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調查報告

PS：本文所有日本物價，以2024年7月初的匯率為準

壹

2024年7月2日下午兩點，我跟向導坐在日本東京南青山的咖啡廳里，等待著米其林一星大廚小野澤的到來。

南青山位于日本澀谷表參道，是東京傳統富人區之一，周圍高樓大廈不多，一戶建緊密相聯，咖啡廳外街道較窄、街面干凈，不時有衣著得體的日本人，從窗玻璃外快步走過。

東京的麻布、青山、白金、廣尾是他們的富人住宅區，除了青山，我還在麻布地區閑逛過，那里地勢較高、地底是堅硬的花崗巖，扛得住洪水和地震，是東京人最合適定居的區域，一棟一戶建的房子，差不多要四五千萬人民幣。

連這里的咖啡也比其他地方貴許多，普通咖啡店是210-500日元（10-23元人民幣）一杯，便利店甚至只要120-180日元（5.5-8元人民幣），而這里的咖啡廳要800日元（36元人民幣）一杯。

中國互聯網上現在喜歡砸發達國家的場子，常有華人在抖音上拍下東京大阪垃圾遍地的區域，以表明日本城市并非那么干凈整潔，但根據我三次來日本，在各地親眼所見，日本也只有東京大阪的極小片區域比較臟，整個日本國是十分干凈的——注意我使用的是“十分干凈”這個詞，不是一般的干凈，而且干凈的不僅僅是街道，連他們的房屋外立面也異常干凈。

乘坐他們JR線向外看時，透亮的藍天白云下，日本房屋的潔凈程度簡直世界第一，很少見到房子外面有污濁處，這其實已經不是人力所能辦得到的了，因為沒有人能花這么高的時間成本和精力成本，天天盯著清理房屋外立面，我心里頭就懷疑這必定跟地理環境有關。

到京都時，提起日本環境為什么這么干凈，一位經常往返中日兩國的中年日本人，跟我解釋說主要還是島國原因。

因為是島國，日本受季風影響，灰塵難以沉降，島上的風速遠大于內陸，更使霧霾難以聚積；也因為季風常常帶來雨水，豐沛的降雨不斷沖刷著建筑外立面，使本來就沒啥灰塵的外墻更加明凈；還因為是島國，礦產資源不多，這個國家沒啥污染嚴重的采礦業，破壞環境的大化工企業又只能建在內陸國家，所以天空看起來就很清澈；最后，這個島國70%是山地，森林覆蓋廣，沒有類似中國北部高原的風沙，在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下，稍微抓一抓人口素質，就能形成高潔凈度。

島國環境帶來的不僅僅是潔凈，冬季時西北季風加上海洋水汽，使日本冬季常常降下大雪，高潔凈度與冰冷的氣候疊加，使得日本人在拍電影時，常常流露出飄零清冷的鏡頭語言，使其周遭環境充滿了幽玄、侘寂、意氣、物哀的孤獨感。

這種冰冷的孤獨感，是其他民族的導演模仿不來的，是特殊的地理氣候環境，才會塑造出特殊的民族審美。

有了這種地理氣候的影響，才能讓我和向導，在7月2日下午兩點時分，隔著東京南青山咖啡廳的玻璃，看到外面那條干凈而素雅的街道。

窗外日本人走起路來，都顯得分外安靜謹慎，總讓我感覺他們時時刻刻都小心翼翼的，不像大部分中國人那么大大咧咧。

但坐在我們身邊的一桌日本老人，卻不像其他人那么安靜，他們一直在那嘰嘰咕咕大聲議論著什么，向導說這些日本老人家正在東一句西一句抱怨生活，還主動翻譯給我聽：

“現在物價越來越高了，錢越來越不夠花，只有微薄的退休金，想干什么都不行了。”

“家里人管得也越來越嚴，健康是很健康，但還是擔心錢不夠花。”

“新開的虎之門車站大樓好厲害……菜價好貴啊，以前能買的現在買不起了。”

“日本是不是要完了啊，年輕人再不生孩子，聽說以后日本只有三千萬人口了。”

“誰誰誰好像不是東京人（開啟鄙視鏈）……北海道和大阪現在好像有好多中國人……”

說到這里時，四個老人警惕地看了我跟向導一眼，好像能感覺到咖啡廳里混進了中國人，便壓低嗓子，開始悄悄聊起天來。

他們的聊天內容勾起了我的好奇，我問向導：日本老人一般退休金是多少？

向導說日本人無論男女，都是65歲退休，普通人每月10-12萬日元（4545-5454元人民幣，本文以2024年7月匯率為準），由于日本消費高，這點錢是不夠老人生活的。

后面我又采訪了好幾位日本老人，確實都是10萬日元左右，有一位嫁到日本的中國女性，她說自己老公工作到退休時，一共交了1200萬日元的厚生金，現在養老金每兩個月發一次，每次40萬日元，扣掉市民稅和養老護理保險，實際到手34萬日元，也就是每月17萬日元（7700元人民幣），這已經是我在日本聽到的最高數據了。

日本的厚生金就是中國的養老保險，日本政府有個厚生勞動省，就是專管日本的醫療、社保、公積金這些，有些像我們的衛生部、民政部和勞動保障部干的活。

每月10萬日元在日本生活是有些難，大部分老人10萬日元每月（4545元人民幣），有小部分人僅5-6萬日元，但這已經是我在世界各地，聽到過的極高退休金了，韓國老人里，男性月均養老金是75萬韓元（3972元人民幣），女性月均養老金是39萬韓元（2051元人民幣），而中國農村許多老人，至今僅100多元人民幣的養老金。

當然我們也不能這么簡單粗暴地做比較，日本老人基本屬于現代城鎮生活，他們生活費起點高，而大部分中國農村老人還活在自然村落，自己家有地可以種蔬菜瓜果，加上兒女贍養給一部分現金還是社會主流。

我奶奶在世時，她就是單獨住在一間小房子里，每個月由兒女們出小幾百塊生活費，由于中國農村物價極低，小幾百塊現金還是可以過活的。

其實世界各個國家，包括所有的發達國家，給老人的退休金都比較低，無論哪個國家的老人，單純想靠退休金活下來都很吃力，不過中國體制內退下來，其退休金相對普通人來說相當不錯，跟正式上班時差不太多，這也是中國體制內吸引人的重要原因。

韓國人想加入體制也出于同樣原因，韓國公務員平均退休金是200萬韓元（11000元人民幣），遠高于普通老人的40-70萬韓元。

不管是韓國老人還是日本老人，大多年紀大了還得找份活路繼續打工，韓國60多歲老人就業率達58%，位居全球第一，主要集中在工地、工廠、倉庫、餐廳，干一些底層藍領的活，日本老人也好不到哪去，65歲以上老人有909萬人還在工作，其中正式員工僅120萬，其它都是臨工。

日本70歲以上男性就業率達45.7%，女性達29.4%，便利店、機場地勤、收銀員、高速收費站、大巴司機等常常可以看到巍顫顫的老人家在那干活，你好怕他干著干著突然就倒下去了。

一位在日幾十年的華人告訴我，他家里電路有問題，找電工上門來修，結果來了個93歲的老電工！

93歲啊！93歲啊！！蒼天啊！

據我在日韓兩國的觀察，從黃金一代活到現在的日韓老年人貧富差距極大，富有的一般有很多住宅、商鋪、股票，天天收租旅游享受生活，普通人就是干活干到進棺材為止，白發蒼蒼佝僂著腰還得打工，后悔年輕時不努力老了這么苦。

中國1960-1980年代出生的人老了后，情況一定跟日韓一樣，富的富死、窮的窮死。

我到現在調研過的國家，沒有見到哪個國家的老人，都能逍遙自在地度過晚年，全球大部分老人都是在艱難求生，老了領一點養老金再從事一份低薪工作，或者靠兒女養活，帶著一身病痛等死，是全球大部分老人的主流情況。

在生產力這么發達的時代，養老問題仍然無法攻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只能為老人提供基本的生存，想退休后徹底休息，是很難很難做到的。

不過，日本老人們有個很特殊的高薪就業渠道，他們可以去開出租車。

我在京都時，曾跟一名出租車公司老板暢談了半天，他幾乎要將日本出租車公司的賬目往我臉上扔了，說得極為詳細。

他名下的出租車公司，一共有121名員工，加上即將完成研修要入社的，實際有155名員工，公司里的普通文職，起步是22萬日元（1萬人民幣），工作半年后可以上升到25萬日元（1.13萬人民幣），老員工可以拿到30萬日元（1.37萬人民幣），日本人通常在一家公司一干就是一輩子，換公司跳槽的很少。

以上都是稅前工資，日本人介紹自己薪水時，通常慣例說的是稅前數據。

因為京都旅游業極為發達，每年有大量歐美游客來玩，他們的乘客以歐美客人為主，日本出租車司機工資本來就高，他們公司是高上加高，白班平均是稅前53萬日元每月，夜班平均是稅前67萬日元每月，扣完稅實際到手是白班40萬日元（1.8萬人民幣），夜班是50萬日元（2.27萬人民幣）。

日本普通打工人的稅多種多樣，有社保、厚生、所得稅、市民稅、府民稅、商用保險等等，我跟日本打工人說這是苛捐雜稅啊，日本打工人說對對對對，這就是TM的苛捐雜稅。

日本老板抱著我吐槽說，他們更不容易，做老板的有35%的法人稅（利得稅）、10%的消費稅，加上市民稅、府民稅、社保、厚生等等，實際到手只有財報利潤的三分之一。（可能有夸張）

我在日本搭乘的第一輛出租車，就是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家，看起來七十多歲的樣子。

之后幾次打出租車，司機也都是那種“感覺手顫抖得連點GPS地圖都點不穩”的老爺爺。

我還問老爺爺為啥不用手機導航，他們說公司規定不能用，必須用車里的GPS。

那個老板告訴我，日本政府有規定，雇用65歲以上老人以臨時工身份開出租，不需要負擔社保和厚生費用，一個月可以省下10-20萬日元每人，大家當然主動雇傭老人來做。

也就是說出現這種狀況，其實是日本政府有意引導的，算是給老年人的一種生活補貼。

日本出租車費用變態地貴，只有倫敦出租車可以比劃一下，放在全世界這倆貨都是數一數二的貴。

6月29日凌晨三點多，我因為行程發生意外，被迫乘出租車從京都到名古屋，一共133公里的路程，花了55000日元，即2500元人民幣，是中國六七倍的價格，都夠一趟國內飛日本的機票了。

7月1日晚上我在東京打車7-8公里，花了4200日元，合190元人民幣，也是中國七八倍的價格。

在東京時，我跟一位在飯店打工的河北女留學生簡單聊了幾句，她一小時的收入是1400日元（63元人民幣），也就是她打工3小時，才可以乘坐一次7-8公里遠的出租車。

在日留學生非假期期間，一個月只能打工84小時，這位女留學生一個月收入最多11.76萬日元（5345元人民幣），也就夠出租車來回往返京都名古屋一次，真的是貴得出奇。

而且東京生活成本高，像東京大學最便宜的彌生學生宿舍，每個月也要4.5萬日元（2045元人民幣），我去參觀過的青山大學，一年學費是不含食宿120-150萬日元（5.45-6.8萬人民幣），不過食堂吃個簡單的飯菜大約是500日元（22元人民幣），比外面吃的要便宜不少。

在青山大學點了三份套餐，花費1450日元，在日本是相當便宜了。

青山大學食堂，確實很干凈整潔

因為提到了留學生生活，順嘴提了下大學物價，日本的物價后面再詳細展開。

在海外生活的華人，通常擁有在人群中一眼識別中國人的能力，那位河北留學生在上菜時說了幾句日語，我東京的向導看了她一眼，就立刻判斷她是中國人。

我問向導具體怎么識別出來的，他說一是口音問題，不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的人，在日本待很多年，說日語在細節上還是會有一點點區別，他自己來日本九年了，刻苦學習日語并模仿日本人的生活習慣，說話已經相當流利了，還是能被日本人聽出差異。

二是中國女生的妝容跟日本女生不太一樣，她們弄出來的日式腮紅中國人很少用，她們也多是小燙發，中國女生喜歡的精致風大波浪比較少見。

最后就是中國人的放松感，跟日本人時刻緊繃的狀態不一樣，那種氣場上的區別，待久了的人一眼就感覺得出來。

日本確實有很多中國人，我深夜在銀座街頭找吃的，耳邊聽到的大半是中文，到小巷子的拉面店排個隊，后面幾個人在那兒聊天，也都是說中文。

但中國人現在在國外對國人高度警惕，好像在海外被國人騙怕了，我隨便跟哪個中國人搭話，他們都會面容緊繃，瞬間收起笑意，一臉敵意地看著你。

對了，我還沒把出租車公司的數據介紹完。

那家出租車公司一共有102部出租車，70%是他們全款買的，30%是貸款，包括60部Sienta、20部埃爾法、20部海獅，Sienta這款車國內沒有，是一款緊湊型MPV，它長這樣。

日本的車不值錢，值錢的是出租車牌照，像豐田這款Sienta，在日本僅售199.52-323.46萬日元，也就是人民幣9.07-14.7萬。

在中國賣到100多萬的埃爾法，出租車公司能搞到特價，一般售400-500萬日元，也就是18-22萬人民幣，就算不是特價，平時面向大眾也只賣540-870萬日元，也就是24.5-39.6萬人民幣。

出租車公司老板說，他中國的朋友來到他公司停車場，看到20輛埃爾法擺在那兒時，一時驚呆了，說這在中國是近3000萬的資產，但其實在日本僅僅價值400萬人民幣。

最后老板大大方方給我算了筆總賬，他每個月發工資是6千萬日元，其他開支2-3千萬日元，他公司一個月總開支是1億日元左右，這家公司一年的總營業額是20億日元，也就是9100萬人民幣的流水。

我說你這也太大方了，這么詳細的數據都告訴我了，他說沒關系，他們公司的賬公開透明，在相關網站隨時可以查得清清楚楚，他要是亂花公司的錢，還要接受工會監督，可以傳喚老板。

我說到底怎么個監督法，他說就是傳喚他解釋某筆開銷怎么回事，但只能批評他，實際他愛干嘛干嘛，傳喚也可以不去的，這是他的私人企業，工會有批評他的權力，但沒有實質干涉他的權力。

也就是說，日本工會有批評建議權，可以過過嘴癮，但沒有實際掌控權。

我跟這位出租車公司老板聊得很是投機，我們在他辦公室聊完還不過癮，又在餐館里聊了整整四個小時，他不僅僅分享了自己公司的數據，還透露了三個尋常中國人很難接觸到的信息。

一是日本公司的稅極重，重到他這個老板，到手只能拿利潤的三分之一，其他都被政府拿走了；二是日本現在在法律法規方面極其繁雜，他做老板被強制要求學習了三年的《民法》《株式會社法》《勞動法》《勞動基準法》；三是在日本，公司跟員工之間是互相制約的，他要學這么多法律，員工則要受到更多的約束，日本叫《36協定》。

按他的說法，在日本除了勞動合同，公司和員工之間，最開始還有36項協定，所以叫《36協定》。

當然啦，我經常說很多本地人也會搞錯信息，回來一查發現他說錯了，這個《36協定》，最初指的是基于日本勞動法第36條做出的調整，要加班需簽這個36協定提交到勞動局，月上限加班不超過45小時，年上限加班不超過360小時，不按規矩來就要把老板關6個月，并處罰30萬日元。

《36協定》的概念他說錯了，但后面補充的內容還是很長見識，他說自己公司跟員工之間有制約內容，長達一千多條，要上班就得簽這份協議，將來老板訓你有條有理。那個協議詳細規定了客人上車了要說什么，什么話不能說，怎么幫客人提行李等等極為豐富的內容。

想想你要是個社畜，每天一上班就要頂著一千多條約束等著你，你能放得開嗎？平時做事可不得小心謹慎。

這世上所有事情都是有代價的：歐洲民眾享受巨大的福利，就得上交高昂的稅收；東南亞人想過無憂無慮的生活，就得放棄國家民族向前進步的志向；中國人想要追趕歐美，就得瘋狂內卷沒日沒夜的努力；日本社畜想在一家企業一干就是一輩子，就得遵守這家企業多如牛毛的規矩，被訓得老老實實毫無還嘴之力。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只看到別人光鮮亮麗的一面，看不到別人受委屈的一面，都是自欺欺人。

在名古屋時，一位日本老板跟我說了個很有意思的概念，他說搞政府就跟開公司差不多，開得越久成本越重，那些發展得很快的國家，前期政府都喜歡靠高房價來對沖經營成本，后期國家發展起來，房價上不去了，就只能苛重稅對沖成本，尤其是財產持有稅、消費稅、繼承稅這些，不這么搞，政府那么高的成本，它也經營不下去。

既然聊到房子，下面我就重點講一講日本房價，因為日本房價之便宜，著實嚇我一跳。

貳

2024年6月29日中午十二點，我在名古屋一宮市車站樓上的餐廳，見到了來自上海、在日本已經生活33年的王女士，和同樣來自上海、在日本剛剛生活了2年的湯先生。

湯先生和王女士在上海時，是同一條街道的近鄰，但他們在國內從沒有見過對方，到了名古屋一宮反而成了熟識。

王女士生于1965年，1991年26歲時在上海國旅做導游，那時候上海友誼商店不對國人開放，王女士頗有些自豪地說，她戴著國旅的徽章可以自由進出，買東西則用外匯兌換券。

她那時基本工資不高，只有37元人民幣每月（我有些懷疑她是不是記錯了，1991年不太可能這么低），但是總收入很高，口袋里常常揣著2000元人民幣，覺得自己超級有錢。

1991年出國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出國要找保人，但因為在國旅做導游，王女士認識了一位來華公辦的豐田職員，她說自己幫助這位豐田職員處理了許多事情，這人為了感謝她，做了她的保人，幫她來日留學。

1993年王女士完成學業，在日本三越百貨找了份工作，月薪高達28萬日元，那時候1萬日元可換4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1993年的王女士，拿著11200元人民幣的月薪，在那個萬元戶就是有錢人的年代，王女士月月都是萬元戶。

7月3日我在大阪遇到一位陸先生，他出生于書香世家，爸媽是重點大學教授，1991年從成都來到日本，就讀于京都大學經濟學，目前已經退休。

陸先生在日本的經歷，也印證了王女士的數據。

他清晰地記得，1991年他爸月工資是500元，1997年漲到700元，而他在日本1997年剛畢業工作，工資是18萬日元每月，1997年匯率變成1萬日元可換700元人民幣，他當時的工資，相當于12600元人民幣，是他爸的18倍。

我在日本時密集采訪了小幾十號人，死不要臉地見人就問工資，根據實際調研，2024年大部分日本人的月收入，稅前是25-35萬日元，稅后是20-28萬日元，也就是稅前人民幣1.14-1.6萬人民幣，稅后人民幣0.91-1.27萬元。

我在跟幾位日本人聊天時，想多方印證月薪25-35萬日元是不是普通人的正常數據，有幾位日本人當場糾正我的觀點，他們說我高估了日本人的收入水平，25-35萬日元這個工資水平，是東京、大阪、橫濱、名古屋、神戶、仙臺、福岡、京都等城市的收入水平，其它日本小城鎮很多人的收入是稅后14萬日元，也就是6400元人民幣左右，比我預想中的日本人收入，要低得多得多。

日本人告訴我一個秘訣，看一個地方的收入水平，就看當地便利店的小時工資，因為便利店是日本工資最低的地方，大城市一般能做到1400元（63元人民幣）每小時，而小城鎮只能做到800日元（36元人民幣）每小時。

而此時中國中大城市上班族的平均月薪，來到了5000元左右，小城鎮在3000-4000元左右。

1993年王女士三越百貨月薪高達28萬日元，1997年陸先生月薪是18萬日元，但現在日本普遍月收入還只是稅前25-35萬日元，相當于從1991年到2024年，日本人收入基本沒變過，而中國人的收入則大步追了上來。

按國家統計局數據，1991年中國平均工資約為200元每月，也就是說，1990年代時，普通日本人工資，約為普通中國人的50-60倍，那時候能去日本打工，是一件多么驕傲的事情啊，而到了2024年時，普通日本人工資，已經只有普通中國人的兩倍了。

花了30多年時間，終于快追上來了，真TM不容易啊。

名古屋的王女士在三越百貨干了兩年，跳槽到豐田干了十多年，之后自己開了家小公司，專做酒店紡織品。

看王女士對豐田很是熟悉，我便咨詢起豐田這種超級大廠員工的收入，她說現在豐田的現場工作人員平時是稅前40萬日元每月，一年加上獎金，普通員工一般總收入能在稅前600萬日元左右（27萬人民幣）。

無論是還未入籍的王女士，還是已經入籍的陸先生，在日本三十年的紅利并沒有讓他們改變階級，王女士的公司現在只剩她一個人，陸先生也只是普通的退休工人，日本社會很難容忍一個華人爬到高位，他們也錯過了國內財富爆發周期，三十年時間，在日本只是活成了普通的工薪階層。

我跟陸先生溝通時，發現他說話做事已經完全日本化了，他小心翼翼地溝通，仔細斟酌每一個說出來的詞匯，當要說出跟其他日本人不同的觀點時，就反復交待“千萬不要說這句話是我說的”——在日本做實地調研，跟其他國家完全不同，極難約到日本人溝通，約到了也很難深入聊天，要鋪墊好久才能說幾句較鋒利的話題，每當他們說出有個性的言辭，總是不約而同地說出這句話：

千萬不要說這句話是我說的。

每個日本人都這么地謹小慎微，生怕自己流露出一絲絲鋒芒，每個人都像沒有棱角的鵝卵石，只求隱藏進團隊里。

好像只有深深隱藏鋒芒，在日本生活才是安全的。

一位中日混血的哥們跟我說：你知道日本為什么總發生一些變態的事嗎？因為在日本做人，要既內向又內斂，他們受到太多太多拘束，壓抑太久就會反彈，所以常常搞出變態來。

來日本許久的王女士和陸先生，他們眼神里對日本已頗有些疲憊，而今年剛好六十歲、來日本僅兩年的湯先生資歷雖淺，卻很喜歡這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名古屋一宮市這里的房子，便宜得不可思議。

2022年8月，湯先生來名古屋一宮市買了兩套房，一套是68平的三室兩廳的二手房，在一宮市地鐵站附近，步行幾分鐘就到，旁邊150米就是Aeon超市，全款只需要250萬日元。另一套是一處17平米的單間，地理位置稍好一點，也只要250萬日元。（他這里說的應該是特別特別便宜的房子，不能當普案）

250萬日元就是11.36萬人民幣，居然可以在名古屋一宮市買套68平米的房子，算下來均價僅1670元人民幣每平，這簡直是鶴崗的房價，而一宮市到達名古屋市中心，乘坐JR線只要10分鐘左右，距離不算遠，便宜得是不是也過于變態了？

湯先生說，這個價格買房，比他三十年前在上海買房還要便宜，他歡喜得很。

這邊車子也便宜，一部七八年時間的二手斯巴魯代步車，開了3.5萬公里，雖然不是啥好車，但只需要20萬日元（9100人民幣），然后每年只要交8000日元的稅什么的，養起來也不貴，便宜得跟撿來的一樣。

另一位在日華人告訴我，名古屋的房子就是這么任性，一宮這里一戶建僅需2000萬日元（91萬人民幣），一棟有20-30戶人家的公寓，也僅需5-6千萬日元（227萬-272萬人民幣）。

一戶建可以理解成小微型別墅，就是城市版的農村自建房，不能跟真正的別墅比，但也有天有地。

為了證實數據的真實性，我請當地人打開他們的賣房軟件，隨機看了看房屋價格。

這種離名古屋最繁華地帶，步行僅37分鐘的一戶建，100平出頭的土地面積——注意是土地面積，是連地一起賣的，總價僅4300萬日元，約為195萬人民幣。

名古屋是日本第四大城市，GDP1500多億美元，日本國內排名相當于中國廣州，經濟總量則約等于江蘇常州，名古屋這房價跟廣州比就不科學了，但就算跟常州比，195萬連在南廣場花園買套58平的房子都不夠。

湯先生說的11萬買68平米的房子，說實話我也覺得可能有夸張的成分在，估計房子本身有什么問題。

所以我更相信賣房APP的數據。

一查軟件，名古屋的房價確實較便宜，下面這種地段超級好，屬于最黃金的位置，到地鐵站徒步僅3分鐘的高級公寓，57平也僅需6500萬日元，合人民幣295萬。

需要步行10分鐘的公寓，價格馬上降到了56平僅需3400萬日元，合154萬人民幣，還是遠比常州便宜。

日本房子還沒有公攤面積，他們的58平是實得面積，我們的58平到手實際就35-40平左右。

后來我又查了日本各地的房價，發現除了東京大阪確實貴，大概跟深圳上海北京一個水平，其它跟中國同等GDP的城市，價格明顯要便宜不少。

東京占日本全國GDP的22%，再加上周邊的橫濱，跟莫斯科在俄羅斯一樣形成了一個巨無霸，所以房價貴到離譜，下面這套黃金地段公寓，64平就要2億日元，合人民幣910萬，平均每平14萬人民幣，跟上海深圳黃金地段差不多。

當然日本也逃不過房地產持有稅，每套房子有固定資產稅和城市規劃稅，固定資產稅是1.4%，城市規劃稅各市不同，東京是0.24%，大阪是0.3%，但各市不會超過0.3%，就是如果你持有一套1000萬日元的房子，理論上你每年要交大概17萬日元的稅。

日本各地政府每三年對房產進行一次價值評估，這個評估并不會那么嚴格，比如1000萬的房子，通常按50-70%進行評估，那實際上你只要付8.5-11.9萬日元的稅。

由于日本對房地產稅還有各種減免，比如“住宅用地不足200平方米，稱為小規模住宅用地，稅收只收標準額度的三分之一”，因此日本房地產持有稅相比其它發達國家，是真的不高。但如果買賣房屋，會交4%左右的稅。

出租房子的話，年租金低于195萬日元收5%的稅，195-330萬年租金收10%的稅，高于330萬收20%的稅。

最后，我們可以給日本房價做一個結論，日本也就東京大阪的房價貴，其他城市房價都是比中國便宜30%上下，那么，以日本年輕人的收入，他們到底買不買得起房？壓力大不大？平時又過著怎樣的生活？

帶著這個問題，我在各城市，面談了好些日本年輕人。

叁

2024年7月1日傍晚，我在東京澀谷的一間茶室包廂，見到了38歲的近藤太，和35歲的青山真理。

近藤太來自長野，未婚，有一家小唱片公司；青山真理來自千葉，已婚，在一家私企工作。目前兩人都在東京定居生活，一把年紀了，都沒有要孩子。

青山真理

近藤太

就像上海和深圳本地人其實不多，東京也一樣，好比江蘇安徽人進入上海，湖南湖北人進入深圳，是日本全國各地的人涌向東京，構成了現在的東京人口規模。

前面說過日本人做事非常非常謹慎，一般不愿意露臉，因為這次討論的全是日本人的生活數據，算不上任何尖銳敏感的話題，因此這是我此行少見的，愿意露臉的日本采訪對象。

近藤太以前在音樂經紀公司上班，十年前開了家小公司，主要負責音樂APP以及演唱會，目前公司一年利潤1000萬日元，扣掉300萬稅金，實際年收入700萬日元（31.8萬人民幣）。

青山真理在小公司做主管，目前稅前月薪35萬日元，稅后月薪28萬日元（1.27萬人民幣）。

我們在茶室里一起統計普通東京人的收入水平，如果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們倆就打電話咨詢親友，由于日本人的薪資水平十分穩定，這也不是什么難事，最后我們花了幾小時，列了張數據清單。

在東京中小公司，剛剛入職的22歲男職員，一般年收入稅前300萬日元，稅后250萬日元（11.36萬人民幣）；剛剛入職的22歲女職員，一般年收入稅前240萬日元，稅后200萬日元（9.1萬人民幣）。

東京中小公司入職10年后，32歲男職員，一般年收入稅前400萬日元，稅后350萬日元（15.9萬人民幣）；32歲女職員，一般年收入稅前300萬日元，稅后250萬日元（11.36萬人民幣）。

在東京大公司，剛剛入職的22歲男職員，一般年收入稅前400萬日元，稅后350萬日元（15.9萬人民幣）；剛剛入職的22歲女職員，一般年收入稅前350萬日元，稅后300萬日元（13.6萬人民幣）。

東京大公司入職10年后，32歲男職員，一般年收入稅前550萬日元，稅后500萬日元（22.7萬人民幣）；32歲女職員，一般年收入稅前400萬日元，稅后350萬日元（15.9萬人民幣）。

豐田這種超級大公司另算，前面介紹過了，普通職員大約是稅前600萬日元左右（27萬人民幣）。

東京小公司的中高管理層，做到40歲左右，經理年收入一般稅前600萬日元，稅后500萬日元（22.7萬人民幣）；部長年收入一般稅前650萬日元，稅后550萬日元（25萬人民幣）。

東京大公司的中高管理層，做到40歲左右，經理年收入一般稅前800萬日元，稅后650萬日元（29.5萬人民幣）；部長年收入一般稅前超1000萬日元，稅后800萬日元起步（36萬人民幣）。

日本人的工資水平好像還略弱于韓國，但東京生活開支卻相當貴。

青山真理目前跟老公住在池袋一間30平米的租房，每個月房租10萬日元（4545元人民幣），其它生活開支10萬日元，一個月生活總共20萬日元（9100元人民幣）。

她那套30平的租房如果要買下來，需要8000萬日元，也就是363萬人民幣，每平12萬人民幣，青山小姐說她這輩子想都不敢想，自己能在東京買得起房。

我問她房東都是老人嗎？她說是的，是1960年代出生的老人，東京的房東幾乎全是老人家，大部分都70歲左右。

我說就是日本經濟黃金時代那批人，是這些老人占有了日本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再找你們收租供養，才讓你們年輕人經濟緊張沒錢花，老人賺了錢卻又沒花錢的欲望，最后推動了日本通縮幾十年。

我把這種現象，叫做“城市地主”，就是誰先占有城市里的房產、商鋪、寫字樓，誰就是現代城市版的新型地主，跟以前農業社會地主靠土地剝削佃農是一個性質。

說起為什么不生孩子，近藤太和青山真理就來氣，把他們每個月必須開銷的賬目仔仔細細算給我看。

先說租房，在日本租房要先給中介一個月房租做中介費，然后，好一點的房子，還要給房東1-2個月房租做禮金，感謝房東租給自己這套房，接著，再交1-2月的房租做押金，然后再交1個月的保證公司費，也就是在日本租套房子，起手就要先交4-7個月的房租出去。

你以為給錢事情就結束了嗎？不不不，在日本租房還要簽《重要事項說明書》《房屋合同》《保證公司協議》《火災保險協議》《24小時支持服務》《物業管理手冊》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住進去前，還要給水電煤網相關單位全部打一遍電話對完賬，能把急性子給折磨死。

東京普通上班族的房租，約占工資收入的三分之一，中介也會建議你不要租太貴的房子，如果要搬家，每次要花3-5萬日元的搬家費，所以在日本大家盡量少搬家，因為搬家成本太高了。

平時下館子，稍好點的館子一次要花2-3萬日元，居酒屋通常要花8千至1萬日元，買件好衣服要2-3萬日元。

在東京，一個人一個月的水費約60-70元人民幣，電費每戶每月約400元人民幣，天然氣每月每人100-150元人民幣，手機通訊費200-300元，這些必須開支平均每人每月大概要600元人民幣，還算正常。

但交通開支就非常高了，公交車一般上車就210日元（10元人民幣），是中國的5倍，地鐵、高鐵、JR線、出租車也都是中國的4-7倍，前面我已經詳細展示過出租車價格了，非常非常貴，膽戰心驚的貴。

日本有些交通貴得真沒道理，連從東京市區乘JR到成田機場都要60元人民幣，而深圳從羅湖市區坐地鐵到寶安機場才8塊錢。

交通這么貴，所以日劇里常常會出現，下班錯過最后一班地鐵回家，寧肯到廉價網吧里120元人民幣包夜睡一晚，可以洗澡可以睡覺，比打出租車回去劃算多了。

除了這些公共交通費用，如果開車的話，東京違停一次罰款900元人民幣，這個也相當貴，不過大部分人在東京都不會選擇開車，在其他小城鎮則必須有車。

所有發達國家還有個通病，凡是人工費都超級昂貴，在日華人最受不了的就是這個，普通理個發100元人民幣起步、好點的理發店200人民幣起步勉強還能接受，最讓他們震撼的是上門開鎖收費1000-3000元人民幣，通個下水道1000-10000人民幣，工地請個雜工2.5萬日元一天（1136元人民幣），請個管道工3-4萬日元一天（1363-1818元人民幣），這個錢花出去人心疼得一周都睡不好。

在居家飲食方面，日本做得還不錯，我在他們幾座城市的普通超市逛了逛，發現大部分物價跟中國差不多，唯獨部分蔬菜水果貴2-5倍，另外西瓜貴10倍左右，18元人民幣只能買一小片。

我隨便截取了一些超市物價，除了說過的西瓜，一盒豬肉約20元人民幣，一瓶飲料7.5元人民幣，一份便當23元人民幣，一盒蝦31元人民幣，一小瓶可口可樂2.8元人民幣，四個蘋果23元人民幣。

日本人這種收入配這種物價，肉不貴魚不貴蝦不貴，就蔬果貴些，這還是2024年日元匯率貶值后的價格，沒貶值前放在全球都相當便宜，想想我在埃及和俄羅斯看到的物價，日本這方面真沒啥好抱怨的，超市物價是現在日本最大的紅利了。

穿衣服這塊，日本優衣庫的價格跟中國差不多，去他們店里逛了逛，一條牛仔褲130元人民幣的樣子，鞋子襪子也跟中國相近，不挑大牌子不折騰自己的話，穿衣貴不到哪去。

至于下館子的話，我在日本幾次跟人在各種飯店吃飯，吃過西餐、烤肉、日本菜等，大概是200-300元人民幣每人每次，比中國普通館子貴50%。

以日本最見的拉面舉例，東京大阪拉面現在一般在1200日元（55元人民幣）一碗，小城市差不多1000-1100日元（45-50元人民幣）一碗，鄉下最低700日元（31元人民幣）一碗，對應中國各城市日本拉面價格，剛好是50%左右。

以2024年7月的匯率和物價，最后我們總結一下，在日本自己做飯便宜，下館子比中國貴50%，衣服鞋子跟中國差不多，交通費最癲狂，貴4-7倍（不過他們上班都報銷公交費用），普通酒店500-700元人民幣一晚，特別偏的地方300-400元人民幣一晚，大概相當于國內4星級水平的酒店，東京大阪名古屋差不多都要1500元每晚。

大阪這么小這么簡陋的酒店房間，要700元人民幣一晚，稍好一點點裝修都要上到1200了

中國因為有后發優勢，酒店質量其實比很多發達國家要好不少，好多發達國家所謂五星級的酒店，其硬件水平、房間大小，達到國內四星級都勉強。

買房子的話，普通年輕人想在東京大阪買房，跟我們年輕人想在上海北京買房一樣絕望，但如果不選擇東京大阪，其他城市小兩口努努力還真買得起，一戶建都不是問題。

如果租房，在東京大阪租房子真挺貴，住得也很苦逼，要住得好一點就要10萬日元起步的房子。

自2020年疫情發生以來，普通日本人的生活質量是明顯在下降的。

青山真理的生活賬本清清楚楚地記錄了這一切，她跟丈夫兩個人生活，從疫情開始后到現在，電費從每月5000日元增長到8-9000日元，水費從6000日元增長到1萬日元，天然氣費用從3000日元增長到5000日元，每月超市購物開銷從4萬日元增長到7萬日元，還好每月1.5萬日元的交通費是由公司報銷。

“2020年前，我們家每個月生活開銷是15萬日元，人口不變的情況下，2023年我們家每個月生活開銷是20萬日元。”青山真理十分坦誠地說，“我稅前35萬日元的工資，2020年前每年可以存150萬日元，還可以出國旅游一次，但現在我每年只能存80萬日元，而且機票酒店價格都大漲，我每年出國旅游現在也取消了。”

青山真理還有個挺會掙錢的老公，以前曾在富士電視臺工作，目前是一名自由記者，給日本電視臺、網站供稿，他們也會寫一些博眼球的新聞，比如說中國指鼠為鴨這樣的社會事件。新聞稿瀏覽量超過100萬，網站會多給他們5-10萬日元獎勵，他最高記錄是有一篇新聞拿過1500萬瀏覽量，一次賺了100萬日元（4.54萬人民幣）。

青山真理的老公有陪她接受采訪，他已經是傳媒行業資深記者，普通記者是0.5日元一個字，他是10-20日元一個字。

我趁機咨詢他日本電視臺和網站背后大老板是誰，他說日本媒體里面，僅NHK是國有，其他媒體都是私有，由不同的日本財閥控制媒體，財閥們根據喜好報道日本政治經濟，比如產經新聞親近自民黨，就會給自民黨搖旗吶喊。

青山真理的老公每個月稅前收入60萬日元，稅后40-45萬日元（1.8-2萬人民幣）——日本扣稅真的好重——加上青山真理每個月28萬日元（1.27萬人民幣）的稅后收入，兩口子一個月賺3萬多人民幣，但他們倆仍然不敢生孩子。

青山真理說：“如果多一個孩子，要補課、要學游泳、鋼琴，在東京養一個孩子，每個月要增加10萬日元開支，而我又要上班，根本沒有精力照顧孩子，也沒有那么強的經濟實力養育孩子。”

她還說：“如果打算要生孩子，就只有搬到遠離東京市中心的郊外，才可以節省生活成本，但那樣每天上下班通勤又太辛苦。”

我問她：“那你可以去名古屋、福岡這種城市工作嗎？買得起那邊的房，養娃成本也低。”

她說：“日本最好的工作，永遠都在東京，其次在大阪，我要是去到名古屋，稅前收入就會從35萬日元跌到32萬日元，而且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都在東京，我們不可能離開東京了。”

寫到這里時，讀者大概有點要被繞暈了，這一堆數據擺下來，反而搞不清日本年輕人到底過得好不好？壓力到底大不大對吧？明明物價還可以，收入也還可以，為啥大家都嚇得不敢生娃？

其實我在東京碰到的年輕人，跟在首爾碰到的年輕人，他們的生存狀況是一樣的。

目前中國媒體對日韓兩國很多信息都要更新了，他們兩國的年輕人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首先，日韓兩國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并沒有中國這邊傳說中的那么辛苦，天天做牛做馬瘋狂加班什么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他們有非常嚴格的勞動法保護他們，平時有固定雙休，加班有但并不是常態，他們年輕人大多準點下班，然后開始享受漢城和東京的繁華夜生活。

一位日本年輕人跟我抱怨說他們公司六點下班，但有時候實際他加班到七點才能下，我趕緊擺了擺，跟他說在中國七點這種還不算加班，他一下呆住了，一身怨氣瞬間就被我這句話打得煙消云散。

除了必要開支，這兩國的年輕人，把大量金錢和時間花在了聚餐、旅行、社交、個人愛好、服裝、美容這些享樂上，真的真的一點都不苦逼。

我再說一遍，日韓年輕人不苦逼，中國媒體不要再渲染他們的加班狂生活了，他們發達幾十年，國家有財富積累，不需要搞得那么苦逼，他們只是買不起東京大阪的房子，但過日子享樂的錢是不缺的。

我們年輕人現在確實還比較苦逼，那是因為我們還在追趕他們當中，在真正進入發達國家之前，這個過程是無法省略掉的。

日韓上班族的生活信息也需要更新了，他們不再是“一個男人工作養活全家”這種模式，現在日韓年輕男女都要參加工作，日本女性就業人數達到了3035萬，再不是過去日劇里那種，在家帶娃插花的家庭主婦。

他們賺錢的黃金時代過去了，家里都是雙職工，必須兩口子一起工作才能維持家庭經濟。

“日韓年輕人苦逼工作+男性負責掙錢養家+女性多是家庭主婦”這個信息已經過時了，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現在他們的社會早變成“日韓年輕人縱情享樂+男女一起工作+放棄買房”這種模式。

那既然他們不苦逼，為啥還不生娃？

很簡單，因為無論是漢城還是東京的年輕人，他們都有一個最低消費需求，比如漢城的年輕人一晚三場尋歡（聚餐、酒吧、夜宵），東京的年輕人一年固定出國游，這些叫“現代生活的最低消費需求”，要維持這種體面的需求，開支很大。

如果生一個娃，將可能極大增加生活成本，摧毀維持體面生活最低消費需求的基礎開支。

我再說簡單一點，就是大家都想享受城市繁華，生了娃就沒辦法享樂了。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在韓國篇也講過，是女性現在大量參加工作，生娃會擊碎她們的職場生涯，使她們經濟收入大大降低，女性們不敢生。

縱情享樂+生活成本+職場危機，才是日韓年輕人，不敢生孩子的最重要原因。

政府再著急也沒啥用，因為政府給出的那點生娃補貼，難以填平他們生娃后，生活質量上的巨大損失。

肆

2024年6月29日那天，因為突發變故，我臨時找了個日本向導，帶我從名古屋奔赴熱海。

我們在名古屋車站見面時，向導給我帶了份禮物，是一小盒吃的，我說我是直男，禮物不用了，咱們直接工作吧。

沒成想向導很生氣，非常非常生氣，一路上氣咻咻的，我問她干嘛呢？她說我不收禮物，是不尊重日本人的禮儀，破壞了日本人最基本的交往法則。

我在國內各省調研時，都是不收任何禮物的，因為我拎著個行李箱背著個雙肩包到處跑，你說手里再拿盒茶葉拿盒點心拿份茶具叮里咣啷的我怎么跑？

為了旅途省事我帶的行李箱極小，又裝不下禮物，因此我都是直接拒絕，國內朋友也不介意，一般說快遞到我公司這事就完了。

但日本向導反應這么激烈，我還是頭回見到，把我搞得一愣一愣的，趕緊跟她道歉和談。

這位向導只陪了我一天，但她一路上都在糾正我對日本社會的認知偏差，她說你不是要追求高質量快速交流嗎？那我就不跟你繞彎子，也跟你們大陸人一樣快來快去了啊。

她說日本大學畢業生就業率高，那是媒體上的數字，跟中國大學玩的花招一樣，是要求畢業生要提前一年找工作，這種工作大部分是臨時性的，很多人都是干幾個月就離職了，實際上就業率根本沒這么高。

畢業后有的會成為正式員工，但有的會成為非正式員工，也叫派遣工，這種拿了工資還會被中介抽成，非正式員工去銀行貸款的話，銀行不會貸給他們，租房都要找父母擔保。

而且因為日本經濟向下，為了節省成本，非正式雇傭人員越來越多，目前日本總勞動力6900萬人，其中2100萬是非正式雇傭，這個非正式雇傭，比中國人的靈活就業強點，相當于跟你簽兩三年勞動合同，干完散伙，不是終身雇傭。

正式雇傭則是終身制，是要對員工負責到底的。

日本很多人從事的普通工作，薪水一點都不高，不在東京大阪的話，調理師月薪也就21萬日元（9545元人民幣）、幼師月薪僅僅16萬日元（7272元人民幣）、護理員月薪17萬日元（7727元人民幣）、沒有資格的護理員月薪僅14萬日元（6363元人民幣），這些還是稅前數據。

日本現在缺人干臟活累活，這些工作都是越南人、菲律賓人、斯里蘭卡人、柬埔寨人、巴基斯坦人、緬甸人在干，包括建筑工地搬磚、看護老人、24小時便利店（我真碰到了）、餐廳服務員、通下水管等等，這些人都是拿著稅前15萬日元（6818元人民幣）的薪水。

有很多日本真正的潛規則，來日定居的中國人是不知道的，只有真正的日本人才知道。

比如日本的公立幼兒園號稱免費，其實只免學費，午餐和校外活動費、交通費還是要交的，公立要交9449日元每月，私立要交13635日元每月，私立的學費也是不免的，一般讀好私立的話，一年也要10萬人民幣左右。

另外日本的醫院基本私立，有保險看病可以直接報銷70%（這點不錯，我也找其他人印證過，比我到過的大部分國家要好），但其實日本的醫療系統是有階級的，這種階級感你不是日本長大根本感受不到。

比如你要去好醫院看病，需要一個小醫院的介紹狀，這個介紹狀要錢，收3000-7000日元不等，如果沒有介紹狀，就得找人搞到出診狀，需另付1-1.5萬日元。（此處細節可能有記錯）

到好醫院看病必須先建檔，這個檔案只為你保留3個月或一年，如果超過這個時間段你沒有去好醫院看病，個人案例會被取消，然后你又要重新出一份介紹狀或者出診狀。

就是日本最好的醫院，明面上是人人可進，其實在想盡一切辦法不讓普通人進門，他們只想給有錢人服務。

她說日本的階級感是無處不在的，其實很多華人，連觸碰到這種階級感的資格都沒有。

另外在日本工作，試用期沒過炒掉不用賠償，如果女性在小公司敢休產假，公司嘴上不說，但你回來一上班辦公桌就沒了，還處處惡心你，讓你干臟活累活，HR也會旁敲側擊跟你談話，含蓄地勸你自己走人。

最后她說，日本是一個島國，島國人跟大陸人思維是不一樣的，在大陸生活的人很快就能交朋友，美國人跟中國人就很相似，一見面就相當熱情，熱情到她十分不適應。

而她跟新西蘭人打交道時，就感覺適應多了，因為新西蘭人跟日本人一樣也是島國人，對你客氣而有禮貌，非常浮于表面，這才是他們熟悉的常態。（跟新西蘭這事我也是頭回聽說）

他們島國人要跟對方交心，沒三五年時間，交不了別人一半的心，就是他們島國人自己，也只有從小一起長大的人，才會相互交點兒心。

島國人講究規矩（不是褒義也不是貶義）、秩序，表面上非常客氣，所以她對我不收她禮物這事十分憤怒，因為我是大陸人思維，十分粗暴地打碎了他們的禮儀，是看不起她，這在他們看來是很嚴重的事情。

伍

從我和大量日本年輕人的溝通來看，他們會去選擇縱情聲色，是因為一點奮斗的欲望都沒了。

全社會所有優質資源，都被1950-1970年代的日本老人吃光了，現在的年輕人幾乎沒有任何創業機會，只能老老實實給他們交租，根本沒有出頭之日。

一位四十歲的老板說他去參加行業聚會，到會場所有人都盯著他看，因為這個行業老板全是六七十歲老頭，就只有他一個中年人。

日本這些年錯失了互聯網和新能源兩大產業，沒有給年輕人提供新的致富機會，他們沒有新的賽道發財。

我在珠三角生活時，身邊大批二十多歲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利用外貿、互聯網、制造業發了大財，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最后日本年輕人創業，只能擠向已經十分擁擠的服務業。

當我邀約日本人，向我推薦他們年輕的創業者時，他們居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服務業老板。

2024年6月底，我在名古屋見到了第一個年輕老板長尾和真。

長尾和真出生于1996年，21歲時在越南開了第一家日本料理店，之后因為疫情關掉店鋪回名古屋，回日本后貸款連開了三家餐飲店，一家西式簡餐店，月租金16.5萬日元（7500元人民幣），3個員工；一家咖啡+簡餐店，月租金20萬日元（9100元人民幣），9個員工；還有一家賣飯團+關東煮的小店，月租金8萬日元（3636元人民幣），2個員工。

他手下14個員工里，只有5個是正式員工，其他9個都是臨時工。

5個全職員工月收入是稅前20萬日元（9100元人民幣），9個臨時工做事勤快些的，一個月稅前掙18萬日元（8200元人民幣），工作量少一點的，比如一些家庭主婦、學生來兼職的，一個月只掙稅前5-10萬日元（2272-4545元人民幣）。

恰好我在成都也開了一家餐廳，我們兩個餐飲老板有共同話題，便展開了中日餐飲行業的熱烈溝通。

長尾和真的運行成本很高，三家店加起來，每個月有650萬-800萬日元的流水，但只有100-120萬日元（4.5-5.5萬人民幣）的純利。

他一共貸款了4000萬日元（181萬人民幣）才開起了這三家店，盡管利率只有2%，但他這個盈利水平其實風險相當高。

我跟他對比了一下我成都餐廳的數據，我那家70平、8個員工的餐廳，一家店比他三家店掙得還多些，每個月有220萬日元的利潤，差不多是他三家店利潤的兩倍。

我的人工成本比他低，但我的店鋪租金比他貴，這方面開支打平，我一家店勝過他三家店的主要原因，是我每天差不多有40%的營業額來自美團，而長尾和真沒有互聯網訂單，客流量遠低于我，最后才導致利潤也不如我。

日本有自己的外賣APP Uber Eats，對，就是那個叫出租車的Uber，他們也做外賣，但日本人點外賣的人數明顯遠低中國。

我問他為什么日本人不點外賣，他說日本人工成本太貴，也沒有中國人那么有效率，點外賣的費用比在店內用餐貴1.5倍，大家為了省錢，都不太愿意點外賣，所以他名古屋三家店的流水，才趕不上我成都一家店的流水。

除了長尾和真，我另在東京采訪了做日料的一星米其林店主小野澤，在大阪采訪了日法融合菜的三星米其林店主米田肇，以及做西班牙菜的一星米其林店主山本。

這三個人的店鋪是向高端化發展的，我成都那家破店沒法比，但我們可以從這三個人的行業經歷，充分了解到日本在生產力達到一定階段后，服務業是如何做強做精的。

我們以小野澤的經歷舉例。

小野澤跟我同齡，今年42歲，僅比我小幾個月，目前有一兒一女。

小野澤沒有念大學，19歲進入日本職業培訓學校，學習制作日本料理，2000年左右，他當時的年收入大約是稅前300萬日元，一直到他38歲離開自己最后一家打工餐廳，年收入也沒有超過400萬日元。

小野澤這段話比較特殊，因為2000年300萬日元，按當時的匯率是23萬人民幣，而他2020年拿400萬日元時，按當時的匯率是26萬人民幣，其實相差不多。

扣掉稅收，他的年收入其實一直沒過20萬人民幣。

2020年小野澤開始創業，開了自己第一家餐廳，2021年他39歲時拿到一星米其林，在這行算是很年輕就獲得這項成就的老板了。

好了，重點來了。

他的店加他只有6個人，店里只有10個座位，每天只做兩輪晚餐，也就是一天只服務20個客人。

日本很多米其林餐廳很小，小到就兩張長條桌，廚師當著你的面在那忙活，做好一份食物端上來一份，小野澤的店大概就是下圖這個樣子。

后來去大阪做西班牙菜的山本店里時，看到他的餐廳也賊小，就一排桌子，只能坐6個客人。

小野澤的小店，每個月營業額能做到1300萬日元（60萬人民幣），每天從上午九點半，一直忙到晚上十二點半，中間休息兩小時，但確保全店每周休息兩天，一般周日加一個工作日休息。

他們能保證全店每周休息兩天，這個在中國餐飲業簡直不可想象，說明他們的利潤空間足夠大才敢這么干。

我問他平均客單價多少，他說3.5萬日元，也就是1600元人民幣一個人，中餐是非常非常難做到這么高客單價的。

后面那個米其林三星的米田肇更夸張，客單價能做到10萬日元，也就是4545元人民幣每人。

而我在成都的餐廳，同事們累死累活地干，客單價也只有35元人民幣。

所以我對他們的經營模式更感興趣了。

米田肇向我透露說，他1998年做廚師時，一個月工資也才10萬日元，那時候全日本的廚師都只有10萬日元左右（小野澤說確實是這么多），而且一年下來他們只能休息三天，僅清明和新年放假，12月旺季更是徹底不休息，人忙得連軸轉。

也就是日本的服務業，其實也經歷過低客單價、高勞動強度、低薪水這個階段，只是他們現在大部分完成升級了，會往高端料理上靠了。

我問起小野澤經營成本，他說食材占到了40%的成本，工資占到了20%的成本，員工一般租8萬日元一月的房子，他會給員工出5萬日元一月的補助，再加上每月新上餐具、器皿，這些雜七雜八的另要花掉150萬日元每月。

目前小野澤手下的員工工資一般在稅前35萬日元（1.6萬人民幣），米田肇那邊也是這個數。

但他們都沒有外賣，他們這種規模，也根本不可能上外賣。

日本米其林餐廳這種發展模式很有意思，在國家普通人的薪水越來越高的背景下，日本餐廳必須走高客單價路線，而要走高客單價，就必須在食材新鮮、食物精細、儀式感三個方面下功夫，吃高級日料不僅僅是在吃東西，更像在看廚師隔著一張桌子表演，有很強的演繹成分在。

由于沒有互聯網加持上外賣，加上土地緊張店面較小，店鋪租金昂貴，無法做大規模，日料店就多走小眾精品路線，通常一天只能接待小幾十個客人，但開出極高的客單價，在儀式感方面瘋狂上力度，保證客人吃得看得心滿意足。

別說這幾家米其林了，我大阪向導帶我去的一家烤肉店，都是提前一個多月幫我預訂的，這家店不預訂就不接待，我原本以為他們在裝逼，去現場看了以后才明白，餐廳面積都太小了，能容納的桌子太少，當客流量過大時，他們被迫采用預訂制，要不會搞得一團糟。

日本餐廳因為人工、面積等問題，才走上了小眾精品化路線。

而中國餐廳因為人工便宜、外賣加持、店鋪面積大等原因，走出了“專注做全國分店”的模式，每家餐廳開業時，就想好了后面如何在全國幾百個城市開分店，這個日本餐廳是不敢想的，所以日本餐廳走精細化，中國餐廳走大眾化。

這也可以看出，中日兩國服務業的進化方向，不同的經濟環境，決定了兩國不同的餐廳格調。

我在東京澀谷時，還采訪過一家寵物店，店老板叫酒井玲，今年35歲，未婚未孕，原是吉林延邊人，兩三歲時就隨父母來到東京生活，已經入了日籍，完完全全變成了一個日本女性。

她這家店僅20-30平，一平方租金每月5萬日元，我嚇一跳，說這么小要5萬人民幣月租？她說澀谷的房租就是這么貴的，但這邊是東京富人區，家家都有寵物，他們店鋪在這開了三年，生意一直很好，富人很舍得為寵物花錢，最便宜的寵物護理也要5萬日元一次（2270元人民幣），貴賓狗最貴的美容服務，全套甚至要300萬日元（13.6萬元人民幣），普通的開銷一般在20-30萬日元（9100-13600元人民幣）。

在開這家店前，她也嘗試過其他生意，但都沒有成功，唯獨搞高客單價的寵物生意反而搞成了，我把我聽到的關于日料店的數據說給她聽，并且解釋是因為日本這部分獨特的環境，決定了服務業必須向上升級，但這給日料或者其他服務業提供了良好形象，為日料在國際市場賣出高價，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臨走前我問她有沒有打算要小孩，她說她不會要，她身邊的姐妹也不想要。

我說是的，日本跟韓國的女孩子，現在都是這樣子，中國也不遠了。

陸

其實文章寫到這里，日本生活方方面面的數據介紹得差不多，可以進入收尾環節了，但我還是想簡單地講一下日本的色情業。

因為日本AV對普通中國男性的影響其實挺大，大家對日本色情業也充滿了好奇。

在我采訪過AV女優涼森玲夢，并去到日本好幾處合法的色情區域參觀后，我也表示極為震驚。

色情行業在日本是這么的理所當然，讓灑家我是有點難以適應。

在日本時，我先后走過東京澀谷大久保公園、歌舞妓一番町，大阪兎我野町紅燈區、擁有合法賣淫權限的大阪松島新地和飛田新地。

一個一個慢慢說。

在中國互聯網流傳已久的大久保公園，實際就是站街女匯集的地方，就是三條小巷子，站著一些日本、東南亞、白人女性，每條巷子都挺短，三條巷子走完也只需要七八分鐘。

因為這里站街的信息傳得全世界到處都是，各種媒體來拍視頻，其實已經被警方清理過幾次了，還設立了路障阻止站街——日本人又很害怕在公眾場合暴露自己信息，所以我來到大久保的時候，其實以前站街女遍地的盛況已經過去了，流向了其它場所。

這一排就是大久保站街的小姐姐們，紅色雪花筒是警方故意放置在這，以阻擋女性站街

向導說這里甚至還有泰國來的人妖，因為泰國來日本15天免簽，人妖們常來這里打打短工。

大久保公園有點像個旅游景點，我在前邊走著，聽到后面不少中國人在那說說笑笑：這個不錯、那個不行什么的。

直接賣淫在日本其實是不合法的，但日本社會對賣淫這種事容忍度較高，警方也是睜只眼閉只眼，并不會真的去抓站街女，最多放雪花筒阻止一下女生在這站街。

大久保公園成為站街點，主要是因為旁邊就是情人旅館，3500日元（159元人民幣）鐘點房，6000日元（272元人民幣）可過夜，在日本是非常非常便宜了，而站街女的統一價2萬日元（910元人民幣）一次。

在歌舞妓一番町，里面有很多無料案內所，無料就是免費，案內所就是介紹所，意思是免費介紹小姐姐給你，是專門拉皮條的地方。

這里不僅僅有小姐姐，還有各種牛郎可以介紹，個個妝化得像中國的鬼火少年，可能富婆們就好這口。

向導問我要不要進去無料案內所問問價格，我說在外面看看就好，便沒有走進去。

大阪兎我野町紅燈區，跟東京歌舞妓一番町基本一個意思，都是有人幫你拉皮條的地方，我在街頭都能看到老頭牽著小女孩的手肩并肩地走。

最特別的地方是大阪松島新地和飛田新地。

這兩地方都是合法賣淫區域，但要注意，我前面說過日本賣淫實際是不合法的，所以他們打了個擦邊，說是介紹小姐姐陪人吃飯，每次到樓上吃飯20分鐘，至于這20分鐘發生了什么，擦出多少火花，那是小姐姐跟客人你情我愿的事，他們管不著。

上面這是松島新地的管理機構，他們名義上就是管理料理的，但實際上是管理賣淫。

這就是日本的特點，“悄悄做可以，明面上不可以”，我后面再總結這套文化心理產生的原因。

走進松島新地和飛田新地，你看到的景象就是這樣子的，拍照到這就結束了，再往前走，就會有拉皮條的日本老奶奶穿著和服走出來，示意這里不可以拍照。

實際里面每家店鋪，是這個樣子的，下面這張照片是攝影師Varlamov拍攝作品，不是本人拍攝。

房間里面通常一個老太婆坐在門口，招徠走來走去的男客，中間坐著一個小姐姐，妝容精致，會打著幾盞燈正對著她。

說實話里面小姐姐顏值很高，是我在日本見到顏值最高的地方，根據我這一年在日韓調研親眼所見，普通韓國女生比普通日本女生要好看不少，街頭日本女生姿色都不太好，松島新地和飛田新地的顏值碾壓普通日本女生，我覺得大部分達到了一線AV女優的顏值水平。

我問向導她們為什么不干脆直接去拍AV，比在這賣賺錢多了呀。

向導說日本的恥感文化就是這樣，盡量不在公眾面前暴露自己，在這賣知道的人少，拍了AV就是在大眾面前暴露自己，以后就回不去了，稍好一點的公司都不會要她了，這輩子進不了主流社會，不到萬不得已，其實她們不會去拍AV賺錢。

我問她們的價格是多少，我向導挺有經驗的，說松島新地有統一價，20分鐘21000日元（954元人民幣），30分鐘26000日元（1181元人民幣），45分鐘36000日元（1636元人民幣），60分鐘46000日元（2100元人民幣），外國人不好溝通，每單另加5000日元（227元人民幣）。

向導補充說，飛田新地這邊比松島新地貴6000-10000日元每次，我說兩邊顏值差不多，為什么松島新地要便宜一些？他說他也不知道，可能是飛田新地規模更大，成本更大。

回國后，我跟常去日本的朋友聊起這兩個地方，他說我見識太少了，大阪還有三家脫衣舞劇場，這種劇場門票4000日元，進入前廳會有只穿一件浴袍的女子提供服務，加1000日元可以撫摸，加3000日元可以到附近用簾子遮擋的地方，在規定時間內享受進一步服務。

我說啥服務？他說那里有免費的眼罩、手銬、手電、放大鏡、震動器……你說能是啥服務？

他還說日本政府也搞“悄悄做可以，明面上不可以”這套，這三家劇場，每年會隨機關閉審查一家，允許另兩家開放，第二年又會開放這家，關閉其中一家，自己騙自己。

柒

當大家讀到這里時，已經兩萬字出頭，估計大家讀得都有點累了。

這篇文章我也寫了整整六天，中間需要反復核對各種信息，我也寫累了。

日本人生活的各種細節，我大致也捋出了一個框架，基本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獨特文化是怎么形成的。

以前寫日本人文化性格形成的書或論文，要么寫得太模糊了，要么寫得太啰嗦了，和大量日本人現場溝通后我馬上就明白了，其實日本人所有的一切行為，都全部源自于一個原因：

資源緊張！

日本是一個島國，這個島國的資源有限，它們家37.8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宜居的平原面積僅僅4萬平方公里，占比僅12%，包括1.6萬平方公里的關東平原、0.4萬平方公里的北海道石狩平原、0.2萬平方公里的新潟平原、0.18萬平方公里的濃尾平原、0.19萬平方公里的大阪平原。

今天日本的核心地帶是東京所處的關東平原，但歷史上日本承接的是中華文明，而中華文明得經朝鮮半島流入日本，所以日本的文明發展路線是先西南再東北，關東地區以前算是東邊邊境之地，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日本古文明中心是京都，后面才轉移到地理位置更好的東京。

而日本第二大平原，就是札幌這一塊屬于北海道，這塊在日本自古屬于蠻夷之地，極為貧苦寒冷，沒人去的，其實東京在古代都屬于東境了，再往北邊走的仙臺就已經屬于極北之境，北海道那壓根是人見人嫌的地方。

結合地形圖再看看城市分布圖，我們一眼就明白了，古代日本的文明之地，就在上圖我拿紅圈圈出來的這一塊。也就是說最養人的第一大平原和第二大平原，以前還沒有進入日本文明核心區。

那這樣算起來，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日本古代人全是山里人，基本就在山區活動了。

我現在隨機將日本地圖放大，大家可以看到，日本就是一片片平均海拔300米的山，中間夾雜著各種小平原，日本人古代就指望著這些小平原種水稻過日子了。

因為全是山，所以日本戰國時代才那么多割據一方的勢力，因為有山的地方易守難攻啊，而且他們不僅多山，還多海，動不動跨海作戰，可把人累得。

還因為全是山里人，日本才會有那么多跟森林、山區有關的神話傳說，后來日本人把這些神話傳說做成動漫，就有了《千與千尋》《幽靈公主》《火影忍者》等等。

在古代住在山里面，生活是非常非常貧苦的，有多貧苦呢，就好比中國生活在陜西商洛、安康，四川達州、巴中，廣西河池、百色那種苦。

山里可耕種的土地很少，連吃飽生存都成問題，所以日本古代才有老人過了70歲，扔山里活活餓死不管的，今村昌平拍的電影《楢山節考》，就是講的這段故事。

因為中國人其實不熟悉古代日本平民的生活，普通中國人頂天了最多知道日本戰國史，或者了解一下他們權貴的歷史，中國人是不知道日本在古代時過得有多苦的。

那他們不是靠海嗎？打漁不就解決吃飯問題了嗎？

這其實是用現代人的眼光看古代，在古代，日本人的漁船只能在近海航行，走遠一點就被大海拍碎了，漁獲很有限。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古代人急缺的是脂肪和碳水，吃這兩樣才有力氣、有飽腹感，魚是蛋白質，會越吃越餓，魚蝦腥臭還不好處理，說白了古代人還是想吃白米飯和豬肉，這兩樣才是人類重點食物。

古代日本權貴只能吃小魚干、腌蘿卜、醬菜、梅子、海苔、湯泡飯這些，而古代日本平民為了吃一口白米飯，命都不要了。

三池崇史拍過一部日本電影，叫《鬼伎回憶錄》，里面有部分片段描繪了日本山區的平民生活，片子里都有美國人了，那就是近代日本，但山區里日本人過得那個窮苦啊，住著破破爛爛陰暗潮濕的小木頭房子，吃的也就是蘿卜豆腐。

當然這是日本不好的一面，而日本好的一面，就是我開篇就講過的，他們那自然環境極干凈，空氣那種通透感，比2024年的中國還要好得多。

你想想你要活在古代日本，你每天苦哈哈地活著，累得跟牛馬一樣，吃的豬狗不如，但是一抬頭，就能看到美麗的森林和天空，你會對這片土地產生什么樣的奇特情愫？

是的，這就是日本人為什么純情起來極純情，變態起來極變態的原因。

因為自然環境有極美好的一面，所以常常無比純情，能拍出《情書》這種電影，又因為自然環境有極為惡劣的一面，為了生存下去不擇手段，為了爭奪資源殘忍狠毒，又能拍出各種淫蕩的AV和做出各種變態的事情。

日本人有很多中國人難以理解的行為，比如餓死老人（糧食少）、父女混浴（《龍貓》）、性極為開放（死亡率高提高生育）、吃生冷食物（出海）等等，這些都是日本人為了應對殘酷的地理環境，為了生存下去才這么做的。

日本大概有2600年歷史，這2600年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沒糧食、沒土地、沒工業品、沒礦產的環境下生活，資源極為緊張、生活極為貧苦。

因為資源緊張，人和人之間就必須設立規矩，所以日本人之間有極繁瑣的社交禮儀，規矩的背后，代表著人人必須遵守分配資源的邏輯，誰破壞規矩，就是打破資源分配，所以日本人不能接受別人不按規矩來。

就像我那個向導，面對一個大陸人破壞她的規矩，她感到不可思議，極為震驚。

也像每個在日本租房子的人，必須簽訂一大堆各種合同，合同就是規矩。

還有日本出租車公司，跟員工簽訂的一千多條行為制約，這也是規矩。

無論生活還是工作，規矩這么多，日本人能不謹小慎微嗎？資源少容易犯錯，犯錯就要承受懲罰，那日本人就不會跟你輕易交出真實信息，也愿意把自己隱入集體，收斂鋒芒。

所以日本人禮節多、不交心、內斂、謹慎、集體主義、性開放等，全都是他們苦逼地理環境逼出來的。

為了生存下來，只要“悄悄地干，不要在公共場所聲張”，就可以被原諒，所以日本警察才不抓站街女，他們知道別人生存不容易，睜只眼閉只眼，不要把別人逼上絕境。

如果道德上不允許，又必須發生，那就打擦邊球，“姑娘只是陪我吃個飯，至于吃飯過程干什么，那是他們自己的事。”

活下來最重要，體面是生存后面的事情。

我知道有人會反對我，說日本現在這么富裕，是世界一線發達國家，早就擺脫了貧苦了，怎么還說日本人因為物質貧困而形成這些民族習性呢？

第1， 日本歷史2600年，過了2600年苦日子，日本人過上好日子，也就1970-2020這50年，50年跟2600年比，實在太微不足道了，在2600年的生活慣性沖擊下，日本人雖然富了一段時間，但還保留著過去2600年的清苦痕跡，生活習慣并沒有改變。

第2， 日本就是到現在，本質上還是資源緊張，要知道日本的農產品、礦產資源、生活輕工業品全都是海外進口，主要人口集中在東京大阪，土地也極為緊張。如果日本被切斷國際貿易，被軍事包圍起來，以現在日本人的土地資源和人口總量，養活1.2億人口，每年需要1600萬噸糧食產量，而日本實際一年僅670萬噸糧食產量，只要一發生戰爭，日本被封鎖半年，可能就會餓死一半人口。

所以日本人一切生活習慣、文化特征，總結起來就是四個字：資源緊張。

凡是你對日本人有某些方面想不明白的共性，你想想他們資源緊張的環境，立馬就能解釋清楚了。

還是我說了一萬遍的那句話，地理決定經濟，經濟決定行為習慣，行為習慣久而久之，就成了文化。

而且日本人的好日子正在慢慢下墜，2020年以后，他們的生活質量這四年下降了大約20%，我估計還會繼續下降，直到中國擊潰他們最重要的汽車產業，使日本離開發達國家行列。

我在日本見到他們本地人時，直言不諱地說，日本人的黃金時代，是1970-2020年，這50年會是日本歷史上的最高峰。

“2020年以后，日本人整體上明顯一年不如一年，你們保持資源緊張的生活習慣是對的，因為可能以后的生活，會越來越難過，會越來越緊張。”

2024.7.20日完稿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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