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為文壇與人性號脈

文 | 李輝

不止一次聽人說過，史料冷冰冰地躺在那里，只有耐住寂寞之人，才會投入其中，與之對話。殊不知，史料其實是歷史遠景的體溫，是相關歷史人物的情懷所系，因有史料存在，我們回望歷史，才會跳出既定概念與模糊輪廓的局限，跟隨細節走進歷史人物的復雜性格、豐富情感，進而，對歷史多一分認識，對人物多一種理解。我讀郭娟《紙上民國》，時時產生這種感覺。

身為《新文學史料》主編，郭娟浸淫史料多年，多少大大小小的文壇人物在她面前走過，過眼史料更是難以計數。因史料，她熟知文壇是非，因史料，她或密或疏地與文壇一些健在者互有交往。前輩故事、作品與史料彼此參照映襯，見識、思考與體察交融，《紙上民國》正是一本厚積薄發之作，她用女性獨特的細膩筆觸，賦予史料溫暖。

同時，她另有一番本領，基于史料，基于閱讀，基于親歷，卻又不限于此，她喜歡從小的切入口走進，將不同人的命運、作品與紛繁史料熔于一爐，那些看似漫不經心的話題，從而有了大的架構，有了綜合呈現的功能。

讀郭娟，感到特別親切。她寫的不少前輩，我曾有過交往，她談及的許多文壇往事，我多少也寫過。隨著她的敘述，我總是身不由己地走進去，與她一起再次感受。

對一個人的理解，有時并不在于交往頻繁與否，女性體察細微的長處在于，能夠捕捉轉瞬即逝的某個細節，如同迸發的火花，將對一個人物的感悟點燃，而這樣的機會通常很難遇到。

郭娟寫《我因編書去見曹禺先生》，文章很短，容量卻豐富。她去見曹禺，還是在剛剛工作不久。她編輯曹禺話劇作品五種，依據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老版本校勘，提出一個字的修改問題。曹禺頗為欣賞。就是這樣一個字，令曹禺回到當年寫作《雷雨》的狀態。

此時，郭娟眼前的曹禺，不是文章前面所述——“茫然眼神，遲緩的動作，臉上的表情雖然客氣謙虛但有一點‘空’”，而是“來了興致，用手飛快地抓撓幾下頭發”，與郭娟談到寫《雷雨》的情形。郭娟覺得看到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曹禺：“曹禺先生仿佛回到靈感爆發、激情寫作的往昔歲月。這一刻，我看見了神采煥發、才氣縱橫的作家曹禺，非常年輕，健談，有激情！”

之后，郭娟成為《新文學史料》的編輯、主編，接觸更多有關曹禺的史料。她說：“對這位作家一生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更能體會到暮年曹禺對于寫作仍懷壯志，卻無法寫出自己滿意的東西的痛苦。他多想回到寫作《雷雨》的狀態啊。但是曹禺先生——您有《雷雨》，已經足夠！”

是的，一個天才作家，即便后來不少言談舉止備受爭議，其內心也不時經受痛苦煎熬，可是，20世紀中國戲劇史上，憑青年時代創作的幾部話劇，曹禺足以傲視群雄！

郭娟很會找一個小的切入點，將不同人物穿插其中，看似漫不經心，卻使之有了史的脈絡。

《乘火車去旅行》，寫蕭紅、郁達夫、張恨水、楊沫、《紅燈記》、《秘密圖紙》、《鐵道衛士》……互不相關，又有關聯。游記、小說、電影、個人體驗，就這樣構成一幅鐵路走進中國之后的文化景觀。

《亂世情》，寫蕭紅、趙清閣、張愛玲三位女作家的“亂世情”。重點是趙清閣對老舍不離不棄的廝守。20世紀90年代初，與施蟄存先生熟悉，他寄來的新年賀卡，曾選用趙清閣的畫作。他還來信，推薦趙清閣一本隨筆集，希望我能促成出版。很遺憾，我未能完成任務，也不好意思去拜訪趙清閣。至今，我后悔不已，如果能去探望她，想必能建立聯系，聽她講述往事。

梅志先生曾對我講過，抗戰初期在重慶，老舍和胡風都是“文抗”的負責人，關系密切，除夕夜，他們請老舍、趙清閣一起來家中度過。之后，胡潔青女士攜子自北平跋涉前來，老舍與趙清閣曾有的親密，不再擁有。兩人之間的關系，在胡潔青和孩子們心上的陰影，顯然不會輕易消散，這或許也是老舍未來命運的一種伏筆。

很喜歡這篇《誰的故居訴說著往事》，魯迅、茅盾、張愛玲、胡風、老舍……從故居入手，郭娟如數家珍，講文人與城市的關系，的確很妙。故居的存與廢，屬于個人，更關乎政治與歷史的潮起潮落。

文章寫到胡風20世紀50年代初，從上海搬至北京，在景山后面買下一個四合院。院子里有四棵樹，胡風住下，寫出第一篇文章，文末注明“寫于四樹齋”。當即有人指出，你現在還要“四面樹敵”嗎？

20世紀80年代我在《北京晚報》編輯副刊，梅志寫來此文，回憶當年情形，讀之令人唏噓不已。僅僅幾年之后，胡風和梅志，都從這個“四樹齋”被逮捕。很快，因修建部隊大院，那一帶的四合院都被拆除。平反之后的胡風一家，自然不會重新走進故居了。不過，靠近北海附近的一些四合院尚有存留，葉君健先生的家，就在其中。

我整理吳祖光先生五十年代的日記時，里面不少內容，記載他為買一個四合院如何四處尋找。誰料想，搬進去不久，他就成為右派，發配北大荒勞改，他的四合院，很快也不再屬于他。他在晚年，耿耿于懷的就是自己的四合院，每次去看他，說到房子，他總是痛心疾首，拍桌子罵娘。讀郭娟的文章，這些與故居相關的故事，自然而然走了出來。

牛漢先生是《新文學史料》前任主編，在某種程度可以說，郭娟是在牛漢指導下走進新文學史料這一領域，走進民國以來的文壇天地。身為“胡風分子”的牛漢，與“胡風集團”成員乃至馮雪峰、丁玲、聶紺弩等諸多人物，有著他人難以相比的密切關系。

這種關系，隨著時間推移，其實又會發生出人意料之外的演變。昔日親密者“平反”之后會反目，舊時被唾棄者許多年后卻可以正常來往，生活的不可預測性，人際關系的錯綜復雜，只有當事人才有深切體驗，遠非局外人所能窺探一二。

郭娟的接觸、理解與思索，顯然有她的優勢，這使她可以從自己的角度走進紛繁復雜的歷史場景，從不同方面體味相關人物內心。郭娟在《紙上民國》中寫了不少人物，如魯迅、馮雪峰、郭沫若、胡風、聶紺弩、丁玲、韋君宜、賈植芳、路翎、牛漢……這些人物，都與胡風事件相關。所寫所論，當然不是定論，卻為我們認識復雜的人性，乃至人物親疏的背后歷史詭異，開啟一扇獨特窗口。

“胡風事件”的關鍵人物舒蕪，郭娟寫了不止一篇，并且在寫他人文章中其身影也不時閃動。讀《舒蕪的是是非非》《“運動”變人形》，可以讀出她試圖走進歷史深處的努力，更可以讀出她內心的糾結與無奈。面對歷史，誰又不是如此呢？

在《“運動”變人形》中，郭娟開篇寫道，在歸還的胡風檔案中的四十年代重慶時期往來書信中，竟然夾著路翎寫給未來妻子余明英的一封情書，這也是目前所見路翎唯一的情書。郭娟說，當時路翎與戀愛中的余明英發生矛盾，路翎寫下這封情書，最終矛盾化解。胡風收到的這封信，并非路翎親筆，而是與路翎同住一室的好友舒蕪，出于關心而偷偷抄錄一封寄至胡風，這才有幸保存下來。

誰能想到，十年之后，同是舒蕪，在一九五二年，先后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給路翎的公開信》，第一次公開批判當年好友，將曾經非常欣賞他的胡風等友人，推到公眾討伐面前。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轉折，遠比三年后個人信件被公開更為重要。

郭娟重讀舒蕪抄錄的路翎情書，寫道：“原來這封情書是當年路翎的好友、與路翎同處一室的舒蕪偷偷抄下來寄給胡風看的。……并附言：希望胡先生快來救救路翎！”回望歷史，她不能不感慨萬千：“襯著歷史天幕的蒼茫底色，回望彼時那個心地純良、為朋友的‘失戀’急急搬救兵的青年舒蕪，怎能不唏噓嘆惋。”

認識一個人真的很難。友誼與政治之間，才氣與道德之間，風暴襲來，選擇之際，總是令不少人陷入窘境、困境，難以自拔，只不過舒蕪遠比他的朋友們走得更遠。

郭娟在《舒蕪的是是非非》中這句話，準確地勾勒出舒蕪暮年的景象：“晚年舒蕪一直處于尷尬的境況中。一方面才華橫溢，不斷著書立說，惹人喝彩；一方面應付著來自外界或內心的關于‘胡風案’的歷史詰問。”

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晚年舒蕪潛心研究周作人，郭娟試圖從這一現象，尋找某種理解舒蕪的思路，或者說，尋找舒蕪內心的脈絡所在。郭娟寫道：

周作人豈是容易懂的？舒蕪卻條分縷析地把他研究透了。他有“撫哭叛徒的吊客”的情懷，自信能夠把科學的態度和正義的怒火很好地結合起來，“不讓一切功績和成就無意義地成為悲劇的殉葬品，留下來參加新生的過程。”當舒蕪寫下這些句子的時候，是否也隱隱存了一份奢望，寄予未來的研究舒蕪的人們呢？

郭娟的理解是否準確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為進一步認識舒蕪提供了一把鑰匙。其實，何止舒蕪一人，多少歷史當事人，過眼云煙，看似消散，卻不曾遠去，若要理解透徹，談何容易。唯有基于豐富的史料，基于體察入微的分析，并且站在歷史高度之上，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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