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華人移民成為“剝削者”

左：特蕾莎時尚大火紀念碑揭幕現場；右：中國街附近的垃圾桶，涂鴉寫著“中國人很美”

華人移民的形象，大多是勤勞甚至苦勞的。但成為小生意主后，為什么他們成了其他移民口中的“剝削者”？

在意大利的普拉托，機器日夜低鳴，生產標簽為“Made in Italy”的服裝。普拉托被稱為“小溫州”，因為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中國溫州的移民來到普拉托，從給當地紡織業打工，到自立門戶成為快時尚成衣的分包商。這些被標為在意大利生產的衣服，依賴的仍然是離岸外包的生產條件：周期快，用工靈活，要求工人一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2 小時或以上。

情況正在改變。今年 4 月起，意大利草根工會 Sudd Cobas發起“8 × 5 之春”，要求工廠與工人簽訂每周工作 5 天、每天工作 8 小時的合同——這時華人移民成為資方，南亞移民成為工人群體的主流。全球性的產業變化、移民問題與種族問題相互交織，讓爭取勞工權益的運動變得更為復雜。

今天單讀分享張涵露獲得今年在場獎學金的非虛構作品《8 × 5 之春——全球化斷面上的勞動與抗爭》。文章接近 3 萬字，作者從工會中少有的華人成員王姐的故事講起，帶我們體會草根工會的運作方式，看見全球化生產中的模式異同。

8 × 5 之春——

全球化斷面上的

勞動與抗爭

撰文、攝影：張涵露

編輯：顧玉玲

序章

紀念碑

2013 年 12 月 1 日，普拉托一家華人制衣廠“特蕾莎時尚”（Teresa Moda）的工人們像往常一樣加班至深夜。結束一天的工作，他們有的睡在白天勞作的廠房內，老板一家住在樓下，還有七名工人睡在宿舍——所謂宿舍，不過是廠房二樓隔層上用簡易塑料板搭出的狹小空間。

清晨，廠里突發火災。火勢已迅速蔓延，吞噬了內部結構。廠里堆滿了易燃布料，逃生通道被嚴重堵塞。等到火警趕到，有人已在睡夢中喪生，有人甚至被活活燒死。

大火震驚了意大利，普拉托歷史上首次設立了哀悼日。災難發生三天后，市民自發聚集在被燒毀的廠房前。七位遇難者的照片被貼在鐵門上，窗戶玻璃大多破碎，地面上擺滿了鮮花與蠟燭。遇難者照片的上方，貼著一張手寫標語：“IL DOLORE NON HA COLORE”（悲傷沒有膚色）。

十一年半之后，特蕾莎時尚所在的廠房已被翻新，迎來了新的租戶。2025 年 5 月 1 日，一個名叫“SUDD Cobas”的草根小工會把人們再次召集在這里，參與他們的勞動節特別行動：在特蕾莎時尚大火的原址上揭幕一座自發建造的紀念碑。該行動為他們自 4 月開啟的“8 × 5之春”運動的一部分。現場聚集了百余人，有工人、市民和媒體。

紀念碑是一座樸素的小花壇，里面種了不同顏色的鮮花，豎立其中的銘牌由支撐木板和金屬刻字版簡易拼成，上面的文字以中意雙語刻寫，記錄了七位遇難者的姓名：

鄭秀平、饒長建、林光興、董文秋、蘇其付、薛協慶、王春桃

名字下方還有兩行字：

他們因受剝削而葬身火海

為自由、為反抗剝削而斗爭的人們永遠懷念他們

這座紀念碑，由工會中的南亞工人——如今普拉托服裝制造業的基層勞動力——和意大利成員共同設計和建造。為什么在十一年后立碑？在 Sudd Cobas 看來，盡管市政府在火災之后加強了對工作場所的安全監管，但是，當年將七人困于火海的剝削環境，至今仍在為快時尚產業輸送燃料。他們在勞動節想傳達的訊息與其說是慶祝，不如說是警示。

在過去四十年，普拉托的華人企業家們以極度高效和廉價的勞動力組織方式，適配快時尚的生產周期，以接近“Made in China”的成本，制造出“Made in Italy”的時裝。這使這座原本以毛紡業著稱的意大利中部中世紀古城，在世紀之交轉型成為歐洲成衣制造的重要中心。所生產的服裝主要銷往歐洲各地的商場、市場及中小型零售商，也有少數代工廠為大品牌甚至奢侈品公司供貨。

“8 × 5 之春”是 Sudd Cobas 工會“8 × 5”運動的最新一系列行動。多年來，這些大部分來自于巴基斯坦的工人與工會并肩，通過罷工和抗議，要求終止工業區常見的全年無休每日超長時間的工作模式，并敦促雇主簽訂每周工作 5 天、每天工作 8 小時的國家統一用工合同。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受雇于華人企業。這些工會化的移民勞工人數雖算不龐大，卻已開始撼動普拉托服裝行業多年來賴以生存的用工制度，甚至可能改寫整個產業的命運。

在揭幕儀式上，眾人撐起一條橫幅：“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用意大利語、中文、英文、烏爾都語和孟加拉語五種語言寫就。紀念碑揭幕現場還有另一幅手寫標語：

世界上只有兩個種族：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這句話不僅聲討剝削，也意在回應將勞動權益問題混淆為種族沖突的多方迷思。2013 年的大火使普拉托華人制衣產業“臭名昭著”。災難后，本地和全球的媒體報道將工業區渲染成一個法外之地，甚至有人提出“平行工業”或者“經濟特區”的說法，即華人主導的快時尚成衣產業與意大利本地的工業制度、經濟與法律系統之間，是平行無交集的關系，更有人將剝削乃至犯罪行為歸因為中國移民的文化。

另一邊，面對長期的污名化與媒體聚焦，以及時尚產業的競爭壓力，華人社群對批評聲音和改變現狀的努力極其警惕。因此，當工人組織起來開始為自己爭取合法權益時，一些人傾向于認為這種維權行動“專門針對華人企業”，甚至將勞工運動視作族群沖突，把 Sudd Cobas 稱作為“巴基斯坦工會”。

行動者們面對的，是這樣一種錯綜復雜的話語和行動空間。過去幾個月，我跟隨“8 × 5 之春”罷工地圖，進入行動的現場。那是一個奇異的場域：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物匯聚于此；制造業全球化中本來分散在不同大洲不同角落的現實，卻以一種幾乎不可能的方式在這座城市同時登場。畫面中躁動不安，人和貨物匆匆經過，往來交錯的，還有野心、失落、累積、安頓、抗爭、暴力、團結……

特蕾莎時尚大火紀念碑揭幕

01

王姐

王姐是 Sudd Cobas 第一個，也是很長時間內唯一一個中國成員。

從小就坐不住，喜歡往外跑。青春期，王姐聽別人說四川“好玩”，瞞著父母從云南跑去四川。十八歲，有一個小姐妹嫁到泉州，說在那里收龍眼賺錢，她和另一個朋友于是決定去投奔。坐了幾天幾夜的火車，到福州時身上沒錢了，火車站有人主動幫助并收留了她們，結果把她們賣到長樂一個村子里給人當老婆。

王姐說一開始以為是給她們介紹對象，后來才發現介紹人是收了錢的——“就是拐賣婦女。”不過她后來還是決定留在福建，養育了三個孩子，因為相比于云南山區，“那地方好待”，而且在長樂，“男人不管事，女人說了算”。

從滇東北的小山鎮到福建沿海，這不是王姐人生中最長的一次遷徙。2004 年，她通過朋友介紹，歷經三個月，從長樂出發，經北京、莫斯科，再一路跋涉穿越白俄羅斯、烏克蘭、波蘭、德國、法國，來到了意大利。

在烏克蘭，因為吃了太多土豆和牛奶——幾乎是那一段路程唯一的食物，她鬧肚子了，病得人虛脫。但是跨越邊境的時機等不到她康復。深夜，一行人出發，穿越兩國之間的森林無人區，她因為生病兩條腿發軟，一點都走不動，于是兩個“老毛子”蛇頭時不時將她抬起，架著她走，“一邊一個，他們人高馬大，我個子小，一架就架起來了”，才到了波蘭。

每到一個國家，都有當地的蛇頭來接，護送他們到下一個邊界。路途上另一個計劃外的插曲，發生在法國。還有最后一段列車行程的時候，因為西班牙發生了連環爆炸案，王姐和同伴被困在巴黎。他們在火車站旁邊的破舊倉庫里住了三天三夜，才等到繼續上路的信號。

耽誤了他們行程的馬德里“3·11”連環爆炸是一場恐怖襲擊，致 191 人死亡，超 2000 人受傷。事發后歐盟立即啟動了內部安全機制，對邊境與交通系統采取了嚴格的管控措施，導致不少列車延遲或取消。彼時，伊拉克戰爭正在進行，是否介入戰爭是歐洲大陸上正在激烈討論的話題。一個多月后，歐盟迎來了十位新成員，其中包含王姐剛路過的波蘭。她這趟旅途，恰遇上了“歐洲”的國際地位、身份認同和地理范圍都快速變化的時刻。

最終，列車抵達米蘭，蛇頭給親戚打了個電話，確定人在意大利后，親戚來接，家人在國內把偷渡的錢轉過去，這漫長的跋涉才算結束。對于那個年代的中國偷渡客來說，要抵達歐洲，必須橫跨歐亞大陸。

王姐和其他初到意大利的中國人一樣，第一站就是普拉托，那里有許多華人開的廠，工作機會多。王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熨燙定型服裝的燙廠里做“雜工”[1]，同時要做飯、打掃衛生、剪線頭。“你不知道，像地獄一樣啊，”她回憶道，“一天工作 18 個小時都不止，都拼死地干、搶著干，沒睡幾個小時……你還沒躺下去，別人就起來干活了。”晚上睡在用隔板隔出的小間，“哪里睡得著啊？”干了兩天她頭昏腦脹受不了，拿了四十幾歐就離開了。剛到意大利，她就想回去了——千里迢迢是來吃苦的！

這是普拉托的常態。她說那時有個人和她一樣既煮飯又做工，連續工作了三十幾個小時后，走出廠門，人突然倒在地上，直接睡著了。這還是幸運的——“很多人就是趕貨趕貨趕貨，做十幾個小時，然后去洗澡，洗著洗著人就沒了。以前經常有這種事情。”

回溯中國移民的遷徙史，80 年代末，來自浙江的華人到了普拉托，先在意大利人開的工廠里打工，后來逐漸自己開廠創業，做分包加工。第二批移民是福建人，一開始他們在浙江人開的廠里做工，到 90 年代下半葉也開始自己做老板 [2]。2000 年前后，隨著國內的下崗潮，越來越多來自東北和華北的工人抵達普拉托，為華人工廠提供了新一批勞動力。王姐到普拉托的時候，當地的華人企業已經超過了 2000 家，這個數字在五年內將再次翻倍。[3]

離開燙廠后，她每天去“中國街”（Via Pistoiese）小林超市門口看招工和住宿的張貼。在到意大利的最初二十幾天內，她做過不同的工作，縫線、給老板小孩做日托保姆，沒有一個能夠堅持下去。后來通過老鄉介紹，她去一個佛羅倫薩的庫房做雜工，工作內容是做飯給老板一家吃，貨物出入庫時幫幫忙，勉強可以做下去。但僅僅幾個月后，有一次，她照例搬起地上一箱貨物，以為紙箱里是棉衣，結果沒想到是一整箱的商標，起身時只聽見后背“啪”一聲，整個人癱軟倒地，起不來了。

因為腰椎間盤突出，王姐在住處躺了半年多，那是她人生最艱難的時刻之一，動過無數次回國的心，但想到偷渡的錢還沒還清，還是咬咬牙留了下來。多虧兩個在“按摩店”工作的姐妹照顧 [4]，王姐才慢慢恢復過來。

2009 年，王姐通過一些辦法在大赦中獲得了意大利居留身份，立即把即將成年的小兒子也從國內遷到了自己身邊。有了身份后，在意大利人 R 的“介紹”下，她找到了現在這份工作：看管和打掃佛羅倫薩的市公共廁所。

一做就是十五年。這份工作并不是佛羅倫薩市政府直接雇傭她，而是通過一家意大利勞務公司。去年十二月，市政府需要重新招標，王姐和同事們即將更換雇主。直到原先的勞務公司和他們解約時，他們才發現：有“貓膩”。

在意大利，每位雇主每月需要幫工人扣除并暫時保存一部分工資，作為離職補償金，在雇傭關系終結后一筆支付給雇員。王姐他們沒有收到這筆“TFR 津貼”（Trattamento di Fine Rapporto）——對于工作十幾年的人來說，這是一筆大數字。

他們還發現，入職時簽的合同與實際情況不符：合同寫的是每天工作 6 小時，但他們常常要工作 13 小時甚至更多，從未拿到加班費。按照法律，正常全職工時應為每周 40 小時，在全職合同下，雇主需要為員工支付各種社會保險。因而，在合同上虛報工作時長是不少雇主規避責任的手段。除此之外，前老板還會偷偷克扣工資，比如，員工應有四周帶薪假，但他們請假時反而被按日扣錢。

“他們欺負我們看不懂、說不來，”王姐說。

她去找意大利人 R 反映這些不合規的情況。此人除了向移民兜售“幫助”，比如介紹工作、提供身份正規化的灰色渠道以外，還掛名在意大利勞工聯盟（Unione Italiana del Lavoro，UIL），意大利三大主要工會之一。王姐以為找工會有用， R 卻回應：你們上班不就是坐著嗎，不用做很多事情，言下之意是讓他們“算了”。“如果要他解決問題，”王姐對我一邊說一邊做了一個拇指和食指輕輕搓動的手勢，暗示那將會是一筆金錢交易。

起初她心想，這個工作的確比在普拉托廠里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要強，要不是能夠找到這個工作，她可能早就回中國了。她的同事里面有幾個巴基斯坦人，他們可不想“算了”，提出可以去找一個普拉托的小工會，說可以幫他們要回錢。王姐馬上加入他們：“知道這個信息后，我肯定也要去，我以前在公司受老多氣了！”

就這樣，王姐和同事們一起加入了 Sudd Cobas 工會。4 月 18 日，他們一群人來到佛羅倫薩市政廳“老宮”（Palazzo Vecchio）門口罷工。下著雨的佛羅倫薩有點冷，他們舉著橙色的工會旗幟，以及一個簡單的橫幅，上面寫著：我們想要 TFR 補償金、全職合同、9 歐元/小時。

這是王姐人生中第一次罷工。兩周后，她又參與了一次更大的集會。

五一游行現場

02

Sudd Cobas

“罷工！罷工！”

“停止工作 12 小時！”“5 天 8 小時！”

“黑手黨，住手！”

5 月 1 日，王姐和同事響應號召，從佛羅倫薩坐半小時的火車來到普拉托，加入 Sudd Cobas 發起的勞動節大游行。

“罷工！罷工！”“5 天 8 小時！”

“星期一……”“罷工！”“星期二……”“罷工！”………“星期六……”“罷工！”“星期天……”“罷工！”

在紀念碑揭幕儀式后，工會的成員和工人們又馬不停蹄地奔赴中心古城帶領一場示威游行，為了擴大運動。下午三點，幾百人的游行隊伍從普拉托華人社群口中的“小火車站”——塞拉利奧門站（Porta al Serraglio）出發。今天雖不是罷工日，但是人們高呼罷工，因為這是工會最常用的斗爭方法和最具標志性的口號。這些口號，由工會里的意大利協調人和巴基斯坦工人在隊伍前方輪流帶頭呼喊。

上午在紀念碑邊上的那條多種語言橫幅又出現了，行于隊伍最前方：“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鼓聲大振，為現場的口號呼喊配以節奏和力量。幾百人的隊伍中，人們揮舞著橙色的工會小旗，手舉或背掛各式標語牌：“我們想要安全工作”“5 天 8 小時”，還有用中文寫的：“我們不想再做黑工”。

除了與勞動權利相關的訴求以外，此次游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國旗，國旗中央拼貼著畢加索的反戰名作《格爾尼卡》，以圖像回應戰爭帶來的苦難。旗幟之后，一條手寫橫幅隨人群緩緩推進：“拒絕再軍事化”——對近期歐洲多國上調軍費預算的回應。現場還有關于移民權益的標語，例如：“不再等待，不再排長隊！居住證明和居留許可必須發放！”

“罷工！”“Sudd Cobas！”“罷工！”“Sudd Cobas！”

“解放巴勒斯坦！”

“罷工！罷工！”……

游行隊伍里，我注意到王姐，但當時我們還不認識，我以為她是菲律賓人：個子小小的，戴著一副墨鏡。她走在隊伍的前排，看起來沉浸其中，揮舞著一面小旗，身上穿著一件熒光色馬甲，背上用噴漆寫著“8 × 5”——這是 Sudd Cobas 罷工時工人們的標志性裝備。途中，有人遞給她一塊標語牌，上面寫著：“要醫院，不要坦克！”

游行隊伍中除了 Sudd Cobas 成員，也有前來聲援的普拉托市民。現場一位中學老師告訴我，特蕾莎時尚大火對她而言是一個分水嶺式的事件。普拉托這座城市，從此被分為了兩個時代：特蕾莎時尚大火之前，和特蕾莎時尚大火之后。

隊伍穿越中世紀古城中心后，沿著“羅馬街”一路前行，經過工人和移民聚居的街區，在游客、居民與警察的目光中緩緩推進，最終抵達終點——卡爾·馬克思公園。傍晚的公園中，有人走向街角買冰淇淋，有人欣賞合唱團表演，也有人發表演說。這個勞動節，在一場充滿南亞風味的野餐中落幕。

王姐不是 Sudd Cobas 的典型成員，因為她不在普拉托服裝業工作。她承認，要是自己的老板是中國人，她肯定不敢參與。

Sudd Cobas 于 2024 年 5 月自另一個小工會 SI Cobas 分支獨立——因此早期的 Sudd Cobas 活動記錄和報道，都是以 SI Cobas 之名。他們行動方法、策略和風格的建立，可追溯至 2018 年 4 月佛羅倫薩 Zara 服裝店倉庫工人的罷工。慢慢地，當找他們的工人越來越多，工會開始深入華人企業家聚集的普拉托工業區。如今，他們在古城中心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可以接待前來求助的工人。

工會的核心工作團隊由大約十至二十個年輕的意大利人組成，對外介紹時所有人身份都是工會“協調人”，沒有職位之分。其中，工作時間最長的是薩拉和盧卡，弗朗切斯卡經常以媒體發言人出現，也參與與雇主談判；不少無證件工人的案子由阿爾圖羅對接；比安卡和里卡多跟進佛羅倫薩王姐他們公司的案子；馬可帶領“研究小組”，對接學術和存檔的工作；在不同的罷工駐點上，我也經常見到皮波、埃萊娜、索菲亞、埃麗卡……他們中有的還在高校上學，有的從中學就開始參與。

“SUDD”是工會所代表的幾個基本價值的單詞縮寫：工會、團結、民主、尊嚴（Sindacato Unione Democrazia Dignità），而“Cobas”是意大利 1980 年代興起的自組織工會形式，全稱 Comitati di Base（基層委員會）。與全國性的三大工會（CGIL、CISL、UIL）不同，Cobas 并不依附政黨，也不依賴溫和的協商體系，而是強調工人自治和直接民主，以罷工、封鎖等直接行動爭取權益。除此之外，Sudd Cobas 也善于動用多元和當代的抗爭方法，如社群構建、眾籌、社交媒體宣發等，甚至與藝術家和教育者合作，將抗爭帶到更廣泛的人群中。一座 DIY 的公共紀念碑，這個做法就很像當代藝術。

Sudd Cobas 目前有一千多位工人成員——和三大工會相比，是非常小的規模。這些成員以巴基斯坦人為多數，也有孟加拉國、印度、尼泊爾及斯里蘭卡人，還有少部分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

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尤其在 2010 年代中葉之后，越來越多南亞移民以庇護申請的方式來到意大利，他們沿著東地中海路線——經土耳其、希臘——抵達亞平寧半島，尋找生計。在普拉托，他們老鄉帶老鄉，逐漸加入了這里華人企業為多數的時尚產業。對不少中國老板來說，隨著雇傭同胞的成本上升、華人移民數量減少、年輕一代遠離制衣業等等，來自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異國勞工正好填補了用工空缺。

Sudd Cobas 的罷工，不像是歐洲各大城市中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提前通知的公共服務罷工，而是突然而迅猛的。他們往往在工廠門口即刻拉開戰線，中止生產運作，包括用身體堵住貨物的進出。這個策略對于“交貨”周期非常短促的快時尚產業鏈中各環來說，具有一定的殺傷力。意大利勞動法保護工人罷工的權利，為了盡快恢復生產，一些企業主會選擇與工會談判、做出讓步，簽署“8 × 5”用工合同。也有的企業不讓步，或產生沖突，或僵持多月。

來自克什米爾的 A 和他的同事們是今年“8 × 5 之春”中第一批取得勝利的工人。他們公司給一些不太知名的小品牌做褲子加工，銷售到歐洲各地，每一條褲子吊牌的價格大概在 50 歐元左右 [5]。之前，他們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 12 小時；不僅如此，他們每天只有 10 分鐘的午休時間，吃完飯，要立即開工。他們公司有四個中國員工，五個巴基斯坦員工，但是做同樣的工作，中國員工的工資要高得多。

4 月下旬，經過四天的罷工，他們贏得了合同，如今可以按照“8 × 5”工時工作。有了休息和周末，他們也能騰出時間，去支持其他工人爭取權利——正如他們罷工時其他廠的工人到場支持一樣。我就是在 6 月初的另一個罷工現場遇見他的。

A 告訴我，大多數巴基斯坦工人之所以加入罷工，是因為在工廠里感覺不被尊重，這一點在我和不同人的談話中都被提及。他說，原本他們與廠里的中國同事雖然待遇不同，但私下關系不錯；可自從他們罷工成功后，中國同事很快站到老板一邊，關系逐漸疏遠，如今已幾乎不再說話。

我在另一場罷工上見過類似情形：巴基斯坦工人熱情地在門外招呼廠里圍觀的中國同事加入，看起來雙方關系挺好，但對方不說話只是笑笑，轉身離開。

多年來，Sudd Cobas 孜孜不倦地嘗試與中國工人建立聯系。他們將行動資訊翻譯成中文、設立中文社交媒體賬號、派發中文海報傳單，但是在過去幾年，可能性始終渺茫。在華人群體中，工會常被地渲染為“敵對勢力”，算是一個敏感話題。更棘手的是，制衣產業往往依靠同鄉關系網絡緊密維系，工人和雇主之間彼此依賴，工人也被牢牢地鎖在這個圈層中。那些最需要幫助的工人，因語言不通、缺乏社會資源，也最難跨出一步去接觸外部力量。工會面向中國工人的動員，被視為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在特蕾莎時尚紀念碑揭幕那兩天，周圍的廠房仍在運轉，來來往往的中國裔工人和老板大多只是多看一眼，哪怕工會成員主動上前介紹，他們頂多笑而不語，更多是冷眼相對。這是一種難以言明的距離。

Sudd Cobas 在中國街上張貼工會海報

03

經緯普拉托 上

站在任何一座建筑的二三層向外眺望，你會發現，普拉托是一座被群山環繞的城市，碧森齊奧河（Bisenzio）流至城墻腳下拐了一個彎。城墻內，尖聳的鐘樓與成排的石砌房屋交錯林立，狹窄街巷在橙紅色陶瓦屋頂之間交錯縱橫。這里的景色不遜于其他任何一座托斯卡納古城。

普拉托（Prato）這個詞是草地的意思。城市周邊寬闊的山谷平地、豐沛的水網，為工業的出現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這座小城從 12 世紀起便逐步發展羊毛加工產業，這是令本地居民所自豪的紡織工業傳統的源頭。普拉托有句古話，意思是如果有人愿意去城墻下挖一挖，一定會在那里發現一簇羊毛 [6]。羊毛是普拉托的地基。

今天的普拉托中心老城依舊是中世紀的格局：城墻圍繞、街道狹窄，甚至保留著當時以行業分工而命名的街道：羊毛商人街（Via dei Lanaiuoli）、剪毛工人街（dei Cimatori）、染工街（dei Tintori）……古城墻東南一隅，弗拉斯卡蒂城門（Porta Frascati）和三一門（Porta Santa Trinita）之間，矗立著一片龐大的廠區遺跡，一根 50 米高的煙囪直指天空。因靠近護城河和水渠，這個廠區所在地自 14 世紀起就是羊毛加工廠，19 世紀中葉被實業家文琴佐·坎波爾米（Vincenzo Campolmi）購入并擴建，使其成為城市紡織業的核心。曾有一度，全城出產的布料在進入市場之前，都必須先在這里完成剪毛、清洗或漂染的工序。今天，這里已成為紡織博物館。

二戰后，隨著意大利經濟起飛，紡織業再次蓬勃發展，城市空間隨之向外延展。原本屬于“城鄉結合部”的廣闊地帶，逐漸發展出一種工業生產與居民生活混合交織的空間形態：小型工廠與住宅樓比鄰而建，以此應對紡織業對大量勞動力和靈活生產方式的需求。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來自南部的流動工人成為紡織廠里的勞動力，當時，他們也被稱為“移民”。進入 80 年代，外國勞工來了，其中，中國創業者的安頓和發展尤其顯著。這些移民企業家最初主要集中在古城西北邊、沿皮斯托亞路（Via Pistoiese）兩側的區域，由于工廠與住宅混合布局，那里也慢慢發展出餐館、超市、理發店等生活配套設施，成為華人移民的生活重心、普拉托的“Chinatown”——華人日常使用中叫“中國街”。

90 年代的城市規劃中，中國街周圍區域因其特點，被官方命名為“0 號工業區”（Macrolotto Zero）。知名規劃師貝納爾多·賽奇（ Bernardo Secchi）稱其為一種自發生長、獨特而有機的空間形態：“工廠城市”（città-fabbrica）。直到今天，中國街雖然已成為一個商業和服務業的中心，但是在周邊小巷中，仍能看到一排排典型的工業廠房林立其間。

在制造業全球化的今天，許多前工業城市往往面對著轉型的挑戰。像普拉托紡織博物館那樣，將工業遺址改造為公共文化場所，是許多城市管理者面對去工業化進程時的典型回應。在博物館內，一座數層樓高的蒸汽鍋爐迎接著訪客，向人們訴說普拉托的工業往事。

在中國街上，也有一座被寄望于承載城市轉型的巨物：一座名叫“Prisma Lab”的現代建筑。這個時髦的名字可以被拆解為“普拉托工業智能加速器”（PRato Industrial SMart Accelerator），在不同的政府網站上，被定位為“紡織工業區企業技術轉型中心”“多功能中心”“多媒體圖書館”或者“共同辦公”（co-working）空間。但是當我無數次路過時，看到的總是空蕩，除了室外花園長凳上偶爾有一兩個居民使用歇息，這個公共設施似乎與周圍的社區無甚聯系。

墻的另一邊，則是另一種“公共空間”：王姐在二十年前每天為找活路而光顧的“小林超市”。那里其實是一個停車場，但是發揮了廣場的功能，一度是華人社群的資訊和資源集散地。在旁邊一個連通前后兩條路的巷子里，有人擺攤賣自家種的蔬菜，無家可歸者把角落當作簡陋棲身之所，一家溫州海鮮零售店在門前空地上清洗和解凍，因此地面總是濕漉漉的，空氣飄蕩著腥味，但這些并不妨礙居民在這里聚集或穿行。

近年來，市政府對中國街的皮斯托亞路進行空間規劃改造，通過拓寬人行道、設置花槽和建設新的公共設施來營造更安全和整潔的公共空間。但這種自上而下的美化與秩序愿景，與居民和商戶對停車位、交通便利與日常生計的訴求發生了直接沖突，被一些人視為忽視社會與衛生問題的表面工程，還有人批評這種士紳化建設借“更新”之名推動排斥與取代。在 2021 年的一份反對空間更新的情愿書上，三百多戶居民的簽名中包含了二十個華人名字，新聞報道稱這“突破了他們一貫的沉默態度”[7]——在意大利主流媒體中，“沉默”是華人移民社群的整體畫像。

工業遺跡與移民社群，構成了普拉托“轉型”敘事的兩大基石：一邊是被保存和紀念的過去，一邊是被治理和重塑的當下。然而，普拉托面臨的問題，真的是“轉型”嗎？工業并未消失，而是以另一種形態繼續存在。

上世紀 90 年代至 2000 年后，順應著成衣產業在普拉托的迅速發展，市政府在古城西南、開車十幾分鐘的位置規劃建設了“1 號”和“2 號”工業區（Macrolotto 1 & 2），以吸引工廠向外遷移。這里緊鄰高速公路，便于人與貨物的流動。駛入工業區，兩側密集的中文招牌常常讓人產生置身于中國南方某工業區的錯覺。在大片工廠中，零星可見中國餐廳、超市、奶茶店等。有時還能在路上遇到開著小卡車的個體商販，兜售新鮮蔬果，或者盒飯及粉面等簡易午餐。

特蕾莎時尚大火的紀念碑就坐落在 1 號工業區內，在揭幕前兩天發生了一個插曲：廠區物業管理人員在夜間將花壇與碑牌摧毀，夷為平地。紀念碑所在的這片原本無人認領的小地塊，此前和工業區里的許多空間一樣，并沒有什么用處，堆放著廢料和垃圾。Sudd Cobas 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譴責，認為破壞行為“寧愿容忍垃圾，也不愿容忍鮮花。”工人們在當天立即重建紀念碑，并支起了罷工時常用的帳篷，開始了長達 58 天的日夜駐守，保護紀念碑不被再次破壞。

期間，他們在駐點帳篷周圍組織了露天展覽、兒童繪畫工作坊、意大利語教學等活動，使紀念碑成為一個公共的、開放的場所。志愿者和工人輪流駐守，在帳篷附近燒烤、自習、玩游戲、唱歌跳舞，使得原本只有貨車經過的路段有了一些煙火氣。

同時，工會試圖通過正式渠道追溯土地歸屬，希望紀念碑能夠長期留下來。他們先聯系市政相關部門，得知該地塊為廠區業主集體所有，又一家一家打電話詢問，卻始終無法獲得共識。工會質疑：這些廠房倉庫的業主——包括意大利人與中國人——長期從服裝產業中獲利，卻對這樣一座完全無害的紀念碑的存在保持敵意。

市長提議為紀念碑另外選址，希望工會撤離駐點，但 Sudd Cobas 拒絕了，他們堅持認為紀念碑應當留在悲劇發生的現場。

臨時占領的紀念碑，與普拉托另一座永久性雕像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對照。在古城中心的市政廳廣場上，豎立著十四世紀商人弗朗切斯科·達蒂尼（Francesco Datini）的大理石雕像，他身披長袍，凝視遠方，矗立于石臺之上，代表著這座城市自我敘事中引以為傲的形象：一位遠赴他鄉、在法國起步并積累財富的企業家，他以紡織與貿易為核心的商業網絡跨越阿維尼翁、熱那亞、巴塞羅那和馬略卡。達蒂尼雕像所代表的，是一種資本主義萌芽期的成功邏輯——跨國流通、產業擴張與財富積累。而今，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當下，達蒂尼的遺產在他的家鄉以某種形式得到了延續，“普拉托商人”已然活躍在全球版圖上，只是，這個話題談起來有些棘手。

在已經樹立、正在建造、尚未出現的公共雕塑之間，存在著被選擇的紀念、哀悼與榮耀，也顯現出這座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現實處境與文化認同之間的斷裂。

達蒂尼雕像屹立在市政廳廣場上

在特蕾莎時尚大火紀念碑周圍廠區外墻舉辦的露天攝影展，展示攝影師 Andrea Abati 的系列紀實作品《失焦：特蕾莎時尚的面孔與聲音》，其中拍攝了特蕾莎時尚大火發聲之后，遇難者家屬在普拉托和佛羅倫薩中國領館聲討正義的過程

04

罷工日

第一次遇見艾莎時，我嚇了她一跳。

6 月 30 日，在中國街上一家小裁剪廠的罷工駐點，現場其他人告訴我她是新加入的，而且說英語，我便走上前去打招呼。她驚慌失措，與周圍人再三確認，不敢相信我是和工會一起的。后來回憶起那一幕，她向我道歉，說自己看到中國人已經產生了條件反射式的恐懼。與中國人說話，會讓她立刻想起和老板爭吵的場面。

艾莎來自秘魯，來普拉托已有四年，這期間換了六份工作，每一份工作都是“12 × 7”。就在我們認識的前一個周五，她和同事罷工勝利，他們的公司成了為“8 × 5 之春”罷工潮中簽署協議的企業之一。

她提起雇主時總是用意大利語“capo”（老板），有時也會說“cinese”（中國人）。她坦言，認識我之前以為中國人都很壞。我問她是否所有中國老板都很壞，她說有些確實糟糕。一個老板，廠里有寬敞的廚房和餐桌，卻讓非中國籍工人坐在紙箱上吃飯，“像牲口一樣”。但也有例外：她曾在另一間工廠學到不少技能，工人每天可以休息兩次，每次三十分鐘。至于后來為什么離開，她說：“是我的問題。”當時她“因為身體得不到休息”，患上了抑郁癥，上班時常忍不住流淚，因而無法繼續工作。

艾莎是單親媽媽，有一個即將小學畢業的兒子，目前還在秘魯。她擁有平面設計學位，在攻讀第二個學位——法律的過程中，母親被診斷出患有癌癥。為了賺取更多收入，她持旅游簽證來到普拉托打黑工。艾莎的情況在意大利的移民群體中不是個例。有研究指出，擁有與本地人相同教育和工作背景的移民，其從事與自身學歷不相符工作的可能性是本地男性的兩倍、本地女性的八倍。[8]

她所在的公司主要從事印花與刺繡。公司實行 12 小時輪班制，每班僅有一人看管數臺大型電子繡花機。起初，她并不介意長時間的勞動，只希望能多賺一些錢。她最大的動力，是把兒子接到意大利來讀書。剛入職時，老板夫婦承諾會為她辦理工作簽證——身份合法化是把孩子接來的第一步。正是出于這一承諾，她才接受了艱苦的工作條件。

她從一個拉美朋友那知道 Sudd Cobas，并把這個信息傳遞給了工廠里的巴基斯坦同事。大家一度想要發起罷工，但她勸住他們，說自己可以作為代表去和老板談判。最開始，老板同意每人每月增加 200 歐元工資，但不久后卻決定開除他們。

她再次勸住了大家，又去跟老板談。除了工作時間太長、老板對她吹毛求疵外，她也無法忍受工廠內部明顯的“區別對待”：中國工人住在老板安排的宿舍，每天三餐由老板訂外賣，可以在廠里和老板一起隨意進餐，坐著聊天；而她和巴基斯坦同事則必須自帶午餐，而午休只有十五分鐘，吃完立即開工。她在談判中提出了希望增加午休時間或允許他們回家吃飯的請求，老板拒絕。

平常，當老板有一些指示需要傳達給工人時，不愿直接與巴基斯坦同事講話，而是通過她來轉達。“我不理解他們為什么把巴基斯坦人當動物對待。”她說。

而她最介意的，是老板從未兌現幫她辦工簽的承諾。他們深知她必須依賴這份工作來換取合法身份與穩定收入，也知道她將孩子接來意大利的愿望，于是不斷用空頭支票拖延時間，讓她繼續為他們工作。“他們非常清楚我的處境，但卻借機占便宜。”

談了數次后，可能是老板感覺到她越來越不服從，最后也計劃將她開除。于是她撥通了 Sudd Cobas 的電話。

“我們 latino 最討厭說話不算話的人。”她說。[9]

7 月 5 日，我和艾莎約著一起去支持罷工。

這一天，正值 Sudd Cobas 發起的第三輪“罷工日”（Strike Days）。此前，他們已在去年秋天和今年 5 月 30 日先后組織過兩輪。這個行動的核心策略是“連環罷工”，針對工業區中的小型加工廠。工會的社交媒體文宣寫道：這些小廠“是黑工的藏身之地，是剝削最嚴重的區域，也是歷史上從未有工會進入的地方”。

也是因為這些廠子規模小，罷工時常速戰速決。例如，第二輪中，僅在四天內便發起了 28 場罷工與守點行動，并與 24 家工廠簽署了“8 × 5”協議。那些在斗爭中獲勝、成功簽署合同的工人，往往又會投入到新的罷工行動中，去支持仍在維權的同伴。

這一輪“罷工日”從 6 月 26 日開始，已來到第十天。酷暑沒有擊退團結的人，工業區每天都有捷報傳出。出發前，我看到工會在社交網絡上發了一個短視頻：一隊工人騎著自行車，穿著黃背心，自在地行駛在工業區的路上，配文：

1 號工業區的一個平凡的星期六，躁動不安。

各處的糾察線和罷工仍在進行中——因為，星期六和星期天，本就不該是工作日。

我們參與的第一場罷工是在一家成衣公司的“showroom”——用來向潛在客戶展示樣品的店鋪。店面經過精心設計，現代、時尚，幾具人偶模特身著該品牌服裝立于櫥窗。

工會的盧卡告訴我，他們近期在實踐一種新策略：供應鏈罷工——在罷工工廠的發包方門口設立糾察線，以此倒逼下游小廠簽訂合同。這個做法的依據是 2003 年通過的《比亞吉法》（Legge Biagi）：當發包方與供應商之間存在經濟依附與持續合作，并對勞動條件具有實質影響時，工人有權在發包方場所進行抗議。

這家服裝公司本身沒有工人加入工會，但它是上周四開始罷工的一家裁剪廠的上游公司。該裁剪公司在工人罷工后連夜搬空了廠子——這種“關門重開”的手法在工業區十分常見，只需借用一張居留卡，注冊一家新的企業，第二天就可以換湯不換藥地繼續經營。小的代工廠可以關掉重開，不在意聲譽，但面向市場的服裝公司則必須維護形象，因此工會轉而在不同發包方門口設置了糾察線。

托斯卡納艷陽下，一二十人的糾察隊坐在店門口。每當店鋪有人出入，或有潛在客戶經過時，他們便高喊罷工口號，中斷公司運作。店員多次表示不滿，隔著櫥窗或走到門外拍視頻，并抱怨說自己沒有問題，工會便向其解釋：一旦你們的供應商與工人簽了合同，我們就會離開。

期間，一輛私家車出現，停在馬路對面，車里坐著三名意大利人，其中一人手持 DV 對著我們拍攝。我得知他們是“Digos”——意大利警察系統中負責政治安全與公共秩序的情報調查部門。后來，他們下車與盧卡寒暄幾句，又進店與店員交談。盧卡笑著說，他們早已是熟面孔：“他們認識我們，知道我們叫什么、住在哪里、吃什么……”[10]

如此與警方的互動于我是陌生的。雖然警察監控抗議現場發生的事，并掌握參與公民的個人信息，但是工會的行動是合法的，參與者也自知在行使正當權利，因此他們沒有什么好怕的，坦蕩蕩地與警察打交道。而我看到警察拍攝時，則下意識地想要避開，并感到恐懼。過程中我還“偷拍”了一張 Digos 的照片來記錄；后來知道，公民有權在公共場所拍攝警方，這是意大利憲法保障的言論與信息自由的一部分。這些警察屬于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他們不享有完全的隱私權，民眾在不妨礙他們執行職責的前提下進行拍攝是合法的。我無需恐懼。

過了一陣，一位看似是公司老板的中年女性開著豪車駛來。她停車時絲毫不減速，直沖向站在墻邊的幾名糾察工人，直到最后一刻才急剎車，引發一陣騷動。她很明顯在挑釁，用危險的方式展示不屑和敵意。身著筆挺的白色套裝，腳踩高跟鞋，她下車后神情傲慢地從我們身旁走過，進入公司玻璃門時，還學著工人們喊口號的節奏搖頭晃腦，諷刺模仿。

不一會，一個年輕員工從店里走出，開著奔馳離開了。艾莎說，當工人要求自己的合法權利時，老板每每都會說公司效益不好、已經做不下去了、沒錢，但是，“看看他們的車，就知道他們在說謊”。

Sudd Cobas 在 普拉托 1 號工業區，正要發起一場罷工

今天和往常的“罷工日”一樣，工會駐守在不同的地點，同時推進數個罷工進程。我們在第一家公司門口時，一會兒有工會成員過來召集，一群人便離開前往另一個點；又過一會兒，又有幾個人從別處趕來，加入我們。場面流動而松散。

其中有一群巴基斯坦工人到達時，艾莎指給我看說其中一個是她的前同事。那人上前與她打招呼，她順勢介紹我。但對方似乎并不想和我交流，嘴里嘟囔了一句，我只聽見“cinese”這個詞。艾莎解釋說，他不愿意和中國人說話。她又補充道：因為被老板糟糕對待，有些人心里對中國人已經有了恨。

在那天罷工的過程中，也有在場的工人在對面中國裔老板或員工的某些舉動后情緒激動，言語間偶爾夾雜著帶有種族色彩的表達。當這種情況出現，艾莎便會提醒他們我的存在，讓他們注意：我們這里也有中國人。一次，艾莎在聊天中像往常一樣用“cinese”來指代工廠老板的時候，也被工會協調人埃萊娜糾正。

幾個月來，當現場的巴基斯坦工人得知我是前來報道及支持工會時，基本上都表現出友好與接納。而我不止一次在罷工現場被問道：中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中國人是不是都是壞人……每每不知如何作答。

一個小時左右后，又有工會的朋友來招募一個新的罷工隊伍，艾莎和我加入進去。我們支援的第二家公司位于特蕾莎時尚大火紀念碑同一個園區里面。艾莎對我說，等我們到了那里，罷工的工人從工廠里走出來加入我們，這代表罷工就此正式開始。

第二個罷工點看起來也像是服裝公司，但不像第一家的門市店那么氣派。廠里只有一名巴基斯坦工人，他走出廠門加入了罷工，行動由此開始。廠房里的其他人都是中國面孔，看上去像是一家兩代人，難以分辨誰是員工、誰是老板。空間里一排排衣架上整齊掛滿了衣服，一只寵物狗在架子間穿梭玩耍，和廠外緊繃的氛圍形成反差。

我們在門外，艾莎遠遠地指著廠里掛著的一批胸前帶有花樣字體圖案的T恤對我說，她的公司正是做這種刺繡工序，這批衣服很有可能就是她做的。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操作電腦刺繡機制作一個個繡花貼片，監督機器正常運營——這種繡花機很容易出錯。做完一批圖案，再由另一家工廠把這些刺繡縫制到成衣上。

正如工會在文宣中提到的，這些小廠并非單純的“家庭作坊”，而是沿襲了普拉托毛紡產業中精細分工的傳統，將生產拆解為許多不同環節，每家工廠只完成其中一步，但最終都服務于頂層的發包方或品牌方：“在成千上萬個小廠和以人頭名義注冊的個體戶背后，隱藏的是少數幾個掌控著快時尚供應鏈的大老板。”

此時，一位工作人員在奧迪車的后備箱裝了幾袋衣服，準備駕車離開。工會成員和支援的工人們立馬上前圍堵，阻止車啟動，僵持了一會。我一度擔心司機會情緒失控、貿然沖撞人群——這樣的事情在以往并非沒有發生過。我想他并沒有意識到他們不是不讓他走，而是抗議他將貨物運出工廠。這就是罷工中常聽到的“糾察隊”（pichetto）的職責 [11]：阻斷貨運，防止生產轉移。后來工會成員將這個規則告訴這個中國員工，后者把貨卸下后離開了。

Sudd Cobas 的前身 SI Cobas 有非常豐富的物流和倉庫工人罷工經驗，因而他們的斗爭策略也具有相似特點：以阻斷物流的方式來迫使雇主回應訴求。

我不知道廠里的華人是否注意到罷工隊伍里有一名“同胞”。我戴著墨鏡，并不沖在“前線”，擔心被認出，卻能聽懂他們在廠房里破口大罵。以往每次我在罷工現場，當廠里或周邊的中國人問起“你是和他們一起的嗎？”在那種緊繃與敵意并存的氛圍中，我總是以自己“只是翻譯”來化解，并且擔憂因華人社群對工會的普遍敵意而引發冒犯。

過了二十分鐘左右，傳來消息說這家廠的老板同意給罷工工人簽合同。大家紛紛祝賀這位成功爭取到自己合法勞動權益的工人，他看起來很欣慰，隨后所有人一起在工廠門口合影紀念。

這時，一大鍋燉飯適時地出現了——一個工會協調人和一個南亞工人開車一起帶來的。大家正好饑腸轆轆，在路邊分著吃起來。地道的雞肉比里亞尼飯很美味，香料的氣味在空氣里彌散開來，和剛才的喧囂、緊張混了在一起。

在去第三個罷工的路上，我問工會協調人皮波，合同怎么這么快就簽了，也沒見他們進去談判和簽署。他回答說，一般來說，那個決定性的、代表罷工成功的時刻，是工會收到公司老板聘請的律師發來的郵件，表示老板同意簽署。這一封郵件是有法律效應的。

看來華人企業家的圈子已經多少熟悉了 Sudd Cobas 抗爭的流程。據說大部分老板聘請的是同一個律師，因此 Sudd Cobas 也無需對流程多作解釋。這也是這一波罷工潮中許多斗爭都得以“速戰速決”的原因。皮波告訴我，“罷工日”讓這個意大利人賺取巨額的收入——他代理一家公司的價格是 3000 歐元。

我們抵達了當天的第三個工廠——一位工人出來加入我們，罷工開始。這個廠看起來沒有前兩個生意做得那么大，老板是一對中年夫婦，看起來比較樸實。

得知罷工發生，他們顯得十分訝異，仿佛完全出乎意料。他們追著那名工人反復說道：“Non noi detto! Non noi detto!”我猜這句語法錯誤的話的意思，是在質問他為何事先不告知他們；進一步推測，他們可能覺得這名工人在決定罷工之前理應先與他們溝通協商。他們的神情里除了憤怒，貌似還帶著失望，這是不是說明他們之間平常并非毫無信任與交流？我無從得知。

工會協調人埃萊娜果斷地上前攔住雇主說：請和工會對話。這個做法背后的原則是：這是工會發起的行動，必須通過制度化的渠道來協商，而不是退回私人談判。由此可見，尋求工會的介入時，有的工人選擇先與雇主進行談判——比如艾莎；而有的工人則直接動用罷工這個維權武器。

中途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一名中國員工出來搬貨，被糾察隊攔下。這時，一位巴基斯坦工人用黑布裹住臉，只露出眼睛，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扮演“恐怖分子”。在混亂中，他的言語和動作都帶著挑釁與夸張的表演性，充滿威懾意味。這一幕被拍下并傳到中國社交網絡，很快被網友作種族化解讀。

像這樣的微小暴力，在一天之內我已目睹了兩次：一次來自那位駕車挑釁的中國女老板，另一次則是這位蒙面的巴基斯坦工人。在普拉托快時尚產業當下的工作關系中，勞資矛盾與階級沖突，遺憾地總是以種族對立的形式呈現出來。

過了一會，一位工人騎著自行車從另一個罷工現場前來加入，車前馱著一個巨大的擴音器。工業區上空回蕩起一種獨特的傳統音樂——節奏鏗鏘，旋律悲愴，歌聲既像哀歌，也像戰歌。對什葉派穆斯林來說，這類音樂往往伴隨宗教節日或紀念活動，旋律中帶有強烈的集體情感：對苦難的追憶、對犧牲的悼念，同時也包含堅忍與抗爭的意味。

隨著音樂，工人們仿佛獲得了一種短暫的自由。家鄉的音樂讓他們在陌生的環境里找到熟悉的歸屬感。有人隨著節奏，象征性地錘擊自己的胸膛——這是宗教儀式中的傳統動作，原本用于重演殉道的痛苦與信仰的堅定，如今卻被轉譯到罷工現場，成為團結和抵抗的身體表達。

這一幕不僅是音樂與身體的共振，更像是一場空間的占領。聲浪在工業區貧瘠的街道與斑駁的廠房之間回蕩，將原本屬于生產和控制的場域，短暫地轉化為一個情感與文化的共同體。艾莎和我都被深深感染，但難以融入其中。

大約一小時后，工廠的鄰居、對街的工廠和奶茶店的員工也都走出來圍觀。工人們支起了提前準備好的帳篷——這通常意味著將設立長期駐點，他們已經做好了持久抗爭的準備。但我和艾莎因炎熱而精疲力盡，只能結伴回城。長線斗爭沒有發生：當晚 11 點左右，工會在社交媒體上宣布，這家工廠的罷工已經勝利，那位工人成功簽下合同。

罷工期間糾察隊阻斷貨物流動

05

“8×5”運動 vs “移動制度”

“8 × 5”這一口號首次提出，是在 2020 年 12 月，源自工會斗爭的核心訴求：反對剝削，推動公司與雇員簽署全國集體勞動合同（CCNL），落實每周 40 小時（即每周工作 5 天、每天工作 8 小時）的工作制，以及帶薪休假、病假、加班費、雇主不可任意開除等基本權利。這個口號簡潔明了，在罷工或游行中，人們喊得最多的就是：“Otto ore, cinque giorni!”（“5 天，8 小時”）。

這個口號好記，喊了幾年，中國企業家和工人也都熟念在心，說到工會，他們就知道，“是搞 ‘otto ore, cinque giorni’ 的”。但是“5 天，8 小時”對于普拉托的華人成衣（pronto moda）產業來說，是徹底的天方夜譚，因為這些企業得以立足和成功的根本，就是高強度和高靈活性的生產模式。

博洛尼亞大學學者安托內拉·切卡尼奧（Antonella Ceccagno）在普拉托工業區進行過累計長達十五年的田野調查、超過二百場深度采訪后，將華人服裝企業的生產和用工模式，歸結為一個說法：“移動制度”（mobile regime）。

“移動制度”的核心運作依賴兩條不成文的規矩。其一，雇主為工人提供食宿。這并非出于“工作福利”的考慮，而是為了吸引人力、壓低成本——工人吃住都在廠里，可以將余下所有時間投入生產。其二，雇主默許工人可以在不同工廠之間流動。由于時裝訂單存在旺季與淡季，工人可隨訂單轉移，不被固定在單一廠房，使生產與用工的供需關系更靈活匹配。

雖然這種勞動機制具有強烈的剝削性，甚至是自我剝削，但是從雇主和工人雙方的短期訴求看，這是一種“互惠”機制，兩情相悅、來去自由，也為初來乍到的中國工人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以及可以“無縫融入”的就業途徑。

這兩條老板與工人之間的“潛規則”并非華人社群憑空創造出；一方面，這種高度靈活的經營法則實際上部分是從意大利工業傳統中繼承而來，我在后文將詳述。另一方面，它也是勤勞的移民企業家和工人為適應快時尚的季節更替節奏與生產機制而逐漸形成的。時尚產業的“上市時間”（time to market）極為短暫，從設計到交貨往往只有幾周時間；因此，“移動制度”能夠顯著縮短產品上市周期，并在價格與交付速度上為企業帶來優勢。

這種生產模式也不是沒有代價——特蕾莎時尚大火就是這些年來快時尚產業最為慘烈的代價。

普拉托“移動制度”的運轉與產業的繁榮，依賴于一批又一批來自中國的移民工進入工廠。然而，隨著中國本地經濟與制造業的發展，以及中國移民在意大利謀生路徑的多樣化，這股源源不斷的勞動力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隨著南亞工人逐漸代替位于產業基層的中國工人，原本的用工制度逐漸失效，新的摩擦與沖突隨之顯現。

在“8 × 5 之春”運動白熱化之后，王姐在短視頻軟件上看到普拉托的罷工潮，表示有些不理解：僅僅因為工作時間長就罷工、反對老板？在她看來，不必將矛盾激化，因此“不喜歡可以走人”，就像她當年在普拉托的選擇。

這一看似簡單的說法，曾經有其合理性，但時至今日已經失效，這也說明了普拉托成衣產業在過去四十年賴以發展和繁榮的根本法則正在動搖。對于早期的中國工人而言，“不喜歡可以走人”的流動性不只意味著便利和收入，還帶來了一種優勢：因為當時產業仍在擴張，工人有更多機會學習技術、提升技能，流動成為一種上升通道。

然而對近年來抵達的移民工人而言，情況已經不同。無論他們來自南亞還是中國北方，都普遍缺乏產業內的同鄉網絡，也就無法、也無需像早期勞工那樣隨訂單流動。現在，一個基層工人幾乎不可能離開一個崗位后很快又找到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產業早已飽和，靈活性和流動性不再意味著機會，而僅僅意味著缺乏保障，被困于黑工身份中。對他們來說，漫長的勞動往往只換來低廉的工資，還要在廠內忍受偏見。因此，這些工人不再愿意犧牲休息時間和基本尊嚴。

除了工人、工會與雇主以外，“8×5 運動”也牽動著城市中許多其他行動方：市政府、執法部門、司法機關、市民、公眾，甚至犯罪組織。

在 Sudd Cobas 早期的行動中，持續時間最長、受到最廣泛關注的一次，是 2021 年的宏印（Texprint）印花廠罷工。十個月的罷工不僅體現出其剛硬而多元的組織和抗爭策略，還反映了城市中多方在沖突中的位置、反應和行動渠道。

宏印工廠中 18 名工人因超長工時和一位工人的工傷被掩蓋而加入工會 [12]。公司無響應兩個多月后，工人在廠門外搭建了“權利之家”（Casa dei Diritti）作為長期駐守點，懸掛“不再做奴隸”（mai piu schiavi）的橫幅，既是罷工的糾察線，也接待媒體與支持者。

面對罷工，宏印公司代表在廠外駐點毆打工人、摧毀物資。其一度以罷工“非法”為由申請緊急禁令，卻在聽證前撤訴 [13]。警察多次驅散糾察，7 月清場時致兩名工人送醫；9 月，工會在市政廳廣場絕食抗議，再遭警方制止并有工人被捕。市政府的態度曖昧和回避：一方面突擊檢查工廠，發現普遍違規，另一方面拒絕與工人對話。

十個月期間，工人和工會將行動延伸到美術館、學校和街頭：在佩奇當代藝術中心快閃，舉辦“8 × 5 會議”，以及在本地教師中提出“8×5 學校”的倡議。9 月，一群本地藝術家成立了“Tocca Uno Tocca Tutti”小組，專門支援工會行動；他們后來還在一個倉庫的罷工駐點舉辦展覽，吸引公眾和媒體前去參觀和支持 [14]。抗爭跨越行業界限，被置入更廣闊的公共議程。

宏印事件中還浮現出成衣產業與有組織犯罪有交織的可能性。2021 年 5 月，宏印公司的一位員工——據其他工人說為事實上的負責人——因涉嫌與意大利最大的黑手黨家族之一“ndrangheta”有關聯而接受警方調查。省政府對公司發布了反黑手黨禁令，禁止其參與公共合同。此前，該公司曾獲得 35.4 萬歐元公共資金，用于防疫口罩生產。這一禁令在當年 9 月 1 日被撤銷。

2021 年 10 月，宏印公司的抗爭還未平息，位于 Dreamland 公司門口的另一個糾察線遭到蒙面襲擊者沖擊，他們手持棒球棍和竹棍毆打人群，多名工人受傷入院，四人住院治療。

那年年底，為回應工人抗爭時所遭受的來自企業報復和政府不作為的雙重暴力，一個名叫“dialogo 辯”的小組發起發起了一場題為《普拉托：國王的新衣是誰做的？》的閉門討論會，由學者切卡尼奧、生活在博洛尼亞的中國藝術家鄭寧遠，以及華裔表演藝術家石陽主要組織，邀請了工會和工人代表、華人社群代表、多名地方官員，其中包括后來成為普拉托市長、對 Sudd Cobas 表示出友好而后被控腐敗而選擇辭職的伊拉莉婭·布杰蒂（Ilaria Bugetti）。

然而針對工會的黑手黨式報復仍然不斷發生。2022 年，在另一家企業 Acca 的勞資糾紛中，多名工人在回家途中遭襲，其中一人受到重傷，需要住院治療。此后，工會志愿者和學生組建了“社會護送”（scorta sociale）隊，陪伴工人晚間回家以確保安全。

2024 年 10 月，在一家皮具廠門口，幾名講意大利語的暴徒再次襲擊工人和工會成員，造成四人受傷，并留下威脅：“下次一槍崩了你們！”（“La prossima volta vi spariamo!”）。

灰色的用工空間為有組織犯罪的滲入提供了土壤。當公權力和執法與保護機制長期失靈，加以快時尚的逐利邏輯，移民社群長期不得不依賴某種“自我秩序”。在這種真空中，黑手黨就可能以“秩序維護者”的身份自居，在工業區肆意妄為。

從 2024 年下半年起至 2025 年春天，一系列貌似黑手黨火拼的槍擊、縱火、爆炸襲擊接連在普拉托和羅馬發生，幫派斗爭暴力程度不斷升級，給華人社群內外投下恐懼的陰影。有一天，普拉托區域內有三家物流倉庫同時收到了不明爆炸物，其中一家，就是上文提到的 Acca 公司，證明了其集團犯罪相關。意大利媒體稱這一系列“火拼”為“衣架戰爭”，背后是不同華人企業和組織對服裝物流運輸和衣架生產市場控制權的爭奪。

調研后我才意識到，今年頻繁走進的罷工現場，其實已經算是相對安全的。前兩年的抗爭更為暴力、危險。在那樣的環境里，選擇站出來的工人冒著巨大的風險，甚至付出沉重代價。他們不僅揭開了層層掩蓋的黑工現實，也在撼動一個原本密不透風的犯罪-盈利機器。因此，Sudd Cobas 的常用口號中有一句：“黑手黨，住手（Basta Mafia）！”。

2024 年 7 月，一家位于普拉托和佛羅倫薩中間的物流倉庫前的糾察線

06

經緯普拉托 下

如果你從未走進過正在運轉的紡織廠，你就無法真正想象它會產生怎樣的噪音。紡織廠的噪音是密實的，幾乎像一整塊固體的質感；它像一陣撲面而來的巨浪，像一股逼得你縮起身子的風。紡織廠的噪音讓你半瞇著眼、微微一笑，就像在紛飛的雪中奔跑；它讓你屏住呼吸，就像你對著新生兒的臉輕輕一吹時，他會做出的反應。紡織廠的噪音是持續而非人類的，由成千上萬重疊的金屬聲組成，但有時，它卻又像笑聲。紡織廠的噪音沒有明確的來源，仿佛從地面或空氣中冒出來，因為從遠處看，織機似乎是靜止不動的。紡織廠的噪音可以達到甚至超過九十分貝，讓那些不戴耳塞的人頭腦昏沉、耳朵發聾

——它就像折磨尤利西斯的塞壬之歌。紡織廠的噪音像是一支浩蕩大軍正向你直撲而來，也像是一個巨型蜂巢的嗡鳴。有時，如果距離足夠遠，你甚至會把它誤認為是一場雷暴的隆隆聲。紡織廠的噪音從未停止過，它是這座城市最古老、最莊嚴的歌謠，對普拉托的孩子們來說，它甚至是一首搖籃曲。

普拉托不僅是一個關于移民的故事，也是一個關于意大利的故事，更是關于全球化的故事。這段聲音描寫來自愛德華多·內西（Edoard Nesi），一位來自普拉托的作家，也是前紡織廠廠主。2004 年，他下定決心將繼承于祖父和父親的紡織廠出售，以免陷入與身邊同行一樣的命運——在市場突變中走向破產。

其獲獎著作《我的人民的歷史》是對意大利工業過去的一曲挽歌，在書中，他通過自己的成長經歷回望普拉托的“黃金時代”：一個伴隨意大利戰后經濟重建而興起的繁榮時期。他飽富情感地控訴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制造業大規模轉移和普拉托中國移民的到來——給他的家鄉帶來的劇變，認為它不只擊垮了歷史悠久的毛紡產業，也傷及他所稱的“人民”。

今天，城市有著全然不同的聲場。機器仍在晝夜運轉，但它的轟鳴不再如紡織年代那般巨大充滿壓迫性，而變得隱秘、彌散，如細密的低語，絡繹不絕地從城市的各個角落傳出。離開古城稍稍往外走，無論行至何處，都能聽見路邊某座建筑里傳來縫紉機聲：“嗒—嗒—嗒———嗒——嗒—”有時是兩三架機器疊加的節奏，有時難以分辨究竟有幾臺，像細密的雨點拍打在鐵皮上，均勻，偶爾停頓。這些樓房，有的廠門半掩或緊閉，有的只有高處有個小的通風窗，根本找不到入口。里面的場景很難見到，但是生產的聲響仍頑強地穿透隔墻，成為路上的靡靡之音。這是今天普拉托最富有標志性的聲音。在這些不可見的作坊里，在車縫紉機的噪音中，日日夜夜，布料拼接，一件件時裝誕生。

從外人的角度，普拉托的紡織業與成衣產業常常被混為一談；在本地社會中，前者因由意大利人主導而被奉為“遺產”，后者因由移民主導卻屢屢被視為“麻煩”。這真是兩個平行不相交的現實，還是同一座城市內部尖銳的斷裂？

從更宏觀的尺度來看，普拉托的故事正鑲嵌在時尚產業全球轉型的大背景中。“時裝”的概念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經歷了一場顛覆——從耐用必須品轉變為過渡生產和快節奏消費，因而徹底改變了產業邏輯。快時尚要求極短的制作周期和靈活的供應鏈，生產成本不再是核心，真正的利潤轉向了營銷與品牌。意大利歷史深厚的服裝紡織領域在 2000 年左右之前一度能夠抵御這股全球趨勢，但最終仍難逃本土零售體系被 H&M、Zara 等全球巨頭取代的命運。

雖然普拉托的紡織業與意大利北中部其他工業區一樣，在戰后廢墟之中蓬勃發展，但是也因著時代的大潮，紡織人在三代內經歷了大起大落，普拉托的傳統優勢——再生羊毛紡織——一度以低成本、高效率贏得全球市場，但隨著消費審美、時尚趨勢與全球格局的變化，其原有優勢在九十年代后逐漸成為產業轉型滯后的負擔。

在這期間，少數意大利企業可以在海外建廠、拆分供應鏈來適應，而大量本地中小企業卻無力跟進。不少企業倒閉，工廠閑置或荒廢，留下來的則必須通過雇傭外來移民工人來降低成本。最初，意大利內部的流動工人——農業人口與南方勞工——進入廠房；后來，更便宜的跨國工人抵達——其中就有中國移民。

故事回到第一批在普拉托辦服裝代工廠的溫州創業者。當他們有點起色后，或租用或買下那些本地人倒閉工廠的廠房。有學者提到，那時候來自這些新創業者的租金“成了當地提前退休企業家的私人養老金”——廢棄的紡織廠既騰退了空間，也為原主人帶來了新的收益。[15] 同時，這些移民企業家在時尚產業的生產模式巨變中，摸索出了一套的生存和繁榮之道。

然而，中國移民所繼承的，并不僅是市場份額，還有普拉托本地產業早已存在的文化與習慣。學者切卡尼奧指出：“靈活性在意大利工業區中早在華人進入之前就已是一個核心特征。未付酬的家庭勞動、惡劣的工作條件、超長的工時和低工資，以及普遍存在的‘賬外用工’做法，在工業區的鼎盛時期就很常見……”[16] 這種日常生活和工作生產高度滲透的文化，也便可以解釋本章節開頭所引用的段落中，內西把紡織廠震耳欲聾的轟鳴聲稱作普拉托孩子們的搖籃曲。

工會的皮波告訴我，很多普拉托的老人都有點耳聾，那是紡織廠工作留下的“后遺癥”。他回憶，自己小時候走在街上，總能聽見各家院子里傳出小型織布機或縫紉機的聲音。那時，男人在工廠里做工，而女人則會接一些廠里的訂單在家里趕制。他的祖母就有一架縫紉機，閑暇時在院子里接單。原來在當時，除了轟鳴的大紡織機聲，普拉托的路上也能聽到隱秘低吟的生產之音！

除此之外，用兼職合同和現金交易來避稅、逃付加班費，或以公司“關門重開”的方式規避責任，這些被詬病的鉆法律空子的做法，都不是華人創業者的原創發明，他們只是“入鄉隨俗”罷了。但是，“多少有些矛盾的是，普拉托——這個在 1970 年代曾促使人們創造出 ‘地下經濟’ 這一新詞的地方，如今卻成了意大利唯一一個首先將移民創業定為犯罪并進行嚴密監管的地方。移民創業本質上只不過是對非規范化企業操作模式的進一步推進。”[17]

如今在“平行工業”的話語中，紡織產業卻搖身一變，被塑造成規范和人道的化身，用以凸顯與華人企業的反差。在《我的人民的歷史》書中，內西用整整一章描繪了一個華人制衣廠內部污穢、混亂、與世隔絕的場景。雖然作家“克制”地未將這些描寫直接與文化和族群綁定，但是，很明顯，如果這本書是關于“我們”作為無辜的受害者，那么，中國移民就是同一幅圖景中那個入侵的“他們”。

普拉托的現實遠比二元對立復雜得多。另外，內西還在書中還寫道，家族紡織廠曾一度僅靠一個客戶，把布料帶到德國和奧地利市場，這些訂單就足以養活工人。難道這不也是跨國貿易的一種形式？為何在他眼中，那些屬于自己的跨境訂單被頌為“黃金時代”，而當全球化的紅利轉移到另一個群體身上時，卻被視作為危機、城市的隕落？

可以說，普拉托傳統紡織業的衰落與華人服裝廠的崛起，本是同一股全球化大潮下的兩個側面，既有交集，也有偶然。這些交錯恰好在普拉托匯聚了。“平行工業”的敘事過于單薄，它無法對當下的局勢作出具有歷史縱深的解釋。真正使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是一種復雜的共存。

與其說意大利人、中國人、巴基斯坦人在這里構成了今天的普拉托故事，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運作版本在這里交匯：第一世界的訂單，第三世界的勞動力；全球化中的先驅、新貴與無名者；早期資本主義的家庭作坊生產模式，新自由主義的外包與國家職能撤退，以及跨國灰色經濟與地下金融網絡的隱秘流動……

紡織博物館中關于普拉托再生羊毛產業的展示

中國街兩邊的小巷子很多都是這樣的小型廠房空間形態

07

族群張力背后

我在罷工現場感受到的族群張力，在華人移民群體內部顯現得更為直接。在日常語言里，南亞工人常被稱作“半黑”或“二黑”[18]，有時甚至因宗教信仰被貶稱為“阿拉皮”，這些稱呼不斷加固著工作中的區隔與對立。與此同時，網絡流行語“巴鐵”——源自中國官方“巴基斯坦鐵兄弟”的外交表述——在普拉托的罷工語境中被中國裔移民反諷為“巴鐵不鐵”，將勞資矛盾、族裔化的認知與國家宣傳話語混雜在一起。

在中文網絡世界，關于 Sudd Cobas 的報道在過去一直零星，多半轉引自意大利主流媒體。隨著今年工會行動的不斷擴大，尤其是“8 × 5之春”期間多輪連環罷工的開展，簡體中文社交媒體上的關注也開始增加。在微信公眾號上，開始有自媒體轉發和報道工會的行動，語氣以譴責為主。也有一些公司雇主遭遇了工人罷工，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求助。

6 月 26 日，微信自媒體“意華商訊”在推送中轉發了 Sudd Cobas 社交媒體上公布的第三輪“罷工日”的海報文宣和行動訴求，題為《第三波罷工來襲：Sudd Cobas 工會再次向工業區發起全面動員，直至 7 月 6 日》。雖然文章風格明顯出自 AI，也算是面向產業的一種提醒式的公告。文章結尾附上了三點針對華人企業主的“建議”：自查用工合法性與工資發放記錄；加強工廠合規管理，特別是加班制度與勞動合同；如遇工會談判請求，及時尋求專業勞工律師協助處理。

該自媒體在另一篇報道中引用了一些“來自華人企業主的觀點”，雖然 AI 寫作使得這些觀點真假難辨，其中一些卻也觸及部分結構性困境。例如：“我們不是反對合同制度，而是希望制度更符合我們這種微型企業的運營節奏。”“這些年輕的西方工會代表，不懂我們在夾縫中求生存。”“一旦華人經營的小企業被查出非法雇傭，新聞報道往往會大肆渲染，將個別現象放大為普遍現象，加深社會對華人服裝廠的負面印象。這讓本就艱難的經營環境更加雪上加霜。”

然而，若留心觀察，華人社群的聲音并非全然一致。雖然反對和譴責罷工的聲音占據主流，但在社交媒體上偶爾浮現的少數支持工人、反對剝削的評論，往往能獲得最多點贊。這些“沉默的點贊”背后，可能正是數量龐大的中國籍基層工人。

小紅書上一條關于工會罷工的帖子底下有超過一千條評論，其中獲得點贊最多的一條留言為：“你以為吃苦就能有所收獲，但你最終會發現，只要你會吃苦，就會有吃不完的苦。”

在另一條吸引了 148 條評論的罷工視頻底下，一位曾經在服裝廠工作的用戶明確表示支持，獲得了最高的點贊。他控訴公司“每天 15—16 小時的時間，經常通宵加班趕貨，每個月只有 900—1000 歐”的工作方式，以及老板對員工的惡劣態度，并寫道：“謝謝巴鐵兄弟說了我 15 年前不敢說的話。”

除此之外，社交媒體討論也體現出普拉托服裝業當下的用工生態。有人提到，由于中國籍工人的工資要求相對較高，老板為了“省錢”，往往轉而雇傭南亞或非洲裔工人。一些評論便指責巴基斯坦工人“搶了我們的飯碗”，甚至有人說老板“活該”：“半黑鬧得越兇越好，以后老板們不敢用半黑，只會用中國人，對國人來說還是好事。”這種言論雖表面上反對剝削者，但卻帶著濃厚的民族主義和歧視態度，遮蔽了運動的核心議題——工作權利。

有時中文網絡的討論甚至夾雜著新的偏見與標簽。溫州籍雇主常被刻板地描繪成冷酷貪婪，而在站在老板一方的聲音中，又流露出對東北工人的貶抑。不過，在我的觀察中，普拉托的東北籍工人確實更可能成為罷工的潛在支持者，不是因為他們所屬群體天生不同，而是因為他們在今天的產業鏈中的位置更接近被壓榨的一端。這些內部差異，說明所謂“華人社群”也并非單一主體，而是由多重利益關系、社會身份和經驗交織而成。

華人社群面對罷工時，也常會作出“他們”“我們”的區分，并強調一種“勤勞、肯吃苦”的移民自我認同。與此相對，巴基斯坦工人則常被貼上“懶”的標簽：要么天生懶，要么愛偷懶，這是譴責罷工時最常見的說法。一些人還提到穆斯林每日多次禱告，被視為降低效率。很明顯，這些都是來自雇主的視角。

一位服裝公司老板對我說，罷工是“工會挑撥巴基斯坦工人鬧事”。她直言，如果必須完全遵守意大利勞動法，還不如直接雇意大利人，因為“白人做事認真，巴基斯坦人不認真”。

她補充說，移民工人不能像本地人一樣滿足于基本工資與固定工時，因為“我們移民就是要努力，怎么能和意大利人一樣？”這句話既體現了她和家人的工作觀，也間接表達了她對巴基斯坦工人“8 × 5”合同訴求的不認同。她還欣慰于自己的孩子愿意在工廠幫忙、未來繼承事業，而不是像意大利年輕人那樣“愛享受，工作不上進，賺得少還花得快”。

王姐的態度則不同。她覺得自己越來越像“老外”，“賺多少花多少”。她每年都會回中國旅行，節假日也常在意大利境內和朋友出游。

許多移民除了金錢報酬，也有其他需求。以艾莎為例，她更需要一份能夠幫助她合法化身份的工作合同；同時，她也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以及維系與孩子和家鄉的情感聯系——她經常與孩子視頻，周末偶爾會去公園里參加拉丁美洲移民聚會。

對南亞穆斯林工人來說，看得出來，加入工會不僅是維權，也意味著獲得一個有歸屬感的社群空間。除此之外，他們中的部分還擁有其他業余愛好。比如，每個周末，許多移民工人會聚集在郊外一片大草地上打板球——南亞各國家的國民運動。普拉托一度有三個板球隊：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的移民各自組隊；在鄰近的盧卡市，現在仍有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兩隊。這些球隊在不同城市之間互訪、比賽。我去的那天，還有不少孩子和青少年在訓練。那里的巴基斯坦人對我說：“We love our sport!”

在巴基斯坦社群內部，對工會和罷工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些人擔心罷工會影響巴基斯坦工人的求職機會。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今年年初的數據顯示，普拉托 35% 的企業為外國人所有，其中 64% 由中國籍老板掌控（不含已入籍的華裔）[19]。今年 6 月，在移民生活類 APP“華人街”的一個面向雇主的投票帖中，230 名用戶參與討論罷工潮是否會影響招工決定。超過一半選擇“以后不再雇傭巴基斯坦員工”，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的投票者分別選擇“合同到期找機會直接說明不再雇傭”和“留著干”。想必在今后，巴基斯坦求職者在中國雇主那有一定可能會碰壁。

至于罷工潮對快時尚服裝生產產業的影響，目前還只能推測。如果因為缺乏低薪移民工人而使制作成本顯著上升，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利潤空間被壓縮。服裝產業的“普拉托模式”會受到影響嗎？如果罷工持續下去，工會的局部勝利得以推動更大范圍的制度改變，那么這里將發生什么樣的改變？這座因中國移民到來而發展起來的快時尚制造中心，會不會因南亞工人的到來而地位撼動？

周末城郊草地上打板球的人們

08

春天在繼續

7 月 15 日，Sudd Cobas 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了一組數據，總結他們在 4 月至 7 月之間通過“8 × 5之春”以及“罷工日”等動員活動取得的成果：

新發起罷工：78 場

聲援性罷工：49 場

簽署 8×5 勞動合同：76 份（覆蓋率達 97%）

涉及發包商（委托方）：15 家

關門重開”式企業逃避行為被阻止：2 起（100%成功）

這些數字在擁有數千家注冊企業的普拉托工業區中仍只是一小部分，但工會的影響力已在不斷發酵、擴散。事實上，甚至在發布這份報告之前，Sudd Cobas 已經步履不停，繼續把行動帶到了另一個大區——艾米利亞-羅馬涅的福爾利市（Forlì）。

7 月 2 日上午，位于福爾利的 Sofalegname 沙發制造廠的工人上班時驚訝地發現，廠內的設備和原料已被打包進集裝箱，正準備運往中國，他們立即封鎖工廠，攔下貨物。去年 12 月，這些巴基斯坦工人曾通過罷工爭取到正式合同，結束了長期剝削；然而半年后，公司企圖“打包跑路”，迫使他們再次求助 Sudd Cobas，并在廠門口駐守。

Sofalegname 實際上只是另一家公司 Gruppo 8 供應鏈中的一個空殼公司，生產線就設在 Gruppo 8 廠內。工人雖掛名受雇于 Sofalegname，他們的生產卻直接受到 Gruppo 8 管理。工會介入后，省政府推動恢復代工關系，但 Gruppo 8 隨即再度將訂單轉移，悄然交給附近另一家“幽靈工廠”——此前已被查出黑工、12 小時輪班、工人住在廠內等嚴重問題。

而 Gruppo 8 背后的母公司，為新加坡企業 HTL，旗下沙發產品銷往全球 52 個國家。 Gruppo 8 專門為其生產打著“Made in Italy”標簽的高端沙發，并幫助企業拓展歐洲市場。

這正是現代供應鏈模式中最典型的伎倆：用法律上獨立的本地代工廠承擔勞動關系，為跨國公司降低成本。通過這個方式，企業榨取當地的資源與人力，維持低廉成本；一旦遇到工人抗爭或法律風險，資本便可以輕易抽身，就遷往更有利的地方。對于跨國企業，“供應鏈”不僅意味著物流網絡，更是一種勞動規避系統。

就在同一個月，法國奢侈品巨頭 LVMH 旗下品牌 Loro Piana 因涉嫌使用涉及嚴重勞動剝削的外包工廠，被米蘭法院司法接管，警方逮捕了一名在米蘭郊外運營代工廠的中國籍廠主。新聞報道中顯示，代工廠的工人每小時僅拿約 4 歐元，每周工作近 90 小時；而一件代工成本約為 €118 至 €128 的夾克，在市場上卻被標價 €3,000 至 €5,000 不等——這一落差反映出供應鏈利潤的壓縮，也揭示了品牌背后工人的時間與勞動的極度貶值。

去年年底，Al Jazeera 的一則視頻報道也揭露，奢侈品牌 Montblanc 曾與存在嚴重剝削的代工廠合作，并在工人加入 Sudd Cobas 工會后將訂單轉移他處。該品牌代工廠的前員工和工會多次在佛羅倫薩 Montblanc 專賣店門口抗議，喊出“Made in Italy, Shame in Italy”（意大利制造，意大利羞恥）的口號，并訴訟該企業。

直到本文截稿（2025 年 9 月），Sudd Cobas 仍然駐守在 Gruppo 8 的前后兩家不同的空殼公司，分別位于福爾利和切塞納（Cesena）。面對龐大的跨國資本和成熟的全球剝削體系，這些基層組織和工人的行動，不僅僅是一次單廠層面的“死磕”，也不僅僅關乎地區勞工權益，更是具有全球性的政治維度——將地方抗爭與跨國資本對峙緊密聯系了起來。Sudd Cobas 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這場斗爭不僅是為了捍衛 Sofalegname 工人的工作崗位，更是為了阻止整個生產系統的剝削機制繼續擴展……如果 HTL 想要在意大利運作，并打著“Made in Italy”的招牌，它就必須尊重工人的權利，并為自己的供應鏈承擔責任。生產外包不能再成為推卸和清洗責任的借口。

類似的剝削鏈在今天無所不在，但一般往往分散在不同國家地區，難以一眼看清。而意大利的時尚工業和移民企業的相遇，則使得原本散落于各地的產業鏈匯聚在同一個地點。尤其在普拉托，從縫紉到熨燙，從倉儲到物流，這座城市成為觀察全球資本主義供應鏈如何運作的縮影現場。也正因如此，它也成為了工人自組織有機會撬動結構的罕見節點。

王姐公司的案件也在繼續。7 月 3 日，工會協調人比安卡召集大家開會。七點半，在佛羅倫薩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工人空間，王姐和同事們陸續到達——一個非常國際化的“維權小分隊”：兩個菲律賓人、三個巴基斯坦人、一個中國人。他們相處的氛圍非常地好，互相玩笑、嬉戲、照顧，大家稱王姐為“媽媽”，因為她比他們都大一些。

會上主要討論了兩個議題。第一，比安卡告訴他們，工會的律師將已把前公司未繳 TFR 的證據遞交給法院。第二，工會已安排下周二與佛羅倫薩市政府開會，需要推舉兩位工人代表與工會成員一起出席；屆時，一項主要的訴求是讓市政府保證在今后——無論勞務公司是誰——落實公廁工人的全職合同，并將所有人轉為正式工。

關于參會代表，大家討論了一會，推舉了王姐和另一個同事。王姐說自己那天要上班，得請假。她最不愿意去找公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