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先生自稱當年沒看懂“千里共同途”，實在是過謙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葛墨林記錄過這樣一個故事。

（葛墨林院士）

1990年，楊振寧和幾位關系非常好的歐洲科學家吃飯。因為范圍比較小，屬于私密的聚會。葛老也在一旁作陪。

席間，有個北歐人就向楊振寧面授機宜——如果楊振寧能在公開場合否定一下中國的一些做法，肯定會對獲得第二次諾貝爾獎非常有利。

葛老在所著《我所知道的楊振寧》書中的記述是這樣的，這個北歐人說英語的時候有很大的口音問題，葛老聽得不是特別清楚，但大概意思是不會錯的。

楊振寧聽了這話當時就表示，獲得諾貝爾獎是可遇不可求的，自己是不會為了獲獎就說違心話、做違背自己本性的事的。

葛老說當時他就非常感動，覺得楊振寧是非常有原則的人，愛中國就是他的底線。

（楊振寧與葛墨林，中為葛院士愛人秦世芬）

大家好，我是烏鴉。

2025年10月18日，物理學泰斗楊振寧教授在京逝世，享年103歲。

（圖源：清華大學官網）

那時隔多日烏鴉怎么想起來提這個故事呢，是想說評判楊振寧先生對祖國的立場、與新中國的關系，應當放到更大的歷史進程中去看，從中其實不難發現即便跳出物理學界，楊振寧也是一個足以載之竹帛的歷史人物。楊先生在時，尚可對他自己親歷的歷史說明校正；今斯人已逝，無法再以當事人的角度進行回應，有些歷史事件，咱們多說說、說明白，會減少很多誤解。

這里舉一個案例：

2020年第1期的《科學文化評論》雜志，刊登了題為《李政道楊振寧遭遇冷處理——六十多年前中國人第一次獲諾獎》的文章。

就這篇文章，楊振寧親自致信雜志編輯部澄清，他指出，文章內里內容并無大問題，但“題目中的‘遭遇冷處理’是完全錯誤的誤導性總結”。

咱就是說，2020年代了，我國專業的學術刊物，在楊振寧教授相關的歷史事件上，還可能做出需要當事人本人來指正的具有指向性的結論。這樣的事情今后還可能發生，最具信度的當事人卻已經不在了。

（1957年10月吳有訓、周培源、錢三強代表中國物理學會向楊、李發出的祝賀電文）

好，那咱們回到開頭葛墨林院士提及的那個故事。

眾所周知，像楊振寧這種頂級科學家，錢他是不缺的，不管走到哪里，政府和科學界都會將他視若珍寶；而世俗的權力對于科學家來說，既不易取，很多人亦不欲取；這就反而讓“名”這種東西，更凸顯出價值來。

能跟楊振寧說這種話的西方人，未必沒有這種（推動楊振寧再奪諾獎的）能量，可能反而是一種明示。而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這是多大的誘惑？

但楊振寧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這事若不是葛老記錄在書里，誰都不知道。

可能有人要質疑：就吹吧！什么西方人有這么大能量能左右諾獎？

唉，咱們也不是說他們這一兩人就能“決定”諾獎歸屬，想讓誰得誰得，想不讓誰得就得不著，但政治因素對獎項（包括自然科學的）能起到實質性關鍵的推動或者阻礙作用，這個不用懷疑。

其實楊、李二人的“第一次獲獎”也是個很好的例子。

需要說明，從楊、李的學術成就來講，能斬獲物理學獎當然是毫無爭議的，但能夠斬獲“那一屆的”諾獎卻并不尋常。

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宇稱不守恒理論假說”，是1956年提出的，而二人獲獎在57年10月。相對后世動輒大幾十年的諾獎印證時限，楊李二人獲獎速度之快，實屬罕見。

原因在于，在當時的美蘇爭霸背景下，蘇聯特別在乎基礎科學的突破，同時蘇聯科學家也在同一領域有相關研究，這就導致冷戰兩巨頭在這個問題上爭得很兇。

誰說諾獎沒有政治成分？楊、李兩人能在1957年獲獎，也多少受益于美蘇爭霸的大歷史背景。

所以，哪怕楊振寧最偉大的學術成就是“楊-米爾斯規范場理論”，也沒有辦法因之獲獎，原因就在于此。

（楊振寧與米爾斯）

還有一個不得不提到的因素，就是美國人的小九九。新中國成立之后，很多科學家響應人民政府的號召回到中國，這導致美歐在很大時間就系統性地流失了一大批科學家。這種境況既讓美歐人震驚于新中國的強大號召力，又恐怕他們的人才會進一步流失。

楊、李兩人獲獎的“宇稱不守恒理論假說”，實驗印證者是美籍華裔女物理學家吳健雄，這種“你看中國人留在歐美才能創造巨大成就”的標桿，也是當時美方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但這又同楊振寧的初衷相違背，因為在他心里，中國是很重的。

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也是一個大科學家，還是那種“天才只是見我的門檻”級別的數學系的大宗師。

楊武之是清華大學數學家，中國第一個數學博士，也是最先響應中共號召，堅決不跟國民黨走的高級知識分子代表。

1957年，當得知自己的兒子獲得諾貝爾獎之后，楊武之非常高興。經過國家批準，他還多次到歐洲去會見兒子，闔家團圓。

可1964年，楊振寧還是加入了美國國籍，這讓楊武之非常不高興。

有人要說了，你剛剛說楊振寧非常看重中國，但又說到他不顧父親的阻攔也要加入美國國籍，這不是矛盾嗎？

咱們平時說聽其言觀其行，但其實也有個前提，就是你要對這個對象有著持續穩定的觀察，哪怕是做不完全歸納，也需要足量的樣本。

早在1957年兩人獲獎的時候，新中國就派出科學家參加了諾獎頒獎典禮，還極力促成兩人歸國。但一個背景咱們也要交代清楚，1957年發生了“反右”運動并很快擴大化，導致一批科學家受到了運動的波及。

李政道就明確表示：“我在國內的老師和同學都被劃成了右派，我們回去也有可能當右派，因此，不再考慮回國的事情了。”

科學家也是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個人考量。兩人當時選擇不回國，不管從當時看還是后世看，都沒有問題。

再加上當時參加各種國外高級物理實驗室都有國籍限制，兩人最終加入了美籍。

作為對比的是，當時敗退到臺灣島的國民黨政府曾經大肆宣揚楊李兩人獲獎的成就，還把這當成對蔣70歲生日的賀禮。并且一再派高官和學者向兩人當面慶賀，并邀請兩人“返臺”。

楊李兩人同樣沒有接受。

在大時代的背景下，個人的命運有時真的無法琢磨。如果要評判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要回到歷史中去，看他們遇到真正可以把握的具體事件時，是怎么做的。

這個時間點很快就到了。

在那個時刻懸在危險線上的20世紀后半葉，有影響力的人，哪怕你是科學家，你想遠離政治，也未必能如愿。

1968年5月，美國以“聯合國亞洲經濟委員會”的名義，在臺灣海峽以北進行海底石油勘探。到了第二年，日本就開始以科學勘探的名義，介入釣魚島海域的油氣資源勘探開發中，并趁機宣稱“尖閣群島（中國釣魚島）屬于日本”。

當時，楊振寧就積極參與了最早也是上世紀最大規模的“保釣運動”。

1971年，在美學生和華人就在美國多地舉行抗議游行，反對美國在釣魚島的歸屬問題上采取“中立態度”。

事件發酵以后，陳省身等在美科學家開始積極行動，聯絡全美華人科學家開始對美國政府施壓，楊振寧就是最積極的參與者之一。

（楊振寧與陳省身）

1971年，保釣同仁們在《紐約時報》刊登了“致尼克松總統公開信”，這讓美國朝野出現了震動。當時，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就傳情報回國內，指出，“公開信有3000名以上的中國學術界人士參加，其中有一些是學術界重量級人物。”

這個“學術界重量級人物”，楊振寧就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1971年10月29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 “返還沖繩” 公開聽證會，楊振寧等四人出席了聽證會，并在證詞中指出，釣魚島是中國的，這是毫無疑問的。這也引起了會場美國政要和日方代表的極大關注。

這并不是說其他參與者不重要，而是影響力大的人天生就有巨大的輿論權重。反過來說，影響力巨大的人，需要審慎利用自己的這種能力，其中很多是“愛惜羽毛”不愿出頭的，像楊振寧這樣多年來注意避免卷入政治的人物，如果不是對中國的一片真心，何必頂著壓力當這個出頭鳥呢。

1971年4月，楊振寧得知美國公民不可以到中國旅行的禁令解除，他第一時間向中國駐法大使館申請了訪華簽證。

同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而10天之后的7月19日，楊振寧就從法國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進行了一個月的訪問，還收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

雖然楊振寧是超頂尖科學家，但應該沒人相信美國會把基辛格訪華這樣的機密行動通知他吧。因此他那一趟行程，絕非望風而動的投機行為；反倒是在當時美蘇都對華壓迫的那個時間節點，先人一步起到了旁人難以企及的巨大作用。

從中國回到美國之后，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演講，公開闡述了他對新中國的印象。主要內容是：跟26年前的中國相比，今日中國已經呈現出一副新氣象，中國人認真地了解并擔負起對這個國家及全世界人類的責任。自1960年后，中國已經由一個依靠輸入的國家轉變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過去10年（ 1960-1970年），工業產品在量的方面或沒有驚人增加，而在質的方面卻有巨大的成就。過去不能做的，做不好的，現在都可以自己生產，越做越好。

楊振寧的演講對在美國的留學生和華人影響巨大，這也是新中國再次打破“成見”堅冰的一次巨大突破。《紐約時報》在9月23日，就對此次演講予以報道。楊的演講也獲得了多種刊物的全文轉載，這進一步引起了轟動。

當然，從那時起，楊振寧就開始“具有巨大爭議了”，為什么呢？就因為他講了新中國的好話。當時一個叫王以理的就懷疑楊振寧受到了共產黨的騙，并認為“這些都不是出于楊振寧之口”。

香港的《明報月刊》也故意歪曲楊振寧之前的各種說法，報導稱楊振寧回答 “中國人民覺得臺灣沒有民族氣概”，周總理 “對臺灣有些卑視的態度”。對此，楊振寧予以公開的、堅決的否認。

周培源院士當年參加了毛主席和周總理對楊振寧的會見活動，他的評價就很中肯：

“楊振寧是美籍華裔科學家訪問中國的第一人，也是架設起中美之間科學家友誼和交流橋梁的第一人。光是這方面的貢獻，楊振寧的成就，就是無人能及的。”

這種評價足夠客觀、也足夠能說明楊振寧的作用。

自此之后，楊振寧就成為新中國對美關系的一面旗幟。而相對這些大事，楊振寧也做了很多具體但更加讓人欽佩的“小事”。

1973年，受楊振寧邀請，新中國首次派學者赴美參加會議。

1977年發起的“全美華人協會”致力于中美關系正常化，自費8000美金在《紐約時報》做《致美國卡特總統的公開信》呼吁兩國建交。

楊振寧和他的父親楊武之都是清華人。為了籌備清華大學的研究中心，楊振寧帶頭捐了他和夫人杜致禮在美國的部分積蓄，后來又捐了一部分美國房地產，以及他來清華工作前期的全部工資。

當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成立，楊振寧一次性捐助100萬美元。

（清華高研院楊振寧緬懷室外排隊前來吊唁的人群，圖源見水印）

葛墨林回憶說，南開大學物理研究中心開的很多會，都是楊振寧從香港募集，然后直接把錢帶回來。有一次怕他們換不開錢，都把錢換成一捆捆的20美元面值的美元。

葛老回憶說，“有一次我特別感動，那時候我還在美國，他妹妹來找我，她說你看楊先生又開車自個兒去了，到紐約，到China town，就華人城去演講，我說干嘛，她說捐錢去了，我說那有什么，她說他還發著燒，還發著高燒，自個兒開車，因為人家香港那些有錢人來了，趕緊去開著車給人家談啊怎么捐錢。 當時我就很感動。”

而對華中科技大學物理學教授楊建鄴來說，他關于楊振寧最深的記憶，就是1996年參加楊振寧一場演講。當主持人介紹楊振寧于1957年獲得諾獎時，楊馬上舉手說：“那時我持的是中國護照！”

楊振寧于2015年4月1日放棄了美國國籍，回歸中國國籍，完成了父親的心愿。2017年，中國科學院將楊振寧、姚期智由“外籍院士”，正式轉成中科院院士，這是中國科學界前所未有的大事。

當時的輿論環境大家也知道，社會上對于楊振寧的指責和明嘲暗諷就沒有停過，有些人更下作的對楊振寧各種歪曲和胡說八道。甚至有人編造翁帆父親娶了楊振寧孫女的謠言——這一謠言出現時，楊振寧的孫女才7歲。

葛墨林氣不過，寫了一篇文章辟謠。但這文章卻被楊振寧自己壓了下來。

楊振寧說：“除了討論物理，其他的事都不要管，我一輩子挨罵挨多了！”

從1970年開始，臺灣方面和親臺的華人罵他，“體制批評者”也罵他。網上罵他，2016年，他反對中國建大型粒子對撞機，很多昔日的學生同仁也罵他。

他不欠誰的，也不在乎。

在一場專訪中，楊振寧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想從整個宇宙結構講起來，人類的生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一個個人的生命那更是沒有什么重要的。”

看來很多頂尖的科學家，都能夠放到無限的時空范疇上去考慮問題。

但實際上，即便把視角放回人類社會乃至個人，楊振寧先生也完全可說是問心無愧的。

“共同途”的典故很多人都知道。當年好友鄧稼先送給他那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按楊振寧自己的說法：“當時我看了信以后沒有看懂這句話。‘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他說，自己是后來才逐漸明白，自己的后50年才可說兌現了好友的囑望。

但縱觀楊振寧先生一生，即便說他一開始并未理解字面上的“共同途”，可在實際的所思所行上，始終是踐行著“共同途”的軌跡，不負好友所托。

參考資料：

葛墨林：《我所知道的楊振寧》
黃慶橋：《科學背后的政治競爭：1957年圍繞宇稱不守恒理論的國際爭奪戰》
何玉：《海外 “保釣運動” 中的楊振寧》
人物：《楊振寧：已6年未去美國 不敢離醫院太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