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做漢奸，造孽三百年

萬歷十一年（1583 年），遼東赫圖阿拉的春日里，二十五歲的努爾哈赤以十三副遺甲起兵，身后是父祖被明軍誤殺的血海深仇，身前卻是大明帝國這座橫亙百年的巨山。彼時的建州女真，不過是遼東諸多部落中不起眼的一支，人口不足三萬，甲胄不滿千副，若貿(mào)然與明廷為敵，無異于以卵擊石。努爾哈赤深諳此理，故在之后二十余年里，始終以 “臣服者” 的姿態(tài)周旋于明廷羽翼之下，將統(tǒng)一女真各部的雄心藏于恭順的表象之中。

萬歷十七年（1589 年），努爾哈赤主動將征討女真異部的戰(zhàn)俘送往遼東都司，明廷為表嘉獎，授予其 “建州左衛(wèi)都督僉事” 之職。這份來自大明的官方認(rèn)可，成了他掩人耳目的重要憑借 —— 據(jù)《明神宗實錄》記載，他在謝恩疏中自稱 “臣努爾哈赤”，言辭謙卑如塵埃：“臣世居?xùn)|陲，蒙朝廷恩庇，得守祖業(yè)，今愿率部眾恪守疆界，不敢有絲毫逾越，以報天恩。” 六年后，他又因 “保塞有功” 晉封 “龍虎將軍”，這是明廷授予女真部落首領(lǐng)的最高爵位，努爾哈赤接詔時，率部眾行三跪九叩大禮，其恭順之態(tài)被遼東巡撫奏報為 “建州夷酋，謹(jǐn)守臣節(jié)，可無東顧之憂”。

除了接受封號，努爾哈赤更以 “朝貢” 為紐帶，維系與明廷的脆弱平衡。從萬歷十八年（1590 年）至萬歷四十三年（1615 年），他先后七次親赴京師或派親信入貢，每次皆攜人參、貂皮、東珠等女真特產(chǎn)，且嚴(yán)格遵守明廷禮儀。《大明會典》載其某次入貢時，“至午門外，膝行而入，奏報建州歲稔民安，無擾邊境”，刻意塑造出 “安分守己”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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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者，他還主動配合明廷 “以夷制夷” 的策略，萬歷二十一年（1593 年）葉赫、烏拉等九部聯(lián)軍來攻，努爾哈赤率軍大敗敵軍后，即刻將被俘的葉赫部首領(lǐng)送往遼陽，聲稱 “遵朝廷之命，討不服之夷”；萬歷三十六年（1608 年），明廷令其牽制日益強(qiáng)盛的烏拉部，他旋即率軍突襲烏拉重鎮(zhèn)宜罕山城，事后向明廷 “獻(xiàn)捷”，獲賞白銀二百兩。這種 “借力打力” 的隱忍，既讓他在明廷的眼皮底下統(tǒng)一了建州、海西女真，更讓明廷對其 “威脅性” 的判斷一再失誤，直至萬歷四十四年（1616 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立后金，建元 “天命”，明廷仍將其視作 “可控的夷酋”。

后金的建立，是努爾哈赤公開決裂大明的第一步，但這位六十歲的部落領(lǐng)袖，此刻卻陷入了深深的猶豫。據(jù)《滿洲實錄》記載，他曾在貝勒會議上坦言：“大明如百年大樹，根深葉茂，我后金如新生藤蔓，若強(qiáng)行攀折，恐先斷自身。” 彼時后金總?cè)丝诓蛔阄迨f，八旗兵力僅六萬，且多為騎兵，缺乏攻城器械；而明廷遼東駐軍常年保持十萬以上，僅撫順、清河等重鎮(zhèn)便各駐兵三千，配備大炮百門、鳥槍千支。實力的懸殊，讓努爾哈赤不敢輕舉妄動。更令他焦慮的是內(nèi)部的分歧：老臣額亦都、費英東等人經(jīng)歷過與明軍的小規(guī)模沖突，深知明軍火器的威力，主張 “再待十年，待實力足備再圖大明”；而次子代善、八子皇太極等年輕貝勒則認(rèn)為 “明廷腐敗，遼東軍無戰(zhàn)力，此時不動，更待何時”。雙方爭論持續(xù)半年，努爾哈赤始終未敢拍板，只能以 “天命未顯” 為由拖延。

為了消解這份猶豫，后金內(nèi)部開始刻意營造 “天命歸金” 的輿論，其中最著名的便是 “萬歷噩夢” 事件。《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甲種本）詳細(xì)記載了這則流言：“萬歷帝夜夢一異族女子，身著紅衣，跨于帝身，以槍刺帝心，帝驚醒后，召臣問之，臣曰：‘此女乃建州努爾哈赤，將代明而興。’” 這則流言不僅在貝勒會議上宣讀，還被刻入木牌，在女真各部傳閱，甚至通過邊境貿(mào)易傳入遼東，目的是讓部眾相信 “反明乃天命所歸”。但努爾哈赤深知輿論終究是虛妄，他私下對皇太極說：“夢雖吉，然大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若無萬全之策，不可輕舉。”

這份 “萬全之策”，最終由皇太極提出。天命三年（1618 年）正月，皇太極在貝勒會議上獻(xiàn)策：“撫順游擊李永芳，貪財而懼戰(zhàn)，且每月二十五日大開馬市，邊備必疏。可遣五十人扮作海西商人，攜參貂入撫順為市，摸清布防；再遣五千精銳夜伏城外，以炮為號，內(nèi)外夾擊，撫順可破。” 他還補(bǔ)充道：“撫順乃遼東門戶，撫順既下，清河、鐵嶺必恐慌，我軍可順勢進(jìn)取，且能以撫順之糧充軍餉，一舉兩得。” 努爾哈赤聽后，沉吟良久，最終拍案：“吾兒之智，遠(yuǎn)超吾所料！此計可行。”

然而，當(dāng)四月十三日大軍出征時，天公卻不作美。連綿的大雨讓道路泥濘不堪，八旗士兵的甲胄被雨水浸透，行軍速度大減，怨言四起。努爾哈赤在帳中召集貝勒，語氣中已露退意：“天降大雨，恐是上天示警，不如暫回赫圖阿拉，待雨停再進(jìn)。” 此時代善挺身而出，這位已被立為儲君的大貝勒，言辭懇切卻不失鋒芒：“父汗！我等已祭天宣讀‘七大恨’，聲言討明，若中途折返，大明必笑我后金無膽，諸部也將輕視我等，日后再難號令；且雨天明軍必松懈，我軍冒雨進(jìn)攻，正可出其不意，此乃天賜良機(jī)，非示警也！” 他頓了頓，又道：“兒愿率前鋒軍先行，若有不測，甘受軍法！” 莽古爾泰、阿敏等貝勒也紛紛附和，努爾哈赤看著帳下群情激昂的諸子，終于下定決心：“好！便依爾等之言，冒雨進(jìn)軍！”

天命三年（1618 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后金大軍抵達(dá)撫順城外。皇太極率正黃旗、鑲黃旗精銳為先鋒，按照既定計策，先命人點燃三聲號炮。城內(nèi)五十名偽裝商人見狀，立即在東門放火，砍殺守門明軍，將城門打開。皇太極率軍疾馳入城，正黃旗士兵主攻明軍游擊衙門，鑲黃旗士兵則迂回至西門，截斷明軍退路。據(jù)《滿洲實錄》繪圖旁注記載，皇太極 “手持鋼刀，率先登城，斬殺明軍副將二人，明軍大亂，或逃或降”。代善則率正紅旗、鑲紅旗進(jìn)攻撫順城外的撫順?biāo)|州堡，至午時，撫順及周邊堡壘盡數(shù)被后金控制。此役，后金僅傷亡百余人，卻俘獲明軍三千余人、百姓萬余人，繳獲糧食十萬石、大炮五十門，而明軍游擊李永芳，此刻正困守在游擊衙門內(nèi)，陷入了兩難抉擇。

努爾哈赤深知李永芳的 “示范意義”—— 若能收服這位明廷在遼東的重要將領(lǐng)，不僅能瓦解明軍士氣，更能為后續(xù)招降其他將領(lǐng)樹立標(biāo)桿。他親自提筆寫下勸降信，派使者縋城送入：“汝為撫順游擊，兵不過三千，城不過二丈，吾八旗軍六萬，炮百門，若強(qiáng)攻，撫順旦夕可破，汝命難保。然吾知汝有才智，識時務(wù)，若降，吾封汝為三等副將，轄撫順原有百姓，且將吾族侄女嫁你為妻，子孫世襲官職；若不降，城破之日，汝及百姓皆斬，汝父母妻子在遼陽，吾亦會派人擒之，汝可三思。”（《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二）李永芳在衙門內(nèi)徘徊良久，窗外的火光與喊殺聲越來越近，他深知抵抗無望，最終選擇 “縋城而下，跪地請降”。努爾哈赤親自扶起他，解下自己的貂裘披在他身上：“汝識時務(wù)，吾必不負(fù)你。” 隨后，李永芳剃發(fā)易服，正式歸降后金，成為明廷第一位投降后金的將領(lǐng)。

撫順陷落的消息傳至遼陽，遼東總兵張承胤又驚又怒。這位曾多次擊敗蒙古部落的總兵，自恃麾下有一萬大軍，攜帶大炮百門、小炮千門，遂率軍急馳撫順，欲 “收復(fù)失地，擒殺努爾哈赤”。然而，這支看似強(qiáng)大的明軍，卻早已腐朽不堪。據(jù)《明史?張銓傳》記載，張承胤與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互不統(tǒng)屬，行軍時 “隊列散亂，士兵或沿途劫掠百姓，或擅自離隊”，皇太極登高望見明軍陣型，對努爾哈赤笑道：“此等軍隊，雖多無益。”

后金大軍在撫順東南的薩爾滸山谷設(shè)伏，當(dāng)明軍進(jìn)入伏擊圈后，努爾哈赤下令總攻，八旗騎兵如潮水般沖向明軍，明軍 “未戰(zhàn)先逃者過半，大炮未及架設(shè)便被后金士兵奪取”。最終，張承胤、頗廷相、蒲世芳戰(zhàn)死，明軍全軍覆沒，而后金僅陣亡兩人。事后，明御史張銓上疏萬歷皇帝，痛陳遼東軍政之弊：“承胤無謀、無法、無勇，此非一人之過。遼東將官克扣軍餉，士兵多為老弱，器械朽壞，戰(zhàn)馬瘦弱，如此軍隊，怎能御敵？” 萬歷皇帝看后 “震怒不已，卻無對策”，只能下令 “加強(qiáng)遼東防務(wù)”，但此時明朝的遼東防線，已如紙糊一般，瀕臨崩潰。

李永芳的投降，如同一顆投入滾油的火星，迅速點燃了明廷遼東將領(lǐng)的 “投降情緒”。努爾哈赤對他極為倚重，不僅兌現(xiàn)了 “三等副將”“撫順額駙” 的承諾，更授予他 “管轄遼東漢民” 的大權(quán)。李永芳也不負(fù)所望，天命四年（1619 年）清河之戰(zhàn)中，他親至城下勸降守將鄒儲賢：“吾降后，后金待我甚厚，汝若降，官職必高于我，若頑抗，撫順之禍必重演。”

雖鄒儲賢最終戰(zhàn)死，但清河城內(nèi)三百余名明軍士兵 “因李永芳之言，開城投降”；天命五年（1620 年），努爾哈赤進(jìn)攻遼陽，李永芳提前聯(lián)絡(luò)遼陽明軍千戶陳良策，策動其獻(xiàn)城投降，使后金兵不血刃占領(lǐng)遼陽。據(jù)《滿文老檔》記載，努爾哈赤曾在貝勒會議上公開稱贊：“李永芳雖為漢人，卻比許多女真貝勒更忠于后金，諸人當(dāng)效之。” 為了強(qiáng)化他的 “標(biāo)桿地位”，努爾哈赤還特賜 “免死三次” 特權(quán)，這一殊榮，即便是代善、皇太極等貝勒也未曾享有。

在李永芳的影響下，明朝遼東將領(lǐng)投降現(xiàn)象愈發(fā)頻繁：天命六年（1621 年），沈陽守將何世賢戰(zhàn)死，副將尤世功投降；天聰七年（1633 年），登萊總兵孔有德、耿仲明率部降清，攜帶大炮百門；崇德元年（1636 年），旅順守將黃龍戰(zhàn)死，副將尚可喜降清。這些降將的到來，不僅為后金（清）帶來了先進(jìn)的火器技術(shù)和軍事人才，更瓦解了明廷在遼東的統(tǒng)治基礎(chǔ)，而李永芳，無疑是這一切的 “開端”。

李永芳共生育九子，除早逝者外，多在清朝為官：長子李延庚任鑲藍(lán)旗漢軍都統(tǒng)，曾隨多爾袞入關(guān)；次子李率泰任閩浙總督，順治年間平定鄭成功部將金聲桓叛亂，被譽為 “清初漢軍第一能臣”；四子李崇善任鑲紅旗漢軍副都統(tǒng)，參與平定三藩之亂。至康熙年間，李氏家族已成為 “漢軍勛貴” 的代表，而其玄孫李侍堯的崛起，更將這份家族榮光推向了頂峰。

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李侍堯任鑲黃旗漢軍副都統(tǒng)，因整頓旗務(wù)、平定湖南苗亂有功，乾隆帝欲提拔其為湖廣總督（一品大員），卻遭到吏部的強(qiáng)烈反對。據(jù)《嘯亭雜錄?李昭信公》記載，吏部奏疏稱：“我朝祖制，漢軍非軍功卓著者，不得任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李侍堯雖有才干，但出身‘降將之后’，且無重大軍功，若破格提拔，恐違祖制，引發(fā)滿臣不滿。”

面對這一質(zhì)疑，乾隆帝在朝堂上公開駁斥：“李永芳在天命年間，率先歸降，為我朝取撫順、定遼東立下首功。彼時若不是他勸降漢民、提供明軍情報，我朝統(tǒng)一遼東至少要多費十年之力。此等功績，豈能與普通漢軍相比？” 他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我朝賞罰分明，功臣后代若有才干，當(dāng)破格錄用，此非違祖制，而是‘繼往開來’—— 鼓勵后世子孫銘記功臣，為國效力。” 最終，乾隆帝力排眾議，任命李侍堯為湖廣總督，后又調(diào)任云貴總督、閩浙總督。李侍堯任云貴總督期間，整頓云南銅政，每年為朝廷增加銅產(chǎn)量二十萬斤；任閩浙總督期間，擊敗臺灣林爽文起義，被譽為 “乾隆朝第一能臣”，而這份榮耀的源頭，無疑是百年前李永芳的 “識時務(wù)” 之舉。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李侍堯因貪腐案入獄，乾隆帝念及其 “李永芳之后” 的身份，最終免其死罪，僅革職留任。事后，乾隆帝對軍機(jī)大臣說：“李永芳之功，惠及子孫，李侍堯雖有罪，然不可忘其先祖之功。” 這份 “特殊對待”，不僅是對李永芳 “開國之功” 的認(rèn)可，更是清朝對 “降將群體” 的一種姿態(tài) —— 通過表彰李永芳，向天下傳遞 “只要為清朝效力，無論出身，皆可獲重用” 的信號，從而鞏固統(tǒng)治。

回望努爾哈赤決裂大明的歷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位被后世譽為 “滿洲太祖” 的英雄，并非始終 “一往無前”。從十三副遺甲起兵時的隱忍，到建立后金后的猶豫，再到撫順之戰(zhàn)前的退縮，他的每一步都充滿了掙扎與權(quán)衡。而皇太極的 “撫順奇謀”、代善的雨中勸進(jìn)，如同兩把鑰匙，打開了后金決裂大明的大門；李永芳的投降，則如同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引發(fā)了明廷遼東防線的崩塌。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偉大的歷史轉(zhuǎn)折，往往不是 “英雄獨自決斷” 的結(jié)果，而是 “猶豫者的突破” 與 “追隨者的推力” 共同作用的產(chǎn)物。努爾哈赤的猶豫，是對實力差距的清醒認(rèn)知；諸子的推力，是對歷史機(jī)遇的精準(zhǔn)把握；李永芳的選擇，是對時代趨勢的順應(yīng)。三者交織，最終促成了后金（清）與大明的決裂，也為后來清朝入主中原埋下了伏筆。

如今，赫圖阿拉的古城墻早已斑駁，撫順的薩爾滸山谷已綠樹成蔭，但那段關(guān)于 “猶豫” 與 “推力” 的歷史，卻依然值得我們深思：在時代的轉(zhuǎn)折點上，個人的選擇如何影響歷史的走向？隱忍與決斷、機(jī)遇與風(fēng)險，又該如何權(quán)衡？或許，努爾哈赤、皇太極、代善、李永芳等人的故事，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

史料附錄

1. 《明神宗實錄》卷五百二十六（萬歷四十三年正月條）、卷五百八十七（萬歷四十七年三月條）
2. 《大明會典》卷一百零七（朝貢三?女真）
3. 《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甲種本，天命三年四月條）
4. 《滿洲實錄》卷四（天命三年四月條）
5.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二（天命三年四月條）
6. 《明季北略》卷一（撫順城陷）
7. 《明史》卷二百七十一（張承胤傳）、卷二百九十一（張銓傳）
8.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一（李永芳傳）、卷三百二十三（李侍堯傳）
9. 《滿文老檔》（天命五年七月條、天聰七年六月條）
10. 《嘯亭雜錄》卷八（李昭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