更多育兒責任的國家，其生育率往往更高。研究發現，父親參與度越高，母親生育第二個孩子及做全職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當然，重視育兒工作也可能會增加養育孩子的經濟和人力成本。

研究人員表示，目前還沒有萬無一失的解決方案，短期內沒有任何政策能夠恢復生育率，但還有一些策略是值得嘗試的。例如，加強護理人員隊伍建設，既能鼓勵人們組建家庭，又能填補老年照護方面的缺口。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穩定緊張的國家養老金和保障計劃，比如提高美國的社會保障稅上限。一些國家正在提高退休年齡，這也是一個可行的選擇。根據41個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數據，2022年70歲老人的認知能力與2000年53歲的人大致相同。那些繼續工作或照顧孫輩的老年人，其健康狀況會有所改善，孤獨感也會減輕。

移民是另一個關鍵手段，它能夠使富裕國家的勞動力短缺問題與貧窮國家的高生育率問題相匹配。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社會學家凱倫·古佐說，移民能增加稅收收入和促進創新。韓國和日本已經放寬了移民政策，并填補了部分勞動力缺口。不過，移民問題在政治上仍是一個敏感話題。在那些開放邊境以促進經濟增長的國家，人們往往會將人口減少帶來的挑戰歸咎于移民，而實際上人才流失更有可能損害經濟。

也有研究者敦促政策制定者考慮另外一些方面，如吉特爾-巴斯滕認為消除兒童貧困要比提高生育率容易得多。聯合國人口基金《世界人口狀況》高級編輯澤贊諾表示，即便某些促進社會和諧的政策“并不能神奇地讓每個家庭多生一個孩子”，但“人們會更快樂、更健康，并且能夠在工作之余繼續接受教育，這將有助于創造一個更有希望的世界。而如果他們抱有更多希望，那么他們或許就能更樂觀地生育出自己想要的孩子”。因此，幫助人們走向繁榮發展的道路，很可能與為人們生育更多孩子創造條件的路徑事實上是相通的。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5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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