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軍中將給陳毅送來60車軍火，朱德：你這下成大財主了

1945年，一個日本中將竟然安排卡車前往新四軍駐地，給陳毅送來60車軍火。

朱德得知后打趣道：“你這下成大財主了！”

日本中將為何給新四軍送來軍火？這背后又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博弈？

秘密交易

1945年，八年的抗戰終于走向終章，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全國百姓無不歡呼雀躍。

一個陰云密布的清晨，上海吳淞口的碼頭邊，幾十輛日本軍卡整齊地排列著。

車廂內，一箱箱步槍、機槍、迫擊炮零件疊放整齊，還有大批彈藥箱、醫藥箱、無線電器材。

誰也沒想到，這些堪稱“帝國余威”的武器，并不是要運往國民黨指定的接收倉庫，而是即將駛向華中新四軍駐地。

“全員檢查完畢！”一名日本少尉立正敬禮，聲音干脆。

領頭的是日本中將保島，他面無表情地站在碼頭邊，目光冰冷，卻隱隱透出幾分復雜。

旁邊，一個穿中山裝、戴著草帽的中國男子靜靜地注視著這一切。

就在三天前，他出現在保島的住所門外，門一開，那名中將原本滿臉警惕，但當看到他時，竟愣了幾秒。

“你怎么找到這里來了？”保島語氣中帶著訝異。

“我也沒想到還能見到你。”那人摘下帽子，笑著回答。

“你是共產黨人，對吧？”保島冷冷地說。

那人不否認，只輕聲道：“這場仗已經結束了，你知道的。與其讓武器落入國民黨手中，不如交給真正不會濫用它的人。”

屋內沉默了很久，保島點燃一根煙，吐出一口氣，低聲說道：“三天后，南京有一支軍械車隊出發，我可以讓他們……‘走錯路’。”

三天后，果然，一支由六十輛卡車組成的龐大車隊，從吳淞碼頭悄然出發，沿滬寧公路一路向西。

車上坐著幾十名日本士兵，他們神情木然，手無寸鐵，只按命令護送“軍需物資”，他們并不知道，目的地早已改寫。

當車隊抵達蘇北一帶時，新四軍的哨兵驚呆了，領頭的軍官帶著一張降表，低聲說道：“奉命交付軍械。”

新四軍的士兵面面相覷，這不是陷阱？可卸下的第一箱，就讓所有人倒吸一口涼氣。

那是整齊碼放的三八式步槍和九二式機槍，還有嶄新的迫擊炮管、無線電設備、甚至連軍醫箱都封得嚴嚴實實。

“這是……日本的裝備？”一名戰士喃喃道。

“六十車，全給咱的。”后方有人喊。

消息火速傳到新四軍總部，陳毅接到電報時，整個人愣了幾秒，隨即失笑搖頭：“這日本人怕是瘋了吧？”

幾分鐘后，朱德那頭的電報發來，字句間帶著玩笑意味：“你這下子可成大財主了！”

陳毅看著電報，笑意卻帶著幾分感慨，他回了一句：“這可不是我的本事，這多虧了小盧。”

地下臥龍

陳毅口中的小盧，本名盧志英，1906年冬，他出生在山東昌邑一個普通的農家院里，父母是地地道道的佃農，靠種田為生。

少年時的他聰慧早熟，他讀過幾本《新青年》，知道世界上有種人，是靠思想改變命運的。

1919年“五四運動”的浪潮傳入山東，盧志英的血被徹底點燃，幾年后，他只身闖關東，輾轉黑龍江、吉林一帶，靠打零工度日。

那些年，他見過凍餓的農民被地主抽打，也見過被日軍欺辱的婦女跪在街頭求饒。

1925年，他在張家口結識了共產黨地下人員，第一次聽到“無產階級”“革命”這些陌生卻熾熱的詞語。

那一年，他秘密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起初，他只是個小交通員，傳送情報、聯絡同志。

但他的膽識與機警很快被上級注意到，1930年前后，他被派入馮玉祥部任參謀，表面上是國民黨軍官，實際上是我黨的臥底。

1934年秋，蔣介石在廬山召開剿共會議，準備發動所謂“第五次圍剿”。

會議地點戒備森嚴，凡無密令者不得入內，但擔任保安司令莫雄的參謀長盧志英，能出入會場。

那天，他坐在一旁，看著蔣介石在地圖上指點江山，語氣冰冷：“紅軍已無退路，此次務必一舉殲滅。”

“鐵桶計劃”是蔣介石口中的核心策略，布雷、設碉、封鎖交通，層層推進，這份計劃一旦實施，蘇區幾十萬軍民將陷入絕境。

會議結束后，盧志英與莫雄，劉啞佛，項與年合作，將情報謄抄，由項與年送往南昌的秘密聯絡點，隨后送達瑞金。

正是這份計劃，讓紅軍提前撤離包圍圈，轉向戰略轉移，開始了長征。

1936年，盧志英再度被派入楊虎城部，從事兵運工作。

楊虎城賞識他的膽識，一度想推薦他升任參謀處主任，但盧志英婉拒，只說：“做個參謀最自在。”

一次，蔣介石派莫雄圍剿紅軍游擊隊，命令“務必當夜剿滅”。

盧志英提前兩天獲悉，假意編造一場“演習戰”，讓游擊隊“假打真撤”，表面上輸掉戰斗，實則保存了實力。

幾天后，莫雄在報告中大書特書“繳獲豐厚”，蔣介石滿意地點頭；而紅軍那邊，已悄然撤至安全區。

可這樣的日子不會太久，蔣介石的軍統開始懷疑他，特務暗中監視。

一次夜里，他回到駐地，發現枕頭底下多了一封信，上面只有七個字：“有人在查你，小心。”

他一笑，把信撕成碎片，第二天，換上西裝，登上去上海的火車，新的任務已經等著他。

諜影上海灘

1944年盛夏，盧志英回到了上海，這一次是以一名“民族資本家”的身份。

他的名片上印著“協和洋行執行董事”，但真正的職位，卻是中共中央華中情報網的核心聯絡員。

他每日穿梭于上海的街頭弄堂，既要應付日軍憲兵隊的頻繁盤查，又要和汪偽政府的各路人物周旋，更要保護他苦心經營的幾處情報據點。

其中，最關鍵的，便是那家名為“南都咖啡館”的小館子，表面上，它只是法租界里一間尋常的中產聚會場所，賣咖啡、三明治，也偶爾辦點“音樂沙龍”。

可實際上，這里藏著整個華中情報網絡的信件中轉站、無線電接收點，甚至還有一間密室，用來臨時藏人。

而就是在這間不起眼的咖啡館里，盧志英結識了那個后來為他“送出六十車軍火”的日本人保島康二。

保島是一名日本海軍中將，原駐吳淞海軍陸戰隊指揮官，表面冷酷無情，實則有極度復雜的中國情結。

他通曉中文，尤其偏愛中國古典音樂，尤其是《高山流水》《二泉映月》這類曲子。

每當戰爭焦灼之時，他便躲在辦公室拉著二胡，試圖從中找到一絲慰藉。

那天晚上，咖啡館里舉辦一場中日文化交流沙龍，保島應邀而來，席間，他點了一首《良宵》，卻無人會拉。

場面一度冷場，正當主辦人尷尬時，角落里一位中年男人緩緩起身，說道：“若不嫌棄，我試一試。”

正是盧志英，燈光下，他接過二胡，琴聲一起，廳內頓時靜了下來。

保島微微動容，他沒想到，在一個平民咖啡館里，能聽到如此純正的中式韻味。

曲終，他起身走向盧志英，第一次主動伸出手：“你是音樂家？”

盧志英笑著搖頭：“只是賣面包的。”

自那以后，保島常來咖啡館，有時獨坐，有時與盧志英對飲，話題總離不開中國音樂與文化。

借著與保島交好，他多次給抗日根據地運送物資和情報。

幾個月后，戰爭局勢急轉直下，日軍節節敗退，美軍轟炸頻繁，上海局勢空前混亂。

保島心知大勢已去，開始試圖保存實力、尋找“體面退場”的方式，盧志英看準時機，提出“一個朋友之間的請求”：“保島君，戰爭要結束了，這些武器，不如交給真正愿意保家衛國的人。”

保島沒有立刻答應，他望著窗外的街燈，半晌才說道：“如果你要我背叛帝國，那是不可能的。”

“我只要你做一次‘人’。”盧志英看著他，語氣平靜卻堅定。

這場談話之后，整整三天，保島再沒出現在咖啡館，直到第四天下午，他忽然帶著兩名軍官造訪，遞上一份紙質清單，上面是60車裝備的明細、調配路徑與人員安排。

“車隊會從吳淞出發，原定目的地是南京軍械庫。”保島看著盧志英，“但我可以讓它們在蘇北‘誤入歧途’。”

話說完，他站起身，盧志英目送他離開，幾天后，六十輛滿載軍火的卡車在晨霧中駛出上海，按著“錯誤”的路線奔向新四軍根據地。

無聲犧牲

1945年秋，當六十輛日本軍車抵達蘇北新四軍駐地，整片營區都沸騰了，可當所有人歡呼勝利時，盧志英卻沒有時間慶祝。

戰后的上海，暗流洶涌，日軍撤退、國民黨接管、軍統復蘇，街頭巷尾都充斥著眼線。

盧志英的身份越發危險，為了掩護組織，他幾乎切斷了所有聯絡，只在最秘密的渠道里傳遞消息。

1947年春，軍統特務在一次大規模清查中，發現了“南都咖啡館”的異常往來賬本。

那本賬冊是盧志英親手改寫的，用藥品名掩蓋情報經費，但一個叛徒的口供，讓這層偽裝被撕開。

1947年3月2日夜，他在回家途中被捕，審訊從第二天開始，酷刑一輪輪上，電擊、灌辣水、吊打、撕指甲，他始終沉默。

他的妻子張育民被連夜抓來，押進牢房，當她看到丈夫被折磨得遍體鱗傷，幾乎認不出來時，泣不成聲。

盧志英望著她，聲音微弱卻堅定：“不要哭，不要怕，反動派的日子不會長。”

軍統特務以妻兒相逼，他仍舊沒有吐出任何情報，1948年12月的一個夜晚，盧志英被敵人秘密殺害，年僅四十二歲。

兩年后，新中國成立，審訊舊軍統人員時，盧志英的埋葬地才被供出。

他沒有站上領獎臺，沒有穿過閱兵場，但共和國的每一寸安寧，都有他這樣的無名英雄在暗夜里付出的光，而今山河無恙，百姓安寧，那些無聲的犧牲，終將被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