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大學是一個社會最后的底線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大學不僅是知識、學術的中心，還是思想的中心、追求真理的中心，是要給全社會提供示范的。

大學的獨特性決定了它不應該是一個行政機構，大學校長也不是一個普通的行政職務，一般要選擇有學術成就和道德威望的人出任。這個角色要有所承擔，有所為，有所不為，始終能在是非面前保持自己獨立的判斷，做社會的中流砥柱，而不是隨波逐流，唯唯諾諾。

簡單地說，大學校長的首要職責就是守護基本的大學理想，或者說大學的核心價值——不斷地說出真話。

這不是什么高調的要求，而只是一條底線。如果連大學校長都不能講真話，不敢講真話，一個大學又如何能得到社會的信賴？

然而今天的大學，底線早已模糊。

在利益至上的推土機下，大學在規模不斷膨脹的同時，精神道德水準正日漸下滑；大學在物質化方面的數字越來越大，大學的精神氣度、追求反而越來越小。在公眾的眼里，昔日籠罩在大學頭上的光環已漸漸黯淡，來自大學校園的腐敗丑聞，一次次把它丑陋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這樣一個現實的環境下，我們才能認識到即便是底線，在這個時代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守住的。因此，這樣一個事實上的底線行為，看上去也成了高標的要求，乃至成了英雄般的行為。

在中國一百多年的大學史上，大學校長保持知識的自信和道德的自信，忠實于大學的核心價值，對不合理的政策、命令說“不”，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的先例。

蔡元培做北京大學校長時，曾屢次以辭職等方式向北洋軍閥政府說“不”。1923年1月那次辭職，他曾在上海《申報》發表了一篇《關于不合作宣言》，宣言中引用《易傳》的話：“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在他看來，退并不是單純的消極的舉動，“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

▲蔡元培，1917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氣象學家竺可楨做浙江大學校長時，國民黨當局多次要求他開除左派學生，他總是斷然拒絕，理由很簡單：“此種政策與浙大作風大不相似，不能施行。”

植物學家胡先骕抗戰期間在江西做中正大學校長，可以不執行蔣介石的“手諭”，敢于拒絕蔣經國遷校的要求。

在已經消失的那個時代，在進、退之間，他們只秉承良心的準則，無須考慮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講是非，不問利害，這是他們作為大學校長的底線。這樣的大學、這樣的校長給整個社會提供了道德的表率——社會敬重大學，不光是因為大學傳承高深知識，造就專門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學有道德上的承擔。

竺可楨曾說：“亂世道德墮落，歷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學猶之海上之燈塔，吾人不能于此時降落道德之標準也。”

或者有人會說，時代不同了，要現在的大學、大學校長成為社會道德重心，太書生氣了。誠然，以蔡元培他們的高標準來要求，這是不現實的。但是，今日的大學校長只要主觀上有這個意愿，而不是什么時候都順從上司的意志，對任何行政性的安排一概采取迎合的姿態，想守住最后的底線，保有一點說“不”的能力，并非是不可能的。

大學的現狀不容樂觀，乃是因為眾人緘口； 如果眾口喧騰，尤其大學校長都能向先賢看齊，至少守住一條基本的底線，多說真話，敢說真話，那么整個大學的生態就會逐漸改變，大學也就可以重新為自己贏得尊嚴。

蔡元培曾說：“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如今，我們或許可以加一句：要有良好的教育，必先有良好的大學；要有良好的大學，就要先有良好的大學校長。

說真話，是大學校長的底線。當下，能守住這條底線的校長已非常罕見。然而，在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們，不僅守住了這條底線，更以他們的 靈魂和骨氣捍衛了大學的尊嚴，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其中四人尤其值得稱道，他們四人不僅是一所大學之校長，更是深刻影響了那個時代的思想者，他們是——

◎ 蔡元培：他 踐行以培養健全人格為目的的教育，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賦予北大新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青年 。美國哲學家杜威說：牛津、劍橋、哈佛等校長中，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以一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司徒雷登：沒有他就沒有燕京大學。從零到一，從無到有，司徒雷登自己籌錢，建成一座世界一流學府。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的校訓，認為大學的核心就是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大學就是給學生以選擇自由。他生于中國也葬于中國，一生做“中國人多于美國人”。

◎胡適：胡適1946年7月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離開北平。胡適溫和而堅毅，為了反對蔣介石干涉學術自由，他曾對蔣直言：“總統，你錯了！”這樣的膽色與風骨，即使在民國也絕無僅有。史學大家 唐德剛說 ： 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傅斯年：傅斯年曾任北大代理校長，抗日戰爭后的 北大早已面目全非，他“盡一切的辦法，正是非，辨忠奸”，重振了北大風氣。 后任臺灣大學校長，爆發學潮軍警包圍臺大時，傅斯年強硬警告：“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會跟你拼命！”胡適評價傅斯年：他堅持原則決不妥協，他方正剛直，他能把正義感直接化為責任感，使伸張正義成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不是沒有過好的大學校長，而是人們太善于遺忘。這些民國時期的校長們，或溫和，或血氣，只講是非，不問利害；他們秉持學術自由，守住了大學的尊嚴。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一代知識分子的靈魂與風骨——而這，正是當代社會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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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為司徒雷登親身回憶而成；唐振常《蔡元培傳》、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均為幾位近代史名家的代表性經典。《再造文明之夢》甚至被稱為 “中國學人寫的最好的胡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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