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越斗越談”將是中美關系“新常態”

對話鄭永年：

“越斗越談”將是中美關系新常態

Dialoge 2025.11.07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

如何看待特朗普特朗普的新“現實主義”與“總體交易觀”？

中美兩種多邊主義的博弈，誰能更勝一籌？

“G2的2.0版”平等伙伴關系時代是否已經到來？

中國能否憑借自身文明邏輯，跳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未來國際秩序的重塑，中美應各自扮演怎樣的角色？

編者按

2025.11.07

10月30日，中美兩國元首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此次會晤緊承美日印澳對話、美日會晤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3.0版簽署等重要事件，成為觀察中美關系走向與亞太地緣政治演變的關鍵節點。

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正從“G2的1.0版”邁向平等伙伴關系的“ G2的 2.0版”時代。在 包容式多邊主義與排他性多邊主義的博弈背后，是全球秩序重塑的深層邏輯。此次會晤傳遞出“越斗越談”的“新常態”信號。面對全球性挑戰，中美更應以伙伴姿態相互成就、共同擔當，這既是歷史啟示，更是現實所需。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深度解析中美元首釜山會晤的重要意義以及兩國關系的未來走向。對話分為上下兩篇，上篇 為 《》 ， 本期為下篇，供讀者參考。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對話時間：2025.10.31

大灣區評論：

在上篇采訪中我們提到特朗普的新“現實主義”（詳見《》），即高度關注可見的經濟利益，相對輕視意識形態或者國際規則，帶有一種“總體交易觀”的風格。您認為我們在和美國交往的過程中，如何基于這點去做更良性的互動？

鄭永年：

“交易”這個詞本身應當是中性的。人與人交往，尤其是在市場社會中，就需要交易。

我們也應當看到特朗普的長處。比如說，特朗普高度關注世界和平。就對戰爭的看法而言，特朗普是風險厭惡型的領導人。他認為，俄烏戰爭造成大量死傷，假如能用經濟的手段解決戰爭問題，為什么要用子彈、大炮來解決呢？

特朗普是美國建國近250年來第一位商人總統。不管他是破壞還是建設，是成功還是失敗，他已經是二戰以后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總統。一方面，大家對他充斥著不理解，因為他對美國傳統外交方式的批評、他處理跟盟友關系方式，似乎背離了傳統的美國政治價值觀——尤其是美國精英的價值觀。在美國傳統外交中，美國的盟友被視為是“無價之寶”，特朗普怎么能把這些規范與國際機制折算成經濟利益？“民主”那么崇高，你怎么能把它轉化成美元來交易？所以特朗普實際上受到很多西方傳統人士，尤其是左派人士的攻擊。但我認為，從另一個角度看，他一旦用交易的方式去處理國際關系，反而是找到了一個比較有效的工具。

我們可以把他這種方式稱為“經濟主義”，也就是商業利益至上。特朗普或許覺得“經濟主義”可以有效地解決很多問題。我覺得他其實也有“可愛”的地方。有些事情，一旦上升到意識形態、價值觀，上升到非常高的價值層面，就很難解決。但如果把問題用一種技術手段來處理，反而更容易解決。所以有的美國學者把特朗普的思路，跟鄧小平先生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做類比。這樣的比喻盡管很奇怪，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以前我們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認為社會主義不能有市場經濟。但鄧小平先生給出了不同的思路，他的理解是：市場經濟只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工具，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如果這樣類比，特朗普把他所謂的商業利益、“經濟主義”，作為解決一些問題的工具，我認為也沒什么不好。

此外，特朗普的“和平觀”跟他的宗教觀也有關系。據《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曾在美國?？怂剐侣勵l道《?？怂古c朋友們》欄目中，透露他推動結束俄烏沖突的真實動機——他擔心自己死后可能無法進入天堂。他還進一步解釋“如果能上天堂，（促成和平）這會是個重要原因”。我們很少聽到特朗普說出如此自省、甚至可謂自我貶低的話。但事實上，特朗普年事已高，在這樣的狀態下，要想改變他以前的信念是很困難的。

特朗普在華盛頓參加一次保守派集會時手持圣經（圖源：紐約時報）

至少從他自己的角度說，他覺得自己確實為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少貢獻。你看這次，總書記與特朗普見面的時候，對特朗普的這些沖突調解行為也給予了肯定。他有意愿推動很多熱點問題的解決。而對這些熱點問題，他都用經濟方法去處理。比如2025年7月，特朗普先后與柬埔寨首相洪瑪奈、泰國代理總理普坦通電話，并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喊話：“如果兩國繼續打仗，美國就不會與任何一方達成貿易協議。”這種方式雖然看似“兒戲”，但也確實有效。所以我們不要用傳統的思路、傳統的價值觀去看待特朗普。

所以進一步說，中美之間是存在著可交易的領域的，只是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用來交易的。比如，在中方看來，政治制度、主權、臺灣問題不能交易，核心利益不能交易。但在部分議題，像特朗普所重視的稀土、芯片、能源等議題，都是可以交易的。

大灣區評論：

這次中美元首會晤選在了韓國釜山，而且緊隨著美日印澳對話（Quad）以及美日會晤之后。同時，中國也剛剛推動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3.0版”的簽署。您之前也講過美國的盟友體系，以及中美兩國多邊主義的不同方式。如何解讀這背后的地緣政治變化？您認為這次會晤會對印太或者亞太的格局產生怎樣的影響？

鄭永年：

我個人覺得，這是兩種多邊主義的較量。中國說我們的是真正的多邊主義，但我喜歡用學術化的語言，稱之為“包容式的多邊主義”（inclusive multilateralism）。比如中國—東盟自貿區所代表的就是包容式的多邊主義，是為了解決所有成員國所面臨的問題，增進所有成員國的利益，并不針對任何第三方。

而美國以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盟，美日印澳（Quad）、AUKUS，尤其是拜登政府在中國周邊構建六七個“團團伙伙”，都是針對中國的，這就是一種“排他性的多邊主義”（exclusive multilateralism）。雖然也是多邊主義，但是排他性的、針對第三國的。

2023年3月，時任AUKUS澳英美三國領導人共同宣布澳英美核動力潛艇合作計劃（圖源：美聯社）

你剛才問題中所說的就是這兩種多邊主義的競爭。實際地看，特朗普對美國過去那種排他性的多邊主義不太感興趣，甚至對美國的盟友體系也不感興趣，認為美國所付出的太多，而另外的國家采取“搭便車”的方式。所以，盡管特朗普訪問了韓國和日本，但這已經不是原來拜登政府意義上的那種針對中國的“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了。對此，我們一定要小心，不要有錯誤的認知。即使特朗普和美國的盟友——澳洲也好、韓國也好、日本也好——簽署了某種條約，保持形式上的同盟，這種所謂的同盟還是以前的同盟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了。特朗普基本上還是秉持一種比較務實的態度，在以商人思維推動國家間正常的交往，并非專門針對中國。之前拜登時期的協議就非常明確是針對中國的，但這次特朗普跟日本或者韓國簽署的協議，我并不認為是專門針對中國的。特朗普對拜登執政時期的AUKUS、自己第一任期提出的美國印太戰略等國際機制，并未過多強調。特朗普本人的理念也在轉型的過程中。

中美之間的競爭肯定是比誰更開放。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這種包容式的多邊主義，現在慢慢開始占上風了。我認為，以后我們也要把美國包容進來。當然，我們一直希望對美國開放，但美國一直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待我們。不過，我們要有耐心，在開放這條道路上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久久為功。美國的態度也會有所轉變，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也會有所改變。

大灣區評論：

“G2”理念的構想早在2008年就已提出，但這一倡議在當時遭到各界人士的非議。在中美實力對比進一步縮小的今天，且雙方都無力單獨解決全球性危機的背景下，您認為“G2”的概念是否會以某種新、更務實的形態“重出江湖”？

鄭永年：

我認為“G2”是個事實。即使不用這個概念，中美兩國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雙方的作用和影響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不過，“早期的G2”跟“現在的G2”有所不同。早期的G2倡議當中，要求中美兩個大國要為國際秩序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但卻希望中國在美國領導的框架下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在這樣的制度性安排中，中國是一個附屬的角色，兩國之間不存在平等性。我們可以稱之為“G2的1.0版”。

現在進入“G2的2.0版”了，即強調伙伴（partner），兩國之間是平等的。這是因為，跟早期G2概念提出來的時候相比，中國的實力已經不一樣了。正如我們上次討論的，你有芯片新規，我就有稀土新規，兩國處于一個平等的地位。這次兩國元首會晤，也真正體現了平等性，這取決于我們國家自己的實力增長和進步，在國際政治中，用實力說話。反觀特朗普跟其他領導人會晤的時候，哪有什么平等性？

位于內蒙古自治區的白云鄂博礦，是世界公認的最大稀土礦（圖源：環球網）

目前，G2已經進入2.0版，未來將是關于伙伴關系（partnership）的問題了。這也是為什么兩位領導人提倡實現“大國責任”。在這一基礎上，世界秩序有望得到重塑。我在這一問題上持樂觀態度。

大灣區評論：

“修昔底德陷阱”一直是懸在中美關系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您看來，此次會晤中展現出的哪些具體信號或潛在共識，表明雙方正在有意識地規避這一歷史宿命？未來的中美是否有可能成為“新秩序”的“共同設計師”？

鄭永年：

我是非?，F實主義的，但也是樂觀主義的。首先，“修昔底德陷阱”這種現象還是存在的。這個理論是哈佛的教授格雷厄姆·艾立森（Allison）提出來的，他發現，1500年以后，全球有16次所謂的權力轉移，都是從一個守成大國轉向一個新興大國，其中12次發生了戰爭，只有4次是比較和平的。所以，不管你叫不叫它“修昔底德陷阱”，戰爭的發生是一定要去解釋的。

所以艾立森的理論是用來解釋為什么大國之間會發生戰爭。但是這個說法就像你剛才說的，好像是一種“先定論”。其實我們的態度早就已經不一樣了。總書記以前一直說“寬廣的太平洋，足夠容得下中美兩國”，現在說“世界之大，更能容得下中美兩國”。在這次兩國元首的會晤中，總書記更是表示：“中國的發展振興同特朗普總統要實現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是并行不悖的，中美兩國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榮?！?/strong>中美兩國做伙伴、做朋友，這是歷史的啟示，也是現實的需要。

所以，“修昔底德陷阱”體現的是西方的邏輯，而非中華文明的邏輯。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東亞最大的國家。就像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經說過的，整個東南亞那么多國家，跟中國相處那么多年，中國從來沒有把它們變成殖民地。但西方人一來，沒幾年就把整個東南亞（除了少數國家之外）都變成了它的殖民地。所以文明的邏輯不一樣，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當然，一個國家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必須具備相應的外交與內政能力。“修昔底德陷阱”是屬于西方的概念，中國不接受。我們有能力來規避這種“結構性的矛盾”。我們首先不相信它，即使它存在，我們也有能力跳出這個陷阱。

我們有些網友說，中國以后要對美國進行“反攻”等等。這是很無知的說法。中美兩個大國誰也打敗不了誰。從來沒有一個大國是被另外一個大國打敗的。大國如果失敗了，都是自己打敗自己，犯了戰略性的錯誤。蘇聯是自己打敗自己，并不是美國所吹噓的里根打敗了它。所有的歷史都是這樣。對中美關系，我并不悲觀。未來，中美之間的斗爭是會有的，甚至更激烈的斗爭也會有，但會是一個越斗爭越需要談判，進而促成雙邊關系更加緊密的趨勢。

大灣區評論：

您之前提到中國要通過階梯式遞進的方式來重塑中美關系和全球秩序。在未來國際秩序重塑的過程中，中美兩國各自應該承擔怎樣的角色？

鄭永年：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應該”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證的問題。因為中美兩國都有其比較優勢，每個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世界需要更多的國際公共產品，比如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治理等領域。

我以前多次說過，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和產能，都高度集中在中美兩國。如果中美兩國合作，就能推進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到來。從某些方面看，中國可能要考慮扮演二戰以后美國所扮演的角色。當時，在英美之間，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沒有發生。英國作為老牌帝國衰落了，美國就獲取了英國遺留的權力，并在當時的國際秩序重塑中起到了一個主導的作用。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任美國財長懷特跟凱恩斯先生共同設計了戰后的全球經濟秩序。

1944年，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的美國代表（圖源：Getty Images）

盡管好多人不相信，認為中美意識形態不一樣，信仰不一樣等等，但我認為，從經濟利益等各個方面的角度看，現在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個越來越世俗化的世界。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是越來越多的。美國的經濟、技術也還在發展，中國也在發展。我當時就說，中國以前跟其他國家都在發展“戰略伙伴關系”（strategic partnership），我認為中美之間以后就是一個伙伴（partnership）關系，甚至“戰略”兩個字都不用，用“伙伴關系”來概括就足夠了。

| 原創聲明 |

本文版權歸微信訂閱號“大灣區評論”所有，未經允許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轉載、復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內容，侵權必究。公眾號授權事宜請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權事宜請聯系IIA-paper@cuhk.edu.cn。

*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對話整理 | 馮簫凝 楊蕓淞

校對｜伍子堯

排版 | 詹蘊第

初審 | 王炳云

終審 | 馮簫凝

大灣區評論

事實·洞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