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蘭德報告：當和平統一成為中美共識，臺灣該作何抉擇？｜IIA評譯

譯者按·2025·10·30

當地時間10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釜山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晤。習近平指出，中美關系在我們共同引領下，保持總體穩定。兩國做伙伴、做朋友，這是歷史的啟示，也是現實的需要。這場時隔六年的面對面交流，也在傳遞著一些變化的信號——特朗普所帶領的美國也開始有意為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作出新指引、注入新動力。

而在這場會晤的兩周前，蘭德智庫發布報告《穩定中美競爭》（

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

對中國來說，無論是剛剛結束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中提到要推動祖國統一大業；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以立法的方式將10月25日決定設立“臺灣光復紀念日”；以及近期新華社連發三篇署名文章《臺灣問題的由來和性質》《兩岸關系發展和統一利好》《祖國必然統一勢不可擋》來談臺灣問題。這一系列變化都展現出中國大陸在下一個五年中要積極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決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灣應該作何行動？早在數十年前臺灣的有識之士早就認識到臺灣應該盡早與大陸接觸展開政治談判，因為時間拖得越久越對臺灣不利，然而一些臺灣政客為了自身選舉私利將此事一拖再拖。島內從來不缺少對兩岸問題的爭辯，然而大家從來都是只“討”不“論”。本篇評譯從蘭德報告《穩定中美競爭》作為起點，探討臺灣的未來，供讀者參考。

國民黨選舉辯論（圖源：中天新聞）

| 評者：王希圣 |

國事蜩螗，而政黨各有意見，國會各有意見，媒體各有意見，國民個體也各有意見，大家只談論，不討論，也不辯論；自然，臺灣的前途在哪兒？也就沒有結論。于是，國家所有的大政方針、興革計劃，都無從建立，無從推動……一個‘既不承認共同的過去，更未構造共同未來’的‘國家’，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何所往，歧路蹉跎，大概也只能以自殘來消磨歲月了。臺灣真的無望嗎？如果現在的境況和條件不改變，誰能說它有望呢？

——摘自《江山勿留后人愁》

（臺灣媒體人張作錦著書）

一個亟待做出改變的國民黨

十月，臺灣政壇的那些事在大陸的“存在感”要比往常要高上不少。首先是一首被大陸網友將民進黨民意代表王世堅在臺灣地區立法機構質詢的視頻給剪接成的一首《沒出息》爆紅兩岸的歌曲。一句“本來應該從從容容，游刃有余；現在卻是匆匆忙忙，連滾帶爬”的歌詞，似乎映照出臺灣在兩岸未來的問題上的左支右絀。從十幾年前的全方位占有優勢，到現在卻只能守著所謂的“維持現狀”。這都顯示出如今整個臺灣社會在面對兩岸未來何去何從的茫然。而另外一件存在感頗高的“大事”，就是臺灣地區“大罷免”結束之后的國民黨領導人選舉。本來一個島內政黨的領導人的選舉不應該引起如此多的關注，但是隨著所謂的“大陸介選”的風波越鬧越大，國民黨的兩岸論述又變成了各大政論節目津津樂道的話題。

國民黨，全名中國國民黨，不知道從何時開始“中國”二字變成了它“藏又藏不住，拿又拿不起”的旗幟。兩岸議題本來應該是國民黨的強項，然而隨著民進黨“抗中保臺”的論調甚囂塵上，國民黨對自身兩岸關系論調的信念也發生了動搖。每當談到“九二共識”和“一中原則”國民黨也開始變得支支吾吾，三緘其口。

此次國民黨領導人的主要候選人，鄭麗文和郝龍斌在兩岸的核心論述上并無太大差別，基本上就是國民黨的那一套老論述。他們最大的區別就表現在對于論述的信心上面。作為國民黨建制派的郝龍斌，從頭到尾都喊著“一中各表”，生怕被綠營給戴了“紅帽子”。郝龍斌這樣的論述并不讓人感到意外，在過去朱立倫、江啟臣、吳敦義當選國民黨領導人的九年里，國際大環境是中美競爭日趨激烈。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民進黨保持的“兩岸對抗”論述成為了“主流”，而國民黨也選擇跟在民進黨的論述后面亦步亦趨。長期的選舉失利使得國民黨建制派不再有勇氣觸碰“終極統一”這一長期主張。相較于郝龍斌“中規中矩”的兩岸論述，鄭麗文則是主張要讓臺灣人大聲自豪地說出“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因為鄭麗文鮮明勇敢的兩岸主張，使得國民黨內不少建制派害怕其主張會沖擊2026和2028的選情，甚至搬出了所謂的“大陸介選”這一民進黨常用的“神主牌”來為郝龍斌拉抬聲勢。

但是為什么鄭麗文會以近兩萬票領先郝龍斌？這顯示出國民黨對建制派那種只敢跟在民進黨后面來論述兩岸問題的不以為然。國民黨的基層希望看到改變。過去的選舉結果顯示，建制派的兩岸論述也許可以使得國民黨在地方贏得選舉，因為地方事務較少涉及兩岸，但是這樣的論述永遠也不可能贏得島內的“大選”。各種數據顯示都顯示出國民黨的基本盤在快速老化。如果國民黨永遠選擇跟在民進黨后面進行兩岸論述，那么國民黨將永遠也逃脫不掉民進黨的“抹紅”攻擊。而鄭麗文的“沖勁”是基層黨員所期盼的，可以打破國民黨過去數年的死氣沉沉，并希望可以打破民進黨在過去八年在兩岸問題上的話語壟斷。

鄭麗文的論述在此時此刻取得成功，也反映出國際大環境的變化。隨著中美競爭的加劇，兩國都認識到，要想做到“斗而不破”，雙方都需要建立一種穩定機制。而臺灣問題又是穩定中美雙邊關系核心中的核心。就在國民黨領導人選舉投票前的四天，在大洋彼岸的美國蘭德智庫發布了一篇名為《穩定中美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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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后發表當選感言 （圖源：中時新聞網）

美國戰略界“對臺戰略”出現轉向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尤其是自從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以來，“對華強硬”已然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而臺灣問題毋庸置疑地成為美國用來戳痛中國大陸的“筆尖”。比如說現任美國國防部政策次長科爾比（Elbridge Colby）就在他《拒止戰略——大國沖突時代的美國國防》（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一書中提到要防止任何一個國家成為某區域的霸主，尤其是針對中國而言。科爾比反復將臺灣描述為“第一島鏈”的關鍵所在，保持臺灣島的所謂“獨立”可以有效地將中國海軍和空軍限制在西太平洋范圍內。因此，科爾比主張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美國的盟友必須做好準備，共同采取行動來抵御中國對臺的軍事行動，即便它們自己的領土并未受到直接攻擊。另外，他還主張對臺灣地區所謂“自衛”的支持，主張臺灣應當采取非對稱防御策略（靈活、堅固且成本效益高的系統，如反艦導彈和水雷），而非投資于昂貴且易受攻擊的常規平臺。科爾比在美國的戰略界有著非常強的代表性意義，顯示出美國戰略界長期軍事化臺灣問題來遏制中國發展的企圖。

然而這篇《穩定中美競爭》的報告卻透露出與以往在華府戰略界不太相同的論調。它強調中美之間的競爭涵蓋軍事、經濟、技術以及意識形態等多個方面，已成為21世紀地緣政治的首要挑戰。該報告既不支持盲目合作，也不主張零和對抗，而是主張建立一種基于相互克制、溝通以及明確競爭界限的“穩定競爭”模式。在臺灣問題上，該報告提出了穩定臺灣問題的“成功理論”。該“成功理論”是一套結構化的“激勵”和“抑制”框架，旨在使“漸進地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成為可能。

為了能夠使得這一“成功理論”有效，該報告提出了五個穩定中美關系的條件：第一，武統的代價是高昂的；第二，不迫使中國大陸采取行動以維護其國內的合法性；第三，美國和臺灣地區釋放出信號無意尋求永久兩岸分治和正式“獨立”；第四，減少軍事摩擦的可能性；第五，將政治和軍事之間的溝通制度化。其中的第三個條件要求美國和臺灣地區釋放出無意尋求永久兩岸分治和正式獨立，這是美方較少有的表述。

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樣，大多數美國戰略界人士都將臺灣問題視為用來遏制中國的地緣政治武器，較少有人從鼓勵和平統一的角度來管控中美競爭演變成沖突。甚至有美國政客希望武統發生，那么臺灣地區就可以被扮演成“烏克蘭棄子”的角色，變成美國用來號召其盟友制裁中國的借口。如今美國出現這樣支持和平統一的論調，背后折射出美國策略的變化——隨著中國軍事力量的提升，美國被“臺灣當局”被迫卷入到兩岸沖突的可能性越來越高，美國愈加認識到盡管臺灣問題仍然是一張有效的地緣政治牌，但兩岸擦槍走火甚至兵戎相見并不利于美國的利益。

報告最后將建議分為三個層面的行動方案：政治層面的保證、短期的穩定機制以及長期的前瞻性舉措。在政治層面的保證方面，報告認為，美國應當在政策上保持清晰與克制，明確表示不支持臺灣“獨立”，也無意推動兩岸永久分治。同時，美國不應反對兩岸在和平基礎上實現統一。這種表態既能回應中國大陸的核心關切，也有助于降低外界對美國戰略意圖的誤判，維持地區的基本政治穩定。在短期的穩定機制建設上，報告建議建立以“二軌對話”為基礎的半官方溝通管道，讓兩岸以及美國的軍事與政治決策層能夠在緊張局勢出現前，直接表達各自的安全關切與政策意圖。這一機制旨在防止誤判與突發沖突，增強危機管理的靈活性與透明度。至于長期的前瞻性舉措，報告主張美國應發揮其外交與安全影響力，勸阻“臺灣當局”避免采取可能激化兩岸矛盾或觸及中國大陸底線的行為。

在了解完美國戰略界有轉向的傾向之后，再看國民黨領導人的選舉以及所謂的“介選風波”，就能深刻體會到島內對于兩岸問題“討而不論”的無奈。國民黨領導人的候選人激起臺灣島內民眾對兩岸關系的討論，討論的內容看似熱火朝天，實則什么也沒有討論明白。對于統一的問題，大家仍然是避而不談，似乎不談就可以將問題回避過去。

早在2013年前時任民進黨領導人許信良在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時就曾表示：“隨著中國大陸的國力增強，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壓力就越來越大。如今，兩岸經貿必須更多地合作，經貿關系必須進一步發展，因此臺灣很難避免不和中國大陸打交道，中國大陸也很難不把政治問題當作談判的前提。因為兩岸關系對臺灣遠比對中國大陸來得重要，在那種情況下，臺灣就更沒有談判的籌碼。所以我認為，要趁現在臺灣還有籌碼的時候，趕快提出對臺灣政治最有利的兩岸整合方式。我個人認為，臺灣越是抗拒，拖到越后面，就只好接受中國大陸的要求。兩岸要在政治上擱置歧義，經貿上繼續發展，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

許信良先生是有先見之明的。12年過去了，藍綠兩黨的兩岸論述仍然在原地打轉。10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設立臺灣光復紀念日的決定，以法律的形式將10月25日設立為臺灣光復紀念日。大陸對促統的步伐越來越堅定，美國也開始接受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國民兩黨是否想好應該在這一進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臺灣民眾是否想好了要扮演什么角色？是選擇從從容容？還是匆匆忙忙？

*本篇譯文節選自蘭德智庫報告《穩定中美競爭》，原標題為

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

對臺灣問題評估

臺灣問題可以說是美中之間最具爭議的單一問題。中國視臺灣地區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聲稱如有必要，有權使用武力實現統一。美國反對使用武力，并通過《臺灣關系法》及多次總統聲明表明，在臺灣地區遭受攻擊時可能會出手防衛。即便未至于戰爭，圍繞臺灣問題的政治與軍事姿態也會產生反復出現的危機，并可能升級為全面沖突。近期安全環境的發展增加了局勢的危險性：一方面增強了北京使用武力的潛在信心，另一方面也促使臺灣采取更具政治進取性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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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觀點

臺灣問題可以說是美中關系中最復雜且最易波動的問題，涉及主權、民主價值觀、軍事威懾以及全球經濟穩定。在本研究中，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常務董事羅瑞·丹尼爾斯（Rorry Daniels）撰寫的論文中，她首先解釋了臺灣如何成為美國的象征性存在和戰略節點。歷史上，美國對臺灣地位保持模糊政策——在主權問題上不表態，同時堅持通過和平方式、非脅迫手段解決問題。這種模糊政策使華盛頓能夠在威懾與靈活性之間取得平衡，維持對沖突的名義紅線，同時允許臺灣有多種未來。然而，隨著戰略、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的交匯，美國對臺灣的立場逐漸趨于僵化，并在其更廣泛的印太戰略中占據核心位置。

中國臺灣地區與美國條約盟友如日本和菲律賓的地理接近性帶來了嚴重的軍事關切。中國對臺灣地區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將直接威脅美國的聯盟承諾，并可能引發更廣泛的沖突。臺灣的地理位置也具有作戰意義：如果北京控制該島，將增強其在東海和南海投射軍事力量的能力，干擾海上交通，并重塑該地區的力量平衡。全球貿易的自由流動——其中大部分通過臺灣海峽及鄰近水域——也面臨風險，這進一步凸顯了臺灣在全球經濟規劃中的重要性。

丹尼爾斯還強調了以價值觀為基礎的論點在美國支持臺灣地區的日益重要性。臺灣地區的民主制度已成為美國國會和公眾支持的焦點，尤其是自該島在20世紀90年代實現民主化以來。國會支持通過立法、官方訪問和武器銷售等形式表現得尤為強烈，以回應對大陸脅迫行為的擔憂。大多數美國政府在臺灣政策中強調民主團結，特別是在應對中國大陸自2016年后暫停兩岸對話溝通機制時。香港的事件進一步影響了華盛頓的認知，加強了臺灣地區“自治”對于捍衛該地區自由價值觀的重要性的論點。

半導體為美國利益增加了額外的經濟和技術維度。臺灣生產了全球大部分先進芯片，僅臺灣積體電路制造公司（TSMC）就制造了超過90%的尖端半導體。雖然部分制造業正在轉移到美國盟友國家，但核心研究和知識產權仍集中在臺灣地區。這種戰略技術的高度集中加劇了美國的擔憂，即如果統一，不僅會改變軍事平衡，中國還將掌控關鍵供應鏈和商業技術。

追溯美國政策的歷史演變，丹尼爾斯將其劃分為四個大致階段：內戰后時期、對華開放時期、冷戰后接觸時期以及當前戰略競爭時期。每個階段都揭示了華盛頓在對北京和臺北關系中的優先事項變化，同時也體現了持續的權力與政策三角平衡。最初，美國強力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及臺灣地區的國民黨政權。尼克松時期，華盛頓在轉向北京的同時，通過《三個聯合公報》和《臺灣關系法》確立了戰略模糊政策。冷戰后時期，美國對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的接觸同步增加，武器銷售成為關鍵的信號機制。隨著戰略競爭加劇，美國政策變得更具主動性，加強與臺北的非正式聯系，同時挑戰北京的區域行為和脅迫手段。隨著時間推移，這一態勢可能發生變化：盡管美國國防官員仍堅定支持臺灣，但政治與經濟壓力可能逐步削弱這一承諾的可信度。

丹尼爾斯指出了解決臺灣問題的若干持續性挑戰。首先，戰略模糊雖具有戰略價值，但會產生期望和反應的不匹配。例如，即便美方武器交付延遲或在戰略上影響有限，仍會引發中國的強烈反應。其次，美中處理臺灣問題的方式存在關鍵的不對稱性：華盛頓關注的是過程——問題如何被管理——而北京則專注于結果，尤其是統一。這種不一致導致雙方往往低估對方的信號和意圖。

更深層次的挑戰來自中國對統一的高度承諾——這一目標被視為政權合法性和民族復興的核心。北京將臺灣視為未完成的內戰遺留問題，這使得妥協變得困難，而其對臺灣空間的控制追求在華盛頓被視為脅迫性行為且具有破壞穩定的風險。

從中國的視角來看，臺灣問題是一個涉及主權、領土完整和意識形態競爭的國內問題。北京公開表示首選通過和平方式在2049年前實現統一，但其過渡性策略包括軍事現代化，以及利用經濟和威懾手段影響臺灣政治格局等。盡管“一國兩制”仍為官方政策框架，但臺灣對這一模式的信任已明顯下降，尤其是在香港事件之后。

總之，丹尼爾斯將臺灣問題描繪為不僅是對美國決心和戰略清晰度的考驗，也是中國核心的意識形態和合法性問題。雙方仍被威懾與不信任的動態所束縛，這種動態受深厚的歷史遺產和當代權力轉移影響。盡管雙方均有維護穩定的共同利益，但他們對風險、紅線和可接受最終狀態的不同定義，仍然使管理兩岸現狀的努力變得復雜。

羅瑞·丹尼爾斯（Rorry Daniels）亞洲協會常務董事兼中國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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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觀點

臺灣問題是美中關系中最敏感、象征意義最強的分歧點，涉及主權、合法性以及大國沖突風險。北京大學國際戰略與國際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節大磊（Jie Dalei）提供了中國視角，將臺灣視為源于“百年屈辱”歷史遺產的核心國家利益，也是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目標的關鍵。在節大磊的論述中，統一并非邊緣性愿望，而是與共產黨合法性及中國國家身份緊密相關的國家使命。他強調，這一觀點不僅限于政治精英，而是廣泛存在于中國社會。防止“臺獨”和實現統一的政策承諾被寫入中國憲法、共產黨章程、《反分裂國家法》和《國家安全法》。雖然地緣戰略因素被承認，但節大磊教授強調，這并非中國政策的驅動力，中國政策主要受歷史主張以及深厚的情感和意識形態信念推動。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對臺灣地區的策略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核心。這一轉變取代了早期的軍事解放呼聲，受到中國改革開放和中美建交背景的推動。該政策設想兩岸和平發展，以及作者所稱的“兩岸融合發展”，強調經濟聯系、社會交流和政策協調。近期舉措，例如將福建省指定為兩岸融合發展的“示范區”，正體現了這一策略。其目標在于創造共同利益和情感紐帶，為逐步實現統一奠定基礎。

然而，中國從未放棄使用武力。兩大因素強化了這一立場：對臺灣親獨傾向日益增長的擔憂，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及對美國軍事干預可能性的認知。節大磊教授指出，歷屆民進黨政府，以及國民黨領導人如李登輝任內更為微妙的政策轉變，都削弱了“一中”框架。同時，諸如1995–1996年臺灣海峽危機等事件，使中國形成了美國會采取軍事行動阻止統一的認知。對此，中國進行了軍事現代化，擴展了應對親獨行動的法律工具，并努力威懾外部干預。

節大磊教授概述了北京所設定的一系列紅線，包括正式宣布獨立、通過修改憲法重新界定臺灣地位，以及就主權問題舉行公投。近年來，中國的關注重點已轉向臺灣地區所謂的“漸進式獨立”舉措：教育和文化上的“去中國化”、限制兩岸交流，以及擴大臺灣國際存在的努力。美國對這些行為的支持被視為和平解決的主要障礙。節大磊認為，主要來自美國的“外部干預”延長了臺灣問題的復雜性，使和平統一更加困難。在中國話語中，美國的武器銷售、高層訪問以及對臺灣國際角色的更廣泛支持，被視為違反三個聯合公報，并被認為是遏制中國崛起的刻意策略。

盡管如此，節大磊教授認為中國仍然相信“時間和趨勢”有利于統一。融合發展框架旨在逐步縮小兩岸差距，積累長期政治動力。中國仍對政治談判持開放態度，但認為當前條件不利。節大磊教授強調，這類談判需要涉及超出主權范圍的多項議題——包括治理模式、國際參與以及過渡安排。然而，如果和平手段耗盡或紅線被觸碰，軍事手段仍然是政策選項。這一后備立場并非首選路徑，而是作為維護國家統一、威懾挑釁的必要保障。

轉向美國視角，節大磊描述了其政策從謹慎管理演變為更明顯的戰略競爭。在冷戰及后冷戰時期，美國實行雙重威懾策略，旨在防止北京或臺北的單方面行動。通過“戰略模糊”，華盛頓試圖勸阻大陸使用武力，同時阻止臺灣地區追求獨立。然而，節大磊教授認為，在2018年后的環境中，這一平衡已被削弱。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被認為正在轉向以遏制中國為核心的“單一威懾”，同時將對臺灣地區的政治和安全聯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從中國的視角來看，美國越來越被視為在與中國的更廣泛競爭中，將臺灣地區作為“戰略資產”加以利用。高調穿越臺灣海峽、常規化軍售以及軍事訓練等行動，被解讀為華盛頓已背離以往協議精神。即便美方官員重申對“一中政策”的承諾，其行為仍被視為支持永久分離的信號。節大磊教授認為，美國的偏好可能是維持長期分離，即便和平統一是可能的。

總之，節大磊教授將臺灣問題視為歷史敘事與戰略優先事項的較量。中國認為統一對其國家建設和政治合法性至關重要。美國雖然名義上保持中立，但被視為越來越反對任何增強中國力量的結果。節大磊教授總結道，挑戰在于雙方現在都假設最壞情境，同時堅持互不兼容的最終目標。然而，他仍認為，如果雙方保持克制、重申紅線并維持外交渠道，避免災難性沖突的共同利益可能仍為管理這一問題創造空間。在這一視角下，臺灣問題依然高度敏感，但尚未超出穩定化的可能性。

節大磊，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國際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穩定性方案的回顧

正如與所有論文作者在研討會上所揭示的那樣，實現問題解決所面臨的首要挑戰在于對“臺灣現狀”的含義存在不同的解讀。對于美國而言，這種“現狀”（盡管并未有明確的定義）往往被理解為是相對靜止的狀態。例如，最近針對大陸在臺灣地區附近舉行的軍事演習，美國國務院公開呼吁“海峽兩岸實現和平與穩定”，并反對“通過武力或脅迫手段單方面改變現狀”。然而對于大陸而言，當前的局勢本質上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因為中國應當朝著“完全統一”的最終目標穩步前進。這給任何試圖緩解當前緊張局勢的努力帶來了難題，因為各方最終對現狀的看法并不一致。

另一個復雜因素在于，無法完全掌控各利益相關方在這一問題上的行為。例如，美國行政部門無法控制國會議員就臺灣問題發表聲明或進行正式訪臺訪問的行為，而這些舉動往往被中國大陸視為挑釁。此外，美國也無法控制臺灣地區領導人的活動。在研討會上，有幾位與會者指出，中國內部的觀點往往高估了美國對其自身政府以及對臺灣地區的控制程度。這種誤解使中國方面認為，美國行政部門是在有意支持這些相關方的行為。因此，穩定局勢的努力必須考慮并規劃那些美國無法完全掌控的因素。此外，美國還必須設法引導中國領導人正確認知哪些事項屬于美國的權力范圍，哪些則不在其掌控之內。

丹尼爾斯和節大磊教授都就如何在這一議題上穩定雙方競爭關系提出了具體建議。下表匯總了在對美中雙方研究與論文的文獻回顧中所發現的有關臺灣議題穩定化的主要建議。這些建議可分為五個主要類別。正如表中所示，美方與中方在各類別中對具體可行措施的理解略有不同。

文獻綜述中關于臺灣穩定化方案的總結（圖源：譯者）

結合對穩定大國競爭挑戰的整體理解、作者對臺灣問題的評估、文獻綜述所提出的選項、研討會討論，以及由此得出的評估結果，本報告提出了一個關于穩定美中臺灣對抗的“成功理論”。該理論基于以下假設：

1. 臺灣地區的地位及其對美中競爭帶來的風險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軍事平衡的狀況是影響中國認知的重要因素。然而，最終北京的選擇將主要基于政治和戰略因素，而要實現和平均衡，首先必須建立在雙方提供的政治保證之上；

2. 中國決心實現與臺灣地區的統一。然而，統一的時間表仍具有靈活性，并不受任何任意日期的約束；

3. 近期危機和戰爭的最大風險來源于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國大陸、美國或臺灣地區發表高度挑釁性的言論或采取行動，突破現有的穩定閾值；第二方面是雙方在臺灣地區周邊的軍事行動可能引發的意外危機；

4. 盡管有上述假設，持續讓北京面臨一場極其艱難，包括可能徹底失敗的行動前景，部分通過美國，尤其是在臺灣地區的軍事進展，仍然可以在穩定這一爭端中發揮重要作用。

基于這些假設，一個可行的成功理論可以概括為：為北京追求逐步實現其最終目標創造最大的激勵。在這一理論框架下，短期和中期的穩定努力應側重于：（1）使戰爭前景對中國盡可能危險和不確定；（2）避免明顯挑釁，迫使北京被動應對；（3）提供盡可能多的政治保證，使北京能夠從容采取耐心策略；（4）降低意外軍事對抗或事故的風險；（5）建立政治和軍事溝通機制，以應對持續存在的分歧和危機風險。

本成功理論中針對臺灣問題的要素，與第二章提出的更廣泛穩定框架的原則相一致。使戰爭對中國盡可能危險和不確定，會真正呈現兩國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僅具有威懾作用，還創造了雙方認識到建立“生存共處模式”（modus vivendi）必要性的條件，因為沒有一方希望卷入一場以互相毀滅為潛在結果的沖突。克制原則體現于避免挑釁行為，以免迫使北京被動應對，同時提供政治保證，使北京能夠從容采取耐心策略。降低意外軍事對抗的風險并建立危機管理渠道，則直接與建立機制和制度以維持穩定均勢的總體原則相契合。以該成功理論為指導，本報告提出了三類有助于穩定美中兩國對臺灣問題競爭的方案：政治聲明與保證、短期措施，以及可在后期實施的更大膽舉措。由于臺灣問題本質上是政治問題，落實第一類建議可能對于推動另外兩類措施的實施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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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信號，建立信心

美中雙方應交換一套相互信號，以建立信心，表明雙方在近期內均無意徹底改變現狀。這一舉措應包括雙方對避免沖突所需愿景的共同聲明，以及在臺灣問題上各自承諾的廣泛穩定原則。例如，美國可以聲明不支持臺灣地區“獨立”、不尋求兩岸永久分離，也不反對和平統一。中國則可以重申和平統一為首選途徑，說明可能實現和平統一的可行方式，并明確指出，武力僅在《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最極端情況下才是選項。此類舉措可通過領導人會晤并使用協調語言予以體現。雙方有時會發表類似聲明，但作為系統化穩定努力的一部分，由雙方共同發布的新鮮、強有力、協調一致的聲明，可能具有額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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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對話，避免意外

雙方可以努力維持高層官員就臺灣問題的持續對話，以避免意外。基于第一條建議中的信息交流，美國和中國可以建立由高級官員參與的定期對話機制，用于溝通關切，幫助防止引發危機的意外情況。例如，美中可以增加對彼此行動的透明度，提前通報即將進行的軍事演習、武器銷售或重大政策公告，以避免意外。這類交流的一個例子發生在拜登政府時期，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與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定期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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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對破壞穩定行為的威懾

雙方——美國應與盟友和伙伴合作——應繼續加強對破壞穩定行為的威懾。中國可以通過明確表述其紅線，即對美國和臺灣地區的言行設定界限，并說明觸碰這些紅線可能引發的回應類型。美國則可以繼續與其他國家合作，發出多邊信號，表明公然侵略或極端脅迫行為（如封鎖或隔離）將導致中國被國際所孤立。

如果第一類建議中的政治保證能夠讓北京和華盛頓滿意，那么有一些措施可以在短期內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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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軌機制

建立一個與高層官員和軍事領導人相關聯的第二軌機制，處理戰略層面和作戰層面的問題，同時在正式溝通渠道中斷時，作為可靠的后備溝通渠道。美中在臺灣問題上的官方溝通受到政策立場的限制，因此通過一系列第二軌對話，可以產生官方互動無法實現的理解和潛在解決方案。這些第二軌對話可以分為不同系列，針對不同類型的問題：一類為高層戰略問題，另一類為日常作戰問題，如危機溝通。高層戰略問題系列可以討論前文提到的一些挑戰，例如明確常用但模糊的術語（如“現狀”和“和平統一”），并對紅線提供額外清晰說明。危機溝通對話系列則可提出利用現有渠道或創建新渠道的新思路。第二軌對話并非臺灣問題的新概念，但其對第一軌（官方層面）的影響力各不相同。為了確保對話有效，必須與高層官員建立明確的聯系和溝通渠道。高層戰略對話需與中美最高領導人及其就該問題的親信顧問相連。作戰層面對話則需與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美國國防部聯合參謀部、中國東部戰區司令部及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保持溝通。這些渠道不僅可用于生成新理解、檢驗方案，還可在正式渠道失效時作為溝通后備通道。

2

維持溝通渠道，探索新途徑

美中應維持現有的軍方溝通和危機溝通渠道，并探索加強這些聯系的新途徑。當前已有軍方間的溝通、協議和危機溝通渠道，但這些渠道常常不奏效。然而，這些渠道應在有效的第二軌機制成果的基礎上予以維持并進一步強化。美國曾多次嘗試加深此類溝通聯系，但成效有限，但有理由相信，北京的官員可能比以往更重視這些渠道。因此，進行一次強有力的重新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最后，我們提出一個更大膽的選項：美國可以在履行對臺灣承諾的同時，利用自身影響力確保臺灣的行為不會加劇與中國的緊張關系，也不會破壞兩岸安全。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反對通過武力或脅迫等方式單方面改變現狀”。例如，賴清德曾發表多次言論，引發中國的強硬表態和增加軍事活動。這些言論包括宣稱臺灣地區是所謂“主權獨立國家”，并宣布采取措施應對中國的影響力和間諜活動，將其描述為所謂“外國敵對勢力”。

盡管美國無法完全控制臺灣地區的行為，也不對此負全責，但它向臺灣地區提供軍事支持及事實上的延伸威懾。因此，美國對臺灣地區具有一定影響力，可以限制其可能破壞美國所倡導現狀的行為。當前政府主張增加盟友和伙伴的責任分擔，而在這一情境下，責任分擔的一部分就是要求臺灣地區對維護兩岸和平與穩定承擔責任。需要明確的是，如前所述，美國仍應盡可能使針對臺灣地區的武裝沖突對中國具有高度風險和不確定性，并遵守對臺灣地區的政策與法律承諾；同時，美國不應允許臺灣地區利用美方支持，采取可能促使中國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動的行為。美國對臺灣地區的影響力始終受島內政治現實的制約，但華盛頓現在可能處于一個能夠向臺灣地區官員傳達其對特定言行支持限制的位置。

本文作者

Michael J. Mazarr

蘭德公共政策學院高級政治學家及政策分析教授。

Amanda Kerrigan

政策研究員。

Benjamin Lenain

蘭德政策研究員。

本文譯者 & 評者

王希圣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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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周宇笛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炳云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