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殖民地的孩子，也是臺灣的魯迅

《無言的山丘》

在20世紀的臺灣文壇里，有一位扎根腳下土地寫作，啟發和影響了無數后來人的作家——陳映真。

20世紀的臺灣，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經歷了殖民、光復和分隔的不同社會階段，這種急劇的轉折難免使臺灣社會感到迷茫不知方向。作為臺灣文壇賡續五四傳統的作家和思想家，無論是在殖民還是兩岸分隔的時代，陳映真始終以“我是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寫作，塑造臺灣與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深厚聯系。

陳映真的文字帶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底層關懷，他以“風浪一樣強烈、火把一樣灼熱的語言”記錄下了彼時處于風雨飄搖中的臺灣社會百態，他也被稱為“臺灣的魯迅”，以對社會嬗變的深刻體察及深切的人道主義精神，影響了一代文學青年和知識分子。

《鞭子與提燈》精選了陳映真1960年代的散文、文論，為大陸首次出版。本書由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陳映真研究領域代表性學者趙剛編選，并附有趙剛教授的長篇導讀，系統梳理了陳映真的成長經歷與寫作主旨，可以幫助我們快速把握陳映真文字與思想的精髓。

20世紀文學家、思想家、社會運動家，被稱為“臺灣的魯迅”

永遠以弱者、小者的立場，去凝視人、生活和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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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孩子

文/趙剛

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時，陳映真是鶯歌小學的二年級生。前一年，生養兩家都因戰爭疏散，從竹南搬到不遠的鶯歌鎮——那是一個有著“六十支陶瓷工廠的煙囪”與一家大焦炭廠的工業小鎮。因此，陳映真對故鄉的記憶總是與煙塵、煤灰、運煤的小火車，與被煙灰熏得不辨眉目的工人連在一塊兒。臺灣被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工業小鎮自然也是盟軍的空襲目標，鎮后有一個當地人喚作“后壁山”的小山，是幼童陳映真流連之所，山上有一個“水螺”（防空警報器）。

《稻草人》

陳映真晚年回顧自己的文學養成，說他是“殖民地的孩子”，在鶯鎮還讀了“一個學年的日本書”。一九四五年秋天，“殖民地的孩子”見到了臺灣張燈結彩焚香祭祖迎來了光復，以及齊來的“祖國語文教育”的恢復。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之間，臺灣雖也先后被全中國范圍的腐敗、社經失序、民怨滋起，以及國共內戰的濃云所籠罩，但也終于迎來了兩岸隔絕半世紀之后前所未有的密集交流；很多大陸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來到了臺灣，包括教科書在內的各種出版物也源源流入島內。

誠然，其間也發生了不幸的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但更不幸的或許是它的詮釋被分離主義扭曲壟斷，成為“臺獨”的“理由”。據我看來，幾十年來主流的“二·二八”敘事是建立在四個缺陷上。

首先，絕口不提戰后腐敗顢頇的“中央”在全中國范圍內對敵偽占領區進行的“劫收”與“歧視”所引起的普遍民憤，而單說“臺灣人的悲情”。

其次，不曾借此回顧批判與反省日本殖民對民族認同所造成的傷痛扭曲。陳映真憶及“二·二八事變”，說當時十歲的他，看到“五六個故鄉復員原日本兵，穿著破舊的、并不齊套的皇軍軍服，唱著日本軍歌，在關門閉戶的小街上，踩著軍步，漸行漸遠”。

其三，無視暴力的彌散化，單方面把“臺灣人”說成純粹的、僅有的受害者。少年陳映真當時也見到“在鶯鎮的小火車站前，一個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著長襪和黑布鞋的腳踝，漿著暗紅的血漬”。

其四，夸大了“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包括兩岸知識分子的省內外人民之間的冰對時期。事實上，如藍博洲的寫作例如《臺北戀人》就指出了，事件后不到一年，進步求變的“新民主主義”熱風就跨海而至，驅動省內外知識分子重新展開熱切交流。很多人，尤其是知識青年，逐漸明白美國所支持的那個依恃暴力而非理想的白色政權，在大陸也是不得人心，于是得以從“二·二八”的一時幻滅中走出，找到“紅色祖國”的新認同；風氣所致，當時大陸的進步刊物如《文萃》《觀察》，也都在市面上流通。

《香蕉天堂》

然而，一個朝向更大的理想的兩岸人民的團結，以及在此之下重新認識“二·二八”，在一九五〇年之后，都變為不可能。我們固然不知道小學三年級生陳映真在“大人們噤聲談論著國民黨（二十一師）軍隊橫掃臺北，眼色中充滿了恐懼和憂愁”的當兒，是如何感受理解“二·二八”的，但那充滿各種危機與問題的短暫的“統一”的幾年，可能遠遠不是我們今日對它極度意識形態化與極度簡單化的歷史書寫所能再現的。

例如，在那幾年的“祖國語文教育”中，少年陳映真還是可以讀到魯迅、朱自清，與巴金等人的文章，甚至還觀看過戰后擔任小學校長的父親從魯迅小說《風波》改編的劇——這是多年后陳映真追憶劇中人“七斤嫂”的怪名而知其所以的。少年陳映真是在一個迥異于一九五〇年后兩岸關系全面斷絕、冷戰意識形態嚴密控管的知識與教育氛圍下成長的。他與戰后出生完全在冷戰時期國民黨教育體制下成長的青年，的確是不同的兩個世代。

“殖民地的孩子”在小學二年級之前的日語環境，讓他日后除了大學主修的英語外，也能繼續透過自修，打開另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子。殖民為痛，但掌握了日語卻又對陳映真在白色恐怖下獲得知識信息助益甚大，例如他在臺北市牯嶺街舊書攤如獲至寶搜得的愛德加·思諾的《中國的紅星》，就是日譯本。

日后，大約是一九八〇年代初，陳映真得以在當時絕對前鋒地接觸第三世界文學，尤其是東亞的菲、泰、韓的文學，也是透過日文翻譯。以日文為媒介，陳映真可以知友，也可以知敵。他在一九六〇年代就讀過了在日“臺獨”大佬史明以日語寫成、其后成為“臺獨史觀”張本的《臺灣人四百年史》。

這讓他對日本殖民遺留與“臺獨”的親密關系，產生了同時代他人所沒有的警覺。這讓陳映真在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時，第一時間就精準嗅出始作“臺獨”文論者葉石濤的“臺灣史觀”脫胎自史明。日本從來就不曾真正外在于臺灣——它的前殖民地。陳映真對此早有體悟。

一九六〇年的小說《死者》里所描述的主人公家里墻壁上掛著“一幀抗戰期間的委員長的畫像：精神而且豪華。下面則是一張印著笑著的日本影星若尾文子的日歷”。這樣一種蒙太奇不就是寓意了國民黨與日本的一種尷尬的結合！

臺灣光復，意味土地與人民重歸祖國，但并不意味“殖民”隨光復而云散。我常疑心，對于命名如此敏感的陳映真，為何給頭一篇創作的小說的主人公起了“康雄”這個日本風名字？光憑這個名，我們就有理由說陳映真在他的創作之前就已思考過光復后的殖民問題了。同一年的小說《死者》更是直面殖民對一個家庭所造成的幾乎可說是“一家兩國”的撕裂后果。

《無言的山丘》

“光復”終結了日本官式殖民體制，讓臺灣重歸祖國。雖然這是一有不凡意義的歷史事件，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以及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斗爭的奮斗與犧牲所取得的成果，但對之后的臺灣歷史進程而言，“光復”的歷史意義則又不可過度放大。一九四九年后，兩岸隔絕，臺灣再度與當代中國革命進程斷裂，才出現不久的兩岸交流又告中止。

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反共”體制確立，海峽冰封尤酷于日本殖民時期。在此“隔絕體制”下，國民黨展開了由上而下的土地改革，全面瓦解了左翼社會運動的基礎，同時也意料之外地造成了日后地主階級轉向分離主義的后果。歷史記憶也被權力改造；中國現代史（尤其是一九二〇至四〇年代的歷史）被撕頁、涂改、扭曲、生造，以致面目難辨。與祖國分離的同時，當局快馬加鞭奔向美利堅膝下，從學術思想到面粉牛乳全面美國化；舉例言之，當局的教育與醫療體制的結構、思想甚至語言，就立即從戰前的日本式跳接美國式。“新殖民”與舊殖民幾乎無縫接軌。陳映真的一生，就是在反抗這個幾乎可說是無縫接軌的新舊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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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臺灣

文/陳映真

臺灣與日本

殖民地的歷史，受帝國主義侵辱的民族的歷史，就是這樣自覺地把握了像這類諸事件所連鎖起來的歷史。像這樣的歷史——由于意識上的自覺而與自然的時間之流轉斷絕了的歷史中，在五億、八億、十億人民的中國，不知道還有多少更生動、更慘痛、更難于忘懷的事件。正是這些事件，構成了近代中國的歷史。也正是這些事件，構成近代中國文學的文學主題。

在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日本殖民體制下受害者的心靈和反抗，構成了殖民地抵抗文學的主題。由于復雜的原因，他們的文學，要一直等到七〇年代以后，才重新恢復了它們應有的地位。最近，這些文學經過整理、移譯，結集成書，公之于世。它將是中國在帝國主義下的近代文學的寶貴遺產，成為我們民族永遠的鼓舞、啟示和教育。

但是，如果也要把“皇民文學”當作“受害者的文學”的一部分，加以粉飾，是不能答應的。不錯，記錄了以自己的民族的血液為污濁，以“精神的系圖”為言而欲奮力成為“皇民”的文學，當然是受害者——民族自尊受盡摧折——的文學。

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這種“受害者的文學”，在鼓舞“翼贊”日本南侵的“天業”的一刻，變成了加害者——不僅加害于中國，也加害于南洋人民——的文學。把這樣的文學移譯出來刊載，當作反面的好教材，是可以的。但決不能以它是同為“受害者的文學”，作為存在的價值。否則，我們怎么面對瘐死日本特務獄中的臺灣抵抗運動的志士們？

《香蕉天堂》

今天，我們絕不是想要清算這些“皇民文學”。今天，我們也絕不是要清算——甚至報復——日本在歷史上對中國所犯下的重大罪惡。我們聚集在這里，為的是要告訴全世界：中國人民永遠不要忘記這一個歷史上重大的教訓。今天，日本人以西裝、革履進出于中國臺灣、韓國、菲律賓和泰國，以資本、技術、商品和獨占性的經營，攫取了多于當年日本帝國主義軍閥所欲攫取者更多的物資，摧殘了更多東亞其他民族的經濟和文化，引起東亞各民族普遍的抗議和反抗。今天，我們聚集在這里，正是要告訴這樣的日本人：中國是不可戰勝的，中國人可以恣意加以侮辱的日子，是永遠一去不返了！

日本是東亞各民族中，第一個幸運地走向現代化的國家。不幸的是，當她建設成現代化的國家以后，不但沒有幫助同在東亞的其他比較窮困落后的兄弟民族，反而把眼睛向西看，學會了一身帝國主義把戲，反過來侵侮她的近鄰民族，而遭逢了敗戰的苦果。

然而，敗戰似乎沒有給予日本以足夠的教訓。最近，軍國主義思想不聲不響地編入日本的教科書；最近，二次大戰的甲級戰犯，被日本當局偷偷地迎進國家的神社。日本在朝鮮戰爭和越戰中，不但發了一大筆戰爭財富，也完成了可以迅速轉化為軍事工業的現代工業結構。在美國勢力的退潮中，日本也企圖扮演起世界警察的角色。

對于這樣的日本，應該有充分的警戒。中山先生告訴我們：我們要自己強盛——不是為了要欺負別的民族，而是為了要抵抗強權，扶助弱小。正是這樣，在日本帝國主義正在東亞到處伸手的今天，我們要聯合東亞各兄弟民族，也要聯合批判和反抗日本新的侵略政策的正義的日本人民，抵抗日本在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侵略，保衛和建設自己的經濟和文化，保衛自己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共同為一個充滿正義、和平和自由的亞洲，貢獻出各自的力量。

臺灣與大陸

我想起，在臺灣，大多數的人們絕不以民族的分裂與國土的斷裂為羞恥、痛苦和悲哀。學生們說：我們要學生權，要關心工農，但是不要用“統獨問題”來煩我們。臺灣教會要高舉“鄉土神學”，許多“海外學人”在臺北會集一堂，像討論著與自己民族毫無關系的問題似的，對于“統獨問題”品頭論足。有一些作家說，對不起，我對于中國大陸沒有感情呢。新成立不久的野黨，在連帝國主義者都已廢棄的舊文件堆中找“臺灣地位未定”的依據。

“要怎樣理解臺灣這樣的情況呢？”這樣的迷惑，常常困擾著我。而迷惑之所以迷惑，卻不是因為各式各樣的事大主義和分離主義有什么新論成為思想和知識上的挑戰，恰恰相反，是因為這些臺灣的事大主義和分離主義的邏輯，在知性上過分明顯的貧乏與粗疏，竟能在臺灣的士林、學院和堂廟中，嗡嗡喳喳，議論不休。

《無言的山丘》

要以僅僅是四十年不到的臺灣戰后史的發展，來抹殺、否定和湮泯中國民眾所創造的數千年的歷史；寧可奉承及身可見其衰敗的強權，而以強權的眼光卑視一切中國的事物，卻注定了要和才只不過四十多年前那些唾棄自己的民族，瘋狂地使自己“皇國民化”的士紳、知識分子一樣，在歷史的轉折中灰飛煙滅。我于是看見歷史對于歪曲歷史者的冷峻的報復了。

一個人以平庸的智慧，安靜地看透那只要中才之智就能看破的一時代的愚癡。這又是何其不堪的寂寞呢？

20世紀文學家、思想家、社會運動家，被稱為“臺灣的魯迅”

永遠以弱者、小者的立場，去凝視人、生活和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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