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父母為什么總是喜歡在孩子正高興的時候突然掃孩子的興呢?
前兩天,有媒體報道,11月9日,在四川足球超級聯賽(川超)宜賓對陣內江的比賽中,一名來自內江的小學生球迷帶著試卷出現在觀眾席。視頻當中的那個母親介紹說,孩子特別想看這個比賽,但是第二天就是期中考試,而孩子還有幾道題沒有復習完,所以就把卷子帶過來,讓孩子在等待比賽開場時,利用碎片時間把那幾道題復習完之后再好好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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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樣子,媒體報道這樣的事應該是想讓大家看一個努力學習的好孩子的榜樣吧。但現如今評論區的網友可不吃這一套了。很多網友就表示:
球賽沒看好,卷子沒做好,純感動自己!
要看回家看去浪費一個座位!
這種假努力最狠了!
蠻有教育意義的絕大多數人操勞整個青春取得的成績和國足差不多!
做給誰看呢,好難猜啊!
聰明的不差這一會兒,蠢的這一會兒也不頂用。
這種視頻還要發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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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這種純感動父母自己而破壞孩子心情的視頻,現如今,在年輕人這里已經根本沒有什么市場了!
一百年前,魯迅先生就用一篇散文揭示了某些中國父母一種根深蒂固的執念:他們無法容忍純粹的快樂,總覺得快樂是一種“罪過”,必須給它綁定一份苦難,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
魯迅先生的這篇文章是他在1926年創作的一篇回憶性散文,叫《五猖會》。
五猖會這篇文章結構上非常的奇怪。我們以為,魯迅會寫五猖會的那個精彩的場面。但是他沒有!魯迅先生在前面一大段都在各種渲染什么叫五猖會!他寫的是自己讀到的很多書里面都是怎么寫五猖會的,然后給大家描述,這個五猖會在他想象中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精彩。
結果,就在魯迅一家馬上要去看五猖會的時候,什么東西都準備好了,一只腳都要上船了!但是,這個時候,突然之間,所有人都安靜了下來!因為,此時,魯迅背后,他的父親垮著個臉十分嚴肅的走了過來。他慢慢的說了一句:“去拿你的書來。”
原文其實非常精彩,我來給大家大致念一下吧:
因為東關離城遠,大清早大家就起來。昨夜預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經泊在河埠頭,船椅、飯菜、茶炊、點心盒子,都在陸續搬下去了。我笑著跳著,催他們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臉色很謹肅了,我知道有些蹊蹺,四面一看,父親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書來。”他慢慢地說,“給我讀熟。背不出,就不準去看會。”
我似乎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
應用的物件已經搬完,家中由忙亂轉成靜肅了。朝陽照著西墻,天氣很清朗。母親、工人、長媽媽即阿長,都無法營救,只默默地靜候著我讀熟,而且背出來。在百靜中,我似乎頭里要伸出許多鐵鉗,將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夾住;也聽到自己急急誦讀的聲音發著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鳴叫似的。
他們都等候著;太陽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經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來,拿書走進父親的書房,一氣背將下去,夢似的就背完了。
“不錯。去罷。”父親點著頭,說。
大家同時活動起來,臉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將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賀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頭。
我卻并沒有他們那么高興。開船以后,水路中的風景,盒子里的點心,以及到了東關的五猖會的熱鬧,對于我似乎都沒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現在,別的完全忘卻,不留一點痕跡了,只有背誦《鑒略》這一段,卻還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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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結尾的時候,魯迅先生并沒有寫之后他看到的五猖會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在一百年前寫出的是自己的心理創傷!
他寫其他人好像都在為魯迅背誦課文成功之后進行慶祝和高興,但魯迅卻并沒有那么高興!而且開船以后,水路中的風景、盒子里的點心、以及到了五猖會的熱鬧,對他似乎都沒有什么意思了!他唯一記住的只有背誦的痛苦!他耿耿于懷的寫到:“我至今一想起來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
這里的這一聲“詫異”,寫的真的是太牛而逼之了!
好像,在所有人看來,純粹的娛樂是罪惡的,唯有與“進步”綁定的快樂才被許可。
魯迅先生的父親,非要在孩子奔赴廟會的狂喜時刻,硬塞給他一段冰冷的背書任務,好像這才能彰顯“教育”的存在感似的。
但是,誰又關心那個即將登船赴會的少年被父親攔下背書,待艱難完成任務后,“賽會的熱鬧,對于我似乎沒有什么大意思了”呢?
孩子只是想要一份純粹的快樂!可是,令人詫異的是,為什么一些父母總是覺得,快樂必須被綁架,必須用“苦難”來贖買呢?!
就像那個帶卷子看球賽的母親,她似乎不把“學習”這層“苦難外衣”套在“看比賽”這份快樂上,就對不起孩子的“成長”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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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詫異的是,為什么一些父母,總能在我們興致的最高點的時候,精準地潑下一盆冷水?
這其實是因為,在這些家長的思維里,有以下幾種有毒的認知:
首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吃苦”一直被奉為成長的“必修課”。“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這些從小聽到大的格言,構建了一種畸形的價值觀:苦難是高尚的,快樂是低俗的。
而這種“苦難崇拜”的文化基因,就讓一些父母天然對“純粹快樂”充滿警惕。在他們的認知里,孩子如果過得太快樂,就會“玩物喪志”,只有讓他們在快樂中“摻點苦”,才能培養出堅韌的品格。就像帶卷子看球賽的母親,她或許真的認為,“邊看比賽邊做題”的“苦中作樂”,比“純粹看比賽”更能讓孩子成長。
但這種認知,恰恰是對“成長”的誤解。成長的本質是能力與人格的完善,而不是“吃苦”的數量。心理學家早已證明:積極的情緒體驗能激發人的內在動力,讓學習和成長變得更高效。而我們的傳統文化,卻把“快樂”和“成長”對立起來,仿佛只有在苦難中掙扎,才算得上真正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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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父親,可能覺得,“先苦后甜”是天經地義的教育邏輯——先經歷背書的“苦”,才能享受廟會的“甜”。卻不知,當“苦”強行插入成為“甜”的前奏的時候,那份“甜”就已經變了味道。
其次,如果說傳統文化的“苦難崇拜”是根源,那么現代教育的“內卷焦慮”就是催化劑,讓“快樂綁定苦難”的執念變得更加頑固。
在“雙減”政策實施后,表面上的作業負擔減輕了,但父母們的焦慮并沒有消失,反而轉向了更隱蔽的“時間爭奪”。他們害怕孩子“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于是把孩子的每一分鐘都視為“不可浪費的資源”,任何一段沒有被“學習”填滿的時間,都被貼上“虛度光陰”的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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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場球賽,在孩子眼里是純粹的熱愛與快樂,但在焦慮的父母眼里,卻是“浪費了兩個小時的學習時間”。于是,他們想出了“帶卷子看比賽”這種“天才方案”——既滿足了孩子看比賽的需求,又避免了“浪費時間”的愧疚,更重要的是,這還能給自己貼上“會教育”的標簽。
而這其實就是第三個毒瘤:表演型人格!
在社交媒體時代,“孩子在球場寫作業”這樣的場景,本身就是一種極具傳播力的“社交貨幣”。它可以向親友、向社會展示著:“看,我沒有讓孩子放縱,我一直在讓他努力。你們看,我的孩子多努力,我的家教多嚴格。你看,我的表演這不就被媒體報道了嘛!”而孩子在此刻,他就只不過是成為了父母教育成果的一個展品而已。而父母在此刻只不過是在向大眾展示:看啊!我是多么優秀的一個監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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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些有毒認知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家長在乎的不是孩子本身的感受,而是在乎他們自己的焦慮和表演。
這些父母需要在教育內卷中尋求某種“安全感”來作為一種自我安慰。
不過,網友的那句評論很精彩的戳破了這種焦慮:“絕大多數人操勞整個青春取得的成績和國足差不多!”這句話看似刻薄,卻道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很多父母的“努力要求”,并不是基于孩子的實際需求,而是源于自己內心的恐慌。他們只不過是把自己在社會競爭中感受到的壓力,全部轉移到了孩子身上,讓孩子成為自己緩解焦慮的“工具”而已,而至于說結果,他們其實并不是真的在乎。
而更可怕的是,這種焦慮它是會形成代際傳遞。我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小時候父母問我們‘作業做好了嗎’,長大后父母問我們‘房貸還完了嗎’。”而那些在童年時期被剝奪了純粹快樂的孩子,長大后要么復制父母的教育方式,繼續用“快樂綁定苦難”對待自己的孩子;要么在面對自己的生活時,始終無法坦然享受快樂,總覺得“還不夠努力”“還不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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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代際傳遞的焦慮,會讓“快樂有罪”的觀念根深蒂固。父母們一邊承受著自己童年被“掃興”的創傷,一邊又不自覺地成為“掃興的父母”,把這份創傷傳遞給下一代。這就像一個惡性循環一樣,沒有人想這樣,但所有人都被卷在其中,無法掙脫。
所以,為什么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再愿意與父母分享生活?因為經驗告訴他們,任何快樂的消息都可能招致“不要太得意”的掃興告誡,任何成功的喜悅都可能面臨“還有不足”的冷水提醒。而如果分享快樂的通道被堵塞的話,那親子溝通只剩下了機械的問題匯報和困難求助了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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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可悲的是,一百年前,魯迅先生就用《五猖會》這樣一篇文章告訴過我們:純粹的快樂,是童年最珍貴的底色;家長不要做那個掃興的父母!
但是,一百年后,一些媒體,竟然還在高調的把這種魯迅先生父親當年給魯迅造成心理陰影的事當成榜樣進行宣傳。
所以,很難說,這一百年,人們的思想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啊。
本期推薦散文:《五猖會》——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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