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推進滅倭軍事行動為何最終失敗了？

至元二年（1265）的一天，高麗人趙彝覲見元世祖忽必烈時進言：“漢唐以來日本通使中國，可擇使者出使日本，令其來朝。” 這番話正中忽必烈渴望萬國來朝的雄心。自從其祖父成吉思汗的鐵騎橫掃歐亞大陸，如何在文治武功上超越先祖，成為忽必烈心頭揮之不去的執(zhí)念。

忽必烈

次年八月，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等高級官員攜國書出使日本，因高麗護送官擔憂海路艱險，最終未能入境。兩年后，元朝使節(jié)雖成功抵達日本，卻被鐮倉幕府扣留數(shù)月，最終無功而返。忽必烈藩邸舊臣、負責高麗事務的趙良弼見狀主動請纓，忽必烈念其年老力衰起初不許，終在其執(zhí)意請求下應允，還特撥三千士兵隨行護衛(wèi)。趙良弼卻堅辭不受，僅率二十四人前往。抵達日本后，他不僅未能面見天皇，更被軟禁于荒島之上，直至至元十年才得以歸國。
歸國后，忽必烈多次就征日事宜征詢趙良弼意見，后者力陳不可：“臣居日本歲余，睹其民俗，悍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 深諳戰(zhàn)爭之道的忽必烈卻對此置若罔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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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一年三月，忽必烈正式下令征日，出動一萬五千兵力、九百艘戰(zhàn)船東征。這場被日本史稱為 “文永之役” 的征伐，因元軍缺乏海戰(zhàn)經(jīng)驗、指揮協(xié)調(diào)失當且補給匱乏，在取得初步進展后便被迫撤退。《元史》記載，此次出征實為試探性進攻，彼時元朝主力正集中攻打南宋，無力全力東向。
至元十七年，忽必烈得知五年前派遣的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者竟被日本斬首于鐮倉龍口，勃然大怒。此前鐮倉幕府已將周福等后續(xù)使者處死，兩次斬殺使節(jié)的行為徹底點燃戰(zhàn)端。同年三月，忽必烈部署大規(guī)模征日計劃，命忻都、洪茶丘率四萬北路軍，范文虎等率十萬江南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出征前，忽必烈特意告誡范文虎：“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
七月，兩路大軍先后抵達日本鷹島、平戶島一帶，卻在進攻太宰府的策略上陷入激烈爭執(zhí)。日本方面早已嚴陣以待，在博多灣修建了高寬各三米、長二十公里的石墻防御工事，元軍騎兵優(yōu)勢無從發(fā)揮。由于將帥失和，元軍在海島 “逗留不進” 一月之久，錯失戰(zhàn)機。八月一日夜間，颶風突襲，高麗所造戰(zhàn)船因 “魚鱗式” 拼接工藝簡陋，遇風浪即散，如同落葉般傾覆海中。唯有張禧部事先在平戶島筑壘，戰(zhàn)船間隔五十步停泊，才得以保全部分船只。
災后，參政張禧力勸范文虎：“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曷不乘其無回顧心，因糧于敵，以進戰(zhàn)。” 范文虎卻執(zhí)意撤退：“回朝問罪，也都是我承擔罪過。” 他率殘余船只遁逃，將十萬余士兵遺棄荒島。日軍隨即發(fā)起猛攻，蒙古人、高麗人盡數(shù)被殺，江南新附軍則被擄為奴。據(jù)《元史》記載，此次 “弘安之役”，被遺棄的十余萬元軍最終僅三人逃回，日本史料則稱元軍損失率高達 69% 至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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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慘敗成為忽必烈一生最慘痛的軍事記憶。盡管他后來計劃第三次征日，卻因群臣強烈反對而擱置。至元二十一年，忽必烈試圖借佛教通好，派江西行省參政王積翁攜僧人出使日本，不料王積翁被不愿遠行的隨從殺害。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終于下詔：“日本孤遠島嶼，重困民力，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徹底終止了征日計劃。
后人多將敗因歸咎于 “神風”，實則明代宋濂早有評斷，元軍慘敗根源在于 “議事不相下” 的將帥失和。若元軍能同心協(xié)力，趁日軍防御未固發(fā)起突襲，未必不能取勝。忽必烈戰(zhàn)前的擔憂終成現(xiàn)實，內(nèi)部紛爭導致的戰(zhàn)機延誤，讓颶風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終釀成這場千古遺憾。范文虎等將領因棄軍獲罪，張禧則因力戰(zhàn)免責，而忽必烈不得不將戰(zhàn)略重心轉(zhuǎn)向東南亞，錯失了征服日本的歷史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