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安史之亂不僅是一場軍事叛亂，更是一次軍隊與財閥深度勾結所引發的系統性崩潰。安祿山在范陽能夠迅速集結十五萬大軍，靠的從來不是朝廷那點微薄且常被拖欠的軍餉，而是他與河北地方財閥之間牢固的利益同盟。
財閥的錢，軍閥的刀
安祿山就任節度使后，第一時間將地方鹽鐵、糧食等經濟命脈牢牢掌控。面對長期受朝廷“租庸調制”壓制的豪強地主與鹽商，他拋出“免三年賦稅，鹽利分半”的誘人條件。這些財閥如同被注入強心劑，不僅將囤積的糧錢源源不斷送入軍營，甚至將自家私兵編入安祿山的精銳部隊“曳落河”。軍隊有了財閥的“無限補給”，裝備遠勝中央——士兵人人配兩匹戰馬、一副明光鎧，而長安的禁軍卻連盔甲都銹跡斑斑。
中央失血，地方失控
更致命的是，這種勾結徹底切斷了中央的財政命脈。河北地區原本貢獻全國三分之一的賦稅，卻在安祿山與財閥的合謀下被完全截留。財閥協助隱匿田產、逃避稅收，安祿山則出動軍隊保護其商鋪免受朝廷稽查。當中央派御史催稅時，竟被武裝士兵與成群鹽商公然逼退。朝廷財政日漸枯竭，連禁軍糧餉都難以保障，又何談制衡地方？
惡性循環，王朝崩壞
安史之亂后，各地藩鎮紛紛效仿這一模式。河朔三鎮的節度使上任便與財閥結盟，承諾“軍權歸我，財權分你”，導致河北地區數十年不向中央納稅，節度使父子相襲，財閥壟斷行業，百姓苦不堪言。唐朝從此元氣大傷，雖表面維持統一，實則已陷入“無財可用、無兵可調”的絕境。
歷史的警示
唐玄宗曾有機會避免這一災難。宰相張九齡早警告過不可讓節度使兼管財政，但玄宗輕信李林甫等人“讓節度使自己管錢，朝廷更省心”的謬論，最終將盛世推向深淵。歷史一再證明：一旦軍隊與財閥形成“你為我供糧，我為你護財”的利益閉環，國家制度必將被架空，再強大的王朝也難逃衰亡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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