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玉蘭回憶錄(四)東北解放初期的農會斗爭、劃分成份和全民掃盲

佟玉蘭是遼寧省錦州北鎮人，新中國首位女村長，曾獲“全國勞動模范”“支前模范”“除奸模范”等稱號。她曾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建國10周年大慶，周總理親自為她講過課，兩次受到過毛主席的親切接見……以下為其回憶錄第四部分。

(一)

我回到紅石砬子婆家，正趕上屯里來了幫助農民翻身的工作隊，組織農民建立農會，開展對敵斗爭。

紅石屯是個政治情況復雜，階級斗爭較尖銳的山區。偽滿時，每年三月初從錦州警察署派來兩名警察和兩個日本人，來到這里伙同當地的地主豪紳和官吏走狗鎮壓百姓，怕農民起來造反。這兩名警察沒人知道叫啥名字，群眾把他們稱為“郭魔”、“陳魔”，兩個日本人，一個叫“松本”，個叫“洋豬”。

這幾個人豢養一幫走狗，充當他們的打手，白天出沒在各個村屯。進屯就要好吃好喝，沒有就打人，誰不服就說誰是通匪可疑分子，捆打一頓，然后送進班房。

有一次，金屯各戶齊錢給這幫人買一車大米、白面、魚、肉、蛋和各種蔬菜等物品，送到警察住的大門口，日本人問咋才送來？走狗們一看“主子”生氣了，就連喊帶罵的把一車東西全推到糞坑里，招來一幫野狗吃光了。

那個時候，農民生活太困難了，不少人家是找借無門，靠扛活做月，上山打柴采藥材換錢度日，哪有余錢滿足他們肥吃肥喝，亂糟蹋。這幫人有時到各屯，群眾把他們叫“刮地窮”，他們一進屯，沒好事，抓壯丁，派勞工，無惡不作。

我親眼看見日本鬼子欺壓中國老百姓太狠了，春天強迫農民種棉花，秋天挨家逐戶要出荷糧棉，誰家交不足，就讓誰家的兩個人互相打嘴巴子，你不打，這幫家伙就往死里打你，看互相打起來了，他們就在一旁取笑。最后還要把棉被搶走。誰家的姑娘、媳婦被他們看著，也要被抓走。

群眾背地里編成順口溜：“不怕賊偷、火燒，就怕警察走一遭”。農村地主老財，地痞流氓也為虎作倀，土匪也時有出沒，為非作歹，把山村弄的烏煙瘴氣，人人膽戰心驚的過日子。

這樣的苦日子總算熬到頭了。村里開始組織農會，我帶頭參加。農會的全稱是農民翻身委員會，它是領導農民鬧革命的群眾性的基層組織，也是沒建村之前的政權組織。參加人員以貧下中農為主，吸收擁護革命的中農和農村手工業者。入會要經過貧下中農大會認定，否則，不允許參加。

在沒有劃定階級成份之前優先吸收無房、無地、靠扛活做月為生特別貧困的農民入會。然后吸收只有少量土地和房屋，也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又很貧窮的農民入會。對那些有房有地，但不剝削別人的自給自足戶，視其對共產黨主張的表現，由貧下中農大會決定能否人會。

這樣，徹底地打擊了地主和反動勢力，孤立了富農階級。農會具有很大的權威性，入不了農會的人心急如火，積極表現自己進步，爭取入會。因此，當時能參加農會組織的農民是揚眉吐氣。

農會設主任一人，組織委員一人，文書一人，民兵正、副連長各一人，各屯設正、副排長各一人，婦女設斗爭組長一人，還有兒童團長一人。我被選為婦女斗爭組長。農會的主要任務

是組織農民鬧翻身，清算地主、富農，劃階級成份，分房、分地、分地富的財產，可以說，當時是一切權力歸農會。農會下設民兵連，吸收貧下中農的男年滿18到50歲，女滿16到45

歲的為民兵。此外，還有婦女會和兒童團。民兵平時監視壞人活動，維護村中治安，戰時出戰勤。

婦女會做支援前線的工作，如碾米、磨面，做軍鞋；戰時護理傷病員等事宜。12到16歲參加兒童團，主要負責站崗放哨，檢查路條。防止壞人逃跑，也防止外來的壞人搞破壞。

有一次屯頭來個騎馬的，被站崗的參加農會干革命兒童團截住，檢查路條。那人說沒路條，兒童團小將急了，說沒路條跟我走，于是把馬拉過來，就把那人送到了縣政府（當時縣政府設在北四方臺)。一進縣政府大門，政委肖崗迎了出來。兒童團小將報告：“抓個沒路條的人交你處理。”肖崗連連稱贊說：“好，好，一定處理，這個人他是插翅難飛。”

后來聽肖政委介紹，原來這個騎馬的人是專門到各屯檢查兒童團站崗放哨的。人們明白后哈哈大笑。政委肖崗說：“兒童團的工作干的好，真是有志不在年高。”

農會為了進一步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紅石屯，首先斗爭一戶地主，他家有連片良田、果園，雇幾個長短工。他算計窮人，剝削窮人，勾結官吏欺壓窮人，騎在窮人頭上作威作福，真是其壞無比。以前窮人敢怒不敢言，這次共產黨為窮人作主開始向他清算了，斗爭地主的大會開的非常隆重，屯里屯外的有幾百人參加。

大會開始公布他的罪惡事實，然后受苦人揭發控訴。他家有上百畝良田、果園，山荒地，看著本屯人餓死，也不租本屯人；土匪搶走他的錢，可他強迫窮人給他補錢，連小孩的壓歲錢都叫他收走了。劉春發給他當長工，天天被人看著，怕他偷東西，給他家做工的人都被他剝削苦了。

斗爭大會還揭發他勾結日本人、警察逼群眾出荷糧棉、物品，派勞工、抓壯丁、欺壓無辜百姓……等罪惡事實，這個地主在群眾面前認罪低頭了。真是勞動人民抬頭之日，正是敵人滅亡之時。窮人們揚眉吐氣，表現了當家作主的神態。其他屯也都開了斗爭地主、警察、走狗、地痞流氓大會。人們喊著：“把壞人統統打倒,讓他們永世不得抬頭！”“窮哥們團結起來，推翻舊社會，建設新中國！”激昂的口號聲振蕩著整個山村，顯示著窮苦勞動農民抬頭的日子到了。

(二)

1949年秋收后，按區政府布置，李屯村開展了掃盲工作，就是讓農民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翻身解放，而且在文化上也要打個翻身仗。這個工作難度很大。要求青壯年男女在農閑時都得上掃盲學習班，經過學文化摘掉文盲帽子，達到會記往來賬，會寫信，能看明白報紙上的文章。達到這個標準就算畢業，縣政府發給畢業證書。李屯村有紅石、廟廣溝、劉家、李屯四個大自然屯。

全村人大部分散住在九溝十八岔的山坳里。解放前，不論那個朝代都沒人來關心山溝里的窮孩子讀書的事，更談不上辦學校了。有錢家的孩子走出山溝到有學校的大屯或進城住宿念書，窮孩子吃飽飯都難，那舍出工外出讀書呢，所以山溝里的勞動人民絕大多數是目不識丁的“白眼瞎”。時有被文化人愚弄的事情發生。這次政府提出辦掃盲班，讓勞動人民在文化上翻身，村民都積極響應，每個自然屯都辦起了“掃盲班”，利用晚間學習文化，學習技術，所以也就稱為夜校。

全村掃盲工作，村干部分工由我負責。為了把這項工作扎扎實實做好，讓山里人擺脫不識字的苦衷，我天天到各屯檢查發動，幫助解決掃盲班的實際問題。一天我和婦女會的宋大姐到劉家屯檢查掃盲工作，碰見民兵排長張云路，他和我說：“佟主任你來的正好，我有事向你匯報”。我說啥事這么急，他說：“政府要求新年前把各戶發的地照寫好，可我們屯沒人會寫字，經與屯代表商量就把紅石一個富農分子雇來。這個人每天要吃三頓飯，要好吃的，好酒，好煙抽，一天還給七萬元工開展掃盲工作錢（換新幣后為七元）星期天休息。這些要求答應了，誰叫咱不識字呢！可快一個月了才寫幾張。民兵范九印說他光吃喝抽不干活，你聽這家伙說啥，他指著范九印劃著手心說：“你翻身分了我家土地、菜園和房屋，可我的文化你分不去，你們窮小子翻了身照樣當‘白眼瞎’，還得用我寫，我愿寫點就寫點，不愿寫就呆著，氣的話你來寫呀！”我聽了這些話很生氣。屯代表董希發匯報的情況和張云路說的一樣。

他還說：“這個人光吃不干活，吃飽喝足了躺下睡大覺，快一個月了，年前不但寫不完，吃喝也供不起了，群眾都反映，剛翻身底子薄日子仍緊巴巴的，梨果賣點錢還得給他實吃喝，眼看臘月初一快過年了，咋窮也得給孩子做件新衣服買點過年貨呀，他總這么泡不干活誰受得了！就是我家孩子還沒穿上棉襖，大人穿著露棉花套的開花棉襖呢！這樣下去可真不行，群眾意見很大”。

我說：“不用他寫了，今晚我不回去，晚上開群眾骨干會想辦法，相信群眾會有辦法解決的。”

我到小學校看看剛調來的龐學文老師，見到龐老師說：“你辛苦了。這個地方是窮山溝，歷史上沒有學校。解放了，共產黨關心這里孩子們的學習才辦起這座學校。你一個人白天教孩子，晚上還去掃盲班教農民識字，我代表政府謝謝你了”。

龐老師說：“為山區人民的教育事業累些沒啥”。我說：“龐老師我與你商量件事”。我就把劉家電寫地照的事說了一遍。然后我說：“有個想法你看行不行，你把地照樣劃在黑板上，按地照的格式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字，我組織人員學，邊學邊寫照樣把地照寫好，你看行不？”

龐老師思索一會，笑了，她說：“能行，我一定把字教會”。一司屯代表董希發來了，我說：“劉家屯地照不叫這個富農分子寫了，把工錢算清讓他滾蛋。”他說：“劉家屯沒人會寫咋辦？”我說：“開群眾會想辦法。”群眾來齊了，我把雇人寫地照的情況向群眾一說，把大伙氣壞了，異口同音地說不用他寫。我說：“我們窮人應長志氣，今天是新社會了，政治上有地位，經濟生活上有保障，在文化上必須摘掉文盲帽子，再來個文化大翻身，這才是真正的翻身解放呢”。這話說在群眾心里去了，大家說，佟主任你說咋辦吧？

我說：“咱屯有夜校，就請龐老師把地照的格式劃在黑板上，按著格式需要學字，學會字就往地照格里填，誰敢報名承擔這個任務？”當場就有李洪山，范九印，常寶庫，張云路等人報名并表示堅決完成任務。從報名中選出了五名同志，由張云路當組長。龐老師說：“你們一人一天學會寫五個字。就能按期完成寫地照的任務。”這幾個人信心大，學習勁頭足，邊學邊寫，這件事就這樣解決了。

第二天早七點鐘，群眾在學校開斗爭富農分子會，屯代表主持會議，群眾當場指著富農分子間：你來一個多月了，好東西叫你吃了若干，你寫幾張地照，你安的什么心？

張云路揭發說：“有一次我路過窗前，從窗眼往里一看，你手拿煙卷撬著腿躺在炕上哼哼小曲呢！”大家說：還想像過去那樣剝削我們，你是白日作夢。我們窮人翻身站起來了，沒有你富農分子我們會照樣把地照寫好，按時完成任務。批得富農分子低頭認錯，彎著腰低著頭灰溜溜的被群眾給趕走了。成奇當劉家屯把寫完的地照送到村政府時，村長一看就炸了，問屯代表董希發：“你們怎么寫的，字體不齊，又不規整，五花八門”。我在一旁說：你別批評他了。”接著我就把劉家屯寫地照的情況，特別是請富農分子給寫地照前后說了一遍，在開展掃盲工作村政府的人都說劉家屯人有志氣做的好，做的對，寫的也對。

縣里派來的工作組長王福才聽后說：“寫地照還有這么大的斗爭。劉家屯人做的對，寫的很成功，今后我們一定好好學習文化，摘掉文盲帽子。”

通過這次填寫地照的過程，對全村掃盲工作起了很大推動。但新舊思想斗爭仍然困繞著掃盲工作的深入開展。廟廣溝屯剛辦起紅紅火火的掃盲學習班，被些封建思想嚴重的人說些流言蜚語，很快的冷下來了。上學念書的人少啦，問及原因，他們說：“家中老人不讓上夜校，說男女摻雜，黑天來夜深歸好說不好聽。”還有人說：“幾輩子沒念書不識字，不也照樣活著嗎？”

我冷靜考慮，這不怪老年人思想守舊，封建思想太深。需要我們做好宣傳工作。于是我趕到廟廣溝屯開老年人座談會，青年男女會，向他們講為什么要學習文化的道理，我們不能滿足分了房子分了地，就會有好日子過了，將來要建設社會主義，要創造更幸福生活，沒有文化能行嗎？共產黨領導我們翻了身，這僅僅是好日子開頭。不能拿過去不識字照樣活著的老眼光看今后日子了。再說過去沒人管山溝里窮孩子學文化，今天有了共產黨幫助我們學文化識字，這是我們建設未來的好日子需要。幾輩子不識字吃了多少苦，大家不能忘。劉家屯寫地照為啥難，就是因為不識字嗎！

通過新舊社會對比提高了大家階級覺悟，并解決了大家關心的問題，掃盲班確定了領導，規定了嚴格紀律，上夜校要搭伙回家的制度，決不能發生意外事情，如發生壞人造謠生事政府要嚴格處理。會議進行到深夜，人們思想通了，表示一定要好好學習文化，不缺席，不遲到。幾天以后又去檢查夜校，發現他們辦得很好。

那個時候開會都在晚間，我是經常在晚上過山，爬坡，走深溝去開會，往返十幾里路趕到家都在半夜左右。有次夜黑天，不慎一步踏偏滾到酸棗棵子里，把手臉都刮破了，起來擦擦還得急走。還有一次快到家了，前頭有只大灰狼奔我來了，兩個前腳爪子刨地，沖我嚎叫，把我嚇得前進不得后退不了。

我就喊：“救命呀！把嗓子都喊啞了，沒人應聲，不知道哪聲把我家的大黑狗喊來了，它叫著奔我來把狼嚇跑了，狗把我領到家，可一進家門就攤瘓地上了。公爹沒好聲的問：“昨地啦？”我說：“被狼嚇的。”“活該”，公爹沒好氣的回屋了。

五小嬸袁淑珍看我嚇的那樣子，扶起我小聲說：“碗架里還給你留幾個土豆吃了吧！兩個孩子還等你睡覺呢！”還說：“大伯不讓給你飯吃。”聽完我哭了。我回紅石來就是跟共產黨干革命的，現在掃盲又分我負責，不干工作對不起共產黨。可千好工作太難了。走夜路擔心受怕，回家睡涼炕，連碗熱呼飯都吃不著。日子長了可怎么辦呢？躺在灶上睡不著反來復去想了很多往事。從我參加村政府干革命工作，遇到的難處村干部誰也沒我多。支前那陣子三天兩頭到區上開會，多數是我去，往返六、七十里路，趟過14道河，不管刮風下雨時間早晚散會就得往回趕。

1948年冬擴兵，村政府讓我帶領報名應征青年到正安堡去檢查。因為窮沒錢買頂帽子，光腦瓜從區回到家兩耳凍的向蕎麥餃子那么大，凍的都不會哭了。紅石屯排長張云昌看我凍的樣子說：“帶兵檢查怎么叫她去呢！看她身上穿的，把人凍壞了，家里人口多誰管她”。

他開民兵會說：“佟主任啥工作都挑大頭，是干工作的人，家窮連頂帽子都買不起，我們大家給買頂棉帽子吧。”當時劉成貴說：“給佟主任買頂帽子我算一份。”幾個民兵給我買頂帽子，交給我說；“佟主任戴上吧！我們支持你。”接過帽子我心集了。眼含著激動熱淚連連的說：“謝謝同開展掃盲工作志們，我把工作做好報答你們。”還有一次去縣開會，沒襪子穿，回家我弄塊舊布邊縫邊流淚。走出三里路還擦眼淚呢！表叔公劉春義看見問：“玉蘭你哭啥？我說上縣開會連雙襪子都買不起，好心酸哪！”后來表嬸給買雙襪子。他們的這種恩情我永生難忘。

一天早晨起來和公爹談談家事，說服公爹要支持我的工作。我說：“爹，我整天在外面跑，家里事幫不上手。還給咱家惹事，您老怪我，但我知道您老人家恨我都在嘴上，實際心里是疼我的。這些我都明白！您老清楚咱們家輩輩受窮，幾輩子人沒念過書。今天共產黨救了我們全家，咱家過上了安定的日子，咱們不去報共產黨的恩能對得起黨嗎？報恩就是聽共產黨的話，讓咱們做啥事咱們就堅決做好。現在新社會沒有文化不行，不識宇就掌握不了新技術。前些日子村上撥來一臺解放式水車，全屯人看著另件安不上，當時您老也在場著急？后來到廟廣溝找來胡廣和一看說明書就安上了。當時就能抽水菜，灌莊稼，今后還要有新技術新機械進屯，您老說不識字行嗎？”

這番話說得公爹點頭稱是：“玉蘭哪！不是爹攔你，因為你是個女人，又有孩子不容易啊！讓那男千部多干點。可是聽你這么一說，在理，今后你自己認為對得起共產黨，對得起群眾的事你就干吧！爹一定不攔你。”

革命工作是新的事業，前人沒干過，咱這代人趕上了要干下去可真不容易，不僅和階級敵人斗，還得與封建勢力，舊思想舊習慣斗，還得做好家里人的思想工作，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掃盲工作一直堅持了三年。辦掃盲班，小學教師等骨干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們村的夜校不僅學文化，還學習科學技術和翻身革命篇

國家的大政方針，群眾學習的勁頭非常足。經縣有關部門檢查驗收，認為李屯村掃盲工作搞的好，夜校辦的活。

縣政府派工作組來考核，入夜校學習的幾百人都得了蓋著北鎮縣政府大印的畢業證書。畢業的人高興地說：只有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才關心我們窮人學習文化知識啊！今后我們一定努力建設好新山區。”畢業后的農民走上了各自工作崗位，有的還進城參加了企業和國家機關工作。

李屯村獲得縣、區獎給的兩面掃盲先進單位的錦旗，我個人獲得了掃盲工作的先進干部光榮稱號和獎勵。

(三)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毛主席在論農村階級分析一書中的開篇語。劃清農村各種階級界限是件政策性很強的工作，既不能錯劃而失掉一個朋友，又不能漏劃一個敵人。因此，區政府舉辦劃階級成份學習班，培養骨干，學習政策，掌握工作方法。然后組成工作隊，分配到各村屯，發動群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讓群眾掌握劃階級成份的界限，采取自報公議民主評定確定成份的方法。每戶的階級成份確定后，按本人階級成份佩帶不同顏色的布條。參加會議，出外串親訪友、辦事，除帶農會開的路條外，必須在外衣左上角帶上標有本人階級成份的布條，以證明該人的政治面貌。如發現地富或壞分子出入不帶布條，就組織貧下中農對其進行斗爭。因此，開展階級斗爭期間，農村階級界線非常清楚。

劃階級成份的具體政策標準是：房無一間，地無一瓏，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戶劃為雇農；有少量土地和房屋，但還得出賣勞動力的戶為貧農或下中農。以上三種成份都佩帶紅布條。

有房屋有土地，靠自己經營，農忙時雇點零工，本人也出賣勞動力，這樣的戶為中農，佩帶淺紅色布條。家有房屋、土地、果園，長年雇長短工，但自家人也參加勞動，剝削率在25—50%中間的戶，為富裕中農，佩帶粉紅布條。參加一部分勞動剝削率在50%以上的為富農，佩帶黃布條。家有房屋、土地、果園、作坊，全靠雇工侍弄經營或出租土地，放高利貸不參加勞動的戶，其剝削率100%的，劃為地主，這樣的戶佩帶劃階級搞土改

白布條子。還有的人家庭成份是貧下中農，但其為官吏辦事，充當打手，欺壓群眾，群眾恨的，佩帶灰布條或黑布條。剝削率的計算方法是按其家庭經濟總收入，除去雇工和投資外，剩余部分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取前三年的平均數，這就是剝削率。農會劃定階級成份以后，報區政府，派人復查審定后方為有效。紅石位子屯共有73戶，其中貧下中農50戶，中農20戶，富農2戶，地主1戶。我家劃為貧農。這樣農村形成了緊緊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打倒地主的階級陣線，這也是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靠這條路線，使黨在農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群眾發動起來了，農村各項工作開展的很順利，對敵斗爭搞的轟轟烈烈。

1948年的農歷正月初三，二區政府布置建立村政權的工作，李屯建立了村政府，管轄四個自然屯，即紅石砬子、廟廣溝、李屯、劉家屯。村政府與農會緊密配合，開展對敵斗爭和支前工作。

1948年農歷正月二十五，縣政府召開全縣農村工作會議，會上布署全縣進行土地改革任務，我參加了會議。會上縣長孫馨遠同志說：“今天把大家請來開大會，我是‘伙計’，你們是‘東家’，商量土地怎么分，除按階級成份定出分地標準外，還有農村手工業者和外來戶怎么分。分地后，今年是土地還家第一年，怎樣把地種好，不讓階級敵人說我們窮人不會種地，請大家討論。”

縣長是一縣之長，說話太客氣了，這番話說的代表們心是熱平乎的，這么大的事和農民商量，真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了。通過這個會，明確了政策界限，領會了分地的原則方法。會后縣里組織了土改工作隊，深入各村幫助進行土地改革。我們回村后，在土改工作隊的指導下，又復查了階級成份，然后進行土改。李屯村是個山區，把耕地和果園分為五等，每等又分為上、中、下三級，人原來在那村種地就在那村分地，每戶分地面積根據各戶人口確定。

李屯村的土地、果園、樹木、荒山這四類加在起總面積為7900畝，其中耕地面積2565畝，果園面積1950畝。住戶共有349戶，1700口人。樹木15畝折合1畝耕地，荒山30畝折合1畝耕地。紅石、劉家兩屯人均分2.8畝地，李屯人均3.3畝，廟廣溝屯人均3.5畝。分地的方法是按階級成份，雇農先選地塊，然后再貧下中農、中農選，富裕中農按數有多余的還要拿出來分給別人。地主的房子優先分給沒房的雇農或貧農。有的貧、雇農由于階級覺悟不高，加之地主背地搞反宣傳、恫嚇，分地分糧不敢要，分房不敢住，怕共產黨不長久，變了天受地主迫害。城南龐屯有個地主分子站在房上罵，誰分我家的糧食和土地，國民黨來了，我要你們窮小子的命！廟廣溝的一戶貧農分給他的地，他不敢要，紅石的一戶雇農，分給他的房，他不敢去住，有的戶還把分的糧食和東西，悄悄地給地主、富農送了回去。

對這種情況，村干部和工作隊同志一起分析了原因，認為這是黨的政策宣傳的不透，群眾階級覺悟不高，對地、富分子打擊不力的結果。

農會干部和工作隊同志一邊開展憶苦思甜進行階級教育，一邊開展對階級敵人的斗爭。召開貧下中農大會，說明全國勝利形勢，講清土地都是勞動人民自己開墾的，土地就應歸我們勞動人民所有，我們現在不要應該分得的土地，將來我們怎么生活，號召雇農貧下中農團結起來，敢與壞人進行斗爭，把敵人徹底打倒，他們是翻不了身的，不能再讓他們騎在窮人頭上作威作福了。經過深入宣傳教育，群眾階級劃階級搞土改覺悟提高了，在對敵斗爭大會上，貧雇農紛紛揭發地主分子的反把罪行。經過一番活生生的階級教育，群眾擦亮了眼睛，認清了形勢，積極參予土改，全村順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