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捕手｜《吳敬璉集》：回顧與反思

此次由東方出版中心策劃出版的《吳敬璉集》第一批6種著作，即《論競爭性市場體制》《通向市場經濟之路》《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中國增長模式抉擇》《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國經濟改革進程》，能夠順利與讀者見面，若沒有出版人的辛勤勞動，這一工程是很難實現的。在此，我首先要向他們表達衷心的感謝。

《吳敬璉集》第一批6種著作

這六種書，大體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是對改革初期關于改革目標模式和改革戰略選擇的回顧與反思，分別是1988年寫作、1991年12月出版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和1992年8月出版的《通向市場經濟之路》；第二類主要是探討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兩個重大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和增長模式抉擇，分別是1993年12月首次出版、1994年12月修訂后再版的《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和2005年首次出版、后又多次增訂的《中國增長模式抉擇》；第三類主要是對前40年改革歷程的回顧與反思，分別是1999年出版后又多次增訂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和2018年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所寫、2023年又進行了增訂的《中國經濟改革進程》。

中國40年改革中的諸多歷史事件已經逐漸遠去，重新出版關于這些歷史事件的描述與分析的著作，是否對當前的問題研究有幫助呢？早在2011年中信出版集團計劃將我的三本舊作合編成《中國改革三部曲》文集的時候，我就曾思考過這一問題。當時得出的結論是，這些舊作所闡述的具體事件雖已過去，但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意義是從當下的人們的視角去發掘和賦予的。如今改革的成就與問題，也都并非當前突然出現，而是多年演變留下的歷史積淀，不了解歷史便難以理解和把握當下。就像常被認為是馬克·吐溫的名言所表達的，歷史不會原樣重復，但它們經常會押著同樣的韻腳。歷史的表象往往因環境和人的思想的變化而各不相同，但表象背后的本質屬性與它反映的社會發展規律卻是具有常住性的。所以，了解過去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具體現象的表面認知上，而要從事物的本質與發展規律進行分析，這樣才能得出有益的結論。

這種對歷史與現實關系的認識，與我個人的經歷密不可分。1930年，我在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家庭里出生。不幸的是，我剛滿一歲，父親就因肺結核去世。在出身于有幾代民族資產階級傳統的家庭的母親的哺育下，我從少年時代就開始接觸“怎樣才能振興中國”這個好幾代中國人魂牽夢縈的問題。那時，我的理想是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以為依靠現代科學與技術就能夠發展起現代工業，抵御洋人的堅船利炮和貨物傾銷，建設富強的中國。至于要依靠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來實現這種理想，我卻幾乎完全沒有思考過，以為沿著先人們的足跡，在當時的制度下發展現代產業，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特別是在1945年下半年國共兩黨在談判中達成和平建國的“雙十協定”和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根據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之后，我更加相信這條道路走得通。

在我即將跨進成年人門檻的時候，這一切卻急劇地改變了。1946年2月，我在重慶目睹了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政協成果的暴行，這使我強烈感到，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想要通過和平手段實現中國的振興，是不可能做到的。這樣，我逐漸由一個只關心“數、理、化、生”的中學生，變成了積極參與愛國民主運動的“前進分子”。經過療養肺結核病期間幾年的閱讀和思索，我對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闡明的革命道理完全心悅誠服，認為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舊政權，建立新中國，中國才有振興的希望。經過三年準備和十年建設，等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進一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理想社會，成為我堅信不疑的道路。

雖然當時自以為已經成為一個追隨共產黨的革命青年了，其實我對于社會主義和它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知之甚少，不僅缺乏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更談不上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綱領的真正領會。盡管我讀過一些闡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著作，西方文學作品揭露的“維多利亞時代”勞動階級的悲慘生活也曾在我心中引起震撼，但總覺得那畢竟是在遙遠的西方國度發生的事情，對我們具有現實意義的還是實現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奪取政權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那時的我，就像我在1957年以后的多次政治運動中檢討過的，充其量只是一個“民主革命派”，或者叫作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同路人”。由于既缺乏良好的理論素養，又沒有經受過實際斗爭的鍛煉，我的思想在往后的歷史風浪的沖擊下就顯得忽左忽右，缺少定力。

我就是在這種思想狀態下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懷著參加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巨大熱情，我在1950年春季進入金陵大學學習經濟學。不過正規的經濟學學習只進行了不到一年，我就投入到從抗美援朝開始的一連串政治運動，成了運動積極分子，并在1952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院系調整，金陵大學經濟系并入復旦大學經濟系。在四年（1950—1954年）大學期間，我主要學習的是當時剛剛由中國人民大學的蘇聯專家傳授給中國教員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它在各個部門的應用——財政學、貨幣與銀行、工業經濟學等等。按照當時大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觀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已經窮盡了有關市場經濟的真理；而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中葉以后，就再沒有科學性可言了。列寧，特別是斯大林“在空地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囊括了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切主要規律。因此，“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只要遵循這一系列“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也就掌握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真諦，它將指引中國迅速走向繁榮富強。

現在回想起來自己也感到相當奇特的是：使我對這些理論觀點深信不疑的，并不是有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各種事實材料（對這類材料，我和我的老師們都掌握得不多），而是對“走俄國人的路”這一歷史結論的信念。這種信念又因我國20世紀50年代上半期在“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而得到加強。既然共產黨的最低綱領的實施已使我們百孔千瘡、災禍縱橫的祖國起死回生，當我們實現了黨的最高綱領——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還有什么人間奇跡不能被我們創造出來呢？

1954年，我從復旦大學畢業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剛參加工作不久，就趕上了學習和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及實現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社會主義高潮”。在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歡欣鼓舞之后，迎來的卻不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描畫的光昌流麗的圖景，而是經濟增長疲軟、服務質量普遍下降的亂象。加之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揭露的事實，打破了我們對斯大林神話般的迷信。在經濟研究所擔任高級顧問的蘇聯財政專家畢爾曼也向我們證實，蘇聯的經濟管理體制存在嚴重缺失。當聽到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講話集中批評蘇聯體制下權力和利益過分集中的弊病的黨內傳達時，我衷心地認為，他以自己敏銳的眼光洞察了事情的底蘊，也指出了改正的方向。根據《論十大關系》講話精神，國務院在1956年5—8月召開“全國體制會議”并制定了《國務院關于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由此開始了中國的第一次經濟體制改革。1956年，我滿懷熱情地參加了這次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調研工作，奉派參加對機械工業、輕工業、紡織工業和冶金工業企業的調查和對財稅體制改革方案的研討，從此開始了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問題的研究。

從195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經濟體制是在兩種對立的指導思想的支配下演進的：一種是在保持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和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的前提下，擴大地方政府和生產單位的自主權，加強“對價值規律的自覺運用”，以便為命令經濟注入某些活力；另一種是不斷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加強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管控，以便動員群眾去實現國家的目標。這兩種思路交替使用，而我自己則在兩種思路之間搖擺。在1956年從蘇聯模式“解凍”和重新思考中國國家工業化道路的浪潮中，我曾經熱衷于按照第一種思路設想一種能夠讓價值規律發揮更大作用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但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反右派運動和批判修正主義的浪潮使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不能繼續下去了。加上我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我自己被定成“中右”，我只有懷著力求滌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革命派”“原罪”的心情，努力去跟上愈來愈“左”的時代潮流。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在1960—1964年期間寫了好幾篇所謂“符合社會主義政治方向”的論文，其實只不過是用尋章摘句、注經解經的方法來為“最高指示”作多少帶有“理論色彩”的說明。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徹底中斷了經濟研究所的工作。然而，我在晦暗時期的干?！芭Ｅ铩敝?，竟與顧準這位比我有更長的“革命”經歷，也比我更早地對“左”的路線的實質有深刻認識的思想家結成了忘年之交，這使我獲得了一個特別的思考的機會。我們冷眼觀察當時的瘋狂表演，以世界歷史的發展為背景，對近代中國人走過的道路，特別是新中國成立20年的經歷進行了認真的思索。通過這種反思，我對“四人幫”宣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社會實質和政治經濟后果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若沿著他們鼓吹的路子走下去，勢必走上“封建社會主義”之類的邪路。

在1977—1978年間我參加了經濟學界批判“四人幫”的活動，在于光遠等師長的教導和幫助下，我開始在批判極左路線的基礎上對所有制關系、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企業經營機制、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等問題上做進一步的探索，尋求改善我國經濟體制的道路。1978年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但是，由于多年閉關鎖國和文化禁錮，1978—1980年間關于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討論，以今日的眼光看，無異是在黑暗中摸索，這就使得這些研究缺乏系統性，也沒有形成整體性的分析框架。直到1980年年初和1981年春波蘭市場社會主義學派的傳人布魯斯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 年經濟改革的主要領導人錫克先后來華講學，我才意識到，我們從蘇聯人那里習得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理論范式到具體結論都存在很大的毛病，需要按照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進行更新。

布魯斯和錫克的講學不但大大增進了我對東歐改革先行國家理論創新和改革進程的了解，而且獲得了更具普遍意義的兩個重要啟發：第一，他們闡明了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聯系的經濟關系組成的整體，每種體制都有自己邏輯一貫的運行規則。既然經濟體制改革是由一種經濟系統到另一種經濟系統的躍遷，那么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于實現這種變革，還會引起經濟運行的混亂。這也促使我把研究重點轉向不同經濟體制的比較和不同發展戰略的比較。第二，他們不但嫻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具，而且運用了不少現代經濟學的新的分析手段，使長期閉塞的國內經濟學家耳目一新。這使我產生了出國訪學的愿望。

對于我來說，更加具有基礎性質的學術思想提升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1983—1984年我到美國耶魯大學做了三個學期的客座研究員。在耶魯，我一邊在社會政策研究所做“比較經濟體制”研究，一邊從“經濟學101”的經濟學原理課程學起，對現代經濟學進行系統性的補課。通過重新學習經濟學，我品嘗到了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解答經濟問題的愉悅。尤其重要的是，通過這一學習，我對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律有了較之前清晰得多的認識。在這以前，我雖然和大多數贊同市場取向改革的同行一樣，認同亞當·斯密用隱喻方式表達的觀念，即在市場經濟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能夠引導只考慮自身利益的商品生產者去追求并不是出自本心的增進社會財富的目標，但是我們對于這只手的實際內容和運行機制卻又不甚了了。這就使我們很容易接受所謂“市場社會主義”的改革主張，也就是在保持計劃經濟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擴大企業自主權，同時有條件地發揮政府管控下的市場對企業決策的影響。而由于這種認知缺失在當時的經濟學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這對我國經濟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都造成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就我個人而言，通過微觀經濟學的學習，我認識到市場決定價格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的關鍵。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價格反映了各種資源的相對稀缺程度，因而基于市場價格的交換活動能夠引導資源流向效益最高的地方，從而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趨向于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在理論認識提高之后，我對現實問題提出的意見也就有了更扎實一些的基礎。

1984年年底，在參加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前期理論準備工作和中央財經小組為上海制定發展戰略的調研工作所取得的成績的鼓舞下，我加入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前身之一），從此開始了令人興奮而緊張的政府咨詢工作。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分析經濟和社會發展形勢，研究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戰略選擇和方案設計等方面。其間，我參加了1986年國務院領導提出的“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方案設計工作，并擔任“方案辦”的領導成員。在“方案辦”的領導班子中，我與思路相近的周小川、樓繼偉等成為與“企業改革主線論”主張不同的“整體改革論”的主要代表。90年代初期，我和一批有志于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的經濟學家一起，系統總結了前期改革的經驗，深入地研究了與進一步改革有關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我們課題組的研究成果為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和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制定全面改革的方案提供了經濟學的支持。我在80年代中期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走市場經濟的改革之路的思想。這些思想充分體現在這一時期的研究工作和改革方案設計之中，也集中反映在《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和《通向市場經濟之路》這兩本書中。對于這兩本書所覆蓋的基本問題——應該選擇何種改革目標模式和改革戰略，曾經有多到讓人眼花繚亂的不同方案被提出。但是，正如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精準指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處理好這一關系的關鍵就在于確定是政府還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如果堅持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那就意味著實際選擇的是政府管控社會經濟的統制經濟模式；如果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那也就意味著選擇的是市場經濟模式。兩條路徑涇渭分明，前景也完全不同。因此，從本質上看，不同改革方案之間的爭論與博弈不外乎這兩種改革路線或者兩種制度模式之爭。而要真正弄清楚不同方案的優劣，必須以經濟學原理為依據展開討論，而不能根據意識形態的分野去判定是非。以《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為例，書中用一章闡述了為何要選擇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目標，之后用三章分別討論了1985年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確定的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需要主要抓好的互相聯系的三個方面（也被中央領導稱為“七五三條”）——建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以及以間接調節為主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之所以必須通過這三項改革才能建立起有效運轉的市場體系，是因為在競爭性的市場經濟中，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價格反映了各種資源的相對稀缺程度，因而基于市場價格的交換活動能夠引導資源流向效益最高的地方，從而實現資源配置趨向于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同時給企業帶來動力與壓力，實現企業的優勝劣汰。

與此同時，我的思想主張時常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是反對市場經濟的人們，他們堅持認為，計劃經濟才是中國走向富強的必經之路；另一方面是改革陣營的某些朋友，他們對我的責難是“理想主義”“急于求成”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對過去的經歷進行反思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吸取自己以前由于“唯上”“唯書”竟至違背科學良知的教訓。如果發現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自然要從善如流，知錯即改；如果還沒有證明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也不因“上”面講過或“書”上講過或者某種流行觀點的壓力而輕易改變。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改革時期。當時大部分生產資料價格已經在宏觀經濟緊縮的條件下自然而然地放開的情況下，營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增強市場微觀主體就成為改革工作的重點，需要研究的新問題層出不窮。我開始更加深入地研究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革、現代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建設、新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中小企業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等問題。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也波及中國。如何為國企解困，特別是如何保障數千萬國企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當時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意見是，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用急藥、用猛藥”，靠財政金融當局大量“放水”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這種凱恩斯主義式的政策只是一種短期有效的救急措施，發揮民間創業的積極性才是長久之計。事實上，我從90年代初期起，就注意到了東南沿海地區的浙江等地興起的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對地方經濟繁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問題在于：一方面，這些地區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有望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的主要途徑乃至解決“三農”問題的鑰匙；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的成長環境和自身的經營又亟待改善。政府大力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途。我為制定和實施“扶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大戰略”奔走鼓呼并在90年代后期取得一定的成效，為克服經濟困難添加了一份不小的助力。

由于市場化改革一度推進緩慢和法治不興，某些有權力背景的人得以利用物資分配和價格決定的“雙軌制”，用市場價格倒賣他們用低價獲得的商品，攫取駭人聽聞的巨額財富。面對愈演愈烈的“官倒”橫行的腐敗現象，由我和趙人偉、榮敬本兩位研究員主持的《社會經濟體制比較》雜志引進了“尋租”這個新的政治經濟學概念，發動了一場以剖析腐敗現象的制度根源、動員社會力量剔除腐敗行為體制基礎的大討論。對于“尋租”問題的深入研究使我的思想超出了經濟問題的范圍。在1998年10月與經濟學家汪丁丁的對話中，我提出要避免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從經濟的角度講，就是要發展獨立的民間經濟和民間力量；從政治方面講，就是要確立游戲規則，實行法治”。接著，受到錢穎一教授2000年1月《市場與法治》講演的啟發，我們正式提出“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的綱領性口號。2001年我受邀參加中共中央組織的知名學者北戴河休假，與同樣受邀參加這次活動的法學泰斗江平教授一見如故，由于都懷著經濟學家和法學家聯手共同推進現代國家建設的愿景，我們作為聯席主席成立了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后來遷到北京并改名為洪范法律與經濟研究所），與眾多學者共同努力為建設法治中國作出自己的貢獻。

我除了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從事咨詢研究工作，也涉足其他的領域。比如，我在國家信息化專家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并積極參加了上海市委為半導體攻關戰役做準備的調研工作。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擔任博士研究生導師，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擔任終身榮譽教授。21世紀初國有企業公司化改革時期，我還兼任過幾家境內外上市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這些經歷給了我更深入地感知資本市場運作和大公司運營的機會，磨煉了我對于經濟現象的敏感，使我能夠把自己在各個領域的研究連貫打通。

回首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余年，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努力恪守經濟學人的職責，堅持我認為利國利民的主張。然而，我還是有許多的遺憾。我這一代人由于被卷入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有一大半的時間都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來斗去，從而耽誤了太多讀書做學問的時間。雖然我從事經濟學工作有七十余年，但是真正的學術生涯卻是從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才開始的。因此，不敢稍有懈怠。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績斐然，但也并非一路凱歌行進，有時遭遇風霜雨雪，有時曲折迂回。哪怕在今天，基本的方向應該是明確的，但我們仍然會碰到許多疑難的問題，這些疑難問題的解決，一方面要學習新的東西，用新的技術、武器去解答這些問題；另一方面，就是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從中找到力量往前走。我作為一名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工作的學者，便不可避免地要在激烈的理論爭論和各種利益沖突中艱難前行。我的思想在這四十多年中有許多發展變化，在從舊時形成的種種觀念出發逐步趨近符合于實際的認識的過程中，舊思想的影響是逐步消除的，前后的提法和論述也常常有所不同。有些時候確實是走了彎路，但也引發了我的重新思考。

大約在三年前，資深出版人郭銀星女士最先提出了將這些學術成果整理出版的動議并做了很多前期準備工作。經過各方努力，特別是在以陳義望先生為首的東方出版中心編輯團隊的積極推動下，這項工作得以在今年年初正式啟動。這套文集主要收錄了本人的著作和文章，著作獨立成卷，文章按照寫作時間順序編排并分卷。為了保存歷史原貌，本次出版除對原稿的文字錯訛做了修正，對注釋、索引、參考文獻等按照規范化的格式進行完善外，基本論點和行文均未做改動。這雖然可能讓讀者產生作者觀點前后不一的疑問，但也能讓讀者清晰看到作者的心路歷程與思想演變軌跡，這或許能給有心的讀者帶來一些啟發。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的歷史正在逐漸遠去，但是那些歷史波動和曲折所提供的經驗教訓還是可能為勠力同心建設美好中國和世界的人們提供參考的。這，或許就是這套文集出版的最終意義。

吳敬璉

排版 | XG

審核 | 林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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