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六章 “逆算法”的實踐策略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逆算法” 的實踐策略

集體 “搶單” 與 “捎單”

傳統的勞動研究在描述勞動時，會重點強調資方與勞動者不可避免地存在 “控制 - 反抗”“管理 - 抗爭” 等不可調和的矛盾。資方總是千方百計地控制勞動者，壓榨他們的勞動時間。與此相對應，勞動者會通過罷工、游行、革命等方式謀求勞動權益的提升。這些在英國的憲章運動、法國的巴黎公社運動，以及美國的芝加哥工人罷工等歷史事件中均有體現。進入 21 世紀，消費資本和數字資本崛起，資方與勞動者的關系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勞動的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尤其是在零工經濟的語境下，個體勞動者不再被強迫勞動，而是成了能夠自主選擇的個體，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勞動、如何勞動、何時勞動。在平臺經濟中，互聯網技術日益取代傳統的人力監管手段，原有的面對面、對抗性的勞資矛盾因為技術中介的出現而開始慢慢隱退，轉而遷移到 “數字中介化的勞動” 這一場域下。“控制 - 反抗” 的框架依舊在，但這之間似乎又多了很多的中介因素。控制的手段變得隱蔽、柔性，甚至帶有更多的 “人情味兒”。技術的分化和重組打破了傳統的集體行動框架。可以說，勞動者無法找到一個可以訴說憤怒、表達抗議的具體對象，回應他們不滿的只剩下時斷時連的客服、手機上不聽指揮的后臺系統，還有一個抽象模糊的資本代言者 —— 數字平臺。

相應地，勞動者的抗爭形式也在慢慢發生轉變。當發現控制和監視自己工作的是一整套智能化的算法體系時，騎手們開始琢磨如何應對這樣一個沒有實體、不會說話的技術性家伙。在長期的送單勞動中，騎手 “以身試法”，通過勞動實踐一點一點地發現算法系統的漏洞，加以利用，并進行再創造。這樣的行為被一些學者稱為 “算法行動主義”（algactivism）①。如果我們將算法技術在當今社會的使用看作一項宏大社會工程，那么，騎手針對算法規則進行的 “利用” 和 “再創造” 就是一種 “逆向社會工程”（reverse social engineering）。在此過程中，身體、勞動、手機成為他們的堅實武器，流動、社群和交互成為他們協同的重要方式，對于算法知識的了解和掌握成為他們與平臺協商和追求自我利益的關鍵因素。逆向的算法實踐與計算機的編程邏輯不同，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實踐，②即勞動者在對算法黑箱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通過自身特定的勞動實踐摸索出的、能夠繞過系統規制來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和方法。這一節主要來討論騎手們 “逆算法” 的勞動實踐。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時候，“逆算法” 的勞動實踐不一定正確或者可取，甚至有時會違背勞動者之間的公平競爭。但是這些行動的存在仍然十分重要，這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的考慮：首先，它生動地展現了人與技術的互動關系，其中充滿了貓鼠游戲和斗智斗勇；其次，它在很大程度上彰顯著勞動者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這些能動性并非停留在話語層面，而是彰顯了他們豐富的勞動實踐和爭取自我賦權的努力。與技術作對，存在被 “反噬” 的可能，③但也有許多勞動者堅持不懈，靠著這樣的 “逆向工程” 獲得收益，爭取主動權。他們對數字技術的利用和再創造值得我們記錄和關注。

第一個故事來自北京房山區的 “意見領袖” 大強哥。在跑單的過程中，他偶然發現了一個遠程切換賬號的系統漏洞，并將這一發現在外賣騎手群傳播出去。通過微信群的聯絡，大強哥帶領房山地區眾包騎手集體搶單、相互捎單，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賺到了額外收益。平臺后來發現了這一漏洞并對相關騎手進行了封號，但大強哥不以為意，而是將其作為一種值得傳播和銘記的事件。大強哥的個人講述十分精彩，我不忍刪減，因此全部記錄在此。

剛開始干這個行業的時候，單價高，人員少，我們能賺到錢。那時候是搶遠單，不跑近單，（大家）都是搶幾十塊錢的單。小單根本不放在眼里。全是手動搶的，系統不派單的。（訂單）最少 15 塊錢起步。跑遠單的話，一公里最少加三塊錢。那時候輕輕松松地一個月（收入）上一萬五。

我們搶單不管三七二十一。咱們這幫騎手混得比較好，把關系搞起來之后，不管是哪個方向的單，就盡管搶。方向搶錯了都無所謂，大家商量好，會有別的騎手替你去送。

怎么送？大家搶了單之后，看一下（配送的）方向。別人搶到我（這個）方向的單，他們就把賬號給我，我登錄他們賬號，順道去送。我搶（到）他們（那個）方向的單，我（就）把餐給他們，讓他們給帶走，登錄我的賬號，幫我把單完成。我們這個錢就這么掙了。

（這個漏洞）一開始誰也不知道。2018 年干的時候，慢慢發現了。當時一個朋友讓我帶著他弟弟干外賣。我說行。我把他拉過來，帶他干。2019 年的時候干了一個月，那天他跟人碰車了，出了事故。他說有餐還沒送。我去了把他的餐拿下來，我說：“我幫你送，你在這兒等交警來處理這事。” 他說手機壓碎了。我當時想拿他手機去送餐，他手機碎了，也看不到內容，這怎么辦呢？我只能拿他賬號登到我的手機上，我才發現這個系統有漏洞：可以登錄別人賬號！實踐出真知，最后我就拿自己手機登錄他的賬號送了餐，才發現這樣也可以。

我第一次還不相信，你知道吧。第二天的時候，我就故意這么試了一下。當時我想，大不了這一單我就白送，一單也沒多少錢。就是想試一下。我又跟這個哥們說，“你把這個餐給我帶走了”。正好他去那個方向，那一單他給我帶走了，我說，“你到地方給我打微信”。他到了給我打電話，我告訴他我的賬號。他拿我賬號登了，點了送達，就完成了這一單。因為手機后臺賬號有定位系統，必須在送單點周邊才能點送達。我就這么發現了（這個系統漏洞）。

發現了之后，我挺開心的，就告訴別的騎手。我給他們傳播這個事情，他們不相信我，說：“你這不是作假嗎？” 好多人都不相信我。但這之后，我掙錢變輕松了，壓根就不用送單。我就遠程調度，我搶單，控制他們幾個跑單。你們不是不相信嗎？不相信，我今天讓你們相信這個事。那段時間，有一個多月，我天天到美食城那兒坐著玩，我只負責搶單就完了，搶完了，告訴他們怎么做，幫我順路送單。一個月輕松上一萬。

后期的時候，這些騎手都信了，發現真的管用。他們發現我不干活，就說：“不行，我們老給你幫忙送單，你也得幫我們去干。”（大笑）我就也開始跑單了。

最后我就建了一個（微信）群。（騎手之間）靠微信群聯系。（微信群是）我建的。最開始八個人在這個群里面，我們開始集體搶單，反正搶到哪里就送哪里。大家都一起搶。（微信）群慢慢變成三四十人，后期就五十來人，慢慢到現在有一百多人呢。比如說，我搶到了單，就直接在（微信）群里喊一聲：“誰在？” 如果這個方向正好有人過來，我就把我的賬號給他，他登我賬號，把那單給我取來。然后順路幫我送來社科大，我就不用送了，直接點送達。這次他幫我送，下次我幫他送，互相幫忙的。

大家之間各種幫忙。那時候可厲害，良鄉搶大學城的，大學城搶良鄉的。亂搶單，一塊兒掙錢。但是你要是之前沒干過，剛開始干，你都看不懂那些單是怎么搶出來的。我們這么干的時候，進來的新騎手幾乎搶不到、沒飯吃，我們就不給他們這個機會。后期公司對我們封控，就是怕我們這些老騎手玩套路，新騎手根本沒飯吃。2019 年這一年，我掙了 12 萬。

那個時候的單，你想怎么拒怎么拒。你想接就接，不想接（就）拉倒。不是那么嚴。第二年（2020 年），公司估計已經發現了，在后臺納悶，天天這些沒有軌跡的配送是怎么送出來的。他們就開始封控，不讓我們這么干了。但是我們把它當成耳旁風，沒當回事。后來也不知道是誰投訴的，公司查得嚴了，發現了就直接給你來個永久封號，誰也給你解不開的那種。我們有幾個（騎手）就 “中標” 了，所以我們就老實了。（笑）

封控之后就是說，無論取餐還是送餐，沒有軌跡的直接就封號。現在它有系統，不管是去商家取餐，還是去客戶那兒送餐，都必須有行程記錄軌跡。沒有軌跡屬于違規、屬于虛假。

對于集體搶單的回憶，大強哥充滿自豪。那是他帶領兄弟們實現集體收益的輝煌時刻。雖然后來平臺系統堵死了集體搶單、集體調派的路，但是為了保證訂單能夠流轉，平臺保留了轉單功能。每個騎手一天可以有幾次將訂單轉出的機會。因此，小規模的集體搶單仍舊存在。

每到下午五點，騎手們登錄上線，三五成群，拉開架勢，開始搶單。根據長期積累的經驗，論搶單速度，蘋果手機不如安卓手機，聯通信號不如移動，空手劃單不如戴觸屏指套。大強哥掏出手機，打開搶單頁面，左手托著機身，拇指不停地快速點擊屏幕下方的刷新按鈕，兩眼死盯著屏幕，右手的拇指拉開，隨之準備看到訂單進行右滑（參見圖 23）。“搶單分為三點：手速、注意力、眼神。” 大強哥像導師一樣解釋說，快速點擊刷新按鈕能夠保證訂單出來，當訂單出現在搶單頁面上之后，要通過看地址的前幾個字來判斷這個單子好不好，如果好就迅速右滑，不好就不要搶。因為長期保持緊盯屏幕的習慣，大強哥變得近視，特地配了一副 100 度左右的眼鏡戴著搶單。

“引虎出山”

有時候，騎手會在長期的勞動經歷中摸索出一些奇特的、難以捉摸清楚的算法 “民間理論”。他們并不知道背后的機制是什么，但是卻發現特定的招數對于算法派單的機制有特殊的效果。這些摸索出來的 “反算法” 招數好比民間偏方或民間理論①，雖然無法弄懂它的內在機理，但在應對實際遇到的問題時可能十分有效。

第二個要分享的故事來自汾哥。他是北京大興區的一名美團眾包騎手。汾哥一米七左右，早春的時候就已皮膚黝黑。他說話聲音洪亮，喜歡表達，是騎手群里最活躍的一個。

2023 年早春的一個下午，汾哥和很多騎手一樣，倚在自己的電動車上刷訂單。令人驚訝的是，“搶單大廳”②里一個訂單都沒有。原來，疫情放開后就業回潮，大量人口涌向外賣，春季又是外賣的淡季，外賣業因此出現了僧多粥少的場景。外賣訂單量總體下降，騎手的數量卻顯著增多，大量騎手無單可送。汾哥說：“一些平日里我連看都不會看一眼的訂單，一出來也會立馬被人搶光。” 汾哥所說的這些不受青睞的訂單，指的是距離遠、價格低、需要爬樓梯、配送路程不好走的單子。他一邊嘟囔著，一邊不停地上下滑動手機屏幕。看見我一直站在身邊，他忽然抬頭看向我，笑著說：“有空？幫我個忙？”

我想知道他的心思，于是答應下來。他順勢接過我的手機，打開訂餐 App，開始一頓操作。我問他是要干什么。

汾哥：沒什么。就是用你的手機，幫我下個單。買什么都行。不會花你的錢，放心。

我：下個單？為什么？

汾哥：現在不是沒單子嗎？你幫我下一個，我來搶。

我：放在 “搶單大廳”，你能保證搶到嗎？

汾哥：放心吧。這點本事我都沒有，還玩什么。

汾哥熟練地操作著 App，在附近挑了一家超市，下單買了兩箱水。一共 27 元，我付了錢。這時，他立馬拿起自己的手機，點進 “搶單大廳”，開始以很快的頻率刷新。過了大約兩分鐘，里面果然出現了我的訂單，汾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搶到了手。這讓他開心得哈哈大笑。我仍舊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他故作神秘地告訴我：

就是說呢，這些訂單，后臺會盡量按照路線給你安排。比如我這兒現在有你一個訂單，時間也充足。那系統就會陸續把順路的單子都派給我。我走一趟能送好幾單。就是這么樣。是個設置問題，具體的我也不懂。不懂就不懂吧，反正管用！（大笑）

又過了幾分鐘，汾哥在自己手機上選擇了騎手已到店，并讓我取消訂單，說系統審核后就會退款。接著，他就坐在電動車上等待。果然過了幾分鐘，汾哥的手機開始叮叮響，系統接連派了三個訂單給他。如他所料，都是去往之前訂單的所在地及其途經區域。汾哥十分開心，接連說謝謝。同時也叮囑我，不能再這么做了。汾哥和周邊幾個要好的騎手都知道這個，并給它起了一個代號，叫 “引虎出山”。在等了許久還沒有訂單的時候，他們會彼此幫忙，用這種方法 “招徠” 訂單。

這個只能用一兩次，多了對你賬號不好。系統能查出來。用過之后就不能再用了。后面有人找你，別弄了。

在平臺的拓展業務中，有一項 “幫買單” 業務，即由騎手幫助顧客挑選物品并配送。相較于送餐業務，“幫買單” 的單價更高，廣受騎手歡迎。旺季時候，“幫買單” 一單的配送價格在 10.5—11.5 元之間，而餐品配送則只有 7—8 元。為了讓自己獲得 “幫買單” 的訂單，房山的騎手在此花了不少心思。在送餐的過程中，汾哥和周邊的騎手偶然間發現了這個系統漏洞。如果騎手接到一個 “幫買單”，那么與此順路的訂單業務也都會隨之而來。于是，經過多次研究，他們找到了一個 “引虎出山” 的竅門。那就是，先給自己下個訂單，借此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接收系統后臺派來的 “幫買單” 順路單。如此循環，高峰期的時候，一些騎手可以在送單周邊區域接到不少 “幫買單”。

騎手之所以喜歡 “幫買單” 業務，除了訂單配送費高，還因為 “幫買單” 的許多訂單有利可圖。幫買單主要是根據顧客下單所需，由騎手自行購買相關商品。一些騎手發現，可以利用其中的部分商品 “賺差價”。例如，蔬菜、水果、肉蛋奶等日常消費品通常采取浮動價格制，騎手可以從中賺取小額利潤。汾哥對其中的貓膩了如指掌：

（幫買單）現在少了，客人被坑得太狠了。…… 之前美團跑腿那些，顧客讓捎煙或者水果、燒雞，很多（騎手）都騙人，多要錢。好比，一盒煙 15 跟你要 20，一個果籃 120 跟你要 200。你讓我捎的就這個價錢，顧客看了也沒轍。點一次兩次還行，后面就不信任了。…… 這幾年不多，前幾年還是很多的。我周邊就有。

這跟我田野調查的發現一致。跑腿的騎手會隨身準備一些收據，遇到無法使用機打小票的情況，便會利用這樣的機會手寫收據并賺取差價。后來，平臺和消費者慢慢發現了這一情況，開始對跑腿業務進行限制。“幫買單” 也就變得越來越少。但是，不少騎手發現，“引虎出山” 的算法機制仍然存在。因此，在后續 “幫買單” 業務萎縮后，他們將其挪用至普通的送單業務。根據他們的反饋，這項策略屬于 “瞎子摸象” 的民間理論，有時管用，有時不管用。有一次，汾哥受不了長期無單的狀況，用了一位朋友的賬號下單，但是等了一個多小時，一個訂單也沒有來。

與工程師對代碼或程序語言的直接操控不同，外賣騎手通過日常的勞動實踐得以部分了解、熟悉后臺算法的運行規則和規律，并有機機會在勞動過程中發現系統漏洞。一旦發現這樣的漏洞可以增加其收益，他們便行動起來，通過 “打擦邊球” 來實現自我權益最大化。只是，由于無法看到技術系統設置的全部面貌，此種策略和實踐往往帶有暫時性和不確定性。

“老鼠打洞”

總體說來，集體性、規模化地采用逆算法的策略在騎手群體中少之又少，畢竟，系統的實時追蹤和數據更新很容易甄別出算法的問題和漏洞，并在最短時間內通過 “補丁” 來實現 “亡羊補牢”。集體搶單、“引虎出山” 這樣的逆算法策略都在出現一段時間后被平臺發現，并迅速變為騎手管理中的 “禁止條例”。在丁未看來，這樣的 “反噬” 做法使勞動者的 “逆算法” 實踐變成了平臺資本的免費勞力，即勞動者 “自愿” 成為平臺技術的測試者，尋找各種 BUG。①但在為期七年的田野調查中，我也發現，算法體系的日臻完善并不意味著騎手 “逆算法” 實踐的結束。相反，騎手與平臺系統的斗智斗勇始終存在。算法的發展體系更像是一場隨機游戲，在既有的游戲規則之外會不斷出現偶然問題，這些偶然問題則成為騎手可以有效利用、開拓出路的 “洞口”。這樣的 “貓鼠游戲” 一直存在，騎手的策略更像 “老鼠打洞”，他們奔跑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并不斷地利用流動性與龐大的算法體系進行博弈。這一部分主要記錄了我在田野中有意無意間發現的一些騎手對抗算法控制的小策略。

首先，騎手會形成 “站點社群” 并以此對算法進行利用。這些 “站點社群” 多以線上形式存在，也就是以物理空間為基礎，圍繞商圈、站點、片區等組建微信群。騎手們拉彼此入群，以此方便互動溝通。這些微信群成為送餐信息的 “集散地”，外賣員在群里即時轉發和分享各種信息，包括 “轉單” 請求、訂單情況、交通路況、天氣信息等。信息靈活的騎手會密切關注這樣的工作社群，②在高峰時段相互 “轉單”、幫送，提高送單效率。例如，有騎手會在群里公布自己即將去往附近哪個位置，有同一時間訂單的騎手可以 “搭順風車”，即送給前一個騎手或者兩人合成一人送單，對算法的規劃實現 “再整合”，省時省力。有的時候，全城送的眾包騎手發現特定區域因為天氣、交通、偶發事件等原因訂單價格上漲，就會在群里告知，一些空閑無單的騎手便會趕過去，先于算法實現運力的調配，并搶先得到高價單。小崔是 “餓了么” 的眾包騎手，也是一名 “換單高手”，在送單過程中，他會有效利用外賣的微信群與其他騎手交流，借此應對高峰時段系統派單混亂的狀況：

（高峰時，）尤其每個人身上都掛了很多單，系統容易亂，開始出現亂派單。亂七八糟，東一錘子西一榔頭。有一次我八個單，全在不同的方向，整個亂了…… 我就和隊友商量，相互捎單，換一下，你幫我送這個，我幫你送順路的。

起初，騎手對后臺算法 “亂派單” 不滿，但時間久了大家開始慢慢習慣，并主動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通過虛擬社群進行實時交流以實現轉單、幫送，有效地對算法進行了糾正，這種通過線上交流與線下流動所形成的 “算法再整合” 被諸多騎手使用。小崔反復說：“算法亂派，但人不能亂送，得動點腦筋。”

其次是 “活地圖” 行為。一個總體的觀察是，跑單時間越長的外賣員對派單系統的地圖的信任度越低。相較于系統推薦的路線，有經驗的老騎手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斷。尤其在高峰時段，負責配送老城區的騎手從來都是相信自己而不是算法給出的路線。老城區街道狹窄，人流量大，建筑和道路錯綜復雜，會延長送餐時間。老騎手通過抄近道、走小路，能夠省下相當一部分時間。這為他們高峰時段配送更多訂單提供了可能。方吉是一名 “餓了么” 的駐店騎手，在北京西城一個星巴克店里負責咖啡飲品的配送。在店里待了不到一年，他已經對周邊老城區胡同十分熟悉：

這機器人的、電腦的，肯定沒有人的大腦好使。我跑這么長時間了，我不就是活地圖了嗎？我不靠它（算法推送地圖）。因為剛開始跑單的時候，我師父就帶了我一個半小時。我就靠自己，天天騎著車跑，瞎溜達。哪里遠去哪里，哪里難跑哪里。

再者，一些騎手會利用搶單軟件來幫助自己獲取更多訂單。對于搶單軟件的使用，騎手們大多諱莫如深。“搶單神器”“搶單軟件” 被騎手們統稱為 “外掛” 或者 “槍”，是一種植入式的作弊軟件，能夠幫助使用者更快地搶到訂單。使用外掛造成的影響是雙面的。一方面，作弊軟件能夠幫助一些騎手在沒有訂單的時候更快地搶到訂單；另一方面，如果大量騎手使用作弊軟件，就會出現過度內部競爭，破壞公平競爭的氛圍。因此，騎手對作弊軟件又愛又恨。

使用作弊軟件的騎手基本不會在其他騎手面前提起，使用的時候也會小心翼翼地避開人群。多數騎手知道此類軟件的存在，因為各種原因并未使用。搶單軟件費用很高。首先是裝機費，即幫助使用者將特定的軟件嵌入手機系統。其次是使用費，使用費每個月都要交，按照使用者的要求，可以分級收費。使用者可以對所搶訂單的距離、費用等做設置，軟件會依照所設標準進行搶單。“裝機費就好幾百，使用費又幾百，一個月多掙的那點錢，都掛機了。” 搶單軟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對抗后臺算法的分發機制，幫助一些騎手拿到更大、更好的訂單，但是這些軟件的競爭對手其實是其他手動搶單的騎手，這樣便造成了騎手內部的不平等。一些騎手對使用搶單軟件的人十分氣憤和鄙視，認為這樣的人破壞了 “搶單環境”。

有一次，驢哥和小王在房山一家購物中心的奶茶店等單。他們四五個騎手圍坐在一起聊天，等了兩個多小時卻沒有一個訂單。這時，旁邊來了一個陌生面孔的騎手，也坐在附近等單。不到十分鐘，這個騎手的手機開始叮當作響，一連接到了四五個奶茶訂單，這讓大家十分驚訝。驢哥眼尖，湊上去一瞧，發現這個騎手悄悄地開了 “外掛” 軟件。剩下的騎手十分氣憤地站起來把他轟走了，并警告他不準再回來。也有一些騎手為了多掙錢偷偷使用外掛，但是過了一陣子發現這樣會影響周邊騎手的搶單數量，而且招致大家的猜忌，為了不影響周邊騎手的團結，就主動刪除了軟件。

無論是集體搶單、送單，還是通過各種手段躲避、引導算法的規制，外賣騎手 “逆算法” 的勞動實踐始終存在，而且形式多樣，這一系列的 “逆向社會工程” 也充分地展現了騎手的主體意識和能動性。只是，相較于工廠大生產時代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零工勞動者的抗爭形式和抗爭邏輯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馬克思在論述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問題時，曾經鮮明地指出過聯合與工人同盟的必要性。在每一次社會改造的過程中，戰斗的姿態十分重要。①一百多年前，工人的抗爭運動以結盟、革命的形式進行。通過砸爛資本家的工廠和機器，也就是搗毀和破壞生產資料來抗議，這樣的抗爭方式激烈而直接。而零工時代的勞動者，經歷了過去幾十年勞動靈活化、個體化、數字化的滲透變遷，其抗爭的方式也已經由直接挑戰變為諸多難以察覺的迂回戰術。

在數字化的語境中，一百多年前的廠房和機器等生產資料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無法被砸爛和奪走的虛擬算法體系。它的可變、迭代、預測、分類等復雜功能與騎手的勞動、身體和自我意識正緊密地綁定在一起。當勢均力敵的技術性顛覆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時，斗爭的方式也顯而易見地由 “破壞重建” 變為 “協商利用”。騎手對于算法的認知和想象內嵌在他們的勞動實踐中，這些 “逆算法” 的勞動實踐包含爭取自我利益的意涵，也展現了他們如何一點點挖掘主體性空間。如果算法是一條長長的堤壩，那么騎手便是在堤壩上來回奔波的螞蟻。他們在奔走之余發現這堅固大壩上的裂隙和缺口，并以此為基礎一點一點開辟出自己的另類生存空間。就這樣，“千里之堤” 與 “潰于蟻穴” 的風險矛盾一直存在，成為騎手與平臺既合作又抗爭的一個重要切口。

當然，在騎手日常勞動的 “逆算法” 實踐之外，也會有公開叫板和挑戰的勞動抗爭形式。這樣的案例并不多見，但也為我們重新看見勞動者的數字韌性提供了一個個小窗口。接下來的一節，我想分享 “逆算法” 實踐之外的騎手抗爭策略，并討論媒介技術在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