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冤死的冤魂洗冤，南京老刑警們眼中的1967年“山西路廣場命案”

1967年8月3日晚上，南京鼓樓區發生一起命案，一名從安徽定遠縣外流到南京的男青年被一群街頭混混指責偷手表，男青年否認，聲稱自己當天剛到南京，結果竟被這幫街頭混混當街毆打，幾番毆打后這幫混混還不解氣，竟然找來繩子將他掛在了山西路廣場郵局門前的涼棚架子上繼續輪番毆打，直到其當場被打死。這群街頭混混在作案后宣稱“這個‘五湖四海’團伙的小偷偷手表，被打死活該”，然后在眾目睽睽之下揚長而去。

今日的南京山西路廣場

一部分圍觀群眾也信以為真，于是紛紛向男青年的尸體吐唾沫，表示“小偷該死”。兩個小時后，南京市公安局鼓樓分局軍管會的軍代表才姍姍來遲，沒有勘查、沒有走訪，就拍了一張照片后就離開了。直到8月4日10時，軍代表才通知分局刑警隊老偵查員孫世德去現場看看，順便把尸體處理掉。

孫世德是一名南京解放初就從警的資深刑警，打心里就看不起那個業務上一竅不通但卻頤指氣使的軍代表，8月3日晚發生的命案，竟然等到8月4日10點才通知刑警隊派人出現場，而且還是跳過時任鼓樓分局刑警隊隊長的蔣實甫，直接指使手下的刑警，簡直是目中無人到了極點。

但孫世德也沒有辦法，因為WG，公檢法被砸爛，大批有經驗的老刑警被打倒或是靠邊站，取而代之的是一只會上綱上線的幫業務上的“小白”，孫世德本人因為出身貧農，家世清白，所以成為當時鼓樓分局為數不多的沒有“靠邊站”的老偵查員。一旦自己因為和這幫ZF派對著干也被靠邊站了，那鼓樓分局刑警隊的老人就不剩幾個了，蔣實甫這個刑警隊長就離“光桿司令”更近一步了，所以孫世德也只能隱忍不發。

孫世德趕到現場，只見死者還掛在郵局門前，被打得遍體鱗傷，面目全非，慘不忍睹，而且因為已經掛了一夜，加上南京當時炎熱的氣溫，尸體已經開始腐敗發臭。孫世德在幾個熱心群眾的幫助下將尸體從涼棚架子上解下來后進行初步的尸表檢查，認定死者是被棍棒之類的器物反復毆打頭部和胸腹部致死的。

60年代身穿66式警服的公安民警

初步走訪沒有得到什么有價值的線索，和報案所說的基本相同，孫世德只好先通知火葬場將尸體拉走。當天下午，孫世德頭戴草帽、腳穿草鞋，裝扮成一個農民再次來到現場聽群眾討論昨晚發生的這起命案。了解到打死人的這群混混是這一帶的“熟臉”，總共有六個人，都住在鼓樓五條巷一帶，領頭的叫王慶生，綽號“小木匠”（因為他爹老王是五條巷有名的木匠）；另五人分別是許建民（綽號“矮球”），許建國（許建民的哥哥）、單管生、曹志虎和徐志強。

根據孫世德的調查結果，鼓樓分局軍管會于8月6日將王慶生收押，但卻一連幾個月都沒有人過問這個案子。直到年底的時候，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為了整頓此時已經極度混亂的南京市的社會治安，要懲治幾個“典型”來殺雞儆猴，于是軍管會才通知時任鼓樓分局刑警隊隊長蔣實甫對王慶生一伙在山西路廣場打死人一案開展偵查。

作為1951年11月從警、從基層刑警一步步干到鼓樓分局刑警隊長的蔣實甫（1994年在鼓樓區政法委專職副書記的位置上退休）趁機以“人手不足”為由要求啟用當時已經“靠邊站”的老刑警潘國儉，破案心切的軍管會表示只要能迅速破案，所請一概照準。于是，蔣實甫組成了由老刑警潘國儉，鼓樓派出所民警蔣金龍、陳泰明再加上他自己組成的專案組，負責偵辦“山西路廣場命案”。

1951年剛參加工作時的蔣實甫

此時距離案發已經過了將近四個月的時間，現場的痕跡早就消失的無影無蹤，只有那個軍代表出現場的時候拍下的唯一一張死者被吊在涼棚架上的照片以及死者的基本情況：20~25歲之間、男性，自述是從安徽定遠縣來南京的農民。然而定遠縣有五十個公社，六十萬人口，3000平方公里的面積，就憑這點信息去查死者的身份、找到死者的家屬，可謂是難如登天。

但是，蔣實甫等四人依然義無反顧地出發了。12月19日，他們每人帶上一輛自行車，從南京站用火車托運到位于滁縣專區嘉山縣紅旗公社境內的三界站，再由此騎自行車前往定遠縣。

到達定遠縣公安局后，蔣實甫出示了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開的介紹信，請求當地公安的協助，然而當定遠縣公安局軍管會的軍代表聽過案情介紹后為難地說：“現在公檢法無報案登記，也無失蹤人員登記，我們這里也很亂，也缺人手，所以無法派人協助，我這里只能為你們轉開介紹信。你們自己去城關派出所以及各個公社進行調查訪問，由他們協助你們吧。”

老照片 身穿66式警服的公安民警

見定遠縣公安局這邊靠不住，蔣實甫只好將四人分成兩組，對全縣的五十個公社進行分片包干，進行拉網式走訪查詢。但這樣的走訪方式費時費力，要查到線索不知要到猴年馬月，因此不管是潘國儉，還是蔣金龍和陳泰明臉色都不好看。

就在這時，蔣實甫靈機一動：我們為何不用“大字報”的方式來介紹案情，發動人民群眾來尋找死者親屬呢？潘國儉等三人聞聽后皆面露喜色，表示此舉可行。于是，眾人分頭去買來筆墨紙張以及漿糊，由蔣實甫在招待所大院里親筆書寫介紹案情的尋人啟事“大字報”。

60年代街頭張貼的大字報

正寫著呢，招待所的一名男服務員出于好奇湊上來看了看內容，知道蔣實甫等四人是從南京來這里查一起命案的，就熱心建議道：“這幾天縣革委會正在召開‘三干’會議（即縣、公社、大隊三級干部會），全縣的干部都在縣里，你們可以到他們開會和住宿的地方貼大字報，他們消息多，可能有人能給你們提供幫助，這樣你寫幾份就行了，不用貼得全縣到處都是，那樣多省事不是？”

一聽有這等好事，蔣實甫興奮地握住那名服務員的手好一陣感謝，然后把自己兜里一包還沒拆封的中華香煙送給了他作為謝禮，然后在寫完幾張“大字報”后，四人分頭到“三干”會的會場、干部住宿的招待所以及城區的主要街道進行張貼，同時在縣革委會同意的情況下在大會會場進行了一次簡短的協查動員，懇請各位與會干部予以協助。

AI合成，觀看大字報

12月20日晚，連江公社連江大隊的一名干部主動找到蔣實甫反映了一個情況：“連江大隊的小李圩生產隊有一個失蹤人員叫“小莊子”，和你們‘大字報’上所說情況基本相符。”

12月21日一早，四人就冒著嚴寒和大雨后泥濘的土路步行15公里（由于道路泥濘，自行車是無法騎了）來到小李圩生產隊，找到“小莊子”的家，走訪了“小莊子”的鄰居，給他們看死者照片，他們都說長得像“小莊子”。最后照片經“小莊子”母親（她是“小莊子”唯一的親人）辨認，老太太一眼就從身材和衣著上認出這就是她的兒子——時年24歲的陳小莊。

“這就是我的兒子小莊子啊！”說罷，她放聲大哭。

陳小莊的母親介紹說：陳小莊半年前隨縣里組織的施工隊去安慶做工，此后就沒有他的消息了。

于是，四人又馬不停蹄地趕往安慶，找到了定遠縣施工隊所在的建筑工地，查實陳小莊在8月1日離開安慶，說是覺得安慶的工錢給得少，他想去南京碰碰運氣找找活干。

這樣，就和陳小莊抵達南京的時間對上了。

在確認了死者后，四人趕回南京向鼓樓分局軍管會匯報結果。在將案情上報給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并獲得批準后，鼓樓分局于1968年1月將許建民、許建國、單管生、曹志虎和徐志強五人抓獲歸案，連同之前已經拘押了四個月的王慶生一起，立即開始審訊工作。六人的心理防線很快相繼崩潰，交待了他們當街毆打他人致死的犯罪事實。

1967年8月3日的夜晚，在山西路廣場游蕩的王慶生對許建民等五人說：“我昨晚在長江路人民大會堂（解放前叫國民大會堂）門前睡覺，一覺醒來，發現手表不見了。”

影視作品中的街頭混混

許建民說：“肯定是‘五湖四海’（當時在南京流竄作案的盜竊團伙）偷的。”

王慶生道：“我們抓個五湖四海來審審。”

不久，六人閑逛到新華書店門前，發現有一名男青年露宿街頭睡得正酣，他就是剛到南京不久的陳小莊。王慶生于是用腳將陳小莊踢醒后厲聲喝問：“你是哪里的？”

一臉懵圈的陳小莊回答：“我是定遠的。”

結果王慶生等人硬說陳小莊是“五湖四海”的人，又逼問“同伙有幾個人？”“藏身在什么地方？”“所盜贓物藏在哪里？”“昨天夜里偷的手表放哪里去了？”

面對這般栽贓，陳小莊自然抵死不認，一再申辯說：“我是定遠來的農民，不是小偷，我沒有偷過手表，我也沒有手表。”

王慶生一伙人不聽陳小莊的辯解，一擁而上對他進行圍毆，幾番毆打后又找來繩子，將陳小莊吊在山西路郵局門前的涼棚架子上，用木棍、竹竿繼續輪番毒打，直至陳小莊被活活打死。

六人承認陳小莊根本不是什么“五湖四海”盜竊團伙的小偷，而是他們為了尋釁滋事，隨便給他扣的“罪名”，換句話說，陳小莊是完全無辜的。

最終，經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審理，王慶生被判處死刑并被槍決，許建民、許建國、單管生、曹志虎和徐志強五人分別獲刑7年至18年有期徒刑不等。

冤死的陳小莊的冤魂在以終于在以蔣實甫為代表的老一代南京刑警的努力下被害五個月后得到告慰，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