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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4日,72歲的胡適在臺北中央研究院主持了第五次院士會議。會議結束后的酒會上,他喝了酒,還發表了講話。值得一提的是,酒會上考古學家李濟的發言與胡適針鋒相對,他還提到胡適發表的演講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和攻擊。后來有人推測,胡適之死,與他猝死前受到李濟刺激有關。
然而,胡適的家人并未追究李濟的責任,因為他們非常清楚:胡適的病已經持續很久。據史料記載,自1961年以來,胡適已經連續三次心臟病發作。他曾因心臟病在醫院治療四十多天,但一直未完全康復。
胡適倒地前,先是拿酒杯的手突然顫動了一下,接著頭部撞到桌角倒地。他倒下時,周圍的人都迅速伸手想要扶住,卻都未能及時。
胡適的“猝死”在旁人看來是遺憾,但在他自己看來,卻是“死得舒坦”。他生前曾與友人談道:“不要把死看得多么嚴重。我在中年時寫得太多,透支了太多精力,精力用完便是死期,就像一盞油燈,油燒盡了,燈也就滅了。但死要死得痛快、舒服。像傅斯年那樣(突發心臟病)一倒下就完了,最痛快。像梅貽琦那樣躺在醫院那么久,太痛苦了。我很羨慕傅斯年那樣的死,如果我將來像梅先生那樣躺在床上,我就自殺,你們千萬不要救我。”這點,他的妻子江冬秀也認同。唯一讓江冬秀遺憾的是,胡適去世時,她和兒子都不在他身邊。
胡適入殮時,江冬秀將胡適在美國的女友韋蓮司的小照放進棺材陪葬。韋蓮司是胡適的初戀女友,他們相識于胡適留學美國期間。本打算結婚的兩人,因胡適不愿違背母命,他毅然拋下女友,回國與江冬秀成婚。胡適結婚后,韋蓮司終身未嫁。
3月1日,胡適的遺體開始接受公眾瞻仰和吊唁。蔣介石雖然常在日記中批評胡適,但胡適去世后,他仍送來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并為墓園題字:“智德兼隆”。
3月2日,胡適的公祭典禮舉行,當天參加公祭的人數多達兩萬多人。胡適的公祭如此隆重,是因為他在思想與文化領域做出了杰出貢獻。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引爆了新文化運動,推動了國內學術與思想的變革,他本人也被譽為“文明的奠基石”。
此外,胡適為人溫潤,一生信奉“寬以待人”,因此家中常有賓客往來。他也樂于助人,哪怕是街邊的小販生了病,他也會盡力幫忙。
公祭、家祭結束后,因胡適與北京大學淵源深厚,胡適的棺木被覆蓋上了北大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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