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臺小弟”轉崗發行，我用3年把片區業績從700萬做到2000萬

文/張琦 上海譯文出版社

本文約3500字，預計7分鐘閱讀完畢

商務君按：從“前臺”干起，張琦已經在上海譯文出版社（簡稱“譯文社”）工作了16年。現在，他是譯文社運營中心副主任，既要負責發行業務，也要管理團隊。前不久，張琦入選2025年度桂冠童書“百強名單”·童書代言人，自稱不善于寫作的他，用真誠的文字回望了進入出版業的16年：當過修復印機、換水、送文件的“前臺小弟”，對總編辦文字、文檔類工作也得心應手，轉崗發行后3年時間把片區碼洋提高了1300萬，當然還有那次驚動行業的書展求婚……如今，出版發行工作發生巨大變化，像所有奮斗在一線的出版從業人員一樣，張琦看似平凡普通的工作和生活也已悄然改變。

收到寫稿邀約的時候，第一反應是忐忑——我的文字在這個專業領域就是幼兒園水準，回望自己的一年又一年，似乎也乏善可陳，只是一個平凡人在做著平凡事罷了。

足足浪費了一周時間才有勇氣打開word文檔敲擊鍵盤，是因為最近身邊突然有年邁的親人無法說話動彈、有同齡的友人不幸辭世，一個念頭——且活當下，寫了總比沒寫強，也算是給自己16年工作的一個階段性小結。

入行，成為一名合格的“前臺小弟”

本人“85后”，祖上三代戶籍都在上海，蒙蔭從小到大比上不足，小康有余。高中畢業于上海理工大學附屬中學，大學順道就讀了上海理工大學編輯出版專業，4年“不學無術”，有愧于眾多來校給我們授課的出版界前輩們——比如少年兒童出版社的某任社長，上海遠東出版社的某位前總編輯，等等。不過總算是順利畢業，貌似還拿了個當年的上海市大學生創新項目三等獎——依稀記得那時跟導師和幾位同學研究的課題大致是“基于辭海的網頁化專業詞條呈現模塊開發”。

畢業前投了3個崗位，一個是一大會址講解員——被招聘老師當場勸退，說我只有一個普通話一甲是合格的，其他條件pass，人家雖然來校招，但實際要的是專業人士。另兩個倒是都挺好運，給了就職機會——某國家一級圖書館情報研究所職員，譯文社的文秘工作。

于是，在2010年，畢業的第二天，我光榮地成為譯文社的“前臺小弟”——崗位說明書上寫的確實是文秘，但我的第一個工位也確實是在上海市福州路圖書大廈16樓譯文社前臺，并且一坐就是兩年半。工作內容其實也挺雜的——修理復印機、給飲水機換水、寫通稿、敲飯票、跑上跑下給各位“大佬”送文件、整理歸檔每月的出版物光盤文件，等等。

我一直感恩一位前輩——時任譯文社總編辦主任顧生根老師，一個與國同齡的老黨員，一個至今不肯放下紙筆，76歲還奮斗在出版審讀崗位上的“老法師”。在他身上，我一直能感受到那份對出版事業的初心和熱愛。或多或少，他是影響了我的，這些年工作生涯幾次差點“觸礁離岸”，可能也因為他最終沒有“離”成。

“前臺小弟”有個特別明顯的優勢，就是人頭熟——每天上、下班主動說“早上好”“下班再見”，大概也有200來回了。所以在2012年，借著混了個臉熟，社里有將近20位同事協助我在上海書展來了個沒有報備組委會的“快閃”——求了個婚。攝影師是市場部和出版科的兩位大哥；幫我搞定12個和我等身高的人型立牌的是美編室的兩位姐姐；會場當天布置路線、負責聯絡、拿著我的立牌并送出一朵朵玫瑰花，最終將大家引至譯文社展臺讓這個“快閃”成功的是我的“中國好同事們”。雖然整體idea是我想的，但最后因為沒報備組委會，突然引來大量客流，媒體蜂擁而至采訪拍攝，吃了批評替我“背鍋”的是社領導們。

顧老師是我一直不敢認作師父的人，因為他輩分太高。真正意義上在總編辦教我實操業務的是阮晨和王晨兩位師父。一個教會我總編辦所有文字、文檔類工作以及管理各項編輯實務；一個則把重印書制作、新書申報建檔，書號、CIP、電子數字備案申領等工作都陸續交給了我。我自認為沒讓兩位師父太過失望，王老師退休的時候大致上總編辦三分之二的工作內容我都能一個人安排妥當。阮老師除了一直詬病我文字功底較差，寫報告要修修改改，好像也還是很放心在她休假的時候把其余工作全權交由我處理。

我在總編辦的8年，說到底還是深受各位老法師們庇護的，這或許就是傳統出版業的傳承，我的的確確受益并感恩于此。

轉崗，3年時間把片區碼洋提高了1300萬

我在譯文社工作的第8年年末，發生了兩件改變我職業規劃的事——30歲生日那天，兒子張一一出生了；2017年下半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對發行業務進行了改革，發行歸社，出版社自負盈虧。

作為一個男人，我有時會和年輕的同性后輩講，“三十而立”這種話千萬別當真，千萬別沖動立flag。但如果真的立了，就算再苦再后悔也要挺住！

前半句話，我就是最生動的例子——為了不讓兒子長大以后說我沒為他奮斗過，全靠祖上庇佑，我轉崗做了發行。后半句話，至少我目前還挺得住就是了。

轉崗那年其實還是幸運的，雖然一切從零開始且沒有所謂的師傅帶徒弟，當年獨身闖江蘇卻是很快認識、結交了一批同仁，有些浸淫發行行業多年，有些跟我一樣也是“愣頭青”——但他們大多或是給了我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議，或是與我結伴一起不撞南墻不回頭地“干就完了”。

誠然，那年的發行業務還是踩在了時代紅利的尾巴上，只要踏實、肯干、腦子不笨、相信付出總有回報，業務量總歸是能上升的。雖然那時候電商平臺已經崛起，但地面條線的業務還是有可為的——翻地皮，精耕細作，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溝通并及時反饋。現在回想，大概一年的時間里，我有90多天都在出差，總算是跑全了“江蘇十三太保”各自的大本營以及30多個縣級市。信息員是不存在的，我既是業務員也是信息員，3年時間里，我把社里江蘇片區的業務從700萬碼洋干到了2000萬碼洋。

上了些年歲的“老發行”都清楚，江蘇歷來是童書出版銷售的重鎮，時代紅利尾巴上的那幾年更是風頭正盛、百花齊放。2018年我社成立了童書編輯室，第一套打響全國的產品就是“E·B·懷特”系列叢書注音版，尤以《夏洛的網》注音版3冊為重。我的第一個單片區年度發行量過10萬冊的產品也就此誕生——得益于產品本身過硬的內容，也有我自身不斷與渠道溝通的努力，從選題構思開始我便有幸加入，因此從產品形態到銷售政策，營銷及首發的手法等各方面我都參與過討論制定，信心也慢慢積累起來了，最終開花結果。從那時起便覺得發行業務的工作形態勢必需要轉變，給自己增值賦能的方向便是產品經理這個定位——發行業務需要不斷擴充自己的工作內容，選、編、印、發、營、售，從頭至尾參與其中。

升級，在嚴峻的市場環境下不斷適應和學習

好景不長，疫情很快就來了。業務工作上的交流更多是用微信，QQ、騰訊會議這些線上工具完成的。這3年不但改變了我們的一些工作習慣，改變更多的是大多數人獲取信息、消費購物的方式，這種改變也確實影響了出版業。從微信公眾號到抖音、小紅書；從傳統電商到新媒體帶貨，在“老底子”——零售陳列、館配團供、校園簽售——沒丟的情況下，不斷接受并學習新事物，新銷售模式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

無論是傳統電商平臺還是新媒體，直播在當時成了新鮮玩意兒，我也嘗試過，印象最深的有兩次——一次是為某新華平臺精心策劃的譯文社專場，計劃播兩個小時，但因為各編輯室同仁的鼎力相助，那天整整播了3.5個小時。復盤銷量，那場直播的銷售額接近3萬碼洋，在同時段同產品線里榜上有名。另一次是刷著健康碼去拜訪某位客戶，本來是臨近年底要賬去的，沒成想被客戶“拉壯丁”臨時助陣，播了近一個半小時，講解了譯文社10多種童書，結束后深感自己知識匱乏、言語粗糙，臨場反應也太過一般。

張琦（左）在直播

挺過3年后的又3年，因緣際會，我的工作內容也從只負責自己片區的業務轉換為既做自身業務又要負責團隊。大環境依然嚴峻，“螺絲殼里做道場”變成了工作常態，“蚊子蒼蠅都是肉”，每塊肉都成了必爭之地。3年里，社里的銷售任務起起伏伏，幸好我們團隊無論如何每年都撐住了其中三分之一的體量。

生活還在繼續，工作也是，出版發行工作我覺得依然是“兩條腿走路”——一條是以不變應萬變，我們的工作底色是不該有所改變的，出版初心也不曾改變，要努力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梁。一條是求變，變則通，通則達，我們需要及時應對讀者閱讀習慣、消費結構的變化，盡全力延展自己，觸達最終端的讀者需求。

臨近39歲，用團隊“00后”小伙伴的話來講——正是拼搏的年紀，共勉。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出版商務周報》

2026年征訂開始啦！

解讀行業焦點 關注產業創新

掃碼訂閱，了解最新最前沿的行業資訊

分享、在看與點贊，商務君至少要擁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